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六章，驚蟄
張永離京之後，司禮監的掌印便由秉筆太監谷大用暫時代理。谷大用也是東宮舊人，「八虎」之一。他和張永不同——張永雖然算不上清官，但至少辦事有分寸，知道什麼事能做、什麼事不能做，和內閣打交道的時候也懂得留有餘地。谷大用卻完全是另一副做派。
他代理掌印不過半個月，內閣便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先是戶部有一筆關於邊鎮糧餉的奏章，按例由司禮監批紅髮回，結果谷大用壓了五天不給批，最後還是楊廷和親自讓中書舍人去司禮監值房催了兩次，才把批紅的奏章拿回來。接著又出了幾樁小事——幾個御用監的採買太監在通州碼頭上和戶部的稅吏起了衝突，谷大用不但不約束手下，反而直接越過內閣，讓東廠的人把那個稅吏抓去問了兩天話，問得人家魂飛魄散才放出來。最離譜的是，谷大用還把手伸到了人事任命上。有幾個錦衣衛的缺出來，按例應當由兵部擬名單、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他卻直接擬了一份名單送到內閣，說這是萬歲爺的意思，讓他們照辦。楊廷和讓人去豹房問了一趟，正德皇帝正忙著看新進的一批河曲馬，壓根不知道這回事。
內閣的閣老們在文淵閣里碰頭的時候，說起谷大用，都是一臉苦笑。楊廷和倒是沉得住氣，只是說了一句「且忍他幾日，等張永回來便好了」。梁儲卻在旁邊補了一句：「張永是個山賊，谷大用是個流寇。山賊怎麼著也還是比流寇好的。」
這話一說，幾個閣老都苦笑了起來。他們都明白這話的意思。谷大用肯定知道自己只是暫時代理，這份權力落在他手裡是有期限的，說不定哪天張永的船就到了通州碼頭，他的代理掌印就當到頭了。
正因為如此，他才急著在這有限的時間裡把權力變現——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多撈一點是一點，多搶一把是一把，至於朝政運轉順不順暢、內閣煩不煩，那關他什麼事？所以大家這個時候也只能忍一忍，等張永回來了。
與此同時，松江府的市面上，一些不大不小的動靜正在悄然發生。
從三月初開始，便有一個掛著「永昌號」招牌的商號在松江府一帶大量收購棉花。這商號據說是南京過來的，主事的是個操北地口音的中年人，做事一板一眼，從不賒欠，每一筆買賣都立契畫押，當場結清現銀。他對棉花的質量極為挑剔，每一包都要拆開來用手捻過，潮了的不收，發黃的不收，纖維太短的不收，但凡有一點瑕疵，當場便退了回去。便是價格，也是錙銖必較，每擔多少銀子都要跟牙行磨上半天。起初那些棉商還嫌他麻煩，但做了幾筆之後，大家便都搶著要把棉花賣給他——因為他要的量實在是太大了。別的商號買棉花，一次不過幾十包、幾百包，永昌號一開口便是幾千包。更難得的是，他手裡有現銀。這年頭做買賣，賒欠是常事，能當場付清現銀的買家，便是挑剔些，大家也願意忍。
於是松江府的棉花便一船一船地往永昌號的貨棧里運。到了三月中旬，市面上原棉的價格已經被抬起了將近一成。幾個做棉布生意的大商戶開始有些不安，派人去打聽永昌號的來路，卻只打聽到東家姓張，旁的一概不知。至於永昌號買這麼多棉花幹什麼——既然不知底細，大家便也只當是個財大氣粗的北地豪商，看中了松江的棉花好，要囤貨。這種事情雖然少見，但也不是沒有過。
