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客人
我在百樂門幹了半個月。
半個月足夠我把大堂里外摸透。彈簧地板哪幾塊踩上去聲音悶、哪幾塊回彈最軟，水晶吊燈換燈泡的時間是每周二凌晨，後廚通往消防通道的門鎖簧片鬆了，用力一頂就能開。我把這些都記在腦子裡，不寫在本子上，跟桌號和茶葉罐一樣，收進那隻越來越滿的抽屜。
老何帶我跑了三天就放手了。他是個四十多歲的山東人，在百樂門幹了六年，話少，步子輕，端托盤的時候手臂像焊死在身體兩側。他帶我走了一遍流程就靠在角落抽菸，看我端了三趟，把菸頭摁滅在鞋底上說「行了」，然後就再沒管過我。我沒出過岔子。碗沒碎過，酒沒灑過，客人叫我的時候應聲快，聲音亮，但不會亮到讓鄰桌側目。張經理在第二周結束的時候把我叫進辦公室，從抽屜里摸出一隻牛皮信封推過來。我打開看了一眼，裡面是八塊錢底薪加小費，比底薪多了將近一倍。他靠在椅背里說：「老何說你行。那就行。」我沒多說，把信封揣進內袋，點了下頭。
那天晚上，我端著托盤從「天」字號卡座旁邊經過，聽見了一個聲音。
很低。帶著一種我很久沒聽過的語感——捲舌壓得很平，尾音往下沉，每個字像從喉嚨深處推出來的，不像上海話那麼輕快。是北方官話，但又不完全是，帶著一點說不清的東西。我沒有停步，端著托盤從卡座側後方走過去，餘光掃了一眼。靠里的位子上坐著一個人，四十歲上下，穿一件灰青色長衫，領口扣得嚴實，袖口乾乾淨淨。他面前擺著一杯威士忌，沒怎麼動。對面坐著一個穿深藍西裝的年輕人，三十不到，頭髮梳得整齊，腰板挺得很直，像坐過很長時間的硬板凳。
我走到鄰桌收了一隻空杯，擦桌面的時候聽見灰青長衫說了兩個字：「……碼頭。」聲音壓得更低了，後面的話幾乎被爵士樂吞掉。但我捕捉到了一個詞——「虹口」。虹口碼頭，日軍控制區。我把空杯放在托盤上，步子沒變，走回後廚。
那天之後，我開始留意那張卡座。「天」字號，靠里第二排，背對著舞池，面朝大門，左右兩側都有通道。坐那個位置的人能看見誰進來、誰出去、誰從哪條通道走過，而自己背靠牆壁，不會被任何人從背後接近。這是幹這一行的人才會選的位置。灰青長衫隔兩三天來一次，有時候一個人，有時候帶著深藍西裝那個年輕人。他們坐的時間不長，從不跳舞，每次喝的威士忌幾乎不動，桌上的杯子永遠是滿的。他們來百樂門不是喝酒的。
我沒多看。我端我的盤子，擦我的桌子，路過那張卡座的時候目不斜視。但我把他們說的話一點一點撿起來了，像在河灘上撿碎瓷片，不拼，先收著。「十六鋪」出現了一次，「蘇州河」出現了兩次，「法電」出現了三次。法電是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公共租界最大的電力供應方，控制著大半個租界的供電線路。我記住了這個。
第八天晚上，灰青長衫來的時候身邊換了一個人。不是深藍西裝了，換成了一個穿藏青旗袍的女人。三十來歲，頭髮盤在腦後，插一根銀簪子，臉上沒什麼妝，但五官很周正。她坐下來的時候脊背挺得很直，一隻手搭在桌面上，指節細長，指甲修剪得乾淨整齊。灰青長衫跟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微微前傾，手勢比跟深藍西裝在一起時多了，像是在解釋什麼事情。我聽不太清，但捕捉到幾個詞：「電台」、「電池」、「三天後」。
我把這幾個詞收進抽屜里，跟「虹口碼頭」、「十六鋪」、「蘇州河」放在一起。
我開始拼了。
