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章 她被帶走，他瘋了一樣救人
捲簾門被我從裡頭推上去。
外頭站著兩個人。前頭那個三十多，穿常服，手裡拿著一個黑皮夾；後頭那個年輕些，穿制服，肩上有編號。
「證件我看一下。」我說。
穿常服的那個愣了半秒，把工作證翻開，舉到我眼前。
我看了名字，看了單位，看了照片，又看了他的臉。
「手續呢。」
他從黑皮夾里抽出一張紙。
《傳喚證》。上頭有我的名字，有我的身份證號，有案由那一欄——涉嫌合同詐騙，待查。
我把那張紙從頭看到尾，看了兩遍。
「我能問一句嗎。」
「你說。」
「是誰報的案。」
「這個現在不能告訴你。」
我點頭。
「我關一下電。」
「你——」
「這裡頭有電刨，有砂輪，有一台除濕機在跑。」我說，「我不關，明天這條巷子就沒了。」
他跟我進來了。
我把總閘推下去，把兩台機器的插頭拔下來繞好，把砂輪的護罩扣上。
檯面上有一根樟木料，是給戲台備的余料，剛開了半個面。我把它翻過來，木面朝下，紋路朝上，用一塊舊棉布蓋住。
刨子在架子上，刃朝外。我伸手把它調了個頭，刃朝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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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也要弄？」年輕那個在門口問。
「刃朝外放，人過來一帶就是一道口子。」我說。
我把工具包拎起來。
「包放下。」穿常服的說，「東西都別動。」
我的手停在半空。
工具包里有我師父給我的那把鑿子，柄是他自己纏的麻線，纏了七道。有一把角尺，是外婆的。有一支墨斗。
「這裡頭是我吃飯的傢伙。」
「我們會登記。」
我把包放回台上。
我往門口走了兩步，又回頭。
操作台的玻璃板底下壓著那張折了七道的便簽。剛才我攤數據的時候沒有把它蓋嚴，露出來一角。
我伸手過去，想把它推進去。
「哎，」穿常服的說，「跟你說了別動。」
我的手指離那張紙還有兩寸。
我把手收回來。
「那是我的東西。」
「回來再說。」
我看了一眼那張紙露出來的那個角。
然後我轉身，從捲簾門底下彎腰出去。
——
車上沒人說話。
我坐在後排，看窗外。天已經黑透了，路燈一盞一盞往後走。經過城西戲台的時候，我看見檐角那八盞燈是亮的。
紅的。八個點，在樹影子裡頭。
車拐彎的時候，那八個點從窗子的這一頭滑到那一頭，然後沒了。
——
問話的屋子在三樓。
白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在對面，一把在這頭。桌上有一個紙杯，杯底有半口水，不知道是誰的。
牆角有個攝像頭，紅燈亮著。
穿常服的姓周。他坐下來，把一沓材料攤開。
「薛勝男，二〇〇一年生。」
「是。」
「名下有個體工商戶，字號叫……」他低頭看，「薛勝男古建修復工作室。」
「是。」
「今年七月二十一號，你這個戶上收到一筆款，四十六萬八千。」
「十一點五十六分。」我說。
他抬眼。
「你記得很清楚。」
「我一點二十去銀行查的流水，打了十張回單。九張在我兜里，一張在文保所。」我說，「你們要的話，現在就能給。」
他沒接這句。
「這筆錢的依據，是一份補充協議。」他從材料里抽出一頁複印件，推過來，「乙方是你。」
「這個字不是我寫的。」
「你先看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我把那頁紙轉了個方向，用手指點在「勝」字上，「這一豎，往右偏。」
