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83章 一幅末日來臨的景象
東條英機抬起頭來，掃了一圈在座的人。
他的目光很硬，他說：
「你們告訴我，我還剩什麼？」
沒有人回答。
軍務局長把頭低得更低了。
海軍的通信參謀看著桌面。首相的秘書在整理自己的袖口。
作戰課長站在原地，手裡攥著那本簿冊，指關節發白。
沉默持續了將近半分鐘。
然後掩體外面傳來了一聲爆炸，很近，震得掩體的頂燈晃了一下。
燈是防爆的，鐵皮罩子，但光還是閃了閃。
桌上的茶杯蓋跳了一下，滾到桌邊，被軍務局長一把按住。
東條沒有動。
他坐在那裡，雙手擱在桌面上，像一尊被凍住的雕像。
爆炸聲過後，通風管道的嗡嗡聲重新填滿了空間。
遠處還有零星的炮擊，但沒有剛才那聲近。
東條慢慢站起來。
他撐著桌沿，站直了，然後走到牆邊。
牆上掛著一面軍旗，是參謀本部的旗，白底紅邊，正中間一個紅太陽。
他站在軍旗前面，抬頭看著。
看了很久。
然後他轉過身來，對著在座的人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散會。
大家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能做什麼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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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守多久守多久。」
參會的人陸續站起來。
椅子腿摩擦水泥地面的聲音此起彼伏。
軍務局長把茶杯蓋放回桌上，沒有再看東條。
海軍的通信參謀把文件夾夾在腋下，快步往外走。
首相的秘書跟在後面。作戰課長最後一個走，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
東條還站在軍旗前面，背對著長桌，兩隻手垂在身側。
他的肩膀比平時窄了一些，軍裝掛在身上，顯得空蕩蕩的。作戰課長沒有喊他，輕輕帶上了門。
掩體裡只剩東條一個人。
他站在軍旗下面，看著旗面上那個紅太陽。
那面旗掛了很多年了，旗邊有些毛了，紅太陽的顏色也不如新的時候鮮亮。
他伸出手，摸了摸旗面。
布是粗的，有點扎手。
口袋裡有一樣東西——一張折好的電報紙。
他摸出來看了一眼。
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天皇召見他時留給他的。
上面只有一句話，是木戶代寫的——「陛下希望閣下考慮停戰的可能性。」
他把電報紙折回去，放進口袋。
然後他走到桌前，坐下來，雙手擱在桌面上，閉著眼。
通風管道的嗡嗡聲繼續響著，像一頭困在地下的巨獸在呼吸。
遠處有炮聲，悶悶的，從西邊傳過來，一下一下的，不緊不慢。
同一時間的東京。
市谷。
陸軍參謀本部地下掩體。
日本陸軍少壯派軍官的秘密會議。
日本軍隊的少壯派軍官，從來就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
他們是一個傳統，一種不斷從帝國陸軍肌體裡生長出來的東西。
這個傳統的核心信條只有一句話——天皇是好的，天皇身邊的人全是壞的。
軍部是好的，軍部上面的大臣、財閥、政黨全是壞的。
日本是好的，日本周圍的一切都是擋路的。
所以，他們要「清君側」，要「昭和維新」，要「尊皇討奸」。
這些詞在他們嘴裡翻來覆去地喊了幾十年，每一次喊出來都有一批人倒下，每一次倒下的都是「奸」，每一次喊的人最後都被當成「奸」處理掉了。
這個傳統的第一次大規模爆發是在昭和七年。
五月十五日，一群海軍青年軍官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衝進了首相官邸，把當時的首相犬養毅亂槍打死在書房裡。
