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四章 至世祖，乃大同，十二世，清祚終
到了清世祖順治時，天下一統，清朝在傳了十二位皇帝後滅亡。
公元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船隊駛入大沽口，船上滿載蒸汽機、望遠鏡、新型火炮等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希望能與清王朝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可在乾隆皇帝的眼裡，這些西方人只是前來進貢的蠻夷，所以拒絕了英國使團的通商請求，並在給英王的敕諭里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親手拉起隔絕世界的高牆，拒絕跟隨歷史車輪前行。
此後的一百多年裡，清王朝一次次選擇站在歷史前進方向的對立面，用閉關鎖國阻斷與海外的交流，用高壓思想禁錮扼殺民間的思想，用對既得利益的死守拒絕任何觸及根本的變革，讓中華民族錯過兩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把自己拖入滅亡的深淵，留下一段飽含血淚的記憶。
在明朝初年，明朝朝廷就推行過海禁政策，清朝入關後，為對付東南沿海的鄭氏抗清勢力，直接把海禁的嚴酷程度推到歷史的頂峰，順治十八年，為斷絕沿海民眾和海上反清勢力的聯繫，清廷下達遷界令，從山東到廣東的整個沿海地帶，所有居民必須內遷三十里，沿海船隻全部燒毀，寸板不許下水，連岸邊的樹木都盡數砍伐。
在這場持續二十多年的禁令里，東南沿海無數以海為生的漁民、商人被迫背井離鄉，當時的福建、廣東沿海，原本繁榮的港口變成了一片無人區，曾經帆檣林立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夜之間陷入死寂。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收復台灣後，清廷才有條件地解除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對外通商，同時用各種嚴苛管制卡住海外貿易的脖子。
清廷對出海船隻的尺寸做出嚴格限制，明確規定出海商船載重不得超過五百石，船上水手人數不能超過二十八人，嚴禁民眾攜帶任何鐵器、農具出海，禁止國內商人前往日本貿易，更荒謬的是規定出海的民眾必須在三年內返回國內，逾期不歸者視為棄民。到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只留下廣州十三行作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把整個清王朝的對外交流通道壓縮到珠江口的彈丸之地。
此時，大航海時代進入鼎盛階段，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靠海上貿易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英國的海外貿易更是迎來爆發式增長，清王朝卻把海外貿易當成威脅統治的隱患，把東南沿海積累了數百年的海洋商業活力硬生生掐斷，中國原本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和海洋貿易優勢，在一道道禁令中消耗殆盡。
作為少數民族政權，清王朝對漢族的思想動向抱有極強的戒備心理，康雍乾三朝持續一百多年的文字獄，把思想禁錮的強度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康熙年間的「明史案」，因江南士人莊廷鑨修撰的《明史》中保留部分對清朝不利的史料，清廷就將莊氏全家老少全部處死，牽連其中的七十多名士人被斬殺，數百人被流放寧古塔。雍正朝，「呂留良案」把思想管控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去世幾十年的學者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後人、門生全部被牽連治罪，雍正親自編撰《大義覺迷錄》，強行向天下士人灌輸他所認可的思維。