然而到了三月底，永昌號忽然停止了收購。接著，運送棉花的船隊便一船一船地往松江城外的一座皇莊方向去了。那座皇莊原本是官田，後來被劃入內帑，由宮裡派人管著，平日裡鐵桶一般，外人根本進不去。但遠遠地能望見皇莊旁邊的河上新架了一座大水輪，日夜不停地轉著，也不知是做什麼用的。有幾個好事之徒想靠近看看，剛走到河對岸便被幾個穿便衣的人攔住了，客客氣氣地說這是宮裡辦差的禁地，閒人免入。松江本地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凡是跟宮裡沾邊的事，繞著走是最聰明的做法。
五月，第一批棉紗開始出貨。
皇莊的出貨方式很低調——他們在松江城裡租了一間不起眼的鋪面，掛了塊同樣寫著「永昌號」的招牌，也沒見怎麼吆喝，便把棉紗擺上了櫃檯。價格一掛出來，整條街都炸了鍋。
周錦川是松江本地的一個中等棉紗商人，祖上三代都是做紡織買賣的，到他手裡，家裡有一間小有名氣的作坊，雇了三十幾個紡紗工，每天能出一百多斤紗。他的紗質量不差，價格也公道，在松江城裡攢了不少老主顧，大多是下游的織布作坊，有幾家已經跟他合作了十幾年，彼此信得過，價錢也都是按季議定的，從沒出過什麼岔子。
這天一早，周錦川正在作坊里看工人整理新到的一批棉花，外面忽然來了個人，是他合作了七八年的老主顧——城東宋家織布坊的管事。宋管事一進門便滿臉賠笑，又是作揖又是告罪，說宋家今年遇了些變故，手頭周轉不開，之前訂的那批紗怕是沒法按約買了。按照契約上的條款，宋家願意如數賠付違約金，一文不少。
周錦川雖然有些意外，但做買賣的，這種事情也不稀罕。人家遇了難處，還願意按契約賠錢，也算是講信用了。他便客氣了兩句，收下了違約金，心想這批紗反正也不愁賣，轉頭賣給別家便是。可是當天下午，又來了兩家，也是同樣的說辭——遇了變故，手頭不便，不能按約買紗，願意賠錢。接著是第三家、第四家。到了第二天傍晚，跟他有長期合約的十幾家主顧里，倒有八九家都派了人來，口徑出奇地一致：貨不要了，違約金照賠。
這一下周錦川就慌了。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一家兩家遇變故是正常的，七八家一齊遇變故，那就絕不是「變故」兩個字能解釋的了。而且這些老主顧寧願賠錢也要毀約，說明他們是算過帳的——違約金雖然不少，但比起繼續按原價買他的棉紗，恐怕還是賠錢更划算。
他趕緊叫來自己的大兒子，讓他出去打聽打聽，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擠在人群里排了小半個時辰的隊，好不容易擠進鋪子裡，裝成買紗的客人看了看櫃檯上的貨。只看了這麼一眼，他心裡便是一涼。永昌號的棉紗不但價格便宜得驚人，質量還出奇地好——紗線均勻緊實，斷頭極少，比他自家作坊里最好的師傅手搖出來的紗還要漂亮。這樣的貨色，這樣的價格，他便是把自己的作坊白送出去，也競爭不過。
從鋪子裡出來的時候，周錦川只覺得兩條腿像灌了鉛一樣沉。他唯一的指望，就是皇莊的貨量有限。如果是這樣，等這批便宜貨賣完，市面上的價格還能漲回來一些，他手裡的存貨雖然要折價，但至少不至於血本無歸。然而第二天，永昌號門口依舊排著長隊。第三天，第四天，依舊如此。到了第五天，永昌號甚至在鋪子門口貼了一張告示：本號棉紗產量充足，每日皆有新貨，請各位主顧不必擁擠，按號購買。
周錦川站在那張告示前面，只覺得眼前一陣陣發黑。他做了半輩子棉紗買賣，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哪家作坊的產量不是有限的？紡紗工一天能搖多少紗，那是掰著手指頭就能算出來的。可永昌號的紗就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不管來多少主顧，他們都賣得動，從來不見斷貨。他不敢想像那座皇莊裡到底裝著什麼神仙機器，能像流水一樣往外吐棉紗。他只知道一件事：今年是鐵定要虧本了。他手裡還壓著幾千斤的存貨，按現在的市價，每賣一斤便要虧掉將近一半的本錢。但他不敢不賣，因為他不賣，別人會賣；他拖得越久，虧得越多。
