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辨虛妄迷信：理性看待卜筮讖緯與吉凶之說
民間從古至今，還流傳著卜筮、相術、讖緯、祥瑞災異、擇吉日這一類古老文化現象，有人奉若圭臬，有人斥為全然虛妄。乘車前行，望著窗外不斷向後退卻的草原山巒，我心中積攢下不少疑惑，於是轉向身旁的吳老師開口發問。
「吳老師，從古到今，社會上一直流傳卜筮、相術、讖緯、祥瑞、災異、擇吉日這一類說法與習俗，很多人生活當中都會有所接觸，我們應當怎樣客觀、理性地看待這些現象？」
「先說卜筮。卜筮起源於上古時代，受限於當時低下的科技水平與閉塞的信息條件，古人面對重大抉擇，看不清前路走向，無法做出清晰判斷，便會藉助灼燒龜甲、擺弄蓍草這類方式，形成一套隨機的結果，以此打破猶豫不決的僵局。究其根源，是人類面對未知未來時，內心生出的恐懼與不安。
這套行事方式有著十分明顯的弊端：它充滿盲目性和隨機性。一旦把重大決策交由卜筮來定奪，很有可能該奮勇進取之時選擇退縮保守，該謹慎防守之時反而貿然冒進，判斷完全脫離現實形勢。但它也存在一點古人眼裡的『用處』：無論最後事情結局是吉是凶，都可以把結果歸為天意，以此轉移、減輕決策者所要承擔的心理壓力與責任負擔。
可若是關係家國存亡、身家性命的生死關頭，把全部希望押在龜甲蓍草這種隨機遊戲之上，無疑極度危險。真正擁有大智慧的人，絕不會將命運交付給卜筮。
歷史上就有非常經典的事例。當年周武王準備興兵伐紂，出兵之前進行占卜，龜兆顯示為大凶之象，與此同時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就連武王的戰馬都遭到雷擊。全軍上下人心動搖，不少人勸武王暫緩行動。危急時刻，姜子牙上前一把推開占卦用的蓍草，抬腳踩住占卜的龜殼，高聲直言：『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在姜子牙看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早已失去天下民心，此時起兵討伐，順應民心大勢，何必被幾片枯骨、一把乾草束縛手腳。周武王聽取了姜子牙的主張，堅定發兵，於牧野一戰大敗商軍，商王朝就此覆滅，開啟周朝綿延八百年的基業。
唐代玄武門之變前夕，李世民猶豫不決，命人進行卜筮來決斷吉凶。就在龜甲已經擺好的時候，幕僚張公謹從外面進來，見狀直接拿起龜甲扔到地上，懇切進言：『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意思是，占卜是用來解決內心疑惑的，如今形勢已經十分明朗，根本不存在疑惑，又何必占卜？倘若占卜結果不吉利，難道要就此放棄大事嗎？一番話點醒眾人，於是眾人下定決心，實施計劃。
再看孔子對待《易經》的態度，他講過一句話：『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孔子同樣研讀《周易》，但他的目的，是挖掘文字背後蘊含的道德義理、人生哲理。雖然和巫師占卜算命讀的是同一部典籍，可是追求的目標、最終落腳的方向，完全截然不同。從這些歷史故事不難看出，古往今來真正通達事理的賢者聖人，絕不會依靠卜筮來決定大事。」
稍作停頓之後，吳老師繼續談起相術。
「再來說相術。相術，就是通過一個人的外在形象氣質、言談舉止、膚色紋路等外在表象，試圖推演預判一個人未來命運走向的一套方法。客觀來講，相術之中並非全部都是荒誕無稽的迷信，裡面混雜著不少來自生活的樸素社會學、心理學，還有古代醫學積累下來的經驗。
常言說相由心生。一個人長久穩定的性格特質、情緒狀態、日常作息與生活習慣，確實會潛移默化地反映在外貌神態之上。面部氣色、眼神明暗、體態舉止、談吐風度，都能夠傳遞出很多信息。相術的底層邏輯，就是觀察外在呈現出來的『結果』，反向推導背後內在的成因，再綜合起來做出評估推斷。這一點，和中醫『望、聞、問、切』的望診部分有相通之處。一個人的氣色是否充盈、體態是否康健、眼神是否澄澈，往往可以側面反映他的身體健康狀況、精神面貌，乃至所處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階層。
