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三章 清太祖，膺景命，靖四方，克大定
清太祖愛新覺羅·努爾哈赤順應天命建立政權，平定了女真各部落的分裂割據局面，完成開國重任。
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率軍兩萬突襲撫順，明朝守將李永芳不戰而降，在當時明朝朝堂眾人眼中，這只是一場外族襲擾的小規模衝突，沒意識到在邊軍將領口中「日漸衰弱、不足為慮」的建州女真，已成長為一個可以跟大明王朝對抗的強大勢力。很多史書將後金崛起歸因於努爾哈赤的雄才大略和明朝的腐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件被刻意忽略的問題：努爾哈赤在萬曆十一年以十三副鎧甲起兵，到正式建國稱汗的三十多年時間裡，坐擁十萬鐵騎的大明邊軍，為何始終沒有對這個慢慢崛起的勢力進行打擊？答案很簡單，邊軍將領們為維護自身的權力與利益，養寇自重，親手為明朝養大了掘墓人。
自永樂年間裁撤塞王、建立九邊重鎮後，遼東就成了明朝北方防禦體系的關鍵節點，東接女真諸部，西連蒙古兀良哈三衛，南拱衛京師側翼，是明朝邊鎮的戰略要地。按明初的邊鎮方案，遼東鎮的職責是「控扼夷虜、守護邊牆」，邊軍的糧餉、人事任免由朝廷直接掌控，斷絕了邊將擁兵自重的可能。
正統年間後，衛所制度崩壞，遼東軍戶大量逃亡，原本的世襲軍兵已無作戰能力，為維持邊境防禦，邊鎮將領只能通過招募「家丁」的方式組建武裝，而供養私兵所需的開支，遠超朝廷撥付的軍餉額度，於是遼東邊鎮逐漸用起「養寇」這個歷朝歷代都存在的潛規則，讓邊境保持「有警但不大亂」的狀態，從朝廷手中爭取更多的軍餉、物資和特權。如果邊境太平，沒有外敵，那麼朝廷必然會削減軍費、裁撤冗餘職位，邊將的權力和利益也會大幅縮水。
所以，遼東的邊將們不會徹底剿滅邊境的遊牧部落，而是維護各個部落的平衡，讓邊境保持小規模衝突不斷的狀態。每當有部落襲擾邊境，邊將就奏報「虜情緊急」，索要增兵、增餉，等錢糧到位，再出兵剿滅勢力較大的部落甚至屠殺無辜平民冒充戰功，向朝廷交差。這種「以寇養兵、以兵固位」模式，到嘉靖、萬曆年間已經發展得爐火純青，整個遼東的文官武將都分得利益，沒有人願意真的平定邊患。
於是在鎮守遼東三十年的總兵李成梁主持下，遼東邊鎮迎來「武功鼎盛」的時期，先後多次大破女真和蒙古部落，向朝廷送上了數百場捷報。只是沒人注意或者說沒人願意去詳細分析李成梁的軍事行動，為什麼會剿滅王杲部落卻放過弱小的努爾哈赤，為什麼掃平葉赫部後又保留葉赫部的部分勢力，讓其繼續與建州女真對抗。在邊鎮的奏報里，努爾哈赤一直「恭順守邊、年年入貢」，沒有任何反叛的跡象，在這種刻意縱容下，建州女真獲得了三十年黃金髮展期，一步步統一女真各部。
努爾哈赤知道遼東邊鎮需要一個穩定的「外敵」來維繫自身利益，這個「外敵」需要為邊鎮提供足夠的「邊警」理由但不能有顛覆邊鎮秩序的實力，所以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努爾哈赤始終保持對明朝表面上的恭順，幾乎年年親自前往北京朝貢，獻上人參、貂皮等貢品，麻痹明朝朝堂，讓明朝政府將他的兼併行動定性為「部落間的私鬥」，同時賄賂從總兵、巡撫到普通守關軍官的整個遼東官僚體系。