六月中旬，松江城裡已經有十幾家中小紡紗作坊關了張。周錦川還在咬牙撐著，但他也知道撐不了多久了。他的棉紗價格已經降到了成本以下，每多賣一天便多虧一天的錢，可不賣又不行——倉庫里堆著幾千斤棉紗，那是他年初才收的新棉紡出來的，本錢還沒收回來，若是全爛在倉庫里，那就不是虧本的問題，是傾家蕩產的問題。
到了六月底，周錦川終於撐不住了。他讓兒子把作坊暫時關了，遣散了大部分紡紗工，只留了幾個老夥計守著倉庫。然後他關起門來，一個人坐在帳房裡，對著帳本發了半天的呆。他不是沒想過反擊。他打聽過永昌號的底細，知道那家鋪子背後的東家是宮裡的太監，皇莊也是萬歲爺的私產。這就不是商人之間的事了。皇莊可以把價格壓得這麼低，因為他不用交稅，不愁銷路，手裡還有內帑的銀子。而周錦川這樣的普通商人，面對的不只是一家新作坊的競爭，而是來自皇宮的碾壓。
他也想過聯合松江的其他棉紗商人，一起去蘇州府衙門遞狀子，告永昌號「以勢壓商、擾亂市價」。但他立刻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告永昌號？那不就是告皇莊？告皇莊？那不就是告萬歲爺？他有幾個腦袋夠砍的？
他並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他的堂兄周錦榮在戶部做給事中，雖然不是什麼大官，但好歹是京官，在松江本地還是有幾分面子的。前些年周錦榮回家省親，還曾跟他說起過朝中的一些事情，隱約提到過六部堂官里有好幾位大人，家族在江南也有棉布買賣。周錦川當時還沒太往心裡去，如今想來，松江府的棉紗買賣，牽涉到的恐怕不只是他這樣的小商人，還有那些大人們的家族利益。那些大人物平日裡不動聲色，是因為沒人動他們的飯碗。如今永昌號把整鍋飯都端走了，他就不信那些大人物還能坐得住。
他連夜寫了一封信，把永昌號在松江低價傾銷棉紗的事情從頭到尾寫了一遍，又把自己作坊的損失列了個單子，托一個在蘇州府衙做吏目的親戚，把這封信轉交給在京師的堂兄。
他趴在桌上，透過敞開的門望向外頭空蕩蕩的作坊。紡車都在那裡靜靜地立著，紗錠上的最後一縷棉紗還沒來得及收，被晚風吹得一晃一晃的。他在昏暗的屋子裡坐著，油燈在他背後投下模糊的影子，只有手裡的菸斗在黑暗中一明一滅，明明暗暗的，像是在聽。
他代理掌印不過半個月，內閣便感覺到了明顯的壓力。先是戶部有一筆關於邊鎮糧餉的奏章，按例由司禮監批紅髮回，結果谷大用壓了五天不給批，最後還是楊廷和親自讓中書舍人去司禮監值房催了兩次，才把批紅的奏章拿回來。接著又出了幾樁小事——幾個御用監的採買太監在通州碼頭上和戶部的稅吏起了衝突，谷大用不但不約束手下，反而直接越過內閣，讓東廠的人把那個稅吏抓去問了兩天話，問得人家魂飛魄散才放出來。最離譜的是，谷大用還把手伸到了人事任命上。有幾個錦衣衛的缺出來，按例應當由兵部擬名單、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他卻直接擬了一份名單送到內閣，說這是萬歲爺的意思，讓他們照辦。楊廷和讓人去豹房問了一趟，正德皇帝正忙著看新進的一批河曲馬，壓根不知道這回事。
內閣的閣老們在文淵閣里碰頭的時候，說起谷大用，都是一臉苦笑。楊廷和倒是沉得住氣，只是說了一句「且忍他幾日，等張永回來便好了」。梁儲卻在旁邊補了一句：「張永是個山賊，谷大用是個流寇。山賊怎麼著也還是比流寇好的。」
這話一說，幾個閣老都苦笑了起來。他們都明白這話的意思。谷大用肯定知道自己只是暫時代理，這份權力落在他手裡是有期限的，說不定哪天張永的船就到了通州碼頭，他的代理掌印就當到頭了。