在古代信息閉塞、溝通渠道有限的社會環境之下，看相，相當於一套簡易的經驗統計學，可以快速對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身體情況、性格特質做出初步參考判斷。
但我們必須分清邊界：相術只是基於經驗的推測總結，充滿大量主觀揣測，並不具備嚴謹的確定性。若是過分迷信相術，輕則被片面表象誤導，做出錯誤判斷；嚴重的時候，甚至會招來災禍，危及自身。
孔子堪稱千古聖人，擁有一套完整成熟的識人之法：『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觀察一個人的所作所為，看清行事的動機，了解他內心安於什麼。即便閱人無數，擁有高超識人智慧，孔子依舊發出感慨：『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單憑言語判斷人，看錯了宰予；單憑相貌評判人，錯看了子羽。聖人尚且會被外表、言語蒙蔽，更何況普通人。
秦末天下大亂，魏豹自立為王。薄姬的母親把女兒送入魏豹後宮，專門請來當時十分有名的女相士許負給薄姬看相，許負預言薄姬『當生天子』。魏王豹聽到這個結論，心中大喜，認定自己將來能夠奪得天下，於是立刻背棄和劉邦結成的同盟。可事態發展完全出乎預料，魏豹很快戰敗被殺，薄姬被送入劉邦後宮，後來生下劉恆，也就是日後的漢文帝。
這個故事十分有警示意義。所以客觀看待相術，把它當作與人交往、識別人才、觀察身體狀態的輔助參考未嘗不可；可如果把它奉為真理，用來篤定預測禍福成敗，大多都是無稽之談，搞不好還會給自己招來意料之外的禍事。」
講完相術，話題轉到對古代政治影響極深的讖緯之學。
「卜筮、相術更多作用於個人層面，而讖緯，則深度介入古代王朝政治，帶來過巨大的社會影響。東漢光武帝劉秀，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為推崇讖緯的帝王。當初他起兵，就利用『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這類讖語，來證明自己奪取天下是天命所歸。這套輿論手段確實幫助他贏得民心、登上皇位，但也埋下巨大隱患，給東漢一朝，乃至後世整個古代政治文化，帶來十分深遠的負面影響。
劉秀直接把讖緯抬高到國家決策最高依據的位置，地位甚至凌駕於理性分析、客觀現實之上，由此催生不少荒唐的政治行為。建武三十二年，依據讖緯當中『赤劉之九，會命岱宗』的說法，不顧天下剛剛歷經戰亂，社會經濟才開始恢復，民生尚還凋敝，執意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大肆耗費民力財力，完全背離儒家一直倡導的『敬天保民』的理性精神。
在官員任免這件關乎國家根基的大事上面，他有時不去考察一個人的才幹品行，反倒看姓名、姓氏是否契合讖文。讖語有『孫咸征狄』，他便直接啟用毫無名望實績的孫咸擔任平狄將軍；因為『王梁主衛』一句讖文，直接把大司空這樣的朝廷高位授予沒有拿得出手功績的王梁。這種依照預言按圖索驥式的用人制度，嚴重破壞原本的官吏選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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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形成風氣，開口閉口必談讖緯。但凡務實理性的建議，只要和讖語不相吻合，就有可能被扣上悖逆天命的罪名。這樣的環境，極大壓制士大夫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求真務實的精神，東漢學界虛妄怪誕之風大行其道。朝堂鬥爭之中，政敵之間互相指控對方違背圖讖、私造圖讖，動輒引來重刑甚至死刑。名臣桓譚秉公直言，上書反對迷信讖緯，劉秀勃然大怒，幾乎要將他當眾處斬，桓譚後來被貶外放，死於路途之上。
