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3章 帽檐刮落粉末,理事名冊指認師兄
我拿了那把最細的刻刀。
刀是按大小排的,刃朝里。
六方燈籠的頂上有一圈往外挑的沿,行里叫帽檐,也有叫傘蓋的。竹篾在這兒要彎一道最狠的弧,彎不好就崩。糊紙的時候,這一圈最難,紙得先用手指抹開,順著弧貼,漿糊要稀,稀了不透,稠了起皺。
刀尖伸進帽檐內側的夾縫,我沿著竹篾走了半圈,輕輕刮。
刮下來一點粉末,落在鋪開的白紙上。
灰白色,摻著幾粒發暗的硬塊。我用刀背碾開。
裡頭有一絲紅。
「周師父,放大鏡。」
鏡子遞過來。我壓低眼睛看。
干透的漿糊里嵌著一小角棉紙的毛邊,還沒有指甲蓋的四分之一大。紙角上那點紅,不是漆,不是硃砂,是印泥——印泥里摻了油,年頭久了會發暗,邊上會洇出一圈更淡的暈。我修過帶朱印的匾額題記,這顏色我認得。
「糊過。」我說。
我把骨架翻過來,帽檐朝上。
「紙不是自己糟的。」
竹篾內側還留著幾處紙筋,細得像蛛絲,全部朝外翻。
「從里往外撕的。」我說,「要是紙自己糟,會一片一片往下掉,落在燈肚子裡,架子上還會留一層薄薄的底。要是從外頭揭,紙筋會往裡倒。這是有人把手伸進燈籠肚子裡,抵著帽檐往外摳。摳得急,指甲都蹭在篾上了——你們看這兒,有一道白印。」
常奶奶的兩隻手又疊回膝蓋上,疊得很緊。
「它一直在我家櫃頂。」她說,「我搬過一次家,搬的時候拿報紙裹著抱在懷裡的。」
「這幾年,有人進過您屋嗎。」
她想。想得很慢,眼珠在眼皮底下動。
「前年冬天,我摔了一跤,胯骨裂,在醫院躺了半個月。鑰匙給了對門。」她說,「回來東西一樣沒少。就是櫃頂那塊灰,本來厚厚一層,回來一看,中間抹過一道。我當時還念對門的好,說人家連櫃頂都替我擦了。」
「擦了一道。」周師父說,「不是全擦。」
「就中間一道。」
一隻手伸進去,抱下來,放回去。灰就是那麼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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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那點粉末撥到一張對摺的硫酸紙里,折好,用回形針別住,寫上日期和位置:帽檐內側,第三根篾與第四根篾之間。
明的那盞,二〇〇〇年冬天沒了。暗的那盞,前年冬天沒了。
隔了二十四年,同一雙手,摸到了兩盞燈的裡頭。
「第四個檐。」我說。
顧鵬看過來。
「我在老宅找過三個檐。正屋、東廂、門樓。我搭梯子上去,一根一根椽子摸過,把檐口的封板撬開了兩塊。」我把骨架舉起來,讓燈光從下往上打,那一圈帽檐在案面上投下一道弧形的影,「我一直以為,第四個檐藏在哪一間我還沒想到的屋子上。」
「不在房子上。」
「在燈上。」
燈籠的帽檐。掛在檐下的檐。
顧鵬走到窗邊,掏出手機。
「名冊。」他說,「文化基金會理事會,本屆十六人,帶常務和列席的那份完整名單。半小時,送到城西。」
那頭說了什麼,聲音漏出來一點,語氣是為難的。
「我簽的是不任職。」顧鵬說,「不是不認字。」
他把電話掛了。
那半個鐘頭裡沒人說話。周師父給常奶奶續了一杯熱水,杯口冒的白氣一縷一縷往上走,走到燈罩邊上散掉。
常奶奶忽然開口。
「那張紙上頭,有個紅章。」
