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2章 營救行動2
日共的地下組織把城裡的情況用地下電台傳了出來。
德田在福岡的中央委員會辦公室里收到電報之後，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給前指回了一封電報，只有一句話：
「請聯軍繼續推進。
不要停。
我們的人正在城裡組織百姓們反抗。我們需要聯軍的炮聲幫我們撐腰。
如果聯軍停下來，軍部會把所有孩子都綁上炸藥。
如果聯軍繼續打，軍部就來不及做完。」
東大的同志把電報看了兩遍，把細木棍在地圖上重新拿起來。
他指著東京市區說：
「推進暫緩，但炮擊不停。
每天定時炮擊外圍軍事目標，不打居民區。
炮聲要讓城裡的人聽到。
讓軍部知道我們還在。
讓老百姓知道我們還在。
救援組的行動繼續。
同時，通知德田同志——請他在城裡組織好鄉親們，告訴他們聯軍在哪個方向，告訴他們從哪條路能走出來。
我們在這邊接應。」
命令下達了。
炮擊恢復，但炮彈只落在日軍已知的軍事據點和彈藥庫上，居民區一棟房子都不碰。
炮聲每天響兩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鐘。東邊的三條通道保持開放，日共的聯絡員在通道兩側的廢墟里貼上手寫的指路標語。
從城裡逃出來的母親們沿著這些標語往東走，走到接待站，登記，然後被問一句話——「你家裡有沒有孩子被帶走了？」
如果有，她們會被帶到一張桌子前，桌子上攤著一張東京市區的大地圖，地圖上標註著聯軍已經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親們趴在地圖上找，找到一個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著笑；有的人沒找到，站著不動，眼淚從臉上淌下來，一句話也不說。
從一月下旬開始，東京城裡的反抗聲越來越大。
不是武裝反抗——母親們手裡沒有槍。但母親們有嘴，有腿，有把整個城市走遍的力氣。
她們在憲兵隊門口哭，在義勇隊集合點門口跪著，在少年突擊隊的營房外面喊孩子的名字。
憲兵打她們，趕她們，抓她們。
但人越抓越多，哭聲越趕越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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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有些義勇隊的士兵——他們自己也是父親，也有孩子被編進了少年突擊隊——開始悄悄放人。
一個憲兵軍曹後來在戰俘營里說了一句話，被記錄在案：
「我放了五個孩子。每放一個，我就在名冊上劃掉一個名字。
我知道名冊對不上了，但我沒辦法。
我看著那些孩子被帶走的時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兒子。」
一月二十八日，聯軍從東京外圍陣地上解救的孩子總數超過了五百人。
炮擊仍在繼續。通道仍然開放。
母親們的哭聲從城裡傳出來，和炮聲混在一起，像某種低沉的、持續不斷的、不肯停歇的東西。
一天之前，東京。
市谷。
陸軍參謀本部地下掩體。
一月二十九日。
市谷台地的地下掩體是昭和初年修建的，鋼筋混凝土澆築，頂層厚度超過三米，據說能扛住五百公斤炸彈的直接命中。
掩體裡有三層，最上層是作戰室和通訊室，中層是指揮官休息室和會議室，下層是倉庫和發電機房。
當初修建的時候，參謀本部的人說這是「固若金湯」。
現在沒有人這麼說了。
掩體確實能扛住炸彈，但扛不住壞消息。
可是壞消息似乎比炸彈更重，更密，更持久。
它從每一個角落滲進來，從每一根電話線里爬進來，從每一個走進掩體的人臉上看出來。
掩體現在還在運轉，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只是在等最後一顆炮彈落下來。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會議是臨時召集的。
原本的會議時間是三天前，但那天開會開到一半，通訊室收到消息說聯軍炮擊了市谷北面的一個彈藥庫，爆炸波及了附近的民房，整片街區都在燒。
會議中斷了。
東條去樓頂看了火勢，回來之後沒有再坐下，站在地圖前面看了一會兒，說了一句「散會」。
今天重新開會，人比上次又少了幾個。
陸軍參謀次長沒有來——據說病了，在東條辦公室里留了一張假條。
軍務局長坐在角落裡，一直低著頭。
海軍方面來了一個軍令部的通信參謀，代替之前那個總長。
內閣只來了一個人，是首相的秘書，說首相「身體不適」。
天皇的近侍木戶也沒有來。沒有人問為什麼。
會議開始的時候，東條讓作戰課長念戰報。
作戰課長翻開簿冊，念了第一條：