他們事後散發的宣言寫得明明白白——「打倒政黨和財閥」「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人內閣」。
犬養毅不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也不是最後一個。
在這之前的昭和五年，濱口雄幸首相在東京車站被一個右翼青年開槍打成重傷，次年死亡。
在這之後的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千四百多名陸軍官兵在青年將校的帶領下，踏著東京的大雪出動，占領了首相官邸、陸軍省、參謀本部，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
那一天，東京市中心被叛軍控制了整整四天，直到天皇親自下令鎮壓，叛軍才放下武器。
二二六事件之後，參與兵變的十七名青年將校和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被處決。
表面上看，少壯派被清洗了。但實際上不是。
清洗的是皇道派——那些主張用暗殺和暴動來推進「昭和維新」的野戰部隊軍官。
真正的勝利者是統制派——那些坐在軍部中央機關里、跟財閥和官僚穿一條褲子的上層軍官。
東條英機就是統制派的人。
他在二二六事件期間待在滿洲，指揮關東軍搜捕皇道派分子，向天皇發出通電錶忠心，事後被晉升為中將，再後來當上了陸相、參謀總長、首相。
少壯派的聲音被壓下去了，但少壯派本身沒有消失。
他們只是換了一批人，換了一種方式。
他們不再用軍刀砍大臣，而是用戰功換升遷，用忠誠換信任，一步一步爬到軍部的中層，坐在作戰課、軍務課、情報課的位置上，掌握著日常的作戰計劃和部隊調度。
東條英機自己就是這條路上爬上來的人。
他比誰都清楚——少壯派不會永遠坐在下面。
現在，昭和十三年一月，東京被圍，軍部高層在準備投降。
東條在會議上說了一句「散會。能做什麼做什麼。」
這句話在參謀本部的地下掩體裡傳開了。
傳到了作戰課的年輕參謀耳朵里，傳到了軍務課的少佐和中佐耳朵里，傳到了那些從滿洲、從華北、從朝鮮戰場上撤下來、在東京外圍的殘破陣地上等著最後一戰的校官和尉官耳朵里。
這些人大多是三四十歲，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十幾年，參加過滿洲事變、支那事變、諾門坎邊境衝突，手上有戰功，肩上有傷疤，腦子裡裝著軍國主義的全部信條。
他們不覺得日本輸了。
他們覺得日本是被出賣了。
被誰出賣？
被東條英機。
被那些坐在掩體裡討論投降的大臣。
被那些把「玉碎令」念了一遍自己卻躲在地下室里的將軍。
被那些嘴上喊著「億萬一心」卻已經在盤算怎麼保住自己腦袋的軍部高層。
這種話不是現在才有的。
從東京被圍的第一天起，就在中下級軍官中間流傳。
只是當時沒有人敢說出來。
東條還在，參謀本部還在，天皇還在，軍紀還在。
但現在——東條在昨天的會議上露出了疲態。
他說了「能做什麼做什麼」。
這句話被這群少壯派軍官直接給過度解讀了。
在少壯派軍官的耳朵里，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他放棄了。
他沒有辦法了。
他準備投降了。
他準備讓天皇退位，讓日本亡國，讓兩千六百年的皇統在他們這一代人手裡斷絕。
而在參謀本部地下掩體的最下層，一間原本用作器材倉庫的小房間裡，一盞煤油燈被點起來了。
燈是舊的，玻璃罩子上有一道裂紋，火光從裂縫裡漏出來，在水泥牆上投下一條歪斜的影子。
房間裡擠了七八個人，穿著軍裝，但軍裝的領口都敞著，沒有系風紀扣，也沒有戴軍帽。
他們圍著一張從倉庫角落裡翻出來的舊桌子，桌面上攤著一張東京市區地圖。
地圖上畫滿了紅藍鉛筆的標記——不是日軍的防禦部署，是聯軍的位置，是參謀本部的位置，是皇宮的位置，是東條英機辦公室的位置。
