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換台
我在鴻福樓幹了兩個月。
兩個月其實過得很快。每天卯時到店，酉時離店，中間端著托盤在大堂和後廚之間穿梭幾百個來回。日子像一盤轉個不停的留聲機唱片，槽紋一圈一圈地重複，但唱片本身在慢慢變舊，聲音在悄悄變化。我漸漸認全了鴻福樓的常客——那個戴瓜皮帽的老頭兒每天下午準時來，坐「玄」桌，一壺祁紅一碟花生米，坐到天色將暗才走。三個跑單幫的漢子隔三差五來一趟，坐在「未」桌，腳下放著貨包，聊的路線從黃渡變成了青浦，又從青浦變成了南翔。穿灰西裝金絲眼鏡和穿青布長衫佛珠的那兩個人沒有再一起出現過，但金絲眼鏡後來又獨自來了兩回，坐在同樣的角落，點了同樣的茶，指節在皮夾上敲的還是兩短一長。
兩個月下來，我學會了上海話。吞了幾個人之後，我的肌肉記憶對語感的捕捉比普通人靈敏得多——舌頭捲曲的角度、喉嚨鬆緊的幅度、元音拖長的習慣，聽幾遍就能嵌進自己的口腔里。從最初只能聽懂一半，到能用帶點本地尾音的官話跟客人搭話，再到能跟街坊鄰里的老太太聊菜價漲跌，大約用了六個星期。老劉有一次聽我跟客人說上海話，眯著眼看了我好一會兒，最後說了句「你學得倒快」，沒再多問。
兩個月里我沒有再用過能力。一次都沒有。右手指尖再也沒有發燙過，手背上那道彎月形的疤安靜地臥在皮膚底下，像一塊不再走的老表。我每天端茶倒水擦桌子，晚上回福煦路睡覺，早上五點到店開門，日子過得比普通人還像普通人。但我在看，在記，在心裡畫了一張越來越密的地圖——哪條街上的巡捕幾時換崗，哪家鋪子後面通著弄堂暗道，靜安寺路到虹口有幾條不被盤查的小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處哪個路口的鐵柵欄門在夜裡幾點上鎖。這些信息零零碎碎地堆在腦子裡，像一抽屜沒整理的紙片，但我清楚每一片放在什麼位置。
兩個月的工錢加在一起是八塊。偶爾有客人給的小費，攢下來又多了幾塊。加上原先剩下的錢，兜里總算又有了些底氣。但我心裡清楚，鴻福樓能給的只有這些了。四塊錢一個月，夠活，但不夠我在這座城市裡真正沉下去。茶館裡能聽到的東西有限，真正的風聲不在茶碗邊上，在彈簧地板上，在水晶吊燈底下，在那些穿著西裝和旗袍、把聲音壓到最低的人之間。
決定去百樂門的那天是三月三號。那天傍晚收工之後我沒回福煦路，繞了一段走到靜安寺路那一片，站在街對面的電線桿旁邊看了百樂門的門面。三月的夜晚比一月暖了一些，但風吹過來的時候還是帶著冬末的涼意。百樂門樓頂的霓虹燈已經亮了，「Paramount」和「百樂門」六個字在夜色里交替閃爍，紅色藍色白色的光落在門前的台階上，像一層不斷流動的彩色水面。穿西裝的男人和穿旗袍的女人從車裡走下來，皮鞋踩在紅毯上，門童的白手套在燈光里一晃。我站在那裡看了十分鐘，沒動。然後我轉身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鴻福樓辭了工。掌柜的聽完沒有說話。他靠在櫃檯邊上，兩隻手交叉放在胸前，看了我大概有五秒鐘。然後他轉身從櫃檯抽屜里摸出幾張鈔票放在檯面上。「這個月的工錢，還有前幾天客人的小費。」他說。錢摞著，邊角壓平了。他沒有問我要去哪裡。我也沒說。我把錢收進兜里，朝掌柜的微微彎了一下腰。掌柜的點了點頭。我又去後廚跟陳媽和老劉打了招呼，陳媽正在切蔥花，菜刀在案板上篤篤篤地響，她頭也沒抬地說了句「去吧」，老劉蹲在角落裡擦銅壺，細長的眼睛抬起來看了我一下，然後又低下去，沖我擺了一下手裡的抹布。
