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一紙契約,他成了她的陌生房客
天亮她才把那盞燈吹滅。
一夜沒怎麼睡。合同壓在相框底下,外婆的鉛筆字硌著眼。她把燈籠里的蠟燭換過新的,火苗站得穩,可人睡不著。
顧鵬來得早。還是昨兒那身西裝,袖口照舊卷著。他手裡提了個塑膠袋,裡頭倆包子,遞她一個。
「先墊墊。」他說,「民政局九點開門。」
她接過,包子還燙。他連自己那份都沒拆,先蹲下去把供桌底下那摞舊報紙理了理,像來過千百回。
「你常來?」她問。
她咬了口包子。皮厚,餡少,巷口老攤的味。外婆活著時也買這家。
兩人沒再多說。騎車到街口,他開的車停在那兒——昨兒那輛,黑得不起眼。她坐副駕,合同揣懷裡。
民政局在三樓。取號,填表,拍照。
閃光燈亮那下,她頭先偏了,往旁邊讓了半寸。攝影師喊「靠近點」,顧鵬沒動,只把手臂往後收了收,給她留了空。
紅底照里,她繃著臉,他也是。像兩張證件照,不像夫妻。
窗口遞來兩本紅冊子。鋼印咔噠一聲,蓋實了。
她翻到自己那本,名字並排印著:薛勝男、顧鵬。
「三年。」顧鵬在台階上說。風把他的話吹淡了半句,「各取所需。日子到了,證還你,房子歸你。」
各取所需。
她早料到他會這麼說。可真聽進耳朵,還是澀。像咬到包子裡那顆沒化開的鹽。
「你呢,」她問,「你取什麼?」
他看她一眼,沒答。把紅冊子塞進她帆布包,塞得很深,像怕掉。
回老宅,他沒立刻走。搬了張凳,把外婆的相框從供桌搬下來,拿袖口擦了灰,又端端正正擺回去。相框後的告知書露出一角,他看見了,沒抽,只把角按回去。
「這房子,」他說,「掛你名,今天就能辦。」
「他們真動不了?」
「動不了。」他頓了頓,「但我不能天天守這兒。你一個人,別硬扛。」
別硬扛。
外婆也說過這話。外婆說的時候,她頂回去: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來。
可此刻顧鵬說著,手裡還扶著外婆的相框,指節蹭過木框邊那道磕痕——是她小時候摔的,外婆拿膩子補過。
她忽然有點站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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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上他是買方似的角色,話也說得冷,可他記得薛姨扎的燈籠,記得這屋子堆過篾條,記得把相框擺正,記得她倔。
「顧鵬。」
「嗯。」
「三年裡,」她說,「你要是反悔,提前說。」
他看著她,嘴角那道很淺的動又來了。「你也是。」
風穿過巷子,檐角空了的燈籠骨架輕輕碰了下牆。
紅本在她包里,硌著肋骨。
她想,這大概就是外婆說的,退路。
可退路這東西,走上去,腳底也會發軟。
昨兒辦完證,他說老宅那片催債的還盯著,讓我先搬去他那兒住。我張嘴想頂回去「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來」,帆布包已經被他拎上了車。
顧鵬的公寓在江邊,樓很高。電梯裡的數字往上跳,跳到二十九,耳朵悶了一下,像被人捂住了嘴。
門一開,滿屋的白。白牆,白沙發,連茶几都是塊磨得發亮的白石頭。乾淨得像醫院,又像樣板間——沒人真住進去過的那種。
我拎著帆布包站在玄關,沒敢往裡邁。包里是鑿子、刨子、幾把祖傳的老傢伙什,壓在兩身換洗衣裳底下。跟這屋子擺一塊兒,我像拎著一筐濕泥,闖進了瓷器鋪。
「客房在左邊。」他把鑰匙擱在鞋柜上,「東西隨便放。」
隨便放。我環了一圈,愣是沒找出一處能「隨便」的地方。末了把帆布包塞進客房床底,鑿子隔著布硌著地板,咚一聲,在這屋裡響得刺耳。
他沒聽見似的,進了另一頭的屋,門虛掩著。
晚飯是叫的外賣,兩份,擺在那張白石頭茶几上。他吃得快,幾口扒完,撂下句「我還有事」,又鑽回那屋,碗筷留給我收。
廚房抽屜里居然有條圍裙,嶄新的,標籤沒剪。我剪標籤的時候想,誰給一個不做飯的人備圍裙。剪完繫上,圍裙下擺壓過白得發冷的台面,我心裡那點侷促,倒鬆了半分——這屋子再白,我也能在裡頭占塊地方站著。