我抬頭。
「我就看了那一眼,幾十年了,別的都記不清。就記得紙的下半截有個方章,紅的,蓋歪了一點,壓著字。上頭是一排名字,豎著寫的,手寫,鋼筆。」她的手指在空氣里比劃豎排的樣子,「最上頭那個名字,我後來在報紙上見過。見過不止一回。」
「叫什麼。」
「想不起來了。」她搖頭,搖得很用力,像要把什麼甩出來,「人老了,名字最先丟。可我記得那個姓——那個姓,頭一筆是一橫。」
我和顧鵬對看了一眼。
二〇一九年那張三號碼申請表上,被塗掉的那個真名,第一筆就是一橫。
捲簾門外傳來車聲,停了,腳步聲。陳秘書在門口把一個牛皮紙文件袋遞進來,人沒進屋,隔著門檻沖屋裡點了下頭,轉身走了。
顧鵬拆袋子,抽出那疊紙,攤在案上,攤在照片和骨架中間。
十六個人,按理事排序印下來,每人一行:姓名、單位、職務。紙是雷射打的,邊上有裝訂孔。
我從頭往下看。
於憲章。
王守堂。
丁培民。
我的手指在第二行停下來。
王守堂。
三個字,宋體,五號,後頭跟著一行小字:顧氏文化基金會 理事,市古建築營造技藝研究會 顧問。
我見過這三個字。
上禮拜三夜裡,林知遠把一張一米二的紙鋪在這張長案上,畫時間軸,我一格一格往裡填。他從檔案館、圖書館、街道庫房翻回來三份複印件,摞在我手邊,一九七九年那份《城關鎮民間工藝登記》我看了不下二十遍——
燈彩·薛桂芝(師承其父薛長勝)。
這一行的上頭,還有一行。
燈彩·王守堂(師承薛長勝)。
同一個師父。
那天夜裡我把這一行跳過去了。我跟林知遠說,這張圖只畫我們家這一支,別的人不相干。
外婆教了我八年,跟我說過她爹的鑿子怎麼使,說過她十六歲上房掉下來磕斷兩顆牙,說過文化站那些孩子裡頭哪個手最笨。
她從來沒跟我提過,她有個師兄。
刀是按大小排的,刃朝里。
六方燈籠的頂上有一圈往外挑的沿,行里叫帽檐,也有叫傘蓋的。竹篾在這兒要彎一道最狠的弧,彎不好就崩。糊紙的時候,這一圈最難,紙得先用手指抹開,順著弧貼,漿糊要稀,稀了不透,稠了起皺。
刀尖伸進帽檐內側的夾縫,我沿著竹篾走了半圈,輕輕刮。
刮下來一點粉末,落在鋪開的白紙上。
灰白色,摻著幾粒發暗的硬塊。我用刀背碾開。
裡頭有一絲紅。
「周師父,放大鏡。」
鏡子遞過來。我壓低眼睛看。
干透的漿糊里嵌著一小角棉紙的毛邊,還沒有指甲蓋的四分之一大。紙角上那點紅,不是漆,不是硃砂,是印泥——印泥里摻了油,年頭久了會發暗,邊上會洇出一圈更淡的暈。我修過帶朱印的匾額題記,這顏色我認得。
「糊過。」我說。
我把骨架翻過來,帽檐朝上。
「紙不是自己糟的。」
竹篾內側還留著幾處紙筋,細得像蛛絲,全部朝外翻。
「從里往外撕的。」我說,「要是紙自己糟,會一片一片往下掉,落在燈肚子裡,架子上還會留一層薄薄的底。要是從外頭揭,紙筋會往裡倒。這是有人把手伸進燈籠肚子裡,抵著帽檐往外摳。摳得急,指甲都蹭在篾上了——你們看這兒,有一道白印。」
常奶奶的兩隻手又疊回膝蓋上,疊得很緊。
「它一直在我家櫃頂。」她說,「我搬過一次家,搬的時候拿報紙裹著抱在懷裡的。」
「這幾年,有人進過您屋嗎。」
她想。想得很慢,眼珠在眼皮底下動。
「前年冬天,我摔了一跤,胯骨裂,在醫院躺了半個月。鑰匙給了對門。」她說,「回來東西一樣沒少。就是櫃頂那塊灰,本來厚厚一層,回來一看,中間抹過一道。我當時還念對門的好,說人家連櫃頂都替我擦了。」
「擦了一道。」周師父說,「不是全擦。」
