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書頁里的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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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如何面對愛情,但人生的路,還得自己選擇。

  電影終會散場,人生還得繼續,不是嗎?

  2002年過完,就是專科最後一年的了。新學年,班上的人開始分撥:一部分人忙著找實習,一部分人捧著複習資料準備專升本考試,也有一部分人依然留念於遊戲網絡空間。

  宿舍夜談的話題,從姑娘換成了前程。

  我想了很多天,最後給自己定了個答案:工作和專升本,兩項我都要。

  有點貪心?是。可窮人家的孩子,連貪心都得算著來。

  專升本我選的是在職專升本。這樣一來,專科最後一學年,就是我唯一能在校系統讀書學習的日子了。往後的人生里,再也不會有整塊的時間,讀想讀的書,聽想聽的課,為一個問題想一下午。

  大學擴招以來,到2022年,大學畢業生基本不再包分配了。我們畢業,正好撞上媒體說的第一次「就業寒冬」。「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在 BBS上被人翻來覆去地吵:有人信,有人罵,有人說讀書沒用,不如早點出去打工。我坐在圖書館裡,把這問題也想了很久。

  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讀大學?

  在即將走進社會的關口,這個無解的問題,答案反而變得迫切了。

  讀書改變命運——這句話我信。但讀的書,如果不能變成生存的本領,命運的軌道,依然不會改變。

  光喊口號沒用,光認字也沒用。書得讀進骨頭裡,才作數。

  專業課已經上完了。我開始泡圖書館,也到別的系去蹭課。

  有段時間,我上午在中文系聽《現代文學》,下午去哲學系聽《西方哲學史》,晚上到圖書館自習,看經濟學的書,看法律的書,看心理學的書。我像一隻闖進糧倉的耗子,什麼都啃一口。

  圖書館裡,基本上被兩撥人占領了:大一新生,和準備畢業論文的大四學長。新生們抱著時尚雜誌,看得很起勁,恍若當初的我們;學長們對著電腦,翻著參考書籍,畢業論文鍵盤敲得噼里啪啦。靠窗第三排那個位置,常常空著——後來它基本成了我的專屬。我坐在那裡,一坐就是一下午。

  那個位置,以前是她的。她走了,位子空了,我坐上了。坐著坐著,就坐成了自己的。

  那段時間,書店裡心靈雞湯的書賣得最火。《誰動了我的奶酪》《讀者》擺在最顯眼的位置,人人手裡一本,好像看完就能找到自己的心的出口。

  我翻了翻,再也不看。

  不是說它不好。是說,它太輕了。輕得像一陣風,吹過就沒了。

  心靈雞湯書籍,讓我誤以為,中國文學已死。

  BBS上也有人發帖:文學已死。底下吵了幾百樓。有人說文學早就死了,死在市場經濟里;有人說文學沒死,死的是你們的文學。我坐在網吧里,看著這場論戰,沒說話。

  我想起中文系教授講張愛玲時,教室里安靜得能聽見翻書聲——那聲音,不像死人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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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代文學》講張愛玲那天,教授說:「張愛玲寫愛情,寫得最好的一句,是『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要遇見的人』。」我坐在最後一排,把這句抄下來。下課去問教授:「老師,這句好在哪裡?」教授說:「好在她沒說遇見以後的事。」我想了很久,沒懂。過了三年,才懂。

  哲學系的老教授講課,講笛卡爾,說「我思故我在」。我想,那我要是上課走神呢?算不算「我思」?這個問題我沒敢問,怕他讓我退課。

  法律的書我讀到半夜,讀到「正當防衛」那一節,忽然想:要是阿豪失戀那次,他衝進廣播台放《忘情水》,被導播掐了,這算什麼?算「情有可原,法理不容」。我把這個案例打電話講給阿豪聽,他沉默了一會兒,說:「江望,你是不是在為我以後打官司做準備?」我說:「我是為我自己。我怕哪天忍不住,把你打死。」

  心理學我是從《夢的解析》入門的。弗洛伊德說,夢是願望的達成。我做了一個學期的夢,夢見米昕的湯,夢見圖書館第三排的光,夢見 BBS上那條沒發出去的回帖。醒來以後,我把夢記在本子上。地理風水學,也蠻好。

  經濟學那邊,我讀到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我在心裡想:這世界上,大概有兩種看不見的手,一種是市場,一種是命運。市場管價格,命運管遇見。