乾隆時期，文字獄的數量達到最高峰，整個乾隆朝有記載的文字獄案件超過一百三十起，占清代文字獄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些文字獄案件的緣由荒唐到近乎病態，有人因寫了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被認為故意把「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有大逆不道的跡象被處死；有人寫了「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污衊為想要光復明朝、推翻清朝，全家被牽連治罪；乾隆發起的《四庫全書》編撰工程，用整理歷代典籍的名義進行大規模書籍審查，整個編撰過程里，被清廷直接禁毀、刪改的書籍總數超過三千種總計十五萬部以上，無數歷史文獻就此失傳。
在這種高壓氛圍下，清代的知識分子不敢觸碰任何現實議題，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古籍校勘、文字訓詁的工作中，整個文化界的思想活力卻被冰封，沒人敢討論現實的弊端，沒人敢提出制度的革新，也沒人去關注國外發生的工業革命，整個國家的思想界陷入全面停滯，失去創新和變革的動力。
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才讓清廷里的部分掌權者意識到堅船利炮的威力，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發起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他們創辦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軍工企業，修建鐵路、架設電報線，開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試圖在保持原有制度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讓清王朝重新強大。
這場改革處處受到守舊勢力的阻撓，修建鐵路的提議剛被提出，就有大臣上書反對，聲稱鐵路會破壞沿途的風水，驚動祖宗的陵寢，會讓沿途的莊稼長不出來，洋務派好不容易建起的第一條鐵路，卻被清廷高價贖回，拆成碎片扔進海里。福州船政局培養出來的第一批近代海軍人才，被視為是「旁門左道」的異類，被科舉出身的官員看不起。
最重要的是，所有近代企業都被官府把控，政府部門的貪腐習氣直接被搬到工廠，官員不懂技術卻掌握所有人事和財政權力，企業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無法和西方的近代企業競爭，同時整個國家的人才選拔制度依然是八股科舉，新式學堂培養的技術人才沒有上升通道，民間商業資本被官府限制，無法創辦近代工商業。
李鴻章晚年曾感嘆自己像是一個裱糊匠，對一間千瘡百孔的破房子東補西貼，只是維持表面的光鮮。1894年甲午戰爭，靠洋務運動苦心經營出來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事實證明，只學習技術，不肯觸動腐朽的根基，想用西方的技術維護舊跟上近代化的腳步，不可能讓中國真正走上富強的道路。
甲午戰敗後，民族危機空前深重，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為代表的維新派，在光緒皇帝支持下，於1898年發起戊戌變法，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裁撤冗餘的衙門和官員，鼓勵民間創辦報刊、上書言事，設立新式學堂普及近代教育，鼓勵民間資本開辦近代工商業，刻意放緩開國會、定憲法的主張，試圖用溫和的方式，推動清朝完成近代化轉型。
可這樣一場幾乎沒有觸動皇室利益的改良運動，依然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瘋狂反撲，靠舊制度享受特權的滿清貴族、靠八股科舉上位的官僚士紳，發現維新變法要裁撤他們的冗餘職位，打破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就聯合起來反對。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重新掌控朝政，光緒皇帝被囚禁在瀛台，譚嗣同等六位維新志士被殺害於菜市口，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外，其他新政措施全被廢除，清王朝親手掐斷通過和平改良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後機會。
