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鬧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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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爺爺查出肝癌的時候,是初二下學期的三月。

  離我考全班第一,剛過了兩個月。

  那天父親從鎮上回來,什麼也沒說。我放學回到家,看見父親坐在門檻上,手裡夾著一根煙。父親這幾年已經很少抽菸,只有在心裡壓著事的時候才點一根。

  我走過去,叫了一聲爸。父親抬頭看了看我,把菸頭按在地上碾滅了。

  「你爺爺——「父親頓了頓,「肝上長了東西。「

  我站在那裡。三月傍晚的太陽還掛在天邊,照得院子裡亮堂堂的。我聽懂了「肝上長了東西「是什麼意思,又好像沒聽懂。

  我往東屋看了一眼。爺爺不在屋裡。爺爺去鎮上醫院了。

  接下來的幾天,家裡來了很多人。

  陳家是大族。太爺爺輩哥四個,爺爺輩大排行排到七,爺爺排老三,叫陳一炮。方圓幾十里的人都知道這個名字。年輕的時候百發百中,野豬一槍撂倒,土匪頭子都說「我只怕公安局長和陳一炮「。老了以後沒人知道他曾經是什麼人,一個隨和老頭,不認識幾個字,每天四點起來叫孫子起床。

  現在這個隨和老頭躺在了炕上,消息傳出去,來探望的人就沒斷過。

  有的我認識,有的不認識。父親母親在旁邊介紹,這是你爺爺的什麼什麼親戚,這是你爺爺的什麼什麼人。我叫了一圈人,記不住名字。那時候我才意識到,我連太爺爺叫什麼都不知道。爺爺輩的名字也不知道。這個家族像一棵大樹,樹根在地下縱橫交錯,我站在樹冠上,只看得見最近的幾片葉子。

  來的人都帶了東西,雞蛋,小米,罐頭。東西堆在西屋的柜子上,越堆越多。母親把雞蛋一個個碼進籃子裡,碼了一層又一層。

  爺爺躺在東屋的炕上,肚子一天天大起來。

  肝腹水。

  他瘦了。顴骨突出來,眼眶凹下去。皮膚從醬色變成蠟黃。但眼睛還是亮的,那種亮不是健康人的亮,是「撐著「的亮。撐著等人來,撐著等人走,撐著等天黑天亮。

  我每天放學回來,先去東屋看一眼爺爺。叫一聲「爺爺「。爺爺睜開眼,看看我,點點頭,再閉上。

  有時候爺爺會問我:「學到哪兒了?「

  「學到中國地理了。「

  「好。學吧。「

  就這兩句。爺爺不識字,不知道「中國地理「是什麼東西。他只是想問一句,想知道孫子還在學,還在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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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問完了,滿意了,閉上眼睛繼續撐著。