到劉秀晚年、漢明帝時期，像楚王英謀反一案，大量案件牽連附會讖緯，許許多多宗室、功臣、士族無辜遭受株連，死於非命。經過一輪又一輪清洗，劉氏宗室力量日漸衰微，間接為後來外戚勢力做大鋪平道路。
上層帝王帶頭推崇，民間自然巫風盛行。整個東漢社會，各類預言、符瑞、災異說法四處流傳。普通百姓、讀書人慢慢不再相信人力可以改造現實，轉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天命、符瑞之上。
劉秀親手打開這隻潘多拉魔盒，最後這套邏輯反過來反噬皇權。既然皇帝的合法性可以依靠讖語來確立，那麼心懷野心之人，同樣能夠編造新的讖語，宣稱自己承受天命。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權臣、地方軍閥，一次次偽造解讀圖讖，製造社會輿論，用來挑戰皇權，為自己篡權鋪路。當所謂天命，可以人為編造、隨意解釋的時候，皇權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威，也就被不斷消解。
劉秀離世之後，讖緯很快演變成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的理論工具、朝堂黨爭羅織罪名的藉口。待到東漢末年，黃巾軍正是沿用這套深入人心的讖緯邏輯，喊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爆發，敲響東漢王朝滅亡的喪鐘。
雖說劉秀開創了『光武中興』，可他大力推動的讖緯風氣，給中華傳統文化帶來的毒害，綿延很久。」
順著天人感應的思想脈絡，吳老師接著談論祥瑞與災異。
「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之後，祥瑞與災異，就變成一體兩面的一套說辭。理論認為帝王施政仁德，上天就降下各類祥瑞以示嘉獎；如果為政失德，便會降下災異進行警示。相比令人不安的災異，祥瑞自然更加受歷代帝王歡迎。
不少帝王，迫切需要向天下證明自身統治的正當合理，於是把麒麟、白鹿、黃龍、靈芝之類的事物包裝成上天讚許德政的象徵，大肆宣揚。可歷史真相是，絕大多數所謂祥瑞，並不是什麼特殊的自然奇蹟，而是地方官吏、朝中臣子，為逢迎君主、謀求升官，刻意人為偽造出來的；部分甚至就是統治者本人一手策劃炮製。
王莽謀劃篡奪漢朝政權的時候，指使全國各地源源不斷進獻數以萬計的祥瑞，其中就包括那塊刻著『王莽當為帝』字樣的白石丹書。建立新朝之後，他更進一步，把進獻祥瑞納入官員考核標準，舉國上下掀起造假熱潮。
武則天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面臨巨大的統治合法性壓力，對祥瑞的依賴近乎病態。不僅接納各地呈送的祥瑞，還安排人在洛水中挖掘出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的石碑，對外宣稱天降『寶圖』，為此更改年號為永昌，自稱聖母神皇。
宋徽宗本身缺乏治國理政的才幹，虛榮心卻十分強烈，沉醉於『豐亨豫大』的虛幻盛世，痴迷白鶴、靈芝這一類祥瑞吉兆。為搜羅奇花異石裝點皇家園林，推行持續二十餘年的花石綱，沉重壓榨百姓，激起多地農民起義，加速北宋走向覆滅，他自己最後也淪為俘虜，結局可悲可嘆。
祥瑞泛濫，對於國家治理的破壞是全方位的。當君主一心追捧祥瑞，各級官員便無心處理民生政務，挖空心思尋找、製造祥瑞博取上位。老實幹事的人被排擠，投機鑽營之輩平步青雲，官場風氣、社會風氣隨之敗壞。與此同時，大肆營造宣揚祥瑞，勞民傷財，粉飾太平，掩蓋真實存在的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社會危機。
唐太宗曾經對身邊大臣講過一段十分通透的話：『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有郡史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吃，豈得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焚香讀《皇隋感瑞經》。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