正因為如此，他才急著在這有限的時間裡把權力變現——有權不用，過期作廢。多撈一點是一點，多搶一把是一把，至於朝政運轉順不順暢、內閣煩不煩，那關他什麼事？所以大家這個時候也只能忍一忍，等張永回來了。
與此同時，松江府的市面上，一些不大不小的動靜正在悄然發生。
從三月初開始，便有一個掛著「永昌號」招牌的商號在松江府一帶大量收購棉花。這商號據說是南京過來的，主事的是個操北地口音的中年人，做事一板一眼，從不賒欠，每一筆買賣都立契畫押，當場結清現銀。他對棉花的質量極為挑剔，每一包都要拆開來用手捻過，潮了的不收，發黃的不收，纖維太短的不收，但凡有一點瑕疵，當場便退了回去。便是價格，也是錙銖必較，每擔多少銀子都要跟牙行磨上半天。起初那些棉商還嫌他麻煩，但做了幾筆之後，大家便都搶著要把棉花賣給他——因為他要的量實在是太大了。別的商號買棉花，一次不過幾十包、幾百包，永昌號一開口便是幾千包。更難得的是，他手裡有現銀。這年頭做買賣，賒欠是常事，能當場付清現銀的買家，便是挑剔些，大家也願意忍。
於是松江府的棉花便一船一船地往永昌號的貨棧里運。到了三月中旬，市面上原棉的價格已經被抬起了將近一成。幾個做棉布生意的大商戶開始有些不安，派人去打聽永昌號的來路，卻只打聽到東家姓張，旁的一概不知。至於永昌號買這麼多棉花幹什麼——既然不知底細，大家便也只當是個財大氣粗的北地豪商，看中了松江的棉花好，要囤貨。這種事情雖然少見，但也不是沒有過。
然而到了三月底，永昌號忽然停止了收購。接著，運送棉花的船隊便一船一船地往松江城外的一座皇莊方向去了。那座皇莊原本是官田，後來被劃入內帑，由宮裡派人管著，平日裡鐵桶一般，外人根本進不去。但遠遠地能望見皇莊旁邊的河上新架了一座大水輪，日夜不停地轉著，也不知是做什麼用的。有幾個好事之徒想靠近看看，剛走到河對岸便被幾個穿便衣的人攔住了，客客氣氣地說這是宮裡辦差的禁地，閒人免入。松江本地人多多少少都知道，凡是跟宮裡沾邊的事，繞著走是最聰明的做法。
五月，第一批棉紗開始出貨。
皇莊的出貨方式很低調——他們在松江城裡租了一間不起眼的鋪面，掛了塊同樣寫著「永昌號」的招牌，也沒見怎麼吆喝，便把棉紗擺上了櫃檯。價格一掛出來，整條街都炸了鍋。
周錦川是松江本地的一個中等棉紗商人，祖上三代都是做紡織買賣的，到他手裡，家裡有一間小有名氣的作坊，雇了三十幾個紡紗工，每天能出一百多斤紗。他的紗質量不差，價格也公道，在松江城裡攢了不少老主顧，大多是下游的織布作坊，有幾家已經跟他合作了十幾年，彼此信得過，價錢也都是按季議定的，從沒出過什麼岔子。
這天一早，周錦川正在作坊里看工人整理新到的一批棉花，外面忽然來了個人，是他合作了七八年的老主顧——城東宋家織布坊的管事。宋管事一進門便滿臉賠笑，又是作揖又是告罪，說宋家今年遇了些變故，手頭周轉不開，之前訂的那批紗怕是沒法按約買了。按照契約上的條款，宋家願意如數賠付違約金，一文不少。
周錦川雖然有些意外，但做買賣的，這種事情也不稀罕。人家遇了難處，還願意按契約賠錢，也算是講信用了。他便客氣了兩句，收下了違約金，心想這批紗反正也不愁賣，轉頭賣給別家便是。可是當天下午，又來了兩家，也是同樣的說辭——遇了變故，手頭不便，不能按約買紗，願意賠錢。接著是第三家、第四家。到了第二天傍晚，跟他有長期合約的十幾家主顧里，倒有八九家都派了人來，口徑出奇地一致：貨不要了，違約金照賠。
這一下周錦川就慌了。就算是傻子也知道，一家兩家遇變故是正常的，七八家一齊遇變故，那就絕不是「變故」兩個字能解釋的了。而且這些老主顧寧願賠錢也要毀約，說明他們是算過帳的——違約金雖然不少，但比起繼續按原價買他的棉紗，恐怕還是賠錢更划算。
他趕緊叫來自己的大兒子，讓他出去打聽打聽，到底出了什麼事。