「埼玉方向，我第十五聯隊殘部於二十七日夜向聯軍投降，人數約四百人。
聯隊旗被焚燒。」
東條沒有反應。
作戰課長繼續念：
「東京北郊，第二十一義勇大隊於二十八日晨集體放下武器，向聯軍陣地投誠，人數約六百人。
帶隊軍官被部下捆綁後交給聯軍。」
東條還是沒有反應。
作戰課長翻到下一頁：
「足立區，我憲兵隊於二十八日下午遭到市民圍堵，憲兵兩人被打死，三人被打傷。
武器被搶。
少年突擊隊營房被衝擊，約三百名兒童被市民帶走。」
作戰課長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東條，然後繼續念：
「城東各通道，自二十六日以來，共有約七千名平民脫離城區，進入聯軍接待站。
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作戰課長念完，合上簿冊，退後一步。
掩體裡很安靜。通風管道的嗡嗡聲和遠處炮擊的悶響從頭頂傳進來，一下一下的。
東條坐在長桌的主位，雙手擱在桌面上，手指交叉，指關節發白。
他的軍裝領口敞著，沒有系風紀扣。他的頭髮亂了幾縷，垂在額角。
他今年五十五歲，但看起來像七十歲。
他的嘴唇乾裂，嘴角有兩道深深的法令紋，像刀刻的。
他開口了，聲音很輕，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
「十五聯隊，投降了。二十一義勇大隊，投降了。憲兵隊被打了。少年突擊隊被搶了。七千個平民跑了。你們告訴我，還有什麼沒丟的？」
沒有人回答。
東條把目光轉向軍務局長：
「本州東部的增援，到了哪裡？」
軍務局長抬起頭來，嘴唇動了動，說：
「仙台方向的第二師團殘部，在向東京移動的途中遭遇聯軍航空兵轟炸，損失過半，目前困在福島以北。
山形方向的獨立混成旅團，在越過阿武隈川時被聯軍切斷退路，正在向山里撤退。
水戶方向——通訊中斷，情況不明。」
東條聽完，沒有追問。
他把目光轉回桌面，看著那份攤開的戰報。
他看了一會兒，然後伸出手，把戰報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從桌上的筆筒里摸出一支筆——還是那支鈍的，筆尖似乎是早已被磨平——在空白處畫了一道線。
線很短，從左到右，像一道抓痕。他把筆擱下，說了一句話：
「我當初說，打到東京，跟他們打巷戰。
每一個街區，每一棟房子，每一間屋子。一寸一寸地打。
讓他們每走一步都付出血的代價。然後他們就會坐下來談。
就會給我們一個體面的出路。」
他停了一下。通風管道的嗡嗡聲忽然大了一瞬，又低下去。
「現在呢？他們在城外炮擊我們。
他們用傳單把我們的老百姓叫走。
他們在城裡煽動我們的士兵投降。
我們的軍隊——我們的軍隊在幹什麼？
他們在放孩子。
他們在捆自己的長官。
他們舉著白旗往聯軍的陣地上跑。我們的軍隊已經不想打了。」
德田在福岡的中央委員會辦公室里收到電報之後，沉默了很長時間。然後他給前指回了一封電報，只有一句話：
「請聯軍繼續推進。
不要停。
我們的人正在城裡組織百姓們反抗。我們需要聯軍的炮聲幫我們撐腰。
如果聯軍停下來，軍部會把所有孩子都綁上炸藥。
如果聯軍繼續打，軍部就來不及做完。」
東大的同志把電報看了兩遍，把細木棍在地圖上重新拿起來。
他指著東京市區說：
「推進暫緩，但炮擊不停。
每天定時炮擊外圍軍事目標，不打居民區。
炮聲要讓城裡的人聽到。
讓軍部知道我們還在。
讓老百姓知道我們還在。
救援組的行動繼續。
同時，通知德田同志——請他在城裡組織好鄉親們，告訴他們聯軍在哪個方向，告訴他們從哪條路能走出來。
我們在這邊接應。」
命令下達了。
炮擊恢復，但炮彈只落在日軍已知的軍事據點和彈藥庫上，居民區一棟房子都不碰。
炮聲每天響兩回，清晨和傍晚，每次二十分鐘。東邊的三條通道保持開放，日共的聯絡員在通道兩側的廢墟里貼上手寫的指路標語。
從城裡逃出來的母親們沿著這些標語往東走，走到接待站，登記，然後被問一句話——「你家裡有沒有孩子被帶走了？」
如果有，她們會被帶到一張桌子前，桌子上攤著一張東京市區的大地圖，地圖上標註著聯軍已經解救的孩子的名字。
母親們趴在地圖上找，找到一個名字，手就抖。
找不到，手也抖。
有的人找到了，哭著笑；有的人沒找到，站著不動，眼淚從臉上淌下來，一句話也不說。
從一月下旬開始，東京城裡的反抗聲越來越大。
不是武裝反抗——母親們手裡沒有槍。但母親們有嘴，有腿，有把整個城市走遍的力氣。
她們在憲兵隊門口哭，在義勇隊集合點門口跪著，在少年突擊隊的營房外面喊孩子的名字。
憲兵打她們，趕她們，抓她們。
但人越抓越多，哭聲越趕越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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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最後，有些義勇隊的士兵——他們自己也是父親，也有孩子被編進了少年突擊隊——開始悄悄放人。