這番論述精闢透徹，只不過唐太宗到了晚年，也沒能完全擺脫時代風氣的浸染。司馬遷評價楚國興衰時留下一句總結：『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這句話恰恰點破何為真正的禎祥，何為真正的災異。真正的祥瑞不是奇珍異獸，而是君子賢臣得到重用；真正的災異也不是風雨天象，而是賢才隱退，奸佞當道。
孔子一貫主張『為政以德』『修己以安百姓』，提出『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一個國家興盛敗亡，一個人禍福榮辱，取決於統治者德行修養與實實在在的施政作為，和外在所謂祥瑞、災異天象，沒有必然關聯。」
最後，吳老師把話題落到民間流傳極廣的擇吉日習俗之上。
「最後說一說擇吉日，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看日子、選黃道吉日。這一項民俗在中國流傳時間極久，深深融入民間日常生活。客觀來講，把選吉日作為一種民俗儀式，適度看待，可以帶給人們一定心理慰藉，增添儀式感，這本身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過度迷信，凡事一定要拘泥黃道吉日。辦大事不去綜合考量天時天氣、客觀時機、現實條件，單純依據黃曆上的文字，決定什麼時候動工、出行、舉辦重要活動，就會人為設置不必要的時間枷鎖，白白錯失良機，降低辦事效率，甚至做出違背常識的選擇。同時這種風氣，也給一部分江湖術士藉機牟利留下空間。
《說苑》之中有言：『信鬼者失謀，信日者失時。明君不疑，不卜不筮，不擇吉日。』《貞觀政要》記載一段史實：貞觀五年，主管官員上書，皇太子要舉行加冠成人禮，認為二月是吉日，請求調集人手準備盛大儀式。唐太宗卻說，當下春耕剛剛啟動，舉行大典會耽誤農業生產，應當改到十月再辦。太子少保蕭瑀上奏勸阻，依照陰陽家說法，二月才是最為吉利的時間。太宗回答：『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在農時和所謂吉日之間，唐太宗毫不猶豫優先保障春耕生產，不為陰陽禁忌束縛，這樣的格局見識，不愧為一代明君。吉凶禍福的根本，掌握在人的所作所為當中，而不是日曆上的某一個日子。」
聽完吳老師完整而條理分明的一番講解，我的內心豁然開朗。卜筮、相術、讖緯、祥瑞災異、擇吉日，都是漫長歷史沉澱下來的文化現象，其中夾雜古人樸素的生活經驗，卻也裹挾著大量虛妄迷信。區分經驗與迷信，堅守理性務實，重人事而不迷幻象，重實幹而不貪吉兆，才是對待傳統最妥當的態度。
「吳老師，從古到今，社會上一直流傳卜筮、相術、讖緯、祥瑞、災異、擇吉日這一類說法與習俗，很多人生活當中都會有所接觸，我們應當怎樣客觀、理性地看待這些現象？」
「先說卜筮。卜筮起源於上古時代，受限於當時低下的科技水平與閉塞的信息條件，古人面對重大抉擇，看不清前路走向，無法做出清晰判斷，便會藉助灼燒龜甲、擺弄蓍草這類方式，形成一套隨機的結果，以此打破猶豫不決的僵局。究其根源，是人類面對未知未來時，內心生出的恐懼與不安。
這套行事方式有著十分明顯的弊端：它充滿盲目性和隨機性。一旦把重大決策交由卜筮來定奪，很有可能該奮勇進取之時選擇退縮保守，該謹慎防守之時反而貿然冒進，判斷完全脫離現實形勢。但它也存在一點古人眼裡的『用處』：無論最後事情結局是吉是凶，都可以把結果歸為天意，以此轉移、減輕決策者所要承擔的心理壓力與責任負擔。
可若是關係家國存亡、身家性命的生死關頭，把全部希望押在龜甲蓍草這種隨機遊戲之上，無疑極度危險。真正擁有大智慧的人，絕不會將命運交付給卜筮。
歷史上就有非常經典的事例。當年周武王準備興兵伐紂，出兵之前進行占卜，龜兆顯示為大凶之象，與此同時狂風暴雨、雷電交加，就連武王的戰馬都遭到雷擊。全軍上下人心動搖，不少人勸武王暫緩行動。危急時刻，姜子牙上前一把推開占卦用的蓍草，抬腳踩住占卜的龜殼，高聲直言：『枯骨死草，何知吉凶？』
