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6章 兩個故事
查爾斯·惠勒下去後。
派屈克繼續翻了翻手裡的名單：
「現在請提案人的證人——紐約，聖瑪麗社區診所，艾米莉·羅德里格斯。」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舊外套的中年女人站了起來。
她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她的手在微微發抖。
她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亞當斯看著她，聲音放得很輕：
「羅德里格斯女士，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所有的緊張都壓下去，然後開口了。
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會議室里，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叫艾米莉·羅德里格斯，今年四十一歲。」
「我是單親母親，有一個兒子，今年十四歲。」
「我在紐約的聖瑪麗社區的一家小診所做護士，幹了十一年。」
她頓了一下。
「我沒有醫療保險。」
這些議員見過無數專家、說客、CEO，但很少見到一個沒有醫保的護士。
「為什麼？」亞當斯問。
「因為我有既往病史。」
她的聲音開始發顫，但還在努力維持平穩。
「十四年前，我生孩子的時候大出血，切除了子宮。」
「從那以後，每一家保險公司都因為這個拒絕我。」
「不管我換多少份工作，不管我搬到哪個州，結果都一樣——既往病史，拒保。」
她停了一下，低下頭，像是在克制什麼。
「我自己沒有保險，我的兒子更沒有地方依附。」
「單獨給一個孩子買保險，保險公司不賣。」
「他們說——沒有僱主，沒有家庭保單，不能賣。」
她的聲音更低了，但每個字都砸在會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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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我的兒子得了闌尾炎。急診手術，住院五天。帳單是一萬兩千美元。」
她抬起頭，眼眶紅了。
「我一年的工資是九千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你的兒子現在怎麼樣了？」亞當斯問。
「他好了。但我們欠了一屁股債。」
「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省吃儉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清。」
她深吸一口氣，聲音突然變得硬了一些。
「我來這裡，不是來要錢的。」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是護士。我每天看到病人因為沒錢，把病拖到不能拖。」
「我看到有人把降壓藥切成兩半吃，有人胰島素不夠用就減少劑量，有人心臟病發作了不敢叫救護車。」
「我做了十一年護士，我救過很多人。」
「但我救不了我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
她看向派屈克，又看向兩黨的參議員。
「你們說全民醫療要花幾百億。我不知道幾百億是多少錢。」
「但我知道，一萬兩千美元，差點毀了我的一生。」
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
派屈克面無表情，但他的手停在木槌上，沒有敲下去。
記者席上，有人放下了筆，有人摘下眼鏡擦了擦。
有人把目光從筆記本上移開，看了艾米莉一眼——只是一眼，又低下了頭。
他們跑國會新聞跑了十幾年，聽證會參加了上百場，聽過的證詞能裝滿一整個檔案櫃。
他們以為自己早就麻木了。
但這一次，他們發現自己沒有。
故事的主人公沒有哭，沒有鬧，只是站在那裡，說出了一組數字。
九千美元的年薪，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聽證會還在繼續。
還會有更多專家上台，更多數據被展示，更多關於「錢從哪裡來」的爭論。
但剛才那幾分鐘，已經被記者們的錄音筆記了下來。
——————————
同一時間，國會山另一側，眾議院州際與對外貿易委員會的會議室里，另一場聽證會也在同步進行。
凱德斯坐在人民黨的席位上，面前攤著法案的副本——H.R.782，和參議院的S.247內容一模一樣。
主席台上，委員會主席斯達格特敲下木槌。
「聽證會現在開始。H.R.782，全民醫療法案。第一位證人——」