  大姑來了。

  大姑是爺爺的親女兒,住在鎮上,開了個診所。她從車上下來的時候拎了兩個藥箱,一個是輸液用的,一個是中藥。她進了東屋,把藥箱放在炕沿上,給爺爺號脈。

  號完了,什麼也沒說。走出去,站在院子裡。六月天,大姑的額頭上全是汗。

  我跟出去,看見大姑站在醬缸邊上,背對著我。肩膀在抖。

  我站了一會兒,悄悄走了。

  期末考試之前那幾天,大姑跟我說了一件事。

  「小五子,你跟你爸說一下,這幾天你到大姑家樓上住。這邊人來人往的,你沒法學習。「

  我沒說話。

  大姑又說:「你爺爺最惦記的就是你的學習。你要是耽誤了,他心裡更不好受。「

  我點了點頭。

  我收拾了書包,跟著大姑的車去了鎮上。大姑家的樓上是空的,表哥表姐都在外面讀書。我一個人坐在桌前,翻開書。窗戶外頭能看見鎮上的路燈,一盞一盞的,不像村里只有星星。

  我看了幾頁,一個字也沒看進去。

  腦子裡全是東屋炕上那個蠟黃的人。

  期末考試我考了第一。

  成績單一貼出來,操場上全是人。我看了一眼自己的名字,第一名。然後轉身就走了。騎上自行車,往家趕。

  十二里路,我騎得比平時快。手電筒沒開,夏天白天長,天還亮著。

  到家的時候,院子裡站滿了人。

  三姐夫在門口,看見我來了,往裡喊了一聲:「小五子回來了!「

  我下了自行車,往裡走。院子裡的人給我讓開路。我走進堂屋,走過灶台,走進東屋。

  爺爺躺在炕上。

  眼睛睜著。

  睜了好幾天了。大姑後來說,爺爺最後幾天已經不說話了,也不閉眼,就那麼睜著。誰也不知道他在等什麼。

  我走過去,站在炕沿邊上。

  我喊了一聲……

  「爺爺,我回來了。「

  爺爺的眼睛動了。從天花板上轉過來,落在我臉上。看了我一會兒。然後,慢慢地,合上了。

  屋裡屋外,哭聲瞬間炸開了。

  父親站在門口,沒進來。我看見父親的手攥著門框,指甲掐進了木頭裡。

  大姑站在炕邊,捂著嘴,眼淚從手指縫裡往外淌。

  三姐蹲在牆角,哭得渾身發抖。

  四姐站在院子裡,扶著自行車,哭不出聲。

  我站在炕沿邊上,沒哭。不是不難過,是還沒反應過來。我剛考完期末考試,剛拿了第一,剛騎了十二里路回來,我還沒來得及想「爺爺要走了「這件事。

  爺爺已經走了。

  我到家從頭到尾就說了五個字,「爺爺,我回來了。「五個字,爺爺等了一天,兩天,還是好幾天,沒人說得清楚。我只知道自己回來了,爺爺就閉眼了。

  大姑後來跟我說:「你爺爺最後那句,'小五子回來了',他等的是你。「

  百發百中。連死都瞄得准。

  一等就等到了,不早不晚,趕在孫子放學到家。

  喪事辦了三天。

  來人比生病那幾天更多。陳一炮這三個字,附近幾個屯子的人都知道。年輕的時候是神槍手,老了是個隨和老頭。一輩子沒跟人紅過臉,不是不會紅臉,是藏起來了。土匪怕的那個陳一炮,和給孫子壓腰十塊錢的那個老頭,是同一個人。但村里沒人見過前者。他們只見過後者,一個坐在門口曬太陽、逢人就說「我孫子考第一,我考第二「的老頭。

  我跪在靈前,膝蓋跪在磚地上。膝蓋疼。我看了一眼爺爺的遺像,照片是幾年前照的,穿著藍布褂子,眯著眼沖鏡頭笑。那個笑我見過無數回,每天早上四點叫我的時候,就是那個笑。

  「小五子起來了,四點了。「

  我起來。穿棉襖。出門。蹲茅坑。撕字典。背兩頁。撕了。用了。回來洗臉。吃飯。上學。

  初一。初二。七百多天。

  每天都是那個聲音。每天都是那個笑。

  現在聲音沒了。只剩牆上這張照片。

  初三開學,東屋空了。

  爺爺的鋪蓋捲起來收走了。炕上只剩一塊光禿禿的蓆子。牆上那個印子還在,爺爺常年靠牆坐著,後背蹭出的印子。

  父親給我買了一個鬧鐘。

  鐵的,圓形的,上頭兩個鈴鐺。上緊發條,到時間鈴鐺就響,叮鈴鈴鈴,比爺爺的聲音刺耳。但准,跟爺爺一樣准。

  每天早上四點鐘,鬧鐘響了。我睜開眼,伸手把鬧鐘按掉。起身,穿棉襖,出門。蹲茅坑。撕字典。回來洗臉。吃飯。上學。

  一切跟以前一樣。

  但走到堂屋的時候,我會回頭看一眼東屋。

  那個位置是空的。

  以前爺爺躺在那兒。聽見我起來了,會問一聲:「起來了?「我說「起來了「。爺爺就翻個身,繼續睡。

  現在這個位置是空的。沒人問「起來了「。只有鬧鐘替我問他,鈴聲響十秒,你不按就一直響。和一個老人的聲音不一樣。老人的聲音是溫柔的,「小五子,四點了。「不是命令,是提醒。鬧鐘的聲音不是提醒,是催,是趕,是你不按它就不會停。

  我按掉鬧鐘。回頭看了一眼那個空位置。走出去。

  天還黑著。雪地里只有我一個人的腳印。

  有一天晚上,我躺在東屋的炕上,初三我自己搬到東屋住了。父親說「你在西屋吵你媽睡覺,去東屋。「我就搬過去了。

  我躺在爺爺躺過的那個位置,看著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條裂縫,爺爺看了不知道多少年。現在我也在看,看著看著,忽然想起一件事。

  七百多天。初一初二,七百多天。爺爺每天準點起來叫我,不是被鬧鐘叫的,是心裡有表。到點了,醒了,起來,走到門框上敲兩下:「小五子,四點了。「

  七百多天。沒誤過一回。

  我越想越睡不著。

  是不是爺爺每天想著喊我起床,睡不好,身體才壞的?