在姜子牙看來，商紂王暴虐無道，早已失去天下民心，此時起兵討伐，順應民心大勢，何必被幾片枯骨、一把乾草束縛手腳。周武王聽取了姜子牙的主張，堅定發兵，於牧野一戰大敗商軍，商王朝就此覆滅，開啟周朝綿延八百年的基業。
唐代玄武門之變前夕，李世民猶豫不決，命人進行卜筮來決斷吉凶。就在龜甲已經擺好的時候，幕僚張公謹從外面進來，見狀直接拿起龜甲扔到地上，懇切進言：『卜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意思是，占卜是用來解決內心疑惑的，如今形勢已經十分明朗，根本不存在疑惑，又何必占卜？倘若占卜結果不吉利，難道要就此放棄大事嗎？一番話點醒眾人，於是眾人下定決心，實施計劃。
再看孔子對待《易經》的態度，他講過一句話：『吾求其德而已，吾與史巫同途而殊歸。』孔子同樣研讀《周易》，但他的目的，是挖掘文字背後蘊含的道德義理、人生哲理。雖然和巫師占卜算命讀的是同一部典籍，可是追求的目標、最終落腳的方向，完全截然不同。從這些歷史故事不難看出，古往今來真正通達事理的賢者聖人，絕不會依靠卜筮來決定大事。」
稍作停頓之後，吳老師繼續談起相術。
「再來說相術。相術，就是通過一個人的外在形象氣質、言談舉止、膚色紋路等外在表象，試圖推演預判一個人未來命運走向的一套方法。客觀來講，相術之中並非全部都是荒誕無稽的迷信，裡面混雜著不少來自生活的樸素社會學、心理學，還有古代醫學積累下來的經驗。
常言說相由心生。一個人長久穩定的性格特質、情緒狀態、日常作息與生活習慣，確實會潛移默化地反映在外貌神態之上。面部氣色、眼神明暗、體態舉止、談吐風度，都能夠傳遞出很多信息。相術的底層邏輯，就是觀察外在呈現出來的『結果』，反向推導背後內在的成因，再綜合起來做出評估推斷。這一點，和中醫『望、聞、問、切』的望診部分有相通之處。一個人的氣色是否充盈、體態是否康健、眼神是否澄澈，往往可以側面反映他的身體健康狀況、精神面貌，乃至所處的生活環境與社會階層。
在古代信息閉塞、溝通渠道有限的社會環境之下，看相，相當於一套簡易的經驗統計學，可以快速對一個人的精神狀態、身體情況、性格特質做出初步參考判斷。
但我們必須分清邊界：相術只是基於經驗的推測總結，充滿大量主觀揣測，並不具備嚴謹的確定性。若是過分迷信相術，輕則被片面表象誤導，做出錯誤判斷；嚴重的時候，甚至會招來災禍，危及自身。
孔子堪稱千古聖人，擁有一套完整成熟的識人之法：『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觀察一個人的所作所為，看清行事的動機，了解他內心安於什麼。即便閱人無數，擁有高超識人智慧，孔子依舊發出感慨：『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單憑言語判斷人，看錯了宰予；單憑相貌評判人，錯看了子羽。聖人尚且會被外表、言語蒙蔽，更何況普通人。
秦末天下大亂，魏豹自立為王。薄姬的母親把女兒送入魏豹後宮，專門請來當時十分有名的女相士許負給薄姬看相，許負預言薄姬『當生天子』。魏王豹聽到這個結論，心中大喜，認定自己將來能夠奪得天下，於是立刻背棄和劉邦結成的同盟。可事態發展完全出乎預料，魏豹很快戰敗被殺，薄姬被送入劉邦後宮，後來生下劉恆，也就是日後的漢文帝。
這個故事十分有警示意義。所以客觀看待相術，把它當作與人交往、識別人才、觀察身體狀態的輔助參考未嘗不可；可如果把它奉為真理，用來篤定預測禍福成敗，大多都是無稽之談，搞不好還會給自己招來意料之外的禍事。」
講完相術，話題轉到對古代政治影響極深的讖緯之學。
「卜筮、相術更多作用於個人層面，而讖緯，則深度介入古代王朝政治，帶來過巨大的社會影響。東漢光武帝劉秀，可以說是歷史上最為推崇讖緯的帝王。當初他起兵，就利用『劉秀髮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斗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這類讖語，來證明自己奪取天下是天命所歸。這套輿論手段確實幫助他贏得民心、登上皇位，但也埋下巨大隱患，給東漢一朝，乃至後世整個古代政治文化，帶來十分深遠的負面影響。