「什麼？」
「我寫'勝'字，最後這一豎往左偏。」我說，「我左手按紙，右手常年攥鑿子，虎口是死的，轉不動。收筆的時候我手腕往回帶，豎就往左倒。這不是我想不想的問題，是二十年的手，改不過來。」
周警官看著我。
「你給我一張紙。」我說，「一支筆。」
他從旁邊推過來一張空白紙和一支原子筆。
我把紙擺正，寫了一遍我的名字。
寫完，我又寫了一遍。
一共十遍。
寫到第七遍的時候，我的手開始抖。不是因為怕。是因為從中午到現在，我一口水沒喝，一口飯沒吃，手指頭在發涼。
我把最後三個寫得很慢。
寫完，我把紙轉過去，推到他面前。
「十個'勝'字，十條豎，全往左。」我說，「那張協議上那一條往右。你們隨便找個人看，看得出來。你們不信我，就送檢。」
周警官把那張紙拿起來，對著燈看了一會兒。
他沒說話，把紙放進材料袋。
——
後頭的問題跟這些沒關係了。
「你跟顧鵬是什麼關係。」
「我丈夫。」
「什麼時候結的。」
「三個多月前。」
「領證的時候，你知不知道他是顧氏地產的股東。」
「知道。」
「你這個項目的甲方，是顧氏在城西的項目部。」
「是。」
「你覺得這裡頭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我不會去投標。」我說，「這個邀標函的經辦人是顧慧蘭，不是顧鵬。顧鵬當時反對我接。」
「他反對什麼。」
我想了一下。
我想起那天他站在書房那一堆遺物旁邊，說的那句話。
「他說，這不是給我活兒，這是給我一根繩子，讓我自己套上。」
周警官在本子上記了兩行。
「你一個月掙多少錢。」
「沒有月。」我說，「我按活兒算。」
「那這個活兒呢。」
「戲台那個，街道文保試點專項，我的工錢一天兩百六。做了七十一天。」我說，「扣掉料錢和給工人的日結，落到我手裡兩萬六千五百三十。發票和帳目我在直播里逐條念過，網上還掛著。」
他把筆停了。
「兩百六。」
「兩百六。」
「那你覺得，」他說，「一百五十六萬，值不值你這雙手。」
我抬頭看他。
屋子裡的燈是那種老式的白光燈管，其中一根接觸不良，每隔十幾秒閃一下。
我說：「我一年做四百天的活兒都做不出一百五十六萬。這個數字不是給我的價錢，是給我脖子上套的圈。誰定的這個數，誰就知道我值多少——他知道我不值，所以他敢寫。」
周警官沒接話。
那根燈管又閃了一下。
——
十一個小時。
中間他們換了一次人，給我拿了一瓶水和一個麵包。我把水喝了，麵包放在桌上沒動。
後來又問了一遍，從頭問。
我把同樣的話說了第二遍。說到第三遍的時候，我發現我說的順序、用的詞、時間點，一個字都沒變。
因為那些都是真的。真的東西不用記。
凌晨三點四十，他們讓我在筆錄上按手印。
我一頁一頁看過去，看到第四頁有一處記漏了——他們把「上禮拜三下午兩點三十七分在區文旅局簽收」記成了「兩點三十分左右」。
我指給他們看。
「七分鐘的事。」年輕那個說。
「那七分鐘能證明我在四公里外的另一棟樓里。」我說，「改過來。」
他們改了。
我按了手印。
——
出來的時候是凌晨四點一刻。
天還沒亮，東邊有一點點灰。
台階下頭蹲著一個人。
灰藍的褂子，肩膀往前塌，手裡捏著一桿旱菸。煙沒點，就那麼捏著。
我站在台階上沒動。
周秉文抬起頭。
他看了我一眼，把煙別回腰上，撐著膝蓋站起來。他今年六十九了，站起來的時候腿打了一下顫。
「你師娘熬的。」他從腳邊拎起一個鋁飯盒，「還熱。」
我接過來。
飯盒是熱的。燙手。
我把手指扣在飯盒邊上，扣緊了。
「你從幾點在這兒的。」
「沒幾點。」