地圖旁邊放著一份手寫的名單，名單上的字很密，但每一個名字都被紅鉛筆圈過。
這七八個人，年紀最大的不過四十出頭，最小的才二十七八。
他們的軍銜從少佐到大尉不等，有的是作戰課的參謀，有的是軍務課的課員，有的是從九州戰場潰退下來、臨時編入東京城防司令部的作戰軍官。
他們的臉上都有一種東西——不是絕望，也不是恐懼，是一種被壓了很久、已經壓到極限、馬上就要彈起來的東西。
他們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他們圍著那張桌子站著，看著那張地圖，看著那份名單，等著一個人先開口。
他的目光很硬，他說：
「你們告訴我，我還剩什麼？」
沒有人回答。
軍務局長把頭低得更低了。
海軍的通信參謀看著桌面。首相的秘書在整理自己的袖口。
作戰課長站在原地，手裡攥著那本簿冊，指關節發白。
沉默持續了將近半分鐘。
然後掩體外面傳來了一聲爆炸，很近，震得掩體的頂燈晃了一下。
燈是防爆的，鐵皮罩子，但光還是閃了閃。
桌上的茶杯蓋跳了一下，滾到桌邊，被軍務局長一把按住。
東條沒有動。
他坐在那裡，雙手擱在桌面上，像一尊被凍住的雕像。
爆炸聲過後，通風管道的嗡嗡聲重新填滿了空間。
遠處還有零星的炮擊，但沒有剛才那聲近。
東條慢慢站起來。
他撐著桌沿，站直了，然後走到牆邊。
牆上掛著一面軍旗，是參謀本部的旗，白底紅邊，正中間一個紅太陽。
他站在軍旗前面，抬頭看著。
看了很久。
然後他轉過身來，對著在座的人說了一句話，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很清楚：
「散會。
大家回自己的位置上去。
能做什麼做什麼。
（由於緩存原因，請用戶直接瀏覽器訪問TW看書網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能守多久守多久。」
參會的人陸續站起來。
椅子腿摩擦水泥地面的聲音此起彼伏。
軍務局長把茶杯蓋放回桌上，沒有再看東條。
海軍的通信參謀把文件夾夾在腋下，快步往外走。
首相的秘書跟在後面。作戰課長最後一個走，走到門口的時候回頭看了一眼。
東條還站在軍旗前面，背對著長桌，兩隻手垂在身側。
他的肩膀比平時窄了一些，軍裝掛在身上，顯得空蕩蕩的。作戰課長沒有喊他，輕輕帶上了門。
掩體裡只剩東條一個人。
他站在軍旗下面，看著旗面上那個紅太陽。
那面旗掛了很多年了，旗邊有些毛了，紅太陽的顏色也不如新的時候鮮亮。
他伸出手，摸了摸旗面。
布是粗的，有點扎手。
口袋裡有一樣東西——一張折好的電報紙。
他摸出來看了一眼。
那是十二月二十九日天皇召見他時留給他的。
上面只有一句話，是木戶代寫的——「陛下希望閣下考慮停戰的可能性。」
他把電報紙折回去，放進口袋。
然後他走到桌前，坐下來，雙手擱在桌面上，閉著眼。
通風管道的嗡嗡聲繼續響著，像一頭困在地下的巨獸在呼吸。
遠處有炮聲，悶悶的，從西邊傳過來，一下一下的，不緊不慢。
同一時間的東京。
市谷。
陸軍參謀本部地下掩體。
日本陸軍少壯派軍官的秘密會議。
日本軍隊的少壯派軍官，從來就不是一個新鮮的東西。
他們是一個傳統，一種不斷從帝國陸軍肌體裡生長出來的東西。
這個傳統的核心信條只有一句話——天皇是好的，天皇身邊的人全是壞的。
軍部是好的，軍部上面的大臣、財閥、政黨全是壞的。
日本是好的，日本周圍的一切都是擋路的。
所以，他們要「清君側」，要「昭和維新」，要「尊皇討奸」。
這些詞在他們嘴裡翻來覆去地喊了幾十年，每一次喊出來都有一批人倒下，每一次倒下的都是「奸」，每一次喊的人最後都被當成「奸」處理掉了。
這個傳統的第一次大規模爆發是在昭和七年。
五月十五日，一群海軍青年軍官和陸軍士官學校的學生，光天化日之下衝進了首相官邸，把當時的首相犬養毅亂槍打死在書房裡。
他們事後散發的宣言寫得明明白白——「打倒政黨和財閥」「建立以天皇為中心的軍人內閣」。