一個憲兵軍曹後來在戰俘營里說了一句話，被記錄在案：
「我放了五個孩子。每放一個，我就在名冊上劃掉一個名字。
我知道名冊對不上了，但我沒辦法。
我看著那些孩子被帶走的時候，我想起了我自己的兒子。」
一月二十八日，聯軍從東京外圍陣地上解救的孩子總數超過了五百人。
炮擊仍在繼續。通道仍然開放。
母親們的哭聲從城裡傳出來，和炮聲混在一起，像某種低沉的、持續不斷的、不肯停歇的東西。
一天之前，東京。
市谷。
陸軍參謀本部地下掩體。
一月二十九日。
市谷台地的地下掩體是昭和初年修建的，鋼筋混凝土澆築，頂層厚度超過三米，據說能扛住五百公斤炸彈的直接命中。
掩體裡有三層，最上層是作戰室和通訊室，中層是指揮官休息室和會議室，下層是倉庫和發電機房。
當初修建的時候，參謀本部的人說這是「固若金湯」。
現在沒有人這麼說了。
掩體確實能扛住炸彈，但扛不住壞消息。
可是壞消息似乎比炸彈更重，更密，更持久。
它從每一個角落滲進來，從每一根電話線里爬進來，從每一個走進掩體的人臉上看出來。
掩體現在還在運轉，但所有人都知道，它只是在等最後一顆炮彈落下來。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會議是臨時召集的。
原本的會議時間是三天前，但那天開會開到一半，通訊室收到消息說聯軍炮擊了市谷北面的一個彈藥庫，爆炸波及了附近的民房，整片街區都在燒。
會議中斷了。
東條去樓頂看了火勢，回來之後沒有再坐下，站在地圖前面看了一會兒，說了一句「散會」。
今天重新開會，人比上次又少了幾個。
陸軍參謀次長沒有來——據說病了，在東條辦公室里留了一張假條。
軍務局長坐在角落裡，一直低著頭。
海軍方面來了一個軍令部的通信參謀，代替之前那個總長。
內閣只來了一個人，是首相的秘書，說首相「身體不適」。
天皇的近侍木戶也沒有來。沒有人問為什麼。
會議開始的時候，東條讓作戰課長念戰報。
作戰課長翻開簿冊，念了第一條：
「埼玉方向，我第十五聯隊殘部於二十七日夜向聯軍投降，人數約四百人。
聯隊旗被焚燒。」
東條沒有反應。
作戰課長繼續念：
「東京北郊，第二十一義勇大隊於二十八日晨集體放下武器，向聯軍陣地投誠，人數約六百人。
帶隊軍官被部下捆綁後交給聯軍。」
東條還是沒有反應。
作戰課長翻到下一頁：
「足立區，我憲兵隊於二十八日下午遭到市民圍堵，憲兵兩人被打死，三人被打傷。
武器被搶。
少年突擊隊營房被衝擊，約三百名兒童被市民帶走。」
作戰課長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東條，然後繼續念：
「城東各通道，自二十六日以來，共有約七千名平民脫離城區，進入聯軍接待站。
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
作戰課長念完，合上簿冊，退後一步。
掩體裡很安靜。通風管道的嗡嗡聲和遠處炮擊的悶響從頭頂傳進來，一下一下的。
東條坐在長桌的主位，雙手擱在桌面上，手指交叉，指關節發白。
他的軍裝領口敞著，沒有系風紀扣。他的頭髮亂了幾縷，垂在額角。
他今年五十五歲，但看起來像七十歲。
他的嘴唇乾裂，嘴角有兩道深深的法令紋，像刀刻的。
他開口了，聲音很輕，像是從喉嚨深處擠出來的：
「十五聯隊，投降了。二十一義勇大隊，投降了。憲兵隊被打了。少年突擊隊被搶了。七千個平民跑了。你們告訴我，還有什麼沒丟的？」
沒有人回答。
東條把目光轉向軍務局長：
「本州東部的增援，到了哪裡？」
軍務局長抬起頭來，嘴唇動了動，說：
「仙台方向的第二師團殘部，在向東京移動的途中遭遇聯軍航空兵轟炸，損失過半，目前困在福島以北。
山形方向的獨立混成旅團，在越過阿武隈川時被聯軍切斷退路，正在向山里撤退。
水戶方向——通訊中斷，情況不明。」
東條聽完，沒有追問。
他把目光轉回桌面，看著那份攤開的戰報。
他看了一會兒，然後伸出手，把戰報翻到背面。背面是空白的。他從桌上的筆筒里摸出一支筆——還是那支鈍的，筆尖似乎是早已被磨平——在空白處畫了一道線。
線很短，從左到右，像一道抓痕。他把筆擱下，說了一句話：
「我當初說，打到東京，跟他們打巷戰。
每一個街區，每一棟房子，每一間屋子。一寸一寸地打。
讓他們每走一步都付出血的代價。然後他們就會坐下來談。
就會給我們一個體面的出路。」
他停了一下。通風管道的嗡嗡聲忽然大了一瞬，又低下去。
「現在呢？他們在城外炮擊我們。
他們用傳單把我們的老百姓叫走。
他們在城裡煽動我們的士兵投降。
我們的軍隊——我們的軍隊在幹什麼？
他們在放孩子。
他們在捆自己的長官。
他們舉著白旗往聯軍的陣地上跑。我們的軍隊已經不想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