第43章 大姑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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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正月十五,大姑走了。

  肝硬化。和爺爺一樣,肝上的毛病。爺爺1991年走了,六年以後大姑也走了。姑姑和爺爺,全走在肝病上。

  那天是元宵節。別人家掛燈籠、吃湯圓、放煙花,大姑家辦喪事。

  我接到電話的時候正在學校上自習。1997年的正月十五是公曆2月21號,離高考還有一百多天……第三次高考。距離出分只有4個多月。復讀班沒有放假。我坐在第一排靠窗,做一套數學模擬卷。

  隔壁班有老師跑進來跟劉老師咬耳朵。劉老師抬頭看了我一眼,放下粉筆走到我桌邊,俯下身。

  「陳信,你家裡來電話……你大姑走了。「

  我停筆。

  筆尖停在草稿紙上,劃出一個不深不淺的黑點。我看著那個黑點,腦子裡什麼也沒有。不是空白,是信息太多了,堵住了。

  我把筆放下,站起來。腿不抖,手不涼。我走出教室的時候趙遠在後面叫了我一聲,我沒回頭。

  騎到醫院的時候天已經黑了。院子裡有人,來弔喪的親戚三三兩兩地站在外面,穿著厚棉襖,呼出的白氣在夜空下聚成一團一團的霧。正月十五的月亮很圓,掛在光禿禿的楊樹梢上,冷冰冰地照著地面。

  我看見大姑躺在白床單下面。

  手在被單外面,就是那雙手。那雙去年冬天在病房裡緊緊握住我的手說「明年好好考「的手,此刻安安靜靜放在胸口,指甲還帶著碘伏的顏色。那雙拔掉我輸液管的手。那雙數了兩遍二十張十塊錢塞進我兜里的手。那雙從枕頭底下摸出兩顆中藥丸的手。靜止的,沒有脈搏。和爺爺走的時候一模一樣,說停就停了。

  正月十五的晚上,別人家裡燈全亮著……孩子們在院子裡放煙花,大人煮湯圓,電視機里播著元宵晚會。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噼里啪啦一陣響,煙花在天上炸開了,五顏六色的光打在病房的白色牆壁上,打了紅綠黃紫一層一層。鞭炮聲和笑聲從窗戶縫裡擠進來,和病房裡的幾個人縫在一起。

  大姑聽不見了。她一個字都沒留。那個「考清華北大不是那個料……但絕不是考不上的料「「明年好好考「「考上了來告訴我「……每一句話她都說過。她是先說完才開始走的。

  大姑父坐在床頭椅子上,低著頭,兩隻手擱在膝蓋上,像個被抽空的人。他沒哭,不是不傷心,是大姑生前太硬氣,大姑父怕自己哭了她會不高興。他站在那裡看著大姑,這雙手救過無數人,現在連自己的命都救不回來。

  「大姑……我考上了肯定來告訴你。「

  我低下頭。

  半年。就差半年。

  大姑沒看到我考上大學。和爺爺一樣……爺爺沒看到我考上重點高中,大姑沒看到我考上大學。我生命里最重要的兩個長輩全在「最後一步「之前走了。爺爺差了兩個月,大姑差了五個月。我後來用一輩子去追趕這些「差一點「,但永遠追不上。時間是單向的,走了的人不會再回來。

  爺爺走的時候我哭了,站在空床前喊「爺爺我回來了「,然後把鬧鐘放進桌洞裡。大姑走的時候我沒哭……不是不傷心,是哭不出來。巨大的創痛來的時候,人的本能不是釋放,是關閉。屍體已經帶走了,白床單還留著,我不知道該往哪擱。我把手伸進兜里想摸玉米,玉米多了一顆。不對……是兩顆。大姑給的藥丸,一顆早幾個月已化了,剩下一顆被玉米蹭得又黑又硬。我把兩顆東西擱在床頭柜上,沒拿回來。

  過了不知多久,母親進來了。大姑是她大姑子,但比親姐妹還親。她不說話,我也沒說話。兩個不會哭的人站在一張空床兩邊,旁邊是一片正月十五的煙花。

  大姑的喪事在她家裡辦,停了三天。

  靈柩停在堂屋正中間。白布從房樑上垂下來,把堂屋隔成兩半,一半是靈位和香火,一半是一張八仙桌。大姑家的大哥在桌上放了茶水和吃的……花生、瓜子、幾盤點心,還有兩副新撲克。