戊戌變法的失敗讓原本對清廷抱有改良幻想的有識之士明白，清王朝那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放棄任何一點特權，也不可能帶領中國完成近代化轉型，在戊戌政變發生的那一刻，革命的火種就在無數國人心裡埋下，清王朝的滅亡，從此只是時間問題。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帶光緒帝逃到西安，清王朝的統治到了搖搖欲墜的地步，為平息國內的不滿、維護統治，清廷不得不宣布推行「清末新政」，廢除科舉制度，編練新式軍隊，鼓勵民間工商業發展，甚至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成立「皇族內閣」，準備用九年時間預備立憲，只是1911年成立的「皇族內閣」，十三名成員里七名是滿清皇族，漢族官員只有四名，讓所有人看清了清廷想用新政來拖延時間、欺騙民眾的意圖。革命黨人通過慢慢地滲透，把清廷花重金編練出來的新式陸軍變成埋葬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當1911年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傳來，這個帝國幾乎在瞬間就土崩瓦解。
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為維護一小撮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不惜犧牲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機遇，在世界進入近代化的關鍵百年裡，試圖擋住時代的洪流，一次次選擇做歷史車輪的攔路者，用海禁鎖住海洋活力，用文字獄冰封思想，用洋務運動的虛假繁榮拖延制度變革，用戊戌政變掐斷和平改良的最後機會，最後用一場虛偽的新政，耗盡全國民眾的最後一點耐心，最終被歷史的車輪碾碎。這段沉痛的歷史告訴後人：任何試圖逆歷史潮流而動、死守既得利益不肯變革的政權，都只會被時代無情拋棄。
公元1793年，英國馬戛爾尼使團的船隊駛入大沽口，船上滿載蒸汽機、望遠鏡、新型火炮等工業革命的最新成果，希望能與清王朝建立平等的外交關係，可在乾隆皇帝的眼裡，這些西方人只是前來進貢的蠻夷，所以拒絕了英國使團的通商請求，並在給英王的敕諭里宣稱「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貨物以通有無」，他沒有意識到，自己正在親手拉起隔絕世界的高牆，拒絕跟隨歷史車輪前行。
此後的一百多年裡，清王朝一次次選擇站在歷史前進方向的對立面，用閉關鎖國阻斷與海外的交流，用高壓思想禁錮扼殺民間的思想，用對既得利益的死守拒絕任何觸及根本的變革，讓中華民族錯過兩次工業革命的機遇，把自己拖入滅亡的深淵，留下一段飽含血淚的記憶。
在明朝初年，明朝朝廷就推行過海禁政策，清朝入關後，為對付東南沿海的鄭氏抗清勢力，直接把海禁的嚴酷程度推到歷史的頂峰，順治十八年，為斷絕沿海民眾和海上反清勢力的聯繫，清廷下達遷界令，從山東到廣東的整個沿海地帶，所有居民必須內遷三十里，沿海船隻全部燒毀，寸板不許下水，連岸邊的樹木都盡數砍伐。
在這場持續二十多年的禁令里，東南沿海無數以海為生的漁民、商人被迫背井離鄉，當時的福建、廣東沿海，原本繁榮的港口變成了一片無人區，曾經帆檣林立的海上絲綢之路，一夜之間陷入死寂。直到康熙二十二年，清軍收復台灣後，清廷才有條件地解除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個海關對外通商，同時用各種嚴苛管制卡住海外貿易的脖子。
清廷對出海船隻的尺寸做出嚴格限制，明確規定出海商船載重不得超過五百石，船上水手人數不能超過二十八人，嚴禁民眾攜帶任何鐵器、農具出海，禁止國內商人前往日本貿易，更荒謬的是規定出海的民眾必須在三年內返回國內，逾期不歸者視為棄民。到乾隆二十二年，清廷關閉江、浙、閩三個海關，只留下廣州十三行作為唯一的對外通商口岸，把整個清王朝的對外交流通道壓縮到珠江口的彈丸之地。
此時，大航海時代進入鼎盛階段，西班牙、葡萄牙、荷蘭等國靠海上貿易完成了原始資本的積累，英國的海外貿易更是迎來爆發式增長，清王朝卻把海外貿易當成威脅統治的隱患，把東南沿海積累了數百年的海洋商業活力硬生生掐斷，中國原本領先世界的航海技術和海洋貿易優勢，在一道道禁令中消耗殆盡。
作為少數民族政權，清王朝對漢族的思想動向抱有極強的戒備心理，康雍乾三朝持續一百多年的文字獄，把思想禁錮的強度推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康熙年間的「明史案」，因江南士人莊廷鑨修撰的《明史》中保留部分對清朝不利的史料，清廷就將莊氏全家老少全部處死，牽連其中的七十多名士人被斬殺，數百人被流放寧古塔。雍正朝，「呂留良案」把思想管控的範圍進一步擴大，去世幾十年的學者呂留良被開棺戮屍，後人、門生全部被牽連治罪，雍正親自編撰《大義覺迷錄》，強行向天下士人灌輸他所認可的思維。