從鴻福樓出來之後我去了那家成衣鋪。還是那間門臉很小的鋪子，還是那個戴老花鏡的老裁縫。我走進去的時候他抬頭看了我一眼，這一次認出我來了。「做衣裳？」他問。
「做一身。」我說。「體面些的。去舞廳幹活穿的。」
他放下針線從凳子上站起來，走到牆邊那架掛滿半成品衣物的木架子前翻了幾件出來。一件深灰色毛料西褲，一件白布襯衫，一件黑布短上衣。肩寬我看著合適，腰身略松一點。他捏著衣料說收兩指腰就好了，三天取。
「明天就要。」我說。
老裁縫抬頭看了我一眼，手上的針停住了。我從兜里摸出三枚銀元放在櫃檯上。銀元磕在木面上發出三聲清脆的「叮」。他低頭看了看銀元，又抬頭看了看我，然後他的目光在我臉上多停了一瞬。「明天酉時來取。」他說，把銀元收進了圍裙兜里。
第二天傍晚我取走了衣裳。牛皮紙裹著，麻繩扎了個十字結。我走回福煦路，關門，解開繩結把衣服攤在床上。深灰色毛料褲、白襯衫、黑布短上衣、一雙半舊的黑皮鞋，老裁縫搭的，鞋底打了掌，鞋面擦過一遍，泛著一層暗亮的光。我穿上站在書桌前，對著窗玻璃看。玻璃反光里映出一個人影——肩膀撐起了上衣的輪廓，腰身收進去了，褲線筆直地垂到鞋面上。我看著那塊暗色的影子，影子的臉朝著我看回來，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嘴唇抿著，下頜比兩個月前稍微有肉了一些。我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彎月形的疤安靜地臥在虎口旁邊，在窗外的暮光里泛著一層淡淡的暗白。
我穿著那身衣裳坐在床沿上，把兜里的錢重新理了一遍。銀元還剩四枚，法幣四十多塊。夠用。我把銀元用布包好揣進上衣內袋，法幣疊好了貼著胸口放。翡翠鐲子和三匹綢緞還壓在褥子底下，暫時不動。
第二天傍晚，天擦黑的時候我出了門。穿著那身深灰色的衣裳，皮鞋踩在樓梯木板上發出清脆的咔咔聲。下樓的時候陳太太正在走廊里收衣服，抬頭看見我，抱著那摞衣服在胸口站了兩三秒鐘，然後她上下掃了一遍，嘴角動了一下。「去面試？」她問。
「嗯。」
她點了點頭。「去吧。」沒說第二句。我走過她身邊的時候聞見她身上有皂角和晾曬布料的氣味，乾燥的，帶著傍晚的餘溫。
我走到百樂門門口的時候門童伸手攔了我一下。深藍鑲金邊的制服，白手套，掌心朝外平舉在我胸前。「先生，請問是——」
「找工作。」我說。「你們這兒還招侍者吧？」
門童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他的目光從我的臉移到肩線，又從肩線落到鞋面上，整個過程大約兩秒。然後他側身讓開朝門廳里偏了一下頭。「進去左手邊，找張經理。」