  「誰困了就去裡屋歇會兒。「大哥說,「夜裡輪流守著。「

  第一夜來了很多人。親戚、鄰居、大姑生前看過的病人,有的我認識,有的不認識。他們在靈前磕了頭、上了香,然後被大哥招呼到另一間屋裡。屋裡生著爐子,炕燒得滾燙。有人坐在炕沿上嗑瓜子,有人蹲在地上剝花生。不知道誰拆了一副撲克,幾個人圍在八仙桌邊上打起了牌。笑聲不高,但我聽見了,不是不尊重,是東北的喪事就是這樣:活人得替死人把日子過下去。

  我沒進去。我搬了個小板凳坐在靈柩旁邊,對著大姑的遺像,一動不動。

  二姐哭過了。四姐哭過了。母親還是沒哭。她們都去那個屋了。我不去,不是不困,是不敢。我怕自己一走,大姑就真的一個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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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過來問我要不要進去暖和暖和。我搖頭。大哥看了我一眼,沒再勸。

  後半夜,打牌的聲音漸漸小了。我一個人坐在靈前,看著香火一明一暗。我把桌上的另一副新撲克拆開了。

  這副撲克還沒人動過。塑料膜撕開的時候響了一下,安靜的堂屋裡聽著格外清楚。

  父親從小教我一個玩法,除夕夜,拿一副新撲克,擺十二月。黑桃代表正月,紅心二月,梅花三月,方塊四月……按月份把牌一張一張翻開,如果十二個月全開了,這一年就順順噹噹。如果哪個月沒翻開,那個月就得多留個心眼。

  父親說這是他爺爺傳下來的,東北老輩子都信這個。

  我以前過年也玩過。但從沒有全開的時候。總有那麼一兩個月,牌翻到一半就堵死了,要麼是六月,要麼是十一月,反正總有一個月不順。我也不在意……過年嘛,圖個樂子。

  但今晚不一樣。

  我把撲克倒出來,洗了三遍,然後按十二個月分成十二堆,扣在膝蓋上,靈前沒有桌子,我就盤腿坐在地上拿膝蓋當桌子。

  第一張翻開:黑桃。正月的。我愣了一下,正月已經過去了。這個月大姑還在。

  第二張翻開:紅心。二月,這個月大姑走了。

  第三張,梅花,三月。第四張,方塊,四月。第五張,五月。第六張,六月。

  我手上的動作越來越快。撲克牌在指尖翻過去,沒有一張卡住。每翻開一張,我的呼吸就輕一點,不是激動,是小心。像捧著什麼易碎的東西,怕一用力就碎了。

  第七張。七月。

  我的手停住了。七月。高考的月份。我翻過來……方片,開了。

  八月。紅心。開了。九月。梅花。開了。

  我不敢抬頭看遺像。眼淚在眼眶裡打轉,圓的,和大姑去年冬天在病房裡看我的眼睛一樣圓。我把眼淚憋回去,不是不想哭,是怕哭了就看不清牌了。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

  全開了。

  十二個月,一個不落。

  我坐在地上,手裡攥著那堆撲克牌,一動不動。堂屋外面的風把白布吹得鼓起來又落下去,香火忽明忽暗,那些火苗好像也在等我說一句什麼。但我什麼都說不出來。

  從正月到七月,整整半年的跨度,和我大姑離去到通知書的時間一樣。大姑沒等到的半年,撲克替我等到了。

  我把撲克牌一張一張收好,放回紙盒裡,壓在靈柩下面的長明燈旁邊,然後跪在地上一動不動。

  正月十五剩下來的湯圓在鍋里被沸水滾過十幾遍,沒人吃。白色的糯米坨坨冒著熱氣,甜味和鞭炮味混在夜風裡,大姑生前最喜歡糯米的,尤其是元宵,每年正月十五要端一大盆到各家分。

  二姐哭了第二回。四姐也哭了第二回。母親站在靈前,還是沒哭。

  第四天,出殯。靈柩抬出去的時候外面又落了雪。正月里的大雪,密密匝匝的。紙錢在風裡刮起來又落下去,落在新鏟的雪堆上。大姑的墳在村後山坡,爺爺那塊地旁邊。我最後往墳頭撒了一把土。土是凍的,砸在棺木上梆梆響。