得到好處的邊鎮官員，對努爾哈赤的擴張行動視而不見，有時還提供各種便利，單獨開放互市關口讓他換取糧食、鐵器和火藥，泄露邊軍的軍事部署讓他在擴張時不用擔心明軍的干預，甚至在李成梁的主持下，明朝主動將遼東寬甸等六堡的數百里土地、數十萬人口讓給努爾哈赤，為他提供至關重要的農耕根據地。
沒有外部壓力的環境下，努爾哈赤的勢力快速膨脹，用十年時間統一建州女真五部，又用二十年時間掃平海西女真的哈達、烏拉、輝發等部落，將女真諸部全併入麾下，同時建立八旗制度，將所有部落軍事化，平時農耕漁獵，戰時全民皆兵。到萬曆四十三年，努爾哈赤徹底吞併葉赫部，手中已經掌握超十萬能征善戰的八旗軍隊，擁有了和明朝遼東邊鎮正面抗衡的實力。
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後金政權，公開與明朝分庭抗禮，戳破遼東邊鎮維持了三十年的「恭順」假象，遼東邊鎮才發現這個原本可以隨意操控的小部落變成了一個磨刀霍霍的強大對手，但此時遼東的明軍在長期養寇自重環境下，已喪失了戰鬥力，邊將的私兵在多年的和平環境中已腐化，普通衛所士兵淪為了將領的農奴，只會耕種勞作，沒有進行過像樣的軍事訓練，整個遼東鎮帳面上的十幾萬軍隊，真正能上戰場的不足兩萬。
萬曆皇帝調集全國軍隊，加上朝鮮、葉赫的援軍，湊出號稱四十七萬的大軍，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決定一舉蕩平後金，史稱「薩爾滸之戰」，這場決定性戰役以明軍全面慘敗告終，四路大軍三路被全殲，一路倉皇撤退，損失四萬五千餘人，丟失大量的火器、糧草和軍用物資，整個遼東的軍事力量幾乎全軍覆沒。
薩爾滸之戰的慘敗，讓明朝徹底喪失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變成被動挨打、步步後退的防禦方，後金則繳獲大量明朝的先進武器和物資，收編大量投降的明軍士兵，勢力得到進一步的擴張，正式開啟席捲遼東的進程。
薩爾滸慘敗後，明朝緊急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試圖力挽狂瀾，熊廷弼到任後，斬逃將，修城堡，召集流亡的百姓，推行以守為戰的策略，用幾個月時間就穩住了遼東的局勢，讓後金一年多都不敢西進。但熊廷弼的行為觸動遼東邊鎮利益集團的利益，打破邊將們長期吃空餉、冒領錢糧的潛規則，斷了很多人的財路，於是遼東的文官武將們聯手彈劾，污衊他「按兵不動、浪費軍餉」，最終逼熊廷弼辭官回鄉，遼東剛剛好轉的防禦局勢再次崩壞。
熊廷弼去職後，明朝任命袁應泰為遼東經略，袁應泰雖勤勉有為，卻不懂軍事，盲目招降大量蒙古流民，安置在瀋陽、遼陽等重鎮中，天啟元年，努爾哈赤突襲瀋陽，被後金收買的蒙古流民在城中發動叛亂，打開城門迎後金軍入城，瀋陽一天內宣告陷落。隨後，後金軍進攻遼陽，袁應泰兵敗自殺，遼河以東的七十餘座城池，一個月內全部落入後金手中，明朝在遼東的防禦體系徹底崩潰。
瀋陽、遼陽接連失陷後，明熹宗再次起用熊廷弼，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第二次擔任遼東經略，此時遼東邊鎮已形成以東林黨人支持的巡撫王化貞為首的新的利益集團，王化貞錯誤評估了後金的實力，堅持主張主動出擊，認為可以用六萬大軍三個月蕩平後金，熊廷弼則堅持「三方布置策」，主張以廣寧為核心牽制後金主力，在天津、登萊布置舟師從海上威脅後金後方，同時聯合朝鮮從東面出擊，步步為營、以守為戰。