我穿過門廳走進大堂。腳下的觸感變了——木地板，但不是普通的木地板，踩下去的時候有極輕微的彈性回饋，像鞋底下墊了一層薄薄的軟木。彈簧地板。我在心裡過了一下這個觸感，記住了它。大堂比鴻福樓大了好幾倍，兩層挑高，四周環繞著一圈深紅絲絨面的卡座，卡座靠背上的銅釘在燈光下泛著碎光。正中央是一大片舞池，地板被燈光打磨得像一面深色的鏡子，映著天花板水晶吊燈的倒影。舞池上空懸著幾排彩色玻璃球，轉得很慢，把碎光撒滿整個空間。大堂里坐著二十來桌客人，侍者穿著黑馬甲白襯衫端著圓形托盤在桌縫之間穿行，背挺得很直，步子輕穩。
我走到左手邊找到經理室，門框上釘著一塊小銅牌。我抬手敲了兩下。裡面傳來一聲「進」，我推門走了進去。
裡面不大。一張辦公桌，一盞綠罩檯燈，幾把椅子。桌後面坐著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頭髮梳得油亮，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襯衫袖子卷到小臂中段。他手裡捏著一支鋼筆在翻一本簿子，聽見門響抬頭看了我一眼。「找工？」他問。
「是。」
他把鋼筆擱在簿子上，靠在椅背里，兩隻手交疊著放在桌面上。「以前在哪兒幹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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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鴻福樓。跑堂。」
「跑堂的來百樂門？」他嘴角微微一牽，像笑又不像笑。他往後靠了靠，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拍。「你會調酒？不會。你會英語？不會。你會法文？不會。你會跳交際舞？看著也不像。」
他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沒有輕蔑的意思，就是在羅列事實。我站在辦公桌前面，後背挺直，兩隻手自然垂在身側。「我不會那些。」我說。「但我會認人。記臉。記誰坐什麼位置、點了什麼、跟誰一起來的。茶館和舞廳不一樣，但端盤子和端杯子是一樣的。」
張經理聽完這段話，靠在椅背里看了我幾秒。金絲邊眼鏡後面的目光從我的臉移到我的肩、我的手臂，然後落在我腳上那雙半舊的皮鞋上。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然後他伸手拉開右手邊的抽屜取出一張白色的硬紙卡片，推到我面前。
「明天來試工。下午四點到，換制服。跟著老何跑三天，三天沒人投訴你，留下來。工錢底薪八塊，小費自己收。」他頓了一下。「有一點——百樂門不是茶館。眼睛要活，嘴要嚴，手要乾淨。這三樣缺一樣，你走人。」
我低頭看著桌面上那張白色卡片，上面印著「百樂門·試工證」幾個字，下面是一行手寫的日期和藍色簽章。我伸手拿起來，卡面厚實，邊緣裁得很齊，捏在指間有一種全新的、微微發澀的觸感。
「記住了。」我說。
我把卡片小心折好放進上衣內袋，貼著胸口那沓法幣放好。我轉身往門口走，手碰到門把手的時候他的聲音從背後傳來——「你這身衣裳不錯。哪兒做的？」
「福煦路一家小裁縫鋪。」我回頭說。
他點了點頭，頭已經低下去翻簿子了。「行。明天穿工裝。四點到。」