「就中間一道。」
一隻手伸進去,抱下來,放回去。灰就是那麼一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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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那點粉末撥到一張對摺的硫酸紙里,折好,用回形針別住,寫上日期和位置:帽檐內側,第三根篾與第四根篾之間。
明的那盞,二〇〇〇年冬天沒了。暗的那盞,前年冬天沒了。
隔了二十四年,同一雙手,摸到了兩盞燈的裡頭。
「第四個檐。」我說。
顧鵬看過來。
「我在老宅找過三個檐。正屋、東廂、門樓。我搭梯子上去,一根一根椽子摸過,把檐口的封板撬開了兩塊。」我把骨架舉起來,讓燈光從下往上打,那一圈帽檐在案面上投下一道弧形的影,「我一直以為,第四個檐藏在哪一間我還沒想到的屋子上。」
「不在房子上。」
「在燈上。」
燈籠的帽檐。掛在檐下的檐。
顧鵬走到窗邊,掏出手機。
「名冊。」他說,「文化基金會理事會,本屆十六人,帶常務和列席的那份完整名單。半小時,送到城西。」
那頭說了什麼,聲音漏出來一點,語氣是為難的。
「我簽的是不任職。」顧鵬說,「不是不認字。」
他把電話掛了。
那半個鐘頭裡沒人說話。周師父給常奶奶續了一杯熱水,杯口冒的白氣一縷一縷往上走,走到燈罩邊上散掉。
常奶奶忽然開口。
「那張紙上頭,有個紅章。」
我抬頭。
「我就看了那一眼,幾十年了,別的都記不清。就記得紙的下半截有個方章,紅的,蓋歪了一點,壓著字。上頭是一排名字,豎著寫的,手寫,鋼筆。」她的手指在空氣里比劃豎排的樣子,「最上頭那個名字,我後來在報紙上見過。見過不止一回。」
「叫什麼。」
「想不起來了。」她搖頭,搖得很用力,像要把什麼甩出來,「人老了,名字最先丟。可我記得那個姓——那個姓,頭一筆是一橫。」
我和顧鵬對看了一眼。
二〇一九年那張三號碼申請表上,被塗掉的那個真名,第一筆就是一橫。
捲簾門外傳來車聲,停了,腳步聲。陳秘書在門口把一個牛皮紙文件袋遞進來,人沒進屋,隔著門檻沖屋裡點了下頭,轉身走了。
顧鵬拆袋子,抽出那疊紙,攤在案上,攤在照片和骨架中間。
十六個人,按理事排序印下來,每人一行:姓名、單位、職務。紙是雷射打的,邊上有裝訂孔。
我從頭往下看。
於憲章。
王守堂。
丁培民。
我的手指在第二行停下來。
王守堂。
三個字,宋體,五號,後頭跟著一行小字:顧氏文化基金會 理事,市古建築營造技藝研究會 顧問。
我見過這三個字。
上禮拜三夜裡,林知遠把一張一米二的紙鋪在這張長案上,畫時間軸,我一格一格往裡填。他從檔案館、圖書館、街道庫房翻回來三份複印件,摞在我手邊,一九七九年那份《城關鎮民間工藝登記》我看了不下二十遍——
燈彩·薛桂芝(師承其父薛長勝)。
這一行的上頭,還有一行。
燈彩·王守堂(師承薛長勝)。
同一個師父。
那天夜裡我把這一行跳過去了。我跟林知遠說,這張圖只畫我們家這一支,別的人不相干。
外婆教了我八年,跟我說過她爹的鑿子怎麼使,說過她十六歲上房掉下來磕斷兩顆牙,說過文化站那些孩子裡頭哪個手最笨。
她從來沒跟我提過,她有個師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