  是不是因為我讓他早起,他才生病的?

  是不是如果我不讓他叫我,他還能多陪我幾年?

  這個念頭一出來,就再也收不回去了。

  我躺在黑暗裡,天花板上的裂縫看著看著就模糊了。不是困了,是眼淚湧上來了,把裂縫淹沒了。

  這不是科學的因果關係。肝癌跟早起晚起沒有關係。大姑是醫生,她知道;父親知道;每個人都知道。

  但我不知道。

  一個十五歲的少年不知道。

  我只知道一件事,爺爺每天四點起來叫我。然後爺爺病了。然後爺爺走了。我沒親眼看見這兩件事之間的因果鏈,但我心裡把這兩件事串起來了。不是用邏輯串的,是用愧疚串的。

  後來我想,這種心理機制叫「替代性自責「,發生了什麼壞事,我總能在自己身上找到一個「當初如果「。後來的招飛落榜,如果我再努力一點。父親牙掉了,如果不是因為我落榜。爺爺走了,如果我不讓他叫我。

  不是因為這些事情真的是我的錯。是因為我把所有我在乎的人扛在肩上,一個人扛一個家,扛不動了就開始想,是不是我放下來他們就沒事了。

  不是的。但我想了三十年。

  初三這一年,鬧鐘每天響。我爬起來,回頭看。那個位置是空的。

  後來我養成一個習慣,每天早上去東屋看一眼。不是看有沒有人,我知道沒有人。是看一眼那個空位置,心裡跟爺爺說一句話。

  說什麼呢?「爺爺,我考了第一「,但爺爺已經知道了,期末那天他說了。「爺爺,我買了自行車「,但那是父親買的,不是我買的。「爺爺,我想你「,這句話太輕了,說出來就沒了,不如不說。

  所以我什麼都不說。就看一眼。看完了,出門,去茅坑,撕字典,上學。

  鬧鐘替我跟爺爺說,四點了,該起來了。然後我自己跟自己說,考不上重點高中,對不住那頭豬,對不住這輛自行車,對不住這個鬧鐘。


  爺爺沒看到我考上重點高中。

  大姑沒看到我考上大學。老姑沒看到我大學畢業。父親沒看到我女兒出生。大姐沒看到我考上一級註冊建築師。母親沒看到我當上總建築師。

  所有人都沒看到我走到下一個節點。

  只有爺爺等到了。

  他不識字。但他知道孫子放學了,回來了,叫了一聲「爺爺「。然後他走了。

  百發百中,這輩子最準的一槍,不是打野豬,不是嚇土匪,是等孫子。槍響的那一下,他走了;但等的那幾個小時、那幾天,他一直在。槍膛里的最後一顆子彈打了出去,打中的不是別的,是「爺爺我回來了「。

  很多年以後,我當了建築師。

  我設計過一個養老院。甲方要求每個房間多裝一個呼叫鈴,老人有事隨時能按鈴,護士站就響。我看著圖紙上多加的呼叫鈴,忽然想起那個鐵鬧鐘。

  我把養老院的燈都換成了感應燈。老人一起床,床頭燈自動亮,不用按任何按鈕,不用找開關。就像爺爺叫我起床,不用我說「起來「,爺爺知道時間到了。

  年輕的設計師問我為什麼加呼叫鈴換感應燈。我說:「老人半夜起來上廁所,摸黑找按鈕容易摔。感應燈亮一下,不刺眼,照個路。多加個呼叫鈴,能讓老人躺在床上有事情了,在那一邊都能隨手按到,呼叫護士站。「

  「陳總想得真周到。「

  我沒解釋。周到不是因為想得多,是因為每天早上鬧鐘響了,我回頭看那個空位置,看了整整一年。

  那個空位置教會了我一件事:燈亮在需要的時候,比人說在嘴裡的話,有用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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