犬養毅不是他們的第一個目標，也不是最後一個。
在這之前的昭和五年，濱口雄幸首相在東京車站被一個右翼青年開槍打成重傷，次年死亡。
在這之後的昭和十一年二月二十六日，一千四百多名陸軍官兵在青年將校的帶領下，踏著東京的大雪出動，占領了首相官邸、陸軍省、參謀本部，殺死了內大臣齋藤實、大藏大臣高橋是清、陸軍教育總監渡邊錠太郎。
那一天，東京市中心被叛軍控制了整整四天，直到天皇親自下令鎮壓，叛軍才放下武器。
二二六事件之後，參與兵變的十七名青年將校和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北一輝被處決。
表面上看，少壯派被清洗了。但實際上不是。
清洗的是皇道派——那些主張用暗殺和暴動來推進「昭和維新」的野戰部隊軍官。
真正的勝利者是統制派——那些坐在軍部中央機關里、跟財閥和官僚穿一條褲子的上層軍官。
東條英機就是統制派的人。
他在二二六事件期間待在滿洲，指揮關東軍搜捕皇道派分子，向天皇發出通電錶忠心，事後被晉升為中將，再後來當上了陸相、參謀總長、首相。
少壯派的聲音被壓下去了，但少壯派本身沒有消失。
他們只是換了一批人，換了一種方式。
他們不再用軍刀砍大臣，而是用戰功換升遷，用忠誠換信任，一步一步爬到軍部的中層，坐在作戰課、軍務課、情報課的位置上，掌握著日常的作戰計劃和部隊調度。
東條英機自己就是這條路上爬上來的人。
他比誰都清楚——少壯派不會永遠坐在下面。
現在，昭和十三年一月，東京被圍，軍部高層在準備投降。
東條在會議上說了一句「散會。能做什麼做什麼。」
這句話在參謀本部的地下掩體裡傳開了。
傳到了作戰課的年輕參謀耳朵里，傳到了軍務課的少佐和中佐耳朵里，傳到了那些從滿洲、從華北、從朝鮮戰場上撤下來、在東京外圍的殘破陣地上等著最後一戰的校官和尉官耳朵里。
這些人大多是三四十歲，從陸軍士官學校畢業十幾年，參加過滿洲事變、支那事變、諾門坎邊境衝突，手上有戰功，肩上有傷疤，腦子裡裝著軍國主義的全部信條。
他們不覺得日本輸了。
他們覺得日本是被出賣了。
被誰出賣？
被東條英機。
被那些坐在掩體裡討論投降的大臣。
被那些把「玉碎令」念了一遍自己卻躲在地下室里的將軍。
被那些嘴上喊著「億萬一心」卻已經在盤算怎麼保住自己腦袋的軍部高層。
這種話不是現在才有的。
從東京被圍的第一天起，就在中下級軍官中間流傳。
只是當時沒有人敢說出來。
東條還在，參謀本部還在，天皇還在，軍紀還在。
但現在——東條在昨天的會議上露出了疲態。
他說了「能做什麼做什麼」。
這句話被這群少壯派軍官直接給過度解讀了。
在少壯派軍官的耳朵里，這句話翻譯過來就是——他放棄了。
他沒有辦法了。
他準備投降了。
他準備讓天皇退位，讓日本亡國，讓兩千六百年的皇統在他們這一代人手裡斷絕。
而在參謀本部地下掩體的最下層，一間原本用作器材倉庫的小房間裡，一盞煤油燈被點起來了。
燈是舊的，玻璃罩子上有一道裂紋，火光從裂縫裡漏出來，在水泥牆上投下一條歪斜的影子。
房間裡擠了七八個人，穿著軍裝，但軍裝的領口都敞著，沒有系風紀扣，也沒有戴軍帽。
他們圍著一張從倉庫角落裡翻出來的舊桌子，桌面上攤著一張東京市區地圖。
地圖上畫滿了紅藍鉛筆的標記——不是日軍的防禦部署，是聯軍的位置，是參謀本部的位置，是皇宮的位置，是東條英機辦公室的位置。
地圖旁邊放著一份手寫的名單，名單上的字很密，但每一個名字都被紅鉛筆圈過。
這七八個人，年紀最大的不過四十出頭，最小的才二十七八。
他們的軍銜從少佐到大尉不等，有的是作戰課的參謀，有的是軍務課的課員，有的是從九州戰場潰退下來、臨時編入東京城防司令部的作戰軍官。
他們的臉上都有一種東西——不是絕望，也不是恐懼，是一種被壓了很久、已經壓到極限、馬上就要彈起來的東西。
他們沒有一個人開口說話。
他們圍著那張桌子站著，看著那張地圖，看著那份名單，等著一個人先開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