那天晚上收工之後我沒直接回福煦路。我在靜安寺路上走了兩圈，腦子裡把那些碎片排出來。虹口碼頭是日軍控制區，十六鋪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處的貨運碼頭，蘇州河是南北分界，法電控制著租界電力。電台需要電池，電池需要運輸，運輸走水路，碼頭是最方便的交接點。灰青長衫在組織某條線路——往虹口方向送東西。送什麼我不知道，但他選的位置、壓低的嗓音、那些斷斷續續的詞，拼在一起指向一件事：他在往日軍占領區運送某種設備。電池是耗材，需要定期補給，所以他每隔兩三天來一次，跟不同的人碰頭，確認進度。
我站在靜安寺路和巨鹿路交叉口的路燈下面，把這條線理清楚了。
然後我轉身走回福煦路。上樓，開門，關門。坐在黑暗裡，把那幾個關鍵詞在腦子裡又過了一遍。
第二天晚上灰青長衫又來了。這回是一個人，坐的還是「天」字號，還是一杯沒怎麼動的威士忌。我從後廚端著一碟花生米經過他桌邊的時候，他開口了：「小伙子。」聲音不高，但清晰，像在叫一個認識的人。
我停住，轉身。「先生您說。」
他看著我。燈光從他的側面照過來，在他顴骨上投下一片淺影，我看清了他的臉——長方臉，顴骨略高，眉骨突出，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像兩粒被水沖了很久的黑色石子。他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像在斟酌用詞。「你在這兒幹了多久了？」
「半個月。」
「之前呢？」
「在茶館跑堂。」
他點了點頭，目光從我臉上移開，落在桌面上那杯沒動過的威士忌上。「端盤子的時候步子很穩。練過？」
「沒有。」我說。「就是幹活干多了。」
他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像笑又不像笑。然後他從長衫內袋裡摸出一張折好的紙片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這個，幫我交給一個人。」
我低頭看著那張紙片。黃草紙，折了兩折，邊緣壓得很平。我沒有伸手。「先生，我只是個跑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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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他說。「跑堂的端盤子的時候步子穩，眼睛不亂看，嘴也不亂說。我觀察你幾天了。」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他在觀察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端盤子經過他桌邊的時候他一直在看——但我從來沒有跟他對視過，都是餘光掃過就走。他注意到我的步子穩，眼睛不亂看。這意味著他也是一個會看人的人。
「交給誰？」我問。
「後天晚上，法租界朱葆三路，安樂宮舞廳門口。一個穿灰大衣的男人，左肩上別一枚銅質胸針。你把紙片交給他就行，不用說話，不用等他回話。」
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我能聽見。爵士樂隊正好換了一首曲子，銅管樂器的聲音涌過來蓋住了他最後幾個字。我站在桌邊，手裡的托盤微微傾斜，碟子裡的花生米滑了一下。我穩住托盤，看著桌面那張紙片。紙片在燈光下泛著淡黃色，邊緣有一道細微的摺痕，像被反覆打開過又合上。