也是專家，也是數據，也是關於「錢從哪裡來」的車輪戰。
凱德斯沒有打斷，沒有插話。
他在等。
輪到人民黨傳喚證人時，斯達格特翻了翻名單，語氣平淡：
「人民黨的證人——俄亥俄州，揚斯敦，馬歇爾。」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工裝褲的中年男人站了起來。
他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凱德斯看著他：「馬歇爾先生，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馬歇爾，今年四十九歲。我在揚斯敦的鋼廠幹了二十二年，是煉鋼車間的班長。」
他停頓了一下。
「我前年失業了。工廠關了，三千多人同時沒了工作。」
他說話的方式不像艾米莉那樣細膩，每句話都像是在車間裡喊出來的，硬邦邦的。
「我有高血壓，還有糖尿病。以前工廠有保險，看病吃藥還能扛。」
「失業以後，保險沒了。我去買商業保險，人家一查病歷，說我有既往病史——不保。」
他看著斯達格特，又看向兩黨的議員。
「我現在每天吃的降壓藥、胰島素，都是托人去墨西哥帶的。」
「同樣的藥，那邊便宜三分之二。我知道這不合法，但我沒辦法。」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藥瓶，放在證人席的桌面上。
玻璃瓶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
「這瓶藥，在美利聯邦要一百二十美元。在墨西哥，四十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下來。
有人盯著那個藥瓶，有人低頭在紙上寫著什麼，有人把目光移開，又忍不住看回來。
一個鋼鐵工人，在煉鋼爐前幹了二十二年，現在要靠從墨西哥偷運藥品來續命。
這不是什麼地下電影的情節，這是聽證會上的證詞。
斯達格特清了清嗓子，把木槌拿起來，又放下。
他想說什麼，但最終什麼也沒說。
凱德斯沒有追問，只是讓馬歇爾繼續講下去。
馬歇爾講了他如何在加油站打零工、如何托工友的親戚從邊境帶藥、如何把藥片掰成兩半吃以延長藥效。
講到「把藥掰成兩半」的時候，他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哭，也不是笑，只是動了一下。
一位共和黨議員舉起手，語氣裡帶著一絲質疑：
「馬歇爾先生，你說你去墨西哥買藥。你不怕買到假藥嗎？」
「墨西哥那邊假藥泛濫，FDA早就有警告。你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馬歇爾轉過頭，看向那個議員。
「議員先生，你說的FDA警告，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墨西哥的假藥，我也聽說過。」
他沉默了幾秒。
「但我更知道一件事——美利聯邦的真藥，我買不起。」
會議室里安靜了一瞬。
「假藥可能吃死人。但沒藥吃，一定會死。我選那個『可能不死』的。」
他的聲音低了下去，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不是不怕假藥。我是沒有資格怕。」
會議室里沒有人再問問題了。
這一刻會議室里的空氣像是凝固了。
——————————
這一天的國會山，一棟大樓里，一個護士說出了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另一棟大樓里，一個工人把一瓶墨西哥買的藥放在了證人席上。
兩個故事，同一份法案。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只是以前，沒有人願意聽，沒有人願意問，更沒有人願意替他們發聲。
派屈克繼續翻了翻手裡的名單：
「現在請提案人的證人——紐約，聖瑪麗社區診所，艾米莉·羅德里格斯。」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舊外套的中年女人站了起來。
她的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她的手在微微發抖。
她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亞當斯看著她，聲音放得很輕：
「羅德里格斯女士，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她深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所有的緊張都壓下去，然後開口了。
聲音不大，但在安靜的會議室里，每一個字都聽得清清楚楚。
「我叫艾米莉·羅德里格斯，今年四十一歲。」