我拉開門走出來。門在身後合上的時候發出一聲極輕的咔嗒。我站在走廊里低頭看了一眼內袋的位置，隔著襯衫和毛料外套能摸到那張卡片硬挺的邊角，像一小片薄冰貼著鎖骨的皮膚。
我穿過大堂往外走。水晶吊燈的碎光在舞池地板上緩慢流淌。我路過角落一排卡座的時候餘光掃到兩個人——一個穿深藍西裝，一個穿灰大衣，面前各放著一隻矮腳杯，杯里的液體幾乎沒動過。他們沒有跳舞，沒有交談，只是坐著。我經過的時候他們的目光同時抬起來跟了我一秒，然後又落回去了。我步子沒變，從旁邊走過去了。
我推開玻璃大門走出來。夜風迎面撲過來，帶著街上油煙氣、汽車尾氣和小販煎餅攤上的蔥香。靜安寺路上的霓虹燈在頭頂響著細碎的電流聲，紅的藍的紫的光落在我那身深灰色衣裳的肩頭。
我走下台階沿著人行道往回走。手伸進內袋按了按那張卡片的硬邊，卡片的稜角隔著兩層布料硌著指腹。底薪八塊，加小費。百樂門的客人出手不會像鴻福樓喝茶的客人那麼摳門，一個月下來能攢下更多。能換更好的衣裳，混進更深的角落，接觸那些坐在卡座里不跳舞不喝酒只等人的人。
我走過麵包店的櫥窗，櫥窗里的燈光暖黃。我走過那隻蹲在門廊底下的花貓，它看了我一眼，瞳孔在路燈下縮成兩條細線。我走回福煦路三百八十九號，上樓，掏鑰匙，開門，關門。屋裡黑著。北窗外梧桐樹的影子投在窗玻璃上被街燈映成幾根灰色的長指。
我沒有開燈，在黑暗中走到書桌前坐下來，從內袋裡掏出那張試工證放在桌面中央，用兩隻手把邊角壓平了。白色的卡面在窗外的微光里泛著一層淡淡冷光。我坐在黑暗裡看著那張卡片，坐了很久。窗外的梧桐枝影在玻璃上慢慢晃動著。
一月三日到三月三號。兩個月。鴻福樓。四塊錢一個月。一碗陽春麵，一盤花生米，老劉眯起來的眼睛，掌柜的點頭，陳媽切蔥的篤篤聲，十六張桌子的編號和六種茶葉的味道。然後到這裡。百樂門。白襯衫黑馬甲。八塊底薪加小費。彈簧地板和水晶吊燈，碎光，和那些坐在角落裡把聲音壓得最低的人。
我在黑暗裡微微動了一下嘴角。
然後站起來脫了外套掛上衣帽架，坐下來解鞋帶。明天四點到。現在該睡了。
我躺進被子裡閉上眼睛。北窗透進來的微光在天花板上鋪開一塊灰色的長方形光斑，邊緣模糊。我在那塊光斑底下慢慢睡著了。
（第五章完）
兩個月其實過得很快。每天卯時到店，酉時離店，中間端著托盤在大堂和後廚之間穿梭幾百個來回。日子像一盤轉個不停的留聲機唱片，槽紋一圈一圈地重複，但唱片本身在慢慢變舊，聲音在悄悄變化。我漸漸認全了鴻福樓的常客——那個戴瓜皮帽的老頭兒每天下午準時來，坐「玄」桌，一壺祁紅一碟花生米，坐到天色將暗才走。三個跑單幫的漢子隔三差五來一趟，坐在「未」桌，腳下放著貨包，聊的路線從黃渡變成了青浦，又從青浦變成了南翔。穿灰西裝金絲眼鏡和穿青布長衫佛珠的那兩個人沒有再一起出現過，但金絲眼鏡後來又獨自來了兩回，坐在同樣的角落，點了同樣的茶，指節在皮夾上敲的還是兩短一長。
兩個月下來，我學會了上海話。吞了幾個人之後，我的肌肉記憶對語感的捕捉比普通人靈敏得多——舌頭捲曲的角度、喉嚨鬆緊的幅度、元音拖長的習慣，聽幾遍就能嵌進自己的口腔里。從最初只能聽懂一半，到能用帶點本地尾音的官話跟客人搭話，再到能跟街坊鄰里的老太太聊菜價漲跌，大約用了六個星期。老劉有一次聽我跟客人說上海話，眯著眼看了我好一會兒，最後說了句「你學得倒快」，沒再多問。