「我不認識那個人。」我說。
「你不需要認識。」他說。「你只需要把紙片交到他手裡。」
沉默了兩三秒。我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隔著胸骨和肋骨，一下一下地敲。我看了看那張紙片，又看了看他。他靠在卡座的絲絨靠背上，兩隻手交疊放在桌面上，指節粗大，右手食指側面有一道淺白色的舊疤。他看我時的眼神很平，沒有試探，沒有威脅，只是等著。
我把托盤換到左手，右手伸出去，拿起那張紙片。紙片比我想的厚，觸感粗糙，邊角微微起毛。我把它折好放進上衣內袋，貼著那沓法幣和試工證放好。
「後天晚上。」我說。「安樂宮。灰大衣。銅胸針。」
他點了一下頭。「去吧。」
我端著托盤走了。步子沒變，從「天」字號走到後廚，把花生米碟子放在水池邊上，掀帘子走進後廚。後廚的熱氣撲在臉上，灶台上的鐵壺咕嘟咕嘟地響，陳媽不在，只有老何蹲在角落裡擦一隻銅壺。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我靠著灶台站了一會兒，手心有一層薄汗。我把右手伸進內袋摸了摸那張紙片的邊角，還在，硬挺挺的，隔著襯衫布硌著指腹。
兩天後的晚上，我換下工裝穿上那身深灰色衣裳出了百樂門。法租界朱葆三路離靜安寺路不遠，走過去大約二十分鐘。三月的夜風比冬天軟了一些，吹在臉上沒有刀割的感覺了，帶著街邊梧桐樹芽苞的澀味。朱葆三路比靜安寺路窄，路燈也暗一些，兩邊的鋪面大多是酒吧和舞廳的門臉，霓虹燈管拼著英文和法文的招牌，光色偏紅偏紫，把路面染成一種曖昧的暖色調。安樂宮在路中段，門臉不小，兩扇玻璃門上貼著金字的招牌，門口站著兩個穿黑制服的侍者。
我站在街對面的電線桿旁邊等著。安樂宮的霓虹燈在頭頂嗡嗡響，紅色的光落在我的肩頭和鞋面上。我等了大約十分鐘，看見一個人從街角拐過來。灰色大衣，中等身材，走路不快不慢，右手插在大衣兜里，左手自然垂在身側。他走近的時候街燈照亮了他的左肩——一枚銅質胸針別在大衣翻領上，圓形，邊緣有一圈細紋，在燈光下泛著暗金色的光。
我穿過街面走過去。他沒有停步，我也沒停。兩個人交錯的那一瞬間，我把那張折好的紙片從袖口滑出來，遞到他左手邊。他的手從大衣兜里抽出來接住了紙片，動作流暢得像兩個人之間遞了一張普通的傳單。他沒有低頭看，紙片滑進他掌心，然後他的手重新插回大衣兜里，繼續往前走。我也繼續往前走，沒有回頭。
我走回福煦路的時候心跳才慢慢平下來。上樓，開門，關門。我坐在床沿上把剛才那一幕又重新放了一遍——灰青長衫遞紙片給我，安樂宮門口交接，灰大衣接紙片的手，動作流暢得像排練過很多次。
我躺下來，盯著天花板。北窗外的梧桐樹正在抽新芽，枝頭比冬天鼓了一些，在夜風裡輕輕晃著。我閉上眼睛的時候腦子裡轉過一個念頭：那張紙片裡寫了什麼？我不知道。灰青長衫是誰？我也不知道。但我把紙片送到了。我成了一個跑腿的，從A點取貨送到B點，中間不打開不詢問不回頭。這不就是交通員乾的活嗎？
交通員。
我在心裡把這個詞翻來覆去嚼了兩遍。然後翻了個身，把被子裹緊，在窗外傳來的電車叮噹聲里慢慢睡著了。
第二天晚上灰青長衫又來了。還是「天」字號，還是一杯沒動的威士忌。我端著一壺熱茶經過他桌邊的時候他叫住我，聲音比上次低了一些：「送到了？」
「送到了。」我說。「灰大衣。銅胸針。」
他點了一下頭。然後他從長衫內袋裡摸出一樣東西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是一枚銀元，新的，齒紋鋒利，在燈光下泛著白光。我低頭看著那枚銀元，沒有伸手。