劉秀直接把讖緯抬高到國家決策最高依據的位置，地位甚至凌駕於理性分析、客觀現實之上，由此催生不少荒唐的政治行為。建武三十二年，依據讖緯當中『赤劉之九，會命岱宗』的說法，不顧天下剛剛歷經戰亂，社會經濟才開始恢復，民生尚還凋敝，執意前往泰山舉行封禪大典，大肆耗費民力財力，完全背離儒家一直倡導的『敬天保民』的理性精神。
在官員任免這件關乎國家根基的大事上面，他有時不去考察一個人的才幹品行，反倒看姓名、姓氏是否契合讖文。讖語有『孫咸征狄』，他便直接啟用毫無名望實績的孫咸擔任平狄將軍；因為『王梁主衛』一句讖文，直接把大司空這樣的朝廷高位授予沒有拿得出手功績的王梁。這種依照預言按圖索驥式的用人制度，嚴重破壞原本的官吏選拔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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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野上下形成風氣，開口閉口必談讖緯。但凡務實理性的建議，只要和讖語不相吻合，就有可能被扣上悖逆天命的罪名。這樣的環境，極大壓制士大夫獨立思考的能力與求真務實的精神，東漢學界虛妄怪誕之風大行其道。朝堂鬥爭之中，政敵之間互相指控對方違背圖讖、私造圖讖，動輒引來重刑甚至死刑。名臣桓譚秉公直言，上書反對迷信讖緯，劉秀勃然大怒，幾乎要將他當眾處斬，桓譚後來被貶外放，死於路途之上。
到劉秀晚年、漢明帝時期，像楚王英謀反一案，大量案件牽連附會讖緯，許許多多宗室、功臣、士族無辜遭受株連，死於非命。經過一輪又一輪清洗，劉氏宗室力量日漸衰微，間接為後來外戚勢力做大鋪平道路。
上層帝王帶頭推崇，民間自然巫風盛行。整個東漢社會，各類預言、符瑞、災異說法四處流傳。普通百姓、讀書人慢慢不再相信人力可以改造現實，轉而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天命、符瑞之上。
劉秀親手打開這隻潘多拉魔盒，最後這套邏輯反過來反噬皇權。既然皇帝的合法性可以依靠讖語來確立，那麼心懷野心之人，同樣能夠編造新的讖語，宣稱自己承受天命。東漢中後期，外戚、宦官、權臣、地方軍閥，一次次偽造解讀圖讖，製造社會輿論，用來挑戰皇權，為自己篡權鋪路。當所謂天命，可以人為編造、隨意解釋的時候，皇權與生俱來的神聖權威，也就被不斷消解。
劉秀離世之後，讖緯很快演變成外戚宦官把持朝政的理論工具、朝堂黨爭羅織罪名的藉口。待到東漢末年，黃巾軍正是沿用這套深入人心的讖緯邏輯，喊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轟轟烈烈的農民大起義爆發，敲響東漢王朝滅亡的喪鐘。
雖說劉秀開創了『光武中興』，可他大力推動的讖緯風氣，給中華傳統文化帶來的毒害，綿延很久。」
順著天人感應的思想脈絡，吳老師接著談論祥瑞與災異。
「西漢董仲舒提出天人感應學說之後，祥瑞與災異，就變成一體兩面的一套說辭。理論認為帝王施政仁德，上天就降下各類祥瑞以示嘉獎；如果為政失德，便會降下災異進行警示。相比令人不安的災異，祥瑞自然更加受歷代帝王歡迎。
不少帝王，迫切需要向天下證明自身統治的正當合理，於是把麒麟、白鹿、黃龍、靈芝之類的事物包裝成上天讚許德政的象徵，大肆宣揚。可歷史真相是，絕大多數所謂祥瑞，並不是什麼特殊的自然奇蹟，而是地方官吏、朝中臣子，為逢迎君主、謀求升官，刻意人為偽造出來的；部分甚至就是統治者本人一手策劃炮製。
王莽謀劃篡奪漢朝政權的時候，指使全國各地源源不斷進獻數以萬計的祥瑞，其中就包括那塊刻著『王莽當為帝』字樣的白石丹書。建立新朝之後，他更進一步，把進獻祥瑞納入官員考核標準，舉國上下掀起造假熱潮。
武則天作為中國歷史上唯一一位女皇帝，面臨巨大的統治合法性壓力，對祥瑞的依賴近乎病態。不僅接納各地呈送的祥瑞，還安排人在洛水中挖掘出刻有『聖母臨人、永昌帝業』的石碑，對外宣稱天降『寶圖』，為此更改年號為永昌，自稱聖母神皇。