兩個月里我沒有再用過能力。一次都沒有。右手指尖再也沒有發燙過，手背上那道彎月形的疤安靜地臥在皮膚底下，像一塊不再走的老表。我每天端茶倒水擦桌子，晚上回福煦路睡覺，早上五點到店開門，日子過得比普通人還像普通人。但我在看，在記，在心裡畫了一張越來越密的地圖——哪條街上的巡捕幾時換崗，哪家鋪子後面通著弄堂暗道，靜安寺路到虹口有幾條不被盤查的小路，法租界和公共租界的交界處哪個路口的鐵柵欄門在夜裡幾點上鎖。這些信息零零碎碎地堆在腦子裡，像一抽屜沒整理的紙片，但我清楚每一片放在什麼位置。
兩個月的工錢加在一起是八塊。偶爾有客人給的小費，攢下來又多了幾塊。加上原先剩下的錢，兜里總算又有了些底氣。但我心裡清楚，鴻福樓能給的只有這些了。四塊錢一個月，夠活，但不夠我在這座城市裡真正沉下去。茶館裡能聽到的東西有限，真正的風聲不在茶碗邊上，在彈簧地板上，在水晶吊燈底下，在那些穿著西裝和旗袍、把聲音壓到最低的人之間。
決定去百樂門的那天是三月三號。那天傍晚收工之後我沒回福煦路，繞了一段走到靜安寺路那一片，站在街對面的電線桿旁邊看了百樂門的門面。三月的夜晚比一月暖了一些，但風吹過來的時候還是帶著冬末的涼意。百樂門樓頂的霓虹燈已經亮了，「Paramount」和「百樂門」六個字在夜色里交替閃爍，紅色藍色白色的光落在門前的台階上，像一層不斷流動的彩色水面。穿西裝的男人和穿旗袍的女人從車裡走下來，皮鞋踩在紅毯上，門童的白手套在燈光里一晃。我站在那裡看了十分鐘，沒動。然後我轉身走了。
第二天早上我去鴻福樓辭了工。掌柜的聽完沒有說話。他靠在櫃檯邊上，兩隻手交叉放在胸前，看了我大概有五秒鐘。然後他轉身從櫃檯抽屜里摸出幾張鈔票放在檯面上。「這個月的工錢，還有前幾天客人的小費。」他說。錢摞著，邊角壓平了。他沒有問我要去哪裡。我也沒說。我把錢收進兜里，朝掌柜的微微彎了一下腰。掌柜的點了點頭。我又去後廚跟陳媽和老劉打了招呼，陳媽正在切蔥花，菜刀在案板上篤篤篤地響，她頭也沒抬地說了句「去吧」，老劉蹲在角落裡擦銅壺，細長的眼睛抬起來看了我一下，然後又低下去，沖我擺了一下手裡的抹布。
從鴻福樓出來之後我去了那家成衣鋪。還是那間門臉很小的鋪子，還是那個戴老花鏡的老裁縫。我走進去的時候他抬頭看了我一眼，這一次認出我來了。「做衣裳？」他問。
「做一身。」我說。「體面些的。去舞廳幹活穿的。」
他放下針線從凳子上站起來，走到牆邊那架掛滿半成品衣物的木架子前翻了幾件出來。一件深灰色毛料西褲，一件白布襯衫，一件黑布短上衣。肩寬我看著合適，腰身略松一點。他捏著衣料說收兩指腰就好了，三天取。
「明天就要。」我說。
老裁縫抬頭看了我一眼，手上的針停住了。我從兜里摸出三枚銀元放在櫃檯上。銀元磕在木面上發出三聲清脆的「叮」。他低頭看了看銀元，又抬頭看了看我，然後他的目光在我臉上多停了一瞬。「明天酉時來取。」他說，把銀元收進了圍裙兜里。
第二天傍晚我取走了衣裳。牛皮紙裹著，麻繩扎了個十字結。我走回福煦路，關門，解開繩結把衣服攤在床上。深灰色毛料褲、白襯衫、黑布短上衣、一雙半舊的黑皮鞋，老裁縫搭的，鞋底打了掌，鞋面擦過一遍，泛著一層暗亮的光。我穿上站在書桌前，對著窗玻璃看。玻璃反光里映出一個人影——肩膀撐起了上衣的輪廓，腰身收進去了，褲線筆直地垂到鞋面上。我看著那塊暗色的影子，影子的臉朝著我看回來，臉上沒有什麼表情，嘴唇抿著，下頜比兩個月前稍微有肉了一些。我低頭看了一眼自己的右手，彎月形的疤安靜地臥在虎口旁邊，在窗外的暮光里泛著一層淡淡的暗白。