我看著他。
「十點半。」他說，「你別管我。」
「外頭冷。」
「我在戲台上蹲了四十年冷板凳。」他說，「這算什麼。」
我把飯盒抱在懷裡。
「師父，」我說，「帳封了。」
「嗯。」
「工作室貼了條。街道那筆專項款也停了。」
「嗯。」
「文物初核那三樣補充材料，第二樣要資質單位蓋章，人家排到下禮拜。期限剩四天。」
「嗯。」
他從口袋裡摸出打火機，點了那杆煙，抽了一口，把煙從鼻子裡放出來。
「勝男。」
「哎。」
「你昨天在裡頭，說了幾遍實話。」
「三遍。」
「三遍都一樣嗎。」
「一樣。」
他點點頭。
「那就沒事。」他說，「一根梁，你敲一百下，音是一樣的，它就是好的。音一下一個樣，那才是空的。」
我低頭看著懷裡的飯盒。
霧氣從蓋子縫裡冒出來，往我下巴上撲。
——
「顧家那小子，」周秉文說，「中午來過一趟。」
我抬起頭。
「來這兒？」
「來這兒。」他往門口那邊抬了抬下巴，「十二點多到的，在門口站著。他要往裡遞東西，人家不收；他說他是家屬，人家問他工作證，他拿不出來。」
「他有身份證。」
「身份證跟這個不是一回事。」周秉文說，「他現在在顧家什麼都不是了，你知道吧。沒職務，沒辦公室，連門禁卡都交了。他在門口站了一個鐘頭，後來來了個穿灰西裝的老頭兒，跟他說了兩句話，把他勸走了。」
我的手在飯盒上收緊了一下。
「勸走了？」
「我看著他上的車。」周秉文吸了一口煙，「他上車之前回頭看了這樓一眼。」
我沒說話。
「他看的是三樓。」周秉文說，「三樓那排窗戶，中間那一扇。」
我在的那間，就在三樓中間。
——
我把飯盒放在台階上，掏手機。
手機在他們那兒關了一晚上，剛還給我，開機要一會兒。
屏幕亮起來的時候，先是一串震動。
一串接一串，震得我手心發麻。
未接來電：二十六個。
全是同一個號。
最早一個是昨天下午四點五十一分，最晚一個是四十分鐘前。
底下還有一條消息，八分鐘前發的。
只有八個字。
「盒子開了。你到哪兒了。」
外頭站著兩個人。前頭那個三十多，穿常服，手裡拿著一個黑皮夾；後頭那個年輕些，穿制服，肩上有編號。
「證件我看一下。」我說。
穿常服的那個愣了半秒，把工作證翻開，舉到我眼前。
我看了名字，看了單位，看了照片，又看了他的臉。
「手續呢。」
他從黑皮夾里抽出一張紙。
《傳喚證》。上頭有我的名字，有我的身份證號，有案由那一欄——涉嫌合同詐騙，待查。
我把那張紙從頭看到尾，看了兩遍。
「我能問一句嗎。」
「你說。」
「是誰報的案。」
「這個現在不能告訴你。」
我點頭。
「我關一下電。」
「你——」
「這裡頭有電刨，有砂輪，有一台除濕機在跑。」我說，「我不關，明天這條巷子就沒了。」
他跟我進來了。
我把總閘推下去，把兩台機器的插頭拔下來繞好，把砂輪的護罩扣上。
檯面上有一根樟木料，是給戲台備的余料，剛開了半個面。我把它翻過來，木面朝下，紋路朝上，用一塊舊棉布蓋住。
刨子在架子上，刃朝外。我伸手把它調了個頭，刃朝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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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也要弄？」年輕那個在門口問。
「刃朝外放，人過來一帶就是一道口子。」我說。
我把工具包拎起來。
「包放下。」穿常服的說，「東西都別動。」
我的手停在半空。
工具包里有我師父給我的那把鑿子，柄是他自己纏的麻線，纏了七道。有一把角尺，是外婆的。有一支墨斗。