夜裡睡不著。這床太軟,人陷進去,腳不沾地,像浮在水上。我披衣起來倒水,路過他那扇虛掩的門。
燈還亮著。縫裡漏出一線光,鋪在地板上,細細一道。
我本該走開。手卻先推了門。
不是臥室,是書房。他伏在桌上睡著了,筆記本電腦的光打在臉上,眼下那圈淡青更深。桌角立著個相框,背對著門。
我繞過去看。
照片裡是個女人,三十上下,站在一處老宅的檐下,穿件半舊的藍布衫,笑得眉眼彎彎。她身後那檐角——掛著盞鐵絲彎的燈籠。
跟外婆家那盞,一個樣。
顧鵬在桌上動了動。我把相框輕輕擱回原位,退出門,後背抵著走廊的牆站了會兒。
那女人是誰。為什麼站在掛著外婆同款燈籠的檐下。
我回床上躺著,睜眼到天亮。這屋子白得像誰捂了一層又一層的心事,看不到底。
天沒亮透我就出了門。顧鵬還在書房,門縫底下那道光滅了,人該是睡沉了。我沒叫他。
城西那處戲台在老菜市場後頭,藏在一片待拆的矮房裡。紅漆柱子掉了大半,藻井塌了一角,露出裡頭交錯的斗拱,像老人張著沒牙的嘴。
師父周秉文蹲在台基上抽旱菸,見我來,煙鍋在鞋底磕了磕。
「來了。」他往上抬了抬下巴,「明兒拆遷隊就進場。今兒你要是能把這藻井的樣勾出來,我拿去跟街道磨,興許能緩幾天。」
明兒就拆。
我仰頭看那藻井。一層一層的木構,榫卯咬著,幾百年沒散架。塌的那角不是朽,是被人硬撬過——撬的人不懂行,不順著紋路來,一撅,好木頭也成了廢柴。
「誰撬的?」
「開發商探路的。」師父吐了口煙,「探探這台子值不值錢。值錢,連夜拉走賣了;不值錢,一推了事。」
我伸手摸那斗拱的接口。木頭涼,紋路里嵌著幾百年的香灰和塵。指腹蹭過一處舊補痕,是前人修過的,手法老實,沒偷工。
外婆說過,修老東西跟做人一樣,看不見的地方最見良心。
「師父,樣我勾。」我把外套脫了搭在柱子上,「藻井那角,我連夜補回去。」
師父的煙鍋頓在半空。「補?就你一個?一晚上?」他搖頭,「丫頭,勾個圖紙也就罷了,動手補,料呢,人呢——」
「料我帶了。」我從帆布包里抽出鑿子,指腹試了試刃,「人也夠。」
「就你一個還夠?」
「兩個人。」
師父愣了:誰?
我沒答。因為那一刻,戲台外頭的巷子裡,一輛黑得不起眼的車,正緩緩拐了進來。
一夜沒怎麼睡。合同壓在相框底下,外婆的鉛筆字硌著眼。她把燈籠里的蠟燭換過新的,火苗站得穩,可人睡不著。
顧鵬來得早。還是昨兒那身西裝,袖口照舊卷著。他手裡提了個塑膠袋,裡頭倆包子,遞她一個。
「先墊墊。」他說,「民政局九點開門。」
她接過,包子還燙。他連自己那份都沒拆,先蹲下去把供桌底下那摞舊報紙理了理,像來過千百回。
「你常來?」她問。
她咬了口包子。皮厚,餡少,巷口老攤的味。外婆活著時也買這家。
兩人沒再多說。騎車到街口,他開的車停在那兒——昨兒那輛,黑得不起眼。她坐副駕,合同揣懷裡。
民政局在三樓。取號,填表,拍照。
閃光燈亮那下,她頭先偏了,往旁邊讓了半寸。攝影師喊「靠近點」,顧鵬沒動,只把手臂往後收了收,給她留了空。
紅底照里,她繃著臉,他也是。像兩張證件照,不像夫妻。
窗口遞來兩本紅冊子。鋼印咔噠一聲,蓋實了。
她翻到自己那本,名字並排印著:薛勝男、顧鵬。
「三年。」顧鵬在台階上說。風把他的話吹淡了半句,「各取所需。日子到了,證還你,房子歸你。」
各取所需。
她早料到他會這麼說。可真聽進耳朵,還是澀。像咬到包子裡那顆沒化開的鹽。
「你呢,」她問,「你取什麼?」
他看她一眼,沒答。把紅冊子塞進她帆布包,塞得很深,像怕掉。
回老宅,他沒立刻走。搬了張凳,把外婆的相框從供桌搬下來,拿袖口擦了灰,又端端正正擺回去。相框後的告知書露出一角,他看見了,沒抽,只把角按回去。
「這房子,」他說,「掛你名,今天就能辦。」
「他們真動不了?」
「動不了。」他頓了頓,「但我不能天天守這兒。你一個人,別硬扛。」
別硬扛。
外婆也說過這話。外婆說的時候,她頂回去: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來。
可此刻顧鵬說著,手裡還扶著外婆的相框,指節蹭過木框邊那道磕痕——是她小時候摔的,外婆拿膩子補過。