我穿著那身衣裳坐在床沿上，把兜里的錢重新理了一遍。銀元還剩四枚，法幣四十多塊。夠用。我把銀元用布包好揣進上衣內袋，法幣疊好了貼著胸口放。翡翠鐲子和三匹綢緞還壓在褥子底下，暫時不動。
第二天傍晚，天擦黑的時候我出了門。穿著那身深灰色的衣裳，皮鞋踩在樓梯木板上發出清脆的咔咔聲。下樓的時候陳太太正在走廊里收衣服，抬頭看見我，抱著那摞衣服在胸口站了兩三秒鐘，然後她上下掃了一遍，嘴角動了一下。「去面試？」她問。
「嗯。」
她點了點頭。「去吧。」沒說第二句。我走過她身邊的時候聞見她身上有皂角和晾曬布料的氣味，乾燥的，帶著傍晚的餘溫。
我走到百樂門門口的時候門童伸手攔了我一下。深藍鑲金邊的制服，白手套，掌心朝外平舉在我胸前。「先生，請問是——」
「找工作。」我說。「你們這兒還招侍者吧？」
門童上下打量了我一遍。他的目光從我的臉移到肩線，又從肩線落到鞋面上，整個過程大約兩秒。然後他側身讓開朝門廳里偏了一下頭。「進去左手邊，找張經理。」
我穿過門廳走進大堂。腳下的觸感變了——木地板，但不是普通的木地板，踩下去的時候有極輕微的彈性回饋，像鞋底下墊了一層薄薄的軟木。彈簧地板。我在心裡過了一下這個觸感，記住了它。大堂比鴻福樓大了好幾倍，兩層挑高，四周環繞著一圈深紅絲絨面的卡座，卡座靠背上的銅釘在燈光下泛著碎光。正中央是一大片舞池，地板被燈光打磨得像一面深色的鏡子，映著天花板水晶吊燈的倒影。舞池上空懸著幾排彩色玻璃球，轉得很慢，把碎光撒滿整個空間。大堂里坐著二十來桌客人，侍者穿著黑馬甲白襯衫端著圓形托盤在桌縫之間穿行，背挺得很直，步子輕穩。
我走到左手邊找到經理室，門框上釘著一塊小銅牌。我抬手敲了兩下。裡面傳來一聲「進」，我推門走了進去。
裡面不大。一張辦公桌，一盞綠罩檯燈，幾把椅子。桌後面坐著一個四十來歲的男人，頭髮梳得油亮，戴一副金絲邊眼鏡，襯衫袖子卷到小臂中段。他手裡捏著一支鋼筆在翻一本簿子，聽見門響抬頭看了我一眼。「找工？」他問。
「是。」
他把鋼筆擱在簿子上，靠在椅背里，兩隻手交疊著放在桌面上。「以前在哪兒幹過？」
（由於緩存原因，請用戶直接瀏覽器訪問𝑻𝑾看書網→𝒔𝒉𝒖.𝒕𝒘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鴻福樓。跑堂。」
「跑堂的來百樂門？」他嘴角微微一牽，像笑又不像笑。他往後靠了靠，目光在我身上停了一拍。「你會調酒？不會。你會英語？不會。你會法文？不會。你會跳交際舞？看著也不像。」
他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沒有輕蔑的意思，就是在羅列事實。我站在辦公桌前面，後背挺直，兩隻手自然垂在身側。「我不會那些。」我說。「但我會認人。記臉。記誰坐什麼位置、點了什麼、跟誰一起來的。茶館和舞廳不一樣，但端盤子和端杯子是一樣的。」