  網吧也偶爾去,但不去打遊戲了。坐在角落裡,學打字,學五筆,學排版。五筆字根背了一個月,背到最後,做夢都是「王旁青頭兼五一」。四眼來看我,說:「你背這個幹嘛?」我說:「將來寫東西,打字快。」四眼說:「你用拼音。」我說:「拼音不專業。」四眼說:「你將來是要當打字員?」我一時語塞。

  那時候,輸入法還是智能 ABC的天下,紫光拼音剛冒頭,搜狗、百度都還沒影。

  夜裡熄燈以後,我借了書回來,就著走廊的燈光看。看《平凡的世界》,看孫少平在煤礦上,一個人,一盞燈,一本書。看到半夜,我把書合上,走廊里靜悄悄的,只有風聲。

  有些人活著活著,就把自己丟了;而書,大概就是用來把人找回來的。

  我還去了一次英語角。那個說話慢的老外還在,戴眼鏡的女生也來了幾個——沒有她。那個扎馬尾的位子空著。我在英語角站了一個小時,用英語跟老外聊了聊天氣,聊完了,走。

  回寢室的路上我走得很慢。坡頂的路燈照著我,影子一會兒長,一會兒短。

  後來才慢慢明白,或許是米昕走了,白雪沒有開始,我心裡空了一塊。讀書,起初是為了填那個空。

  書不能代替愛,但書能讓一個空著的人,重新長出東西來。

  那學期我還幹了一件事:開始寫東西。寫我們學校坡頂的風,寫食堂的湯,寫圖書館那個空位子。


  那年夏天,我寫了一篇散文,題目叫《在夏日清涼里成長》。

  寫完了,我猶豫了很久。投稿要署真名,我怕被人看見,怕被嘲笑「江望你還寫這個」。最後,我用了同學的名字,把稿子裝進信封,貼上八毛錢的郵票,寄往上海——《海上文壇》編輯部的地址,是我在圖書館舊雜誌上抄下來的。

  以同學的名義。說來好笑,那時候的我,連承認自己在寫作的膽子都沒有。

  稿子寄出去,就忘了。三個月後,編輯部打來找我,說:「你的文章發表了,我們改了2個字。」

  樣刊寄過來,我翻開雜誌,看見自己的字變成了鉛字,那一刻,心情無比暢快。

  後來我又看了《挪威的森林》。那本書我讀了很多遍。第一遍讀愛情,第二遍讀孤獨,第三遍讀心理,第四遍讀人生。每次讀完,我都會默然,想很久,然後寫一些感想。

  那些感想越寫越長,後來成了我本科畢業論文——《挪威的森林:森林深處的彼岸世界》。

  一本書讀四遍,不是因為它好。是因為每一遍,讀到的都是不同的自己。學而思則悟,才能變成自己的。這可能才是讀書的最高境界。

  阿豪有回看見,問:「你寫這玩意兒幹嘛?又不能吃。」我說:「能。餓的時候,看一眼,就不餓了。」阿豪說:「你這不是寫作,是煉丹。」我沒理他。

  那一年寫的東西,成了我後來寫材料的底子。字還是那些字,換了個地方用。

  2004年的春天,學校終於貼出通告,說要改理工學院了,校本部可以專升本。BBS上吵成一團,有人高興,有人罵。我坐在圖書館裡,翻著一本經濟學的書,想:改不改名,其實都一樣。重要的是,人往上走的路,不能被名字堵住。

  我把旁聽的筆記整理了一遍,摞在桌上,比課本高。

  阿豪來借我的筆記,翻了兩頁,還回來,說:「江望,你這筆記,比老師的教案還全。你是不是打算將來開輔導班?」

  我說:「不是。」

  他說:「那你看這麼多,幹嘛?」

  我想了想,說:「我怕一個人空坐著。」

  奧斯特洛夫斯基《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保爾・柯察金在烈士公墓前的那段生命獨白中說,人最寶貴的是生命,生命屬於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應當這樣度過:當他回首往事的時候,不會因為虛度年華而悔恨,也不會因為碌碌無為而羞愧;在臨死的時候,他能夠說:「我的整個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經獻給了世界上最壯麗的事業——為人類的解放而鬥爭。「

  至少大學最後這一年,不能虛度年華。

  我記得看到一篇報告說,大學學過的知識,今後人生中能用上百分之二三十就是幸事了。這個判斷不錯,此後的工作中,大學學到的東西,以及養成的讀書習慣,基本上能解決工作中遇到的大部分知識所需。

  為什麼要讀書,為什麼要上大學,可能,這就是我自己最好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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