她忽然有點站不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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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上他是買方似的角色,話也說得冷,可他記得薛姨扎的燈籠,記得這屋子堆過篾條,記得把相框擺正,記得她倔。
「顧鵬。」
「嗯。」
「三年裡,」她說,「你要是反悔,提前說。」
他看著她,嘴角那道很淺的動又來了。「你也是。」
風穿過巷子,檐角空了的燈籠骨架輕輕碰了下牆。
紅本在她包里,硌著肋骨。
她想,這大概就是外婆說的,退路。
可退路這東西,走上去,腳底也會發軟。
昨兒辦完證,他說老宅那片催債的還盯著,讓我先搬去他那兒住。我張嘴想頂回去「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來」,帆布包已經被他拎上了車。
顧鵬的公寓在江邊,樓很高。電梯裡的數字往上跳,跳到二十九,耳朵悶了一下,像被人捂住了嘴。
門一開,滿屋的白。白牆,白沙發,連茶几都是塊磨得發亮的白石頭。乾淨得像醫院,又像樣板間——沒人真住進去過的那種。
我拎著帆布包站在玄關,沒敢往裡邁。包里是鑿子、刨子、幾把祖傳的老傢伙什,壓在兩身換洗衣裳底下。跟這屋子擺一塊兒,我像拎著一筐濕泥,闖進了瓷器鋪。
「客房在左邊。」他把鑰匙擱在鞋柜上,「東西隨便放。」
隨便放。我環了一圈,愣是沒找出一處能「隨便」的地方。末了把帆布包塞進客房床底,鑿子隔著布硌著地板,咚一聲,在這屋裡響得刺耳。
他沒聽見似的,進了另一頭的屋,門虛掩著。
晚飯是叫的外賣,兩份,擺在那張白石頭茶几上。他吃得快,幾口扒完,撂下句「我還有事」,又鑽回那屋,碗筷留給我收。
廚房抽屜里居然有條圍裙,嶄新的,標籤沒剪。我剪標籤的時候想,誰給一個不做飯的人備圍裙。剪完繫上,圍裙下擺壓過白得發冷的台面,我心裡那點侷促,倒鬆了半分——這屋子再白,我也能在裡頭占塊地方站著。
夜裡睡不著。這床太軟,人陷進去,腳不沾地,像浮在水上。我披衣起來倒水,路過他那扇虛掩的門。
燈還亮著。縫裡漏出一線光,鋪在地板上,細細一道。
我本該走開。手卻先推了門。
不是臥室,是書房。他伏在桌上睡著了,筆記本電腦的光打在臉上,眼下那圈淡青更深。桌角立著個相框,背對著門。
我繞過去看。
照片裡是個女人,三十上下,站在一處老宅的檐下,穿件半舊的藍布衫,笑得眉眼彎彎。她身後那檐角——掛著盞鐵絲彎的燈籠。
跟外婆家那盞,一個樣。
顧鵬在桌上動了動。我把相框輕輕擱回原位,退出門,後背抵著走廊的牆站了會兒。
那女人是誰。為什麼站在掛著外婆同款燈籠的檐下。
我回床上躺著,睜眼到天亮。這屋子白得像誰捂了一層又一層的心事,看不到底。
天沒亮透我就出了門。顧鵬還在書房,門縫底下那道光滅了,人該是睡沉了。我沒叫他。
城西那處戲台在老菜市場後頭,藏在一片待拆的矮房裡。紅漆柱子掉了大半,藻井塌了一角,露出裡頭交錯的斗拱,像老人張著沒牙的嘴。
師父周秉文蹲在台基上抽旱菸,見我來,煙鍋在鞋底磕了磕。
「來了。」他往上抬了抬下巴,「明兒拆遷隊就進場。今兒你要是能把這藻井的樣勾出來,我拿去跟街道磨,興許能緩幾天。」
明兒就拆。
我仰頭看那藻井。一層一層的木構,榫卯咬著,幾百年沒散架。塌的那角不是朽,是被人硬撬過——撬的人不懂行,不順著紋路來,一撅,好木頭也成了廢柴。
「誰撬的?」
「開發商探路的。」師父吐了口煙,「探探這台子值不值錢。值錢,連夜拉走賣了;不值錢,一推了事。」
我伸手摸那斗拱的接口。木頭涼,紋路里嵌著幾百年的香灰和塵。指腹蹭過一處舊補痕,是前人修過的,手法老實,沒偷工。
外婆說過,修老東西跟做人一樣,看不見的地方最見良心。
「師父,樣我勾。」我把外套脫了搭在柱子上,「藻井那角,我連夜補回去。」
師父的煙鍋頓在半空。「補?就你一個?一晚上?」他搖頭,「丫頭,勾個圖紙也就罷了,動手補,料呢,人呢——」
「料我帶了。」我從帆布包里抽出鑿子,指腹試了試刃,「人也夠。」
「就你一個還夠?」
「兩個人。」
師父愣了:誰?
我沒答。因為那一刻,戲台外頭的巷子裡,一輛黑得不起眼的車,正緩緩拐了進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