「這裡頭是我吃飯的傢伙。」
「我們會登記。」
我把包放回台上。
我往門口走了兩步，又回頭。
操作台的玻璃板底下壓著那張折了七道的便簽。剛才我攤數據的時候沒有把它蓋嚴，露出來一角。
我伸手過去，想把它推進去。
「哎，」穿常服的說，「跟你說了別動。」
我的手指離那張紙還有兩寸。
我把手收回來。
「那是我的東西。」
「回來再說。」
我看了一眼那張紙露出來的那個角。
然後我轉身，從捲簾門底下彎腰出去。
——
車上沒人說話。
我坐在後排，看窗外。天已經黑透了，路燈一盞一盞往後走。經過城西戲台的時候，我看見檐角那八盞燈是亮的。
紅的。八個點，在樹影子裡頭。
車拐彎的時候，那八個點從窗子的這一頭滑到那一頭，然後沒了。
——
問話的屋子在三樓。
白牆，一張桌子，兩把椅子在對面，一把在這頭。桌上有一個紙杯，杯底有半口水，不知道是誰的。
牆角有個攝像頭，紅燈亮著。
穿常服的姓周。他坐下來，把一沓材料攤開。
「薛勝男，二〇〇一年生。」
「是。」
「名下有個體工商戶，字號叫……」他低頭看，「薛勝男古建修復工作室。」
「是。」
「今年七月二十一號，你這個戶上收到一筆款，四十六萬八千。」
「十一點五十六分。」我說。
他抬眼。
「你記得很清楚。」
「我一點二十去銀行查的流水，打了十張回單。九張在我兜里，一張在文保所。」我說，「你們要的話，現在就能給。」
他沒接這句。
「這筆錢的依據，是一份補充協議。」他從材料里抽出一頁複印件，推過來，「乙方是你。」
「這個字不是我寫的。」
「你先看清楚。」
「我看得很清楚。」我把那頁紙轉了個方向，用手指點在「勝」字上，「這一豎，往右偏。」
「什麼？」
「我寫'勝'字，最後這一豎往左偏。」我說，「我左手按紙，右手常年攥鑿子，虎口是死的，轉不動。收筆的時候我手腕往回帶，豎就往左倒。這不是我想不想的問題，是二十年的手，改不過來。」
周警官看著我。
「你給我一張紙。」我說，「一支筆。」
他從旁邊推過來一張空白紙和一支原子筆。
我把紙擺正，寫了一遍我的名字。
寫完，我又寫了一遍。
一共十遍。
寫到第七遍的時候，我的手開始抖。不是因為怕。是因為從中午到現在，我一口水沒喝，一口飯沒吃，手指頭在發涼。
我把最後三個寫得很慢。
寫完，我把紙轉過去，推到他面前。
「十個'勝'字，十條豎，全往左。」我說，「那張協議上那一條往右。你們隨便找個人看，看得出來。你們不信我，就送檢。」
周警官把那張紙拿起來，對著燈看了一會兒。
他沒說話，把紙放進材料袋。
——
後頭的問題跟這些沒關係了。
「你跟顧鵬是什麼關係。」
「我丈夫。」
「什麼時候結的。」
「三個多月前。」
「領證的時候，你知不知道他是顧氏地產的股東。」
「知道。」
「你這個項目的甲方，是顧氏在城西的項目部。」
「是。」
「你覺得這裡頭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話，我不會去投標。」我說，「這個邀標函的經辦人是顧慧蘭，不是顧鵬。顧鵬當時反對我接。」
「他反對什麼。」
我想了一下。
我想起那天他站在書房那一堆遺物旁邊，說的那句話。
「他說，這不是給我活兒，這是給我一根繩子，讓我自己套上。」
周警官在本子上記了兩行。
「你一個月掙多少錢。」
「沒有月。」我說，「我按活兒算。」
「那這個活兒呢。」
「戲台那個，街道文保試點專項，我的工錢一天兩百六。做了七十一天。」我說，「扣掉料錢和給工人的日結，落到我手裡兩萬六千五百三十。發票和帳目我在直播里逐條念過，網上還掛著。」
他把筆停了。
「兩百六。」
「兩百六。」