他擠在人群里排了小半個時辰的隊，好不容易擠進鋪子裡，裝成買紗的客人看了看櫃檯上的貨。只看了這麼一眼，他心裡便是一涼。永昌號的棉紗不但價格便宜得驚人，質量還出奇地好——紗線均勻緊實，斷頭極少，比他自家作坊里最好的師傅手搖出來的紗還要漂亮。這樣的貨色，這樣的價格，他便是把自己的作坊白送出去，也競爭不過。
從鋪子裡出來的時候，周錦川只覺得兩條腿像灌了鉛一樣沉。他唯一的指望，就是皇莊的貨量有限。如果是這樣，等這批便宜貨賣完，市面上的價格還能漲回來一些，他手裡的存貨雖然要折價，但至少不至於血本無歸。然而第二天，永昌號門口依舊排著長隊。第三天，第四天，依舊如此。到了第五天，永昌號甚至在鋪子門口貼了一張告示：本號棉紗產量充足，每日皆有新貨，請各位主顧不必擁擠，按號購買。
周錦川站在那張告示前面，只覺得眼前一陣陣發黑。他做了半輩子棉紗買賣，從來沒見過這樣的事情——哪家作坊的產量不是有限的？紡紗工一天能搖多少紗，那是掰著手指頭就能算出來的。可永昌號的紗就像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一樣，不管來多少主顧，他們都賣得動，從來不見斷貨。他不敢想像那座皇莊裡到底裝著什麼神仙機器，能像流水一樣往外吐棉紗。他只知道一件事：今年是鐵定要虧本了。他手裡還壓著幾千斤的存貨，按現在的市價，每賣一斤便要虧掉將近一半的本錢。但他不敢不賣，因為他不賣，別人會賣；他拖得越久，虧得越多。
六月中旬，松江城裡已經有十幾家中小紡紗作坊關了張。周錦川還在咬牙撐著，但他也知道撐不了多久了。他的棉紗價格已經降到了成本以下，每多賣一天便多虧一天的錢，可不賣又不行——倉庫里堆著幾千斤棉紗，那是他年初才收的新棉紡出來的，本錢還沒收回來，若是全爛在倉庫里，那就不是虧本的問題，是傾家蕩產的問題。
到了六月底，周錦川終於撐不住了。他讓兒子把作坊暫時關了，遣散了大部分紡紗工，只留了幾個老夥計守著倉庫。然後他關起門來，一個人坐在帳房裡，對著帳本發了半天的呆。他不是沒想過反擊。他打聽過永昌號的底細，知道那家鋪子背後的東家是宮裡的太監，皇莊也是萬歲爺的私產。這就不是商人之間的事了。皇莊可以把價格壓得這麼低，因為他不用交稅，不愁銷路，手裡還有內帑的銀子。而周錦川這樣的普通商人，面對的不只是一家新作坊的競爭，而是來自皇宮的碾壓。
他也想過聯合松江的其他棉紗商人，一起去蘇州府衙門遞狀子，告永昌號「以勢壓商、擾亂市價」。但他立刻便打消了這個念頭——告永昌號？那不就是告皇莊？告皇莊？那不就是告萬歲爺？他有幾個腦袋夠砍的？
他並不只是一個普通的商人。他的堂兄周錦榮在戶部做給事中，雖然不是什麼大官，但好歹是京官，在松江本地還是有幾分面子的。前些年周錦榮回家省親，還曾跟他說起過朝中的一些事情，隱約提到過六部堂官里有好幾位大人，家族在江南也有棉布買賣。周錦川當時還沒太往心裡去，如今想來，松江府的棉紗買賣，牽涉到的恐怕不只是他這樣的小商人，還有那些大人們的家族利益。那些大人物平日裡不動聲色，是因為沒人動他們的飯碗。如今永昌號把整鍋飯都端走了，他就不信那些大人物還能坐得住。
他連夜寫了一封信，把永昌號在松江低價傾銷棉紗的事情從頭到尾寫了一遍，又把自己作坊的損失列了個單子，托一個在蘇州府衙做吏目的親戚，把這封信轉交給在京師的堂兄。
他趴在桌上，透過敞開的門望向外頭空蕩蕩的作坊。紡車都在那裡靜靜地立著，紗錠上的最後一縷棉紗還沒來得及收，被晚風吹得一晃一晃的。他在昏暗的屋子裡坐著，油燈在他背後投下模糊的影子，只有手裡的菸斗在黑暗中一明一滅，明明暗暗的，像是在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