兩種不同的觀念造成了明末遼東歷史上著名的「經撫不合」局面，熊廷弼身為遼東經略，卻只有幾千人的直屬兵力，王化貞作為遼東巡撫，卻掌握著十幾萬大軍，一個主守、一個主戰，朝堂上也分成兩派相互攻訐，整個遼東的指揮體系陷入混亂。努爾哈赤抓住機會，於天啟二年派軍渡過遼河，直撲廣寧，雙方剛一交戰，明軍內部的將領就發動叛亂，打開廣寧城門投降後金，王化貞倉皇出逃，與熊廷弼率領殘部退回山海關，遼河以西全部落入後金手中。
廣寧慘敗也是遼東邊鎮利益集團養寇自重的延續，對於王化貞和遼東官僚集團而言，後金始終是他們獲取朝廷資源、維繫自身權力的籌碼，他們從來沒有做好和後金決一死戰的準備，在戰前就為自己留好了後路，一旦戰事不利立刻投降。熊廷弼作為外來的經略，無法融入遼東的利益網絡，他的正確戰略得不到執行，反而成為廣寧慘敗的替罪羊，被明熹宗處死，傳首九邊。隨著熊廷弼的冤死，明朝最後一位有能力平定遼東亂局的統帥隕落，遼東局勢陷入無法挽回的地步。
廣寧失陷後，明朝將防線收縮到山海關一線，孫承宗、袁崇煥先後主持遼東防務，打造出以寧遠、錦州為核心的關寧防線，組建新的關寧軍集團。但這支新的遼東軍隊，也繼承了遼東邊鎮延續百年的養寇自重傳統，不斷向朝廷索要軍餉，將數百萬兩的遼餉掌控在自己手中，整個遼東的人事任免、財政開支全部獨立於中央體系。他們一方面依靠堅城大炮，在後金的攻勢前守住了寧遠、錦州等幾個重要據點；另一方面卻避免與後金進行主力決戰，多次在戰事間隙，與後金進行秘密和談與貿易往來。
對關寧軍集團而言，「平遼」不是他們的目標，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獲得源源不斷的利益才是，只要後金這個對手存在，朝廷就不會停止向遼東輸送巨額的遼餉。袁崇煥督師遼東期間，為維繫關寧集團的利益，擅自處死堅持主戰、不受他控制的東江鎮總兵毛文龍，而東江鎮，是明朝在後金後方的一顆重要棋子，長期駐紮皮島，不斷襲擾後金的後方腹地，讓後金不敢全力西進，毛文龍死後，東江鎮陷入內亂，大量將領率領部眾投降後金，後金沒了後方威脅，獲得全力發展的空間。
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後金的統治者們摸透了遼東邊軍的行為準則，他們大力推行招降策略，用高官厚祿、封地實權來引誘明朝的遼東邊將，對於邊將而言，既然可以把後金當成獲取朝廷利益的籌碼，那麼投降後金不過是將利益交換關係轉換成君臣合作。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手握重兵的關寧軍將領，先後率部歸降後金，為後金帶去急需的紅夷大炮、戰船和先進的軍事技術，也帶去明朝內部的虛實情報。
崇禎末年，關寧軍集團的主帥吳三桂，實際已成為明朝與後金之間的第三方獨立勢力，手中掌握關寧軍最後的戰力，既沒有剿滅李自成農民軍的意願，也沒有為明朝殉葬的決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推行「追贓助餉」政策，原本打算歸降李自成的吳三桂因家人被抓、愛妾被奪，選擇打開山海關，引清軍入關，這一刻，遼東邊鎮集團親手養大的後金，以一個全新的大一統王朝的身份，取代了大明，完成天下的統一。