  元宵的燈籠在村里還亮著。我推著自行車站在路口,回頭看那些紅燈籠,團圓,團圓,團圓。大姑和我再也團圓不了了。

  我騎上車,回學校。十二里路,我騎了不知道多少遍。今晚這條路我不看表,不是趕時間,是月亮在楊樹杈上一升一浮,像大姑的手最後一次朝我揮了一下。我把手從棉手套里抽出來,對著月亮揮了一下。

  「大姑,再見。「

  我繼續往前騎。進了復讀班教室,我把書包放在桌上,抽出數學卷子,是我大姑走前剛做了一半的那張。我拿起筆,從半截式子接著往下算,動作一如往常。後面的趙遠看著我的後背,不敢說話,一個半小時我一個字沒說。我從頭寫到尾,每一步都乾乾淨淨。

  凌晨四點鐘,我準時醒了,走出去,跨上車,往學校騎。從那天起我徹底變了,不再鎖自己在教室里,不再覺得卷子能咬人。也不再怕考不上。

  因為最壞的結果已經發生了。不是落榜,不是「不是那塊料「,是有人永遠看不到我考上的那天。最壞的事情已經發生了,我還活著。我還活著,就得考。

  之後的日子我按部就班地複習。早上四點起來,晚上十點半睡。不拼命,但也不懈怠。和以前唯一不同的是,我不再衡量每一個分數了。

  七月考完最後一科,我跟在劉老師後面走到校門口。那棵大楊樹還在,比去年綠得更深。我蹲下去,不是看螞蟻,是歇口氣。

  第三年。第三次。我用兩年生命還了這一個分數。

  劉老師站在我旁邊,扶了扶眼鏡:「陳信,你知道嗎,去年你考砸的時候,我就知道,你不是那個水平。你現在知道了不?「

  我站起來。

  「知道了。「

  出分那天,過線幾十分。我把成績單複印了四份。一份貼在大姑墳前石頭上(壓了塊磚)。一份擱進爺爺的舊鬧鐘旁邊。一份裝進信封寄給大姑父。還有一份,寄到了撫順,老姑家。


  後來老姑每年給我寄一千塊錢。大學五年,一年沒斷。

  老姑走的時候我沒去,那是2001年到2002年之間,肝病,和大姑一樣。

  那時候我正在大學實習。我被抽去參與一個國家風洞實驗室項目的圖紙繪製,吃住全在實習單位。我不是不想去,我根本沒接到父親的電話。電話打到了寢室,我不在寢室,室友接了也找不到我,等我幾天後回到寢室知道消息的時候,已經晚了。

  老姑家幾個表姐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她們沒有當面說什麼,但我感覺得到,那種沉默比罵我幾句更讓我心裡難受。我一句話都沒解釋過。不是不想解釋,是說不清,風洞實驗、實習單位、不在寢室、室友通知不到我,這些東西在「你沒來送你老姑「面前,全像藉口。

  後來老姑父去世,我已經在設計院上班很多年了。那天我請了假,坐火車趕到撫順,在老姑父靈前守了三天靈。別人打撲克,我不打。別人去裡屋歇著,我不去。我就搬個小板凳坐在靈柩旁邊,看著香火一明一暗——和十幾年前在大姑靈前一模一樣。沒人知道我在想什麼。也沒人問我。

  寄給大姑父的信上我只寫了六個字:

  「大姑,我考上了。「

  信到的那天,大姑父拿著那張成績單複印件坐在大姑的墳前一個人喝了半茶缸子酒。什麼也沒說,把成績單折起來,貼在大姑墓碑背面,用一塊石子壓著。然後站起來拍拍膝蓋上的土,回去了。

  我沒見到大姑在我走後有沒有掉一滴淚。但有什麼東西在心裡貼住了……是四樣東西的重量:玉米、藥丸、那件藍色白條紋西裝、還有大姑留在枕頭底下沒來得及給我的最後兩顆中藥丸。

  三十年後我在設計縣殯儀館的告別廳時,堅持在靈堂外面多放一排椅子。

  民政局的領導說告別廳外面不用擺椅子。

  「用的。「我說。

  「為啥?「

  「有人站在外面進不來。給他們一個坐的地方。「

  領導走了之後我一個人畫完了那排椅子的平面圖。椅背全部朝東……和大姑的墳同一個方向。晚上我把設計圖攤在自己面前,翻開手機里存著的一條簡訊——四姐2009年發的那條。

  大姑早已講不出話了。我按著一行一行畫,一直畫到窗外農曆正月十五的月亮升起來……還是圓的。

  我拿起紅筆在大廳門楣上加了一行備註:

  大姑,我考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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