乾隆時期，文字獄的數量達到最高峰，整個乾隆朝有記載的文字獄案件超過一百三十起，占清代文字獄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這些文字獄案件的緣由荒唐到近乎病態，有人因寫了一句「一把心腸論濁清」，被認為故意把「濁」字放在國號「清」之前，有大逆不道的跡象被處死；有人寫了「明朝期振翮，一舉去清都」，被污衊為想要光復明朝、推翻清朝，全家被牽連治罪；乾隆發起的《四庫全書》編撰工程，用整理歷代典籍的名義進行大規模書籍審查，整個編撰過程里，被清廷直接禁毀、刪改的書籍總數超過三千種總計十五萬部以上，無數歷史文獻就此失傳。
在這種高壓氛圍下，清代的知識分子不敢觸碰任何現實議題，只能把全部精力投入古籍校勘、文字訓詁的工作中，整個文化界的思想活力卻被冰封，沒人敢討論現實的弊端，沒人敢提出制度的革新，也沒人去關注國外發生的工業革命，整個國家的思想界陷入全面停滯，失去創新和變革的動力。
兩次鴉片戰爭的慘敗，才讓清廷里的部分掌權者意識到堅船利炮的威力，從19世紀60年代開始，以奕訢、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為代表的洋務派，發起以「自強」「求富」為目標的洋務運動，他們創辦江南製造總局、福州船政局等近代軍工企業，修建鐵路、架設電報線，開辦新式學堂，派遣留學生，試圖在保持原有制度的基礎上，學習西方先進技術，讓清王朝重新強大。
這場改革處處受到守舊勢力的阻撓，修建鐵路的提議剛被提出，就有大臣上書反對，聲稱鐵路會破壞沿途的風水，驚動祖宗的陵寢，會讓沿途的莊稼長不出來，洋務派好不容易建起的第一條鐵路，卻被清廷高價贖回，拆成碎片扔進海里。福州船政局培養出來的第一批近代海軍人才，被視為是「旁門左道」的異類，被科舉出身的官員看不起。
最重要的是，所有近代企業都被官府把控，政府部門的貪腐習氣直接被搬到工廠，官員不懂技術卻掌握所有人事和財政權力，企業效率低下、浪費嚴重，無法和西方的近代企業競爭，同時整個國家的人才選拔制度依然是八股科舉，新式學堂培養的技術人才沒有上升通道，民間商業資本被官府限制，無法創辦近代工商業。
李鴻章晚年曾感嘆自己像是一個裱糊匠，對一間千瘡百孔的破房子東補西貼，只是維持表面的光鮮。1894年甲午戰爭，靠洋務運動苦心經營出來的北洋水師，全軍覆沒的事實證明，只學習技術，不肯觸動腐朽的根基，想用西方的技術維護舊跟上近代化的腳步，不可能讓中國真正走上富強的道路。
甲午戰敗後，民族危機空前深重，以康有為、梁啓超、譚嗣同為代表的維新派，在光緒皇帝支持下，於1898年發起戊戌變法，廢除八股改試策論，裁撤冗餘的衙門和官員，鼓勵民間創辦報刊、上書言事，設立新式學堂普及近代教育，鼓勵民間資本開辦近代工商業，刻意放緩開國會、定憲法的主張，試圖用溫和的方式，推動清朝完成近代化轉型。
可這樣一場幾乎沒有觸動皇室利益的改良運動，依然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守舊勢力瘋狂反撲，靠舊制度享受特權的滿清貴族、靠八股科舉上位的官僚士紳，發現維新變法要裁撤他們的冗餘職位，打破他們對權力的壟斷，就聯合起來反對。慈禧太后發動戊戌政變，重新掌控朝政，光緒皇帝被囚禁在瀛台，譚嗣同等六位維新志士被殺害於菜市口，除京師大學堂被保留外，其他新政措施全被廢除，清王朝親手掐斷通過和平改良走上近代化道路的最後機會。
戊戌變法的失敗讓原本對清廷抱有改良幻想的有識之士明白，清王朝那一小撮既得利益集團，不願意放棄任何一點特權，也不可能帶領中國完成近代化轉型，在戊戌政變發生的那一刻，革命的火種就在無數國人心裡埋下，清王朝的滅亡，從此只是時間問題。
1900年，八國聯軍侵華，慈禧太后帶光緒帝逃到西安，清王朝的統治到了搖搖欲墜的地步，為平息國內的不滿、維護統治，清廷不得不宣布推行「清末新政」，廢除科舉制度，編練新式軍隊，鼓勵民間工商業發展，甚至頒布《欽定憲法大綱》，宣布成立「皇族內閣」，準備用九年時間預備立憲，只是1911年成立的「皇族內閣」，十三名成員里七名是滿清皇族，漢族官員只有四名，讓所有人看清了清廷想用新政來拖延時間、欺騙民眾的意圖。革命黨人通過慢慢地滲透，把清廷花重金編練出來的新式陸軍變成埋葬清王朝的核心力量，當1911年武昌城頭的一聲槍響傳來，這個帝國幾乎在瞬間就土崩瓦解。
作為中國最後一個封建王朝，清朝為維護一小撮統治階級的既得利益，不惜犧牲整個國家和民族的發展機遇，在世界進入近代化的關鍵百年裡，試圖擋住時代的洪流，一次次選擇做歷史車輪的攔路者，用海禁鎖住海洋活力，用文字獄冰封思想，用洋務運動的虛假繁榮拖延制度變革，用戊戌政變掐斷和平改良的最後機會，最後用一場虛偽的新政，耗盡全國民眾的最後一點耐心，最終被歷史的車輪碾碎。這段沉痛的歷史告訴後人：任何試圖逆歷史潮流而動、死守既得利益不肯變革的政權，都只會被時代無情拋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