後金的崛起，是一場潛規則不斷膨脹，最終反噬自身的悲劇，遼東邊鎮的官僚體系為了維繫個人利益，刻意縱容，把原本弱小的建州女真，扶持成顛覆整個王朝的強大力量，為整個王朝帶來滅頂之災，在遼東邊鎮的文官武將們瓜分從朝廷套取來的軍餉時，他們應該不會想到，自己親手釋放出的巨獸，會將他們所有的財富、地位和舊王朝一起吞噬。
公元1618年，努爾哈赤率軍兩萬突襲撫順，明朝守將李永芳不戰而降，在當時明朝朝堂眾人眼中，這只是一場外族襲擾的小規模衝突，沒意識到在邊軍將領口中「日漸衰弱、不足為慮」的建州女真，已成長為一個可以跟大明王朝對抗的強大勢力。很多史書將後金崛起歸因於努爾哈赤的雄才大略和明朝的腐敗，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一件被刻意忽略的問題：努爾哈赤在萬曆十一年以十三副鎧甲起兵，到正式建國稱汗的三十多年時間裡，坐擁十萬鐵騎的大明邊軍，為何始終沒有對這個慢慢崛起的勢力進行打擊？答案很簡單，邊軍將領們為維護自身的權力與利益，養寇自重，親手為明朝養大了掘墓人。
自永樂年間裁撤塞王、建立九邊重鎮後，遼東就成了明朝北方防禦體系的關鍵節點，東接女真諸部，西連蒙古兀良哈三衛，南拱衛京師側翼，是明朝邊鎮的戰略要地。按明初的邊鎮方案，遼東鎮的職責是「控扼夷虜、守護邊牆」，邊軍的糧餉、人事任免由朝廷直接掌控，斷絕了邊將擁兵自重的可能。
正統年間後，衛所制度崩壞，遼東軍戶大量逃亡，原本的世襲軍兵已無作戰能力，為維持邊境防禦，邊鎮將領只能通過招募「家丁」的方式組建武裝，而供養私兵所需的開支，遠超朝廷撥付的軍餉額度，於是遼東邊鎮逐漸用起「養寇」這個歷朝歷代都存在的潛規則，讓邊境保持「有警但不大亂」的狀態，從朝廷手中爭取更多的軍餉、物資和特權。如果邊境太平，沒有外敵，那麼朝廷必然會削減軍費、裁撤冗餘職位，邊將的權力和利益也會大幅縮水。
所以，遼東的邊將們不會徹底剿滅邊境的遊牧部落，而是維護各個部落的平衡，讓邊境保持小規模衝突不斷的狀態。每當有部落襲擾邊境，邊將就奏報「虜情緊急」，索要增兵、增餉，等錢糧到位，再出兵剿滅勢力較大的部落甚至屠殺無辜平民冒充戰功，向朝廷交差。這種「以寇養兵、以兵固位」模式，到嘉靖、萬曆年間已經發展得爐火純青，整個遼東的文官武將都分得利益，沒有人願意真的平定邊患。
於是在鎮守遼東三十年的總兵李成梁主持下，遼東邊鎮迎來「武功鼎盛」的時期，先後多次大破女真和蒙古部落，向朝廷送上了數百場捷報。只是沒人注意或者說沒人願意去詳細分析李成梁的軍事行動，為什麼會剿滅王杲部落卻放過弱小的努爾哈赤，為什麼掃平葉赫部後又保留葉赫部的部分勢力，讓其繼續與建州女真對抗。在邊鎮的奏報里，努爾哈赤一直「恭順守邊、年年入貢」，沒有任何反叛的跡象，在這種刻意縱容下，建州女真獲得了三十年黃金髮展期，一步步統一女真各部。
努爾哈赤知道遼東邊鎮需要一個穩定的「外敵」來維繫自身利益，這個「外敵」需要為邊鎮提供足夠的「邊警」理由但不能有顛覆邊鎮秩序的實力，所以在三十多年的時間裡，努爾哈赤始終保持對明朝表面上的恭順，幾乎年年親自前往北京朝貢，獻上人參、貂皮等貢品，麻痹明朝朝堂，讓明朝政府將他的兼併行動定性為「部落間的私鬥」，同時賄賂從總兵、巡撫到普通守關軍官的整個遼東官僚體系。