「那你覺得，」他說，「一百五十六萬，值不值你這雙手。」
我抬頭看他。
屋子裡的燈是那種老式的白光燈管，其中一根接觸不良，每隔十幾秒閃一下。
我說：「我一年做四百天的活兒都做不出一百五十六萬。這個數字不是給我的價錢，是給我脖子上套的圈。誰定的這個數，誰就知道我值多少——他知道我不值，所以他敢寫。」
周警官沒接話。
那根燈管又閃了一下。
——
十一個小時。
中間他們換了一次人，給我拿了一瓶水和一個麵包。我把水喝了，麵包放在桌上沒動。
後來又問了一遍，從頭問。
我把同樣的話說了第二遍。說到第三遍的時候，我發現我說的順序、用的詞、時間點，一個字都沒變。
因為那些都是真的。真的東西不用記。
凌晨三點四十，他們讓我在筆錄上按手印。
我一頁一頁看過去，看到第四頁有一處記漏了——他們把「上禮拜三下午兩點三十七分在區文旅局簽收」記成了「兩點三十分左右」。
我指給他們看。
「七分鐘的事。」年輕那個說。
「那七分鐘能證明我在四公里外的另一棟樓里。」我說，「改過來。」
他們改了。
我按了手印。
——
出來的時候是凌晨四點一刻。
天還沒亮，東邊有一點點灰。
台階下頭蹲著一個人。
灰藍的褂子，肩膀往前塌，手裡捏著一桿旱菸。煙沒點，就那麼捏著。
我站在台階上沒動。
周秉文抬起頭。
他看了我一眼，把煙別回腰上，撐著膝蓋站起來。他今年六十九了，站起來的時候腿打了一下顫。
「你師娘熬的。」他從腳邊拎起一個鋁飯盒，「還熱。」
我接過來。
飯盒是熱的。燙手。
我把手指扣在飯盒邊上，扣緊了。
「你從幾點在這兒的。」
「沒幾點。」
我看著他。
「十點半。」他說，「你別管我。」
「外頭冷。」
「我在戲台上蹲了四十年冷板凳。」他說，「這算什麼。」
我把飯盒抱在懷裡。
「師父，」我說，「帳封了。」
「嗯。」
「工作室貼了條。街道那筆專項款也停了。」
「嗯。」
「文物初核那三樣補充材料，第二樣要資質單位蓋章，人家排到下禮拜。期限剩四天。」
「嗯。」
他從口袋裡摸出打火機，點了那杆煙，抽了一口，把煙從鼻子裡放出來。
「勝男。」
「哎。」
「你昨天在裡頭，說了幾遍實話。」
「三遍。」
「三遍都一樣嗎。」
「一樣。」
他點點頭。
「那就沒事。」他說，「一根梁，你敲一百下，音是一樣的，它就是好的。音一下一個樣，那才是空的。」
我低頭看著懷裡的飯盒。
霧氣從蓋子縫裡冒出來，往我下巴上撲。
——
「顧家那小子，」周秉文說，「中午來過一趟。」
我抬起頭。
「來這兒？」
「來這兒。」他往門口那邊抬了抬下巴，「十二點多到的，在門口站著。他要往裡遞東西，人家不收；他說他是家屬，人家問他工作證，他拿不出來。」
「他有身份證。」
「身份證跟這個不是一回事。」周秉文說，「他現在在顧家什麼都不是了，你知道吧。沒職務，沒辦公室，連門禁卡都交了。他在門口站了一個鐘頭，後來來了個穿灰西裝的老頭兒，跟他說了兩句話，把他勸走了。」
我的手在飯盒上收緊了一下。
「勸走了？」
「我看著他上的車。」周秉文吸了一口煙，「他上車之前回頭看了這樓一眼。」
我沒說話。
「他看的是三樓。」周秉文說，「三樓那排窗戶，中間那一扇。」
我在的那間，就在三樓中間。
——
我把飯盒放在台階上，掏手機。
手機在他們那兒關了一晚上，剛還給我，開機要一會兒。
屏幕亮起來的時候，先是一串震動。
一串接一串，震得我手心發麻。
未接來電：二十六個。
全是同一個號。
最早一個是昨天下午四點五十一分，最晚一個是四十分鐘前。
底下還有一條消息，八分鐘前發的。
只有八個字。
「盒子開了。你到哪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