「跑腿費。」他說。
我看了他兩秒，伸手拿起銀元。銀元在指間微微發涼，邊緣的齒紋壓著指腹的皮膚，帶著新鑄的金屬特有的澀感。「還有的話，還找我。」我說。
他嘴角動了一下。這一次我看清了，那確實是一個笑。「你叫什麼名字？」
「林北。」
「林北。」他重複了一遍，像在品嘗這兩個字的味道。「我叫陳。陳樹聲。」
他伸出手來。我頓了一下，握住了。他的手乾燥，溫熱，指節粗大，握力不重但很穩。我們握了兩秒就鬆開了，像兩個在茶館裡初次見面的人互相報了姓名。
「以後有東西要送的話，」我說，「我還是端盤子的。百樂門『天』字號。」
陳樹聲點了一下頭，端起那杯威士忌，第一次喝了一口。他放下杯子的時候我看見他嘴角那點弧度還在，很淡，像水面上將散未散的漣漪。我端著托盤走了。回到後廚的時候，我把那枚銀元從兜里摸出來對著燈光看了看。新鑄的，齒紋鋒利，頭像壓得很深，邊緣有一道極細的劃痕——像是有人用指甲掐了一下。我把它收進內袋，和那張試工證放在一起。
我站在後廚的灶台旁邊，把銀元在指間轉了一圈。銀元翻了個面，頭像朝上，在暖黃的燈光里微微反著光。窗外傳來電車經過的叮噹聲，街面上有人踩著自行車過去了，鈴鐺響了兩聲就遠了。我收好銀元，端起托盤重新掀帘子走進大堂。水晶吊燈的碎光在舞池地板上鋪開著，爵士樂換了曲子，銅管聲從舞台方向涌過來，淹沒了整個空間。我從「天」字號旁邊走過去的時候，陳樹聲已經不在那兒了。桌面上那杯威士忌還在，喝了一口之後就沒再動過，杯壁上凝著一圈細密的水珠。
我沒有停步，端著托盤穿過了大堂。
那天晚上收工之後我走在靜安寺路上，三月的夜風從梧桐樹新芽之間穿過去，帶著一點潮濕的泥土味。我走得很慢，右手插在兜里捏著那枚銀元，齒紋一圈一圈地壓著指腹，有點涼，但很快被體溫捂熱了。我在路燈底下站了一會兒，低頭看著自己的影子。影子被燈光拉得很長，投在柏油路面上，頭微微低著，像在看地面，又像在看別的東西。
林北。百樂門侍者。替人送紙片的人。收銀元的人。這些標籤一層一層疊在我身上，每一層都薄，但疊在一起有了重量。我把銀元翻了個面，頭像朝上，對著路燈照了照。銀白色的光在齒紋之間流動了一下。
我把它收好，轉身走回福煦路。路燈的光在身後拖著我的影子，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像一枚被風吹著往前滾的銀元。
（第六章完）
半個月足夠我把大堂里外摸透。彈簧地板哪幾塊踩上去聲音悶、哪幾塊回彈最軟，水晶吊燈換燈泡的時間是每周二凌晨，後廚通往消防通道的門鎖簧片鬆了，用力一頂就能開。我把這些都記在腦子裡，不寫在本子上，跟桌號和茶葉罐一樣，收進那隻越來越滿的抽屜。
老何帶我跑了三天就放手了。他是個四十多歲的山東人，在百樂門幹了六年，話少，步子輕，端托盤的時候手臂像焊死在身體兩側。他帶我走了一遍流程就靠在角落抽菸，看我端了三趟，把菸頭摁滅在鞋底上說「行了」，然後就再沒管過我。我沒出過岔子。碗沒碎過，酒沒灑過，客人叫我的時候應聲快，聲音亮，但不會亮到讓鄰桌側目。張經理在第二周結束的時候把我叫進辦公室，從抽屜里摸出一隻牛皮信封推過來。我打開看了一眼，裡面是八塊錢底薪加小費，比底薪多了將近一倍。他靠在椅背里說：「老何說你行。那就行。」我沒多說，把信封揣進內袋，點了下頭。
那天晚上，我端著托盤從「天」字號卡座旁邊經過，聽見了一個聲音。