得到好處的邊鎮官員，對努爾哈赤的擴張行動視而不見，有時還提供各種便利，單獨開放互市關口讓他換取糧食、鐵器和火藥，泄露邊軍的軍事部署讓他在擴張時不用擔心明軍的干預，甚至在李成梁的主持下，明朝主動將遼東寬甸等六堡的數百里土地、數十萬人口讓給努爾哈赤，為他提供至關重要的農耕根據地。
沒有外部壓力的環境下，努爾哈赤的勢力快速膨脹，用十年時間統一建州女真五部，又用二十年時間掃平海西女真的哈達、烏拉、輝發等部落，將女真諸部全併入麾下，同時建立八旗制度，將所有部落軍事化，平時農耕漁獵，戰時全民皆兵。到萬曆四十三年，努爾哈赤徹底吞併葉赫部，手中已經掌握超十萬能征善戰的八旗軍隊，擁有了和明朝遼東邊鎮正面抗衡的實力。
萬曆四十四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稱汗，建立後金政權，公開與明朝分庭抗禮，戳破遼東邊鎮維持了三十年的「恭順」假象，遼東邊鎮才發現這個原本可以隨意操控的小部落變成了一個磨刀霍霍的強大對手，但此時遼東的明軍在長期養寇自重環境下，已喪失了戰鬥力，邊將的私兵在多年的和平環境中已腐化，普通衛所士兵淪為了將領的農奴，只會耕種勞作，沒有進行過像樣的軍事訓練，整個遼東鎮帳面上的十幾萬軍隊，真正能上戰場的不足兩萬。
萬曆皇帝調集全國軍隊，加上朝鮮、葉赫的援軍，湊出號稱四十七萬的大軍，任命楊鎬為遼東經略，決定一舉蕩平後金，史稱「薩爾滸之戰」，這場決定性戰役以明軍全面慘敗告終，四路大軍三路被全殲，一路倉皇撤退，損失四萬五千餘人，丟失大量的火器、糧草和軍用物資，整個遼東的軍事力量幾乎全軍覆沒。
薩爾滸之戰的慘敗，讓明朝徹底喪失在遼東的戰略主動權，變成被動挨打、步步後退的防禦方，後金則繳獲大量明朝的先進武器和物資，收編大量投降的明軍士兵，勢力得到進一步的擴張，正式開啟席捲遼東的進程。
薩爾滸慘敗後，明朝緊急任命熊廷弼為遼東經略，試圖力挽狂瀾，熊廷弼到任後，斬逃將，修城堡，召集流亡的百姓，推行以守為戰的策略，用幾個月時間就穩住了遼東的局勢，讓後金一年多都不敢西進。但熊廷弼的行為觸動遼東邊鎮利益集團的利益，打破邊將們長期吃空餉、冒領錢糧的潛規則，斷了很多人的財路，於是遼東的文官武將們聯手彈劾，污衊他「按兵不動、浪費軍餉」，最終逼熊廷弼辭官回鄉，遼東剛剛好轉的防禦局勢再次崩壞。
熊廷弼去職後，明朝任命袁應泰為遼東經略，袁應泰雖勤勉有為，卻不懂軍事，盲目招降大量蒙古流民，安置在瀋陽、遼陽等重鎮中，天啟元年，努爾哈赤突襲瀋陽，被後金收買的蒙古流民在城中發動叛亂，打開城門迎後金軍入城，瀋陽一天內宣告陷落。隨後，後金軍進攻遼陽，袁應泰兵敗自殺，遼河以東的七十餘座城池，一個月內全部落入後金手中，明朝在遼東的防禦體系徹底崩潰。
瀋陽、遼陽接連失陷後，明熹宗再次起用熊廷弼，任命他為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第二次擔任遼東經略，此時遼東邊鎮已形成以東林黨人支持的巡撫王化貞為首的新的利益集團，王化貞錯誤評估了後金的實力，堅持主張主動出擊，認為可以用六萬大軍三個月蕩平後金，熊廷弼則堅持「三方布置策」，主張以廣寧為核心牽制後金主力，在天津、登萊布置舟師從海上威脅後金後方，同時聯合朝鮮從東面出擊，步步為營、以守為戰。