宋徽宗本身缺乏治國理政的才幹，虛榮心卻十分強烈，沉醉於『豐亨豫大』的虛幻盛世，痴迷白鶴、靈芝這一類祥瑞吉兆。為搜羅奇花異石裝點皇家園林，推行持續二十餘年的花石綱，沉重壓榨百姓，激起多地農民起義，加速北宋走向覆滅，他自己最後也淪為俘虜，結局可悲可嘆。
祥瑞泛濫，對於國家治理的破壞是全方位的。當君主一心追捧祥瑞，各級官員便無心處理民生政務，挖空心思尋找、製造祥瑞博取上位。老實幹事的人被排擠，投機鑽營之輩平步青雲，官場風氣、社會風氣隨之敗壞。與此同時，大肆營造宣揚祥瑞，勞民傷財，粉飾太平，掩蓋真實存在的社會矛盾，不斷積累社會危機。
唐太宗曾經對身邊大臣講過一段十分通透的話：『朕比見眾議以祥瑞為美事，頻有表賀慶。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給人足，雖無祥瑞，亦可比德於堯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內侵，縱有芝草遍街衢，鳳凰巢苑囿，亦何異於桀紂？嘗聞石勒時，有郡史燃連理木煮白雉肉吃，豈得為明主耶？又隋文帝深愛祥瑞，遣秘書監王劭著衣冠，在朝堂對考使焚香讀《皇隋感瑞經》。舊嘗見傳說此事，實以為可笑。夫為人君，當須至公理天下，以得萬姓之歡心。昔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天地，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此是大祥瑞也。自此後諸州所有祥瑞，並不用申奏。』
這番論述精闢透徹，只不過唐太宗到了晚年，也沒能完全擺脫時代風氣的浸染。司馬遷評價楚國興衰時留下一句總結：『國之將興，必有禎祥，君子用而小人退。國之將亡，賢人隱，亂臣貴。』這句話恰恰點破何為真正的禎祥，何為真正的災異。真正的祥瑞不是奇珍異獸，而是君子賢臣得到重用；真正的災異也不是風雨天象，而是賢才隱退，奸佞當道。
孔子一貫主張『為政以德』『修己以安百姓』，提出『存亡禍福，皆己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一個國家興盛敗亡，一個人禍福榮辱，取決於統治者德行修養與實實在在的施政作為，和外在所謂祥瑞、災異天象，沒有必然關聯。」
最後，吳老師把話題落到民間流傳極廣的擇吉日習俗之上。
「最後說一說擇吉日，也就是老百姓常說的看日子、選黃道吉日。這一項民俗在中國流傳時間極久，深深融入民間日常生活。客觀來講，把選吉日作為一種民俗儀式，適度看待，可以帶給人們一定心理慰藉，增添儀式感，這本身無可厚非。
但是如果過度迷信，凡事一定要拘泥黃道吉日。辦大事不去綜合考量天時天氣、客觀時機、現實條件，單純依據黃曆上的文字，決定什麼時候動工、出行、舉辦重要活動，就會人為設置不必要的時間枷鎖，白白錯失良機，降低辦事效率，甚至做出違背常識的選擇。同時這種風氣，也給一部分江湖術士藉機牟利留下空間。
《說苑》之中有言：『信鬼者失謀，信日者失時。明君不疑，不卜不筮，不擇吉日。』《貞觀政要》記載一段史實：貞觀五年，主管官員上書，皇太子要舉行加冠成人禮，認為二月是吉日，請求調集人手準備盛大儀式。唐太宗卻說，當下春耕剛剛啟動，舉行大典會耽誤農業生產，應當改到十月再辦。太子少保蕭瑀上奏勸阻，依照陰陽家說法，二月才是最為吉利的時間。太宗回答：『陰陽拘忌，朕所不行，若動靜必依陰陽，不顧理義，欲求福佑，其可得乎？若所行皆遵正道，自然常與吉會。且吉凶在人，豈假陰陽拘忌？農時甚要，不可暫失。』
在農時和所謂吉日之間，唐太宗毫不猶豫優先保障春耕生產，不為陰陽禁忌束縛，這樣的格局見識，不愧為一代明君。吉凶禍福的根本，掌握在人的所作所為當中，而不是日曆上的某一個日子。」
聽完吳老師完整而條理分明的一番講解，我的內心豁然開朗。卜筮、相術、讖緯、祥瑞災異、擇吉日，都是漫長歷史沉澱下來的文化現象，其中夾雜古人樸素的生活經驗，卻也裹挾著大量虛妄迷信。區分經驗與迷信，堅守理性務實，重人事而不迷幻象，重實幹而不貪吉兆，才是對待傳統最妥當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