很低。帶著一種我很久沒聽過的語感——捲舌壓得很平，尾音往下沉，每個字像從喉嚨深處推出來的，不像上海話那麼輕快。是北方官話，但又不完全是，帶著一點說不清的東西。我沒有停步，端著托盤從卡座側後方走過去，餘光掃了一眼。靠里的位子上坐著一個人，四十歲上下，穿一件灰青色長衫，領口扣得嚴實，袖口乾乾淨淨。他面前擺著一杯威士忌，沒怎麼動。對面坐著一個穿深藍西裝的年輕人，三十不到，頭髮梳得整齊，腰板挺得很直，像坐過很長時間的硬板凳。
我走到鄰桌收了一隻空杯，擦桌面的時候聽見灰青長衫說了兩個字：「……碼頭。」聲音壓得更低了，後面的話幾乎被爵士樂吞掉。但我捕捉到了一個詞——「虹口」。虹口碼頭，日軍控制區。我把空杯放在托盤上，步子沒變，走回後廚。
那天之後，我開始留意那張卡座。「天」字號，靠里第二排，背對著舞池，面朝大門，左右兩側都有通道。坐那個位置的人能看見誰進來、誰出去、誰從哪條通道走過，而自己背靠牆壁，不會被任何人從背後接近。這是幹這一行的人才會選的位置。灰青長衫隔兩三天來一次，有時候一個人，有時候帶著深藍西裝那個年輕人。他們坐的時間不長，從不跳舞，每次喝的威士忌幾乎不動，桌上的杯子永遠是滿的。他們來百樂門不是喝酒的。
我沒多看。我端我的盤子，擦我的桌子，路過那張卡座的時候目不斜視。但我把他們說的話一點一點撿起來了，像在河灘上撿碎瓷片，不拼，先收著。「十六鋪」出現了一次，「蘇州河」出現了兩次，「法電」出現了三次。法電是法商電車電燈公司，公共租界最大的電力供應方，控制著大半個租界的供電線路。我記住了這個。
第八天晚上，灰青長衫來的時候身邊換了一個人。不是深藍西裝了，換成了一個穿藏青旗袍的女人。三十來歲，頭髮盤在腦後，插一根銀簪子，臉上沒什麼妝，但五官很周正。她坐下來的時候脊背挺得很直，一隻手搭在桌面上，指節細長，指甲修剪得乾淨整齊。灰青長衫跟她說話的時候身體微微前傾，手勢比跟深藍西裝在一起時多了，像是在解釋什麼事情。我聽不太清，但捕捉到幾個詞：「電台」、「電池」、「三天後」。
我把這幾個詞收進抽屜里，跟「虹口碼頭」、「十六鋪」、「蘇州河」放在一起。
我開始拼了。
那天晚上收工之後我沒直接回福煦路。我在靜安寺路上走了兩圈，腦子裡把那些碎片排出來。虹口碼頭是日軍控制區，十六鋪是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交界處的貨運碼頭，蘇州河是南北分界，法電控制著租界電力。電台需要電池，電池需要運輸，運輸走水路，碼頭是最方便的交接點。灰青長衫在組織某條線路——往虹口方向送東西。送什麼我不知道，但他選的位置、壓低的嗓音、那些斷斷續續的詞，拼在一起指向一件事：他在往日軍占領區運送某種設備。電池是耗材，需要定期補給，所以他每隔兩三天來一次，跟不同的人碰頭，確認進度。
我站在靜安寺路和巨鹿路交叉口的路燈下面，把這條線理清楚了。
然後我轉身走回福煦路。上樓，開門，關門。坐在黑暗裡，把那幾個關鍵詞在腦子裡又過了一遍。
第二天晚上灰青長衫又來了。這回是一個人，坐的還是「天」字號，還是一杯沒怎麼動的威士忌。我從後廚端著一碟花生米經過他桌邊的時候，他開口了：「小伙子。」聲音不高，但清晰，像在叫一個認識的人。
我停住，轉身。「先生您說。」
他看著我。燈光從他的側面照過來，在他顴骨上投下一片淺影，我看清了他的臉——長方臉，顴骨略高，眉骨突出，眼睛不大但很有神，像兩粒被水沖了很久的黑色石子。他嘴唇微微動了一下，像在斟酌用詞。「你在這兒幹了多久了？」
「半個月。」
「之前呢？」
「在茶館跑堂。」
他點了點頭，目光從我臉上移開，落在桌面上那杯沒動過的威士忌上。「端盤子的時候步子很穩。練過？」
「沒有。」我說。「就是幹活干多了。」