張經理聽完這段話，靠在椅背里看了我幾秒。金絲邊眼鏡後面的目光從我的臉移到我的肩、我的手臂，然後落在我腳上那雙半舊的皮鞋上。他的手指在桌面上輕輕敲了兩下，然後他伸手拉開右手邊的抽屜取出一張白色的硬紙卡片，推到我面前。
「明天來試工。下午四點到，換制服。跟著老何跑三天，三天沒人投訴你，留下來。工錢底薪八塊，小費自己收。」他頓了一下。「有一點——百樂門不是茶館。眼睛要活，嘴要嚴，手要乾淨。這三樣缺一樣，你走人。」
我低頭看著桌面上那張白色卡片，上面印著「百樂門·試工證」幾個字，下面是一行手寫的日期和藍色簽章。我伸手拿起來，卡面厚實，邊緣裁得很齊，捏在指間有一種全新的、微微發澀的觸感。
「記住了。」我說。
我把卡片小心折好放進上衣內袋，貼著胸口那沓法幣放好。我轉身往門口走，手碰到門把手的時候他的聲音從背後傳來——「你這身衣裳不錯。哪兒做的？」
「福煦路一家小裁縫鋪。」我回頭說。
他點了點頭，頭已經低下去翻簿子了。「行。明天穿工裝。四點到。」
我拉開門走出來。門在身後合上的時候發出一聲極輕的咔嗒。我站在走廊里低頭看了一眼內袋的位置，隔著襯衫和毛料外套能摸到那張卡片硬挺的邊角，像一小片薄冰貼著鎖骨的皮膚。
我穿過大堂往外走。水晶吊燈的碎光在舞池地板上緩慢流淌。我路過角落一排卡座的時候餘光掃到兩個人——一個穿深藍西裝，一個穿灰大衣，面前各放著一隻矮腳杯，杯里的液體幾乎沒動過。他們沒有跳舞，沒有交談，只是坐著。我經過的時候他們的目光同時抬起來跟了我一秒，然後又落回去了。我步子沒變，從旁邊走過去了。
我推開玻璃大門走出來。夜風迎面撲過來，帶著街上油煙氣、汽車尾氣和小販煎餅攤上的蔥香。靜安寺路上的霓虹燈在頭頂響著細碎的電流聲，紅的藍的紫的光落在我那身深灰色衣裳的肩頭。
我走下台階沿著人行道往回走。手伸進內袋按了按那張卡片的硬邊，卡片的稜角隔著兩層布料硌著指腹。底薪八塊，加小費。百樂門的客人出手不會像鴻福樓喝茶的客人那麼摳門，一個月下來能攢下更多。能換更好的衣裳，混進更深的角落，接觸那些坐在卡座里不跳舞不喝酒只等人的人。
我走過麵包店的櫥窗，櫥窗里的燈光暖黃。我走過那隻蹲在門廊底下的花貓，它看了我一眼，瞳孔在路燈下縮成兩條細線。我走回福煦路三百八十九號，上樓，掏鑰匙，開門，關門。屋裡黑著。北窗外梧桐樹的影子投在窗玻璃上被街燈映成幾根灰色的長指。
我沒有開燈，在黑暗中走到書桌前坐下來，從內袋裡掏出那張試工證放在桌面中央，用兩隻手把邊角壓平了。白色的卡面在窗外的微光里泛著一層淡淡冷光。我坐在黑暗裡看著那張卡片，坐了很久。窗外的梧桐枝影在玻璃上慢慢晃動著。
一月三日到三月三號。兩個月。鴻福樓。四塊錢一個月。一碗陽春麵，一盤花生米，老劉眯起來的眼睛，掌柜的點頭，陳媽切蔥的篤篤聲，十六張桌子的編號和六種茶葉的味道。然後到這裡。百樂門。白襯衫黑馬甲。八塊底薪加小費。彈簧地板和水晶吊燈，碎光，和那些坐在角落裡把聲音壓得最低的人。
我在黑暗裡微微動了一下嘴角。
然後站起來脫了外套掛上衣帽架，坐下來解鞋帶。明天四點到。現在該睡了。
我躺進被子裡閉上眼睛。北窗透進來的微光在天花板上鋪開一塊灰色的長方形光斑，邊緣模糊。我在那塊光斑底下慢慢睡著了。
（第五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