「我是單親母親，有一個兒子，今年十四歲。」
「我在紐約的聖瑪麗社區的一家小診所做護士，幹了十一年。」
她頓了一下。
「我沒有醫療保險。」
這些議員見過無數專家、說客、CEO，但很少見到一個沒有醫保的護士。
「為什麼？」亞當斯問。
「因為我有既往病史。」
她的聲音開始發顫，但還在努力維持平穩。
「十四年前，我生孩子的時候大出血，切除了子宮。」
「從那以後，每一家保險公司都因為這個拒絕我。」
「不管我換多少份工作，不管我搬到哪個州，結果都一樣——既往病史，拒保。」
她停了一下，低下頭，像是在克制什麼。
「我自己沒有保險，我的兒子更沒有地方依附。」
「單獨給一個孩子買保險，保險公司不賣。」
「他們說——沒有僱主，沒有家庭保單，不能賣。」
她的聲音更低了，但每個字都砸在會議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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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天，我的兒子得了闌尾炎。急診手術，住院五天。帳單是一萬兩千美元。」
她抬起頭，眼眶紅了。
「我一年的工資是九千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你的兒子現在怎麼樣了？」亞當斯問。
「他好了。但我們欠了一屁股債。」
「我每天工作十二個小時，省吃儉用，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還清。」
她深吸一口氣，聲音突然變得硬了一些。
「我來這裡，不是來要錢的。」
「我來這裡，是因為我是護士。我每天看到病人因為沒錢，把病拖到不能拖。」
「我看到有人把降壓藥切成兩半吃，有人胰島素不夠用就減少劑量，有人心臟病發作了不敢叫救護車。」
「我做了十一年護士，我救過很多人。」
「但我救不了我自己，也救不了我的孩子。」
她看向派屈克，又看向兩黨的參議員。
「你們說全民醫療要花幾百億。我不知道幾百億是多少錢。」
「但我知道，一萬兩千美元，差點毀了我的一生。」
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
派屈克面無表情，但他的手停在木槌上，沒有敲下去。
記者席上，有人放下了筆，有人摘下眼鏡擦了擦。
有人把目光從筆記本上移開，看了艾米莉一眼——只是一眼，又低下了頭。
他們跑國會新聞跑了十幾年，聽證會參加了上百場，聽過的證詞能裝滿一整個檔案櫃。
他們以為自己早就麻木了。
但這一次，他們發現自己沒有。
故事的主人公沒有哭，沒有鬧，只是站在那裡，說出了一組數字。
九千美元的年薪，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聽證會還在繼續。
還會有更多專家上台，更多數據被展示，更多關於「錢從哪裡來」的爭論。
但剛才那幾分鐘，已經被記者們的錄音筆記了下來。
——————————
同一時間，國會山另一側，眾議院州際與對外貿易委員會的會議室里，另一場聽證會也在同步進行。
凱德斯坐在人民黨的席位上，面前攤著法案的副本——H.R.782，和參議院的S.247內容一模一樣。
主席台上，委員會主席斯達格特敲下木槌。
「聽證會現在開始。H.R.782，全民醫療法案。第一位證人——」
也是專家，也是數據，也是關於「錢從哪裡來」的車輪戰。
凱德斯沒有打斷，沒有插話。
他在等。
輪到人民黨傳喚證人時，斯達格特翻了翻名單，語氣平淡：
「人民黨的證人——俄亥俄州，揚斯敦，馬歇爾。」
旁聽席後排，一個穿著工裝褲的中年男人站了起來。
他走上證人席，舉起右手宣誓。
凱德斯看著他：「馬歇爾先生，請向委員會介紹一下你自己。」
「我叫馬歇爾，今年四十九歲。我在揚斯敦的鋼廠幹了二十二年，是煉鋼車間的班長。」
他停頓了一下。
「我前年失業了。工廠關了，三千多人同時沒了工作。」
他說話的方式不像艾米莉那樣細膩，每句話都像是在車間裡喊出來的，硬邦邦的。
「我有高血壓，還有糖尿病。以前工廠有保險，看病吃藥還能扛。」
「失業以後，保險沒了。我去買商業保險，人家一查病歷，說我有既往病史——不保。」
他看著斯達格特，又看向兩黨的議員。
「我現在每天吃的降壓藥、胰島素，都是托人去墨西哥帶的。」
「同樣的藥，那邊便宜三分之二。我知道這不合法，但我沒辦法。」
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藥瓶，放在證人席的桌面上。
玻璃瓶底磕在木桌上，發出一聲悶響。
「這瓶藥，在美利聯邦要一百二十美元。在墨西哥，四十美元。」
會議室里安靜了下來。
有人盯著那個藥瓶，有人低頭在紙上寫著什麼，有人把目光移開，又忍不住看回來。
一個鋼鐵工人，在煉鋼爐前幹了二十二年，現在要靠從墨西哥偷運藥品來續命