他嘴角微微動了一下，像笑又不像笑。然後他從長衫內袋裡摸出一張折好的紙片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這個，幫我交給一個人。」
我低頭看著那張紙片。黃草紙，折了兩折，邊緣壓得很平。我沒有伸手。「先生，我只是個跑堂的——」
本書首發𝑇𝑊看書網→𝑠ℎ𝑢.𝑡𝑤,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我知道。」他說。「跑堂的端盤子的時候步子穩，眼睛不亂看，嘴也不亂說。我觀察你幾天了。」
我的心跳快了一拍。他在觀察我。從什麼時候開始？我端盤子經過他桌邊的時候他一直在看——但我從來沒有跟他對視過，都是餘光掃過就走。他注意到我的步子穩，眼睛不亂看。這意味著他也是一個會看人的人。
「交給誰？」我問。
「後天晚上，法租界朱葆三路，安樂宮舞廳門口。一個穿灰大衣的男人，左肩上別一枚銅質胸針。你把紙片交給他就行，不用說話，不用等他回話。」
他說話的時候聲音壓得很低，低到只有我能聽見。爵士樂隊正好換了一首曲子，銅管樂器的聲音涌過來蓋住了他最後幾個字。我站在桌邊，手裡的托盤微微傾斜，碟子裡的花生米滑了一下。我穩住托盤，看著桌面那張紙片。紙片在燈光下泛著淡黃色，邊緣有一道細微的摺痕，像被反覆打開過又合上。
「我不認識那個人。」我說。
「你不需要認識。」他說。「你只需要把紙片交到他手裡。」
沉默了兩三秒。我聽見自己心跳的聲音，隔著胸骨和肋骨，一下一下地敲。我看了看那張紙片，又看了看他。他靠在卡座的絲絨靠背上，兩隻手交疊放在桌面上，指節粗大，右手食指側面有一道淺白色的舊疤。他看我時的眼神很平，沒有試探，沒有威脅，只是等著。
我把托盤換到左手，右手伸出去，拿起那張紙片。紙片比我想的厚，觸感粗糙，邊角微微起毛。我把它折好放進上衣內袋，貼著那沓法幣和試工證放好。
「後天晚上。」我說。「安樂宮。灰大衣。銅胸針。」
他點了一下頭。「去吧。」
我端著托盤走了。步子沒變，從「天」字號走到後廚，把花生米碟子放在水池邊上，掀帘子走進後廚。後廚的熱氣撲在臉上，灶台上的鐵壺咕嘟咕嘟地響，陳媽不在，只有老何蹲在角落裡擦一隻銅壺。他抬頭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了。我靠著灶台站了一會兒，手心有一層薄汗。我把右手伸進內袋摸了摸那張紙片的邊角，還在，硬挺挺的，隔著襯衫布硌著指腹。
兩天後的晚上，我換下工裝穿上那身深灰色衣裳出了百樂門。法租界朱葆三路離靜安寺路不遠，走過去大約二十分鐘。三月的夜風比冬天軟了一些，吹在臉上沒有刀割的感覺了，帶著街邊梧桐樹芽苞的澀味。朱葆三路比靜安寺路窄，路燈也暗一些，兩邊的鋪面大多是酒吧和舞廳的門臉，霓虹燈管拼著英文和法文的招牌，光色偏紅偏紫，把路面染成一種曖昧的暖色調。安樂宮在路中段，門臉不小，兩扇玻璃門上貼著金字的招牌，門口站著兩個穿黑制服的侍者。
我站在街對面的電線桿旁邊等著。安樂宮的霓虹燈在頭頂嗡嗡響，紅色的光落在我的肩頭和鞋面上。我等了大約十分鐘，看見一個人從街角拐過來。灰色大衣，中等身材，走路不快不慢，右手插在大衣兜里，左手自然垂在身側。他走近的時候街燈照亮了他的左肩——一枚銅質胸針別在大衣翻領上，圓形，邊緣有一圈細紋，在燈光下泛著暗金色的光。
我穿過街面走過去。他沒有停步，我也沒停。兩個人交錯的那一瞬間，我把那張折好的紙片從袖口滑出來，遞到他左手邊。他的手從大衣兜里抽出來接住了紙片，動作流暢得像兩個人之間遞了一張普通的傳單。他沒有低頭看，紙片滑進他掌心，然後他的手重新插回大衣兜里，繼續往前走。我也繼續往前走，沒有回頭。