兩種不同的觀念造成了明末遼東歷史上著名的「經撫不合」局面，熊廷弼身為遼東經略，卻只有幾千人的直屬兵力，王化貞作為遼東巡撫，卻掌握著十幾萬大軍，一個主守、一個主戰，朝堂上也分成兩派相互攻訐，整個遼東的指揮體系陷入混亂。努爾哈赤抓住機會，於天啟二年派軍渡過遼河，直撲廣寧，雙方剛一交戰，明軍內部的將領就發動叛亂，打開廣寧城門投降後金，王化貞倉皇出逃，與熊廷弼率領殘部退回山海關，遼河以西全部落入後金手中。
廣寧慘敗也是遼東邊鎮利益集團養寇自重的延續，對於王化貞和遼東官僚集團而言，後金始終是他們獲取朝廷資源、維繫自身權力的籌碼，他們從來沒有做好和後金決一死戰的準備，在戰前就為自己留好了後路，一旦戰事不利立刻投降。熊廷弼作為外來的經略，無法融入遼東的利益網絡，他的正確戰略得不到執行，反而成為廣寧慘敗的替罪羊，被明熹宗處死，傳首九邊。隨著熊廷弼的冤死，明朝最後一位有能力平定遼東亂局的統帥隕落，遼東局勢陷入無法挽回的地步。
廣寧失陷後，明朝將防線收縮到山海關一線，孫承宗、袁崇煥先後主持遼東防務，打造出以寧遠、錦州為核心的關寧防線，組建新的關寧軍集團。但這支新的遼東軍隊，也繼承了遼東邊鎮延續百年的養寇自重傳統，不斷向朝廷索要軍餉，將數百萬兩的遼餉掌控在自己手中，整個遼東的人事任免、財政開支全部獨立於中央體系。他們一方面依靠堅城大炮，在後金的攻勢前守住了寧遠、錦州等幾個重要據點；另一方面卻避免與後金進行主力決戰，多次在戰事間隙，與後金進行秘密和談與貿易往來。
對關寧軍集團而言，「平遼」不是他們的目標，保持自己的特殊地位，獲得源源不斷的利益才是，只要後金這個對手存在，朝廷就不會停止向遼東輸送巨額的遼餉。袁崇煥督師遼東期間，為維繫關寧集團的利益，擅自處死堅持主戰、不受他控制的東江鎮總兵毛文龍，而東江鎮，是明朝在後金後方的一顆重要棋子，長期駐紮皮島，不斷襲擾後金的後方腹地，讓後金不敢全力西進，毛文龍死後，東江鎮陷入內亂，大量將領率領部眾投降後金，後金沒了後方威脅，獲得全力發展的空間。
從努爾哈赤到皇太極，後金的統治者們摸透了遼東邊軍的行為準則，他們大力推行招降策略，用高官厚祿、封地實權來引誘明朝的遼東邊將，對於邊將而言，既然可以把後金當成獲取朝廷利益的籌碼，那麼投降後金不過是將利益交換關係轉換成君臣合作。祖大壽、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手握重兵的關寧軍將領，先後率部歸降後金，為後金帶去急需的紅夷大炮、戰船和先進的軍事技術，也帶去明朝內部的虛實情報。
崇禎末年，關寧軍集團的主帥吳三桂，實際已成為明朝與後金之間的第三方獨立勢力，手中掌握關寧軍最後的戰力，既沒有剿滅李自成農民軍的意願，也沒有為明朝殉葬的決心。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推行「追贓助餉」政策，原本打算歸降李自成的吳三桂因家人被抓、愛妾被奪，選擇打開山海關，引清軍入關，這一刻，遼東邊鎮集團親手養大的後金，以一個全新的大一統王朝的身份，取代了大明，完成天下的統一。
後金的崛起，是一場潛規則不斷膨脹，最終反噬自身的悲劇，遼東邊鎮的官僚體系為了維繫個人利益，刻意縱容，把原本弱小的建州女真，扶持成顛覆整個王朝的強大力量，為整個王朝帶來滅頂之災，在遼東邊鎮的文官武將們瓜分從朝廷套取來的軍餉時，他們應該不會想到，自己親手釋放出的巨獸，會將他們所有的財富、地位和舊王朝一起吞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