我走回福煦路的時候心跳才慢慢平下來。上樓，開門，關門。我坐在床沿上把剛才那一幕又重新放了一遍——灰青長衫遞紙片給我，安樂宮門口交接，灰大衣接紙片的手，動作流暢得像排練過很多次。
我躺下來，盯著天花板。北窗外的梧桐樹正在抽新芽，枝頭比冬天鼓了一些，在夜風裡輕輕晃著。我閉上眼睛的時候腦子裡轉過一個念頭：那張紙片裡寫了什麼？我不知道。灰青長衫是誰？我也不知道。但我把紙片送到了。我成了一個跑腿的，從A點取貨送到B點，中間不打開不詢問不回頭。這不就是交通員乾的活嗎？
交通員。
我在心裡把這個詞翻來覆去嚼了兩遍。然後翻了個身，把被子裹緊，在窗外傳來的電車叮噹聲里慢慢睡著了。
第二天晚上灰青長衫又來了。還是「天」字號，還是一杯沒動的威士忌。我端著一壺熱茶經過他桌邊的時候他叫住我，聲音比上次低了一些：「送到了？」
「送到了。」我說。「灰大衣。銅胸針。」
他點了一下頭。然後他從長衫內袋裡摸出一樣東西放在桌面上，推到我面前。是一枚銀元，新的，齒紋鋒利，在燈光下泛著白光。我低頭看著那枚銀元，沒有伸手。
「跑腿費。」他說。
我看了他兩秒，伸手拿起銀元。銀元在指間微微發涼，邊緣的齒紋壓著指腹的皮膚，帶著新鑄的金屬特有的澀感。「還有的話，還找我。」我說。
他嘴角動了一下。這一次我看清了，那確實是一個笑。「你叫什麼名字？」
「林北。」
「林北。」他重複了一遍，像在品嘗這兩個字的味道。「我叫陳。陳樹聲。」
他伸出手來。我頓了一下，握住了。他的手乾燥，溫熱，指節粗大，握力不重但很穩。我們握了兩秒就鬆開了，像兩個在茶館裡初次見面的人互相報了姓名。
「以後有東西要送的話，」我說，「我還是端盤子的。百樂門『天』字號。」
陳樹聲點了一下頭，端起那杯威士忌，第一次喝了一口。他放下杯子的時候我看見他嘴角那點弧度還在，很淡，像水面上將散未散的漣漪。我端著托盤走了。回到後廚的時候，我把那枚銀元從兜里摸出來對著燈光看了看。新鑄的，齒紋鋒利，頭像壓得很深，邊緣有一道極細的劃痕——像是有人用指甲掐了一下。我把它收進內袋，和那張試工證放在一起。
我站在後廚的灶台旁邊，把銀元在指間轉了一圈。銀元翻了個面，頭像朝上，在暖黃的燈光里微微反著光。窗外傳來電車經過的叮噹聲，街面上有人踩著自行車過去了，鈴鐺響了兩聲就遠了。我收好銀元，端起托盤重新掀帘子走進大堂。水晶吊燈的碎光在舞池地板上鋪開著，爵士樂換了曲子，銅管聲從舞台方向涌過來，淹沒了整個空間。我從「天」字號旁邊走過去的時候，陳樹聲已經不在那兒了。桌面上那杯威士忌還在，喝了一口之後就沒再動過，杯壁上凝著一圈細密的水珠。
我沒有停步，端著托盤穿過了大堂。
那天晚上收工之後我走在靜安寺路上，三月的夜風從梧桐樹新芽之間穿過去，帶著一點潮濕的泥土味。我走得很慢，右手插在兜里捏著那枚銀元，齒紋一圈一圈地壓著指腹，有點涼，但很快被體溫捂熱了。我在路燈底下站了一會兒，低頭看著自己的影子。影子被燈光拉得很長，投在柏油路面上，頭微微低著，像在看地面，又像在看別的東西。
林北。百樂門侍者。替人送紙片的人。收銀元的人。這些標籤一層一層疊在我身上，每一層都薄，但疊在一起有了重量。我把銀元翻了個面，頭像朝上，對著路燈照了照。銀白色的光在齒紋之間流動了一下。
我把它收好，轉身走回福煦路。路燈的光在身後拖著我的影子，一步一步地往前移，像一枚被風吹著往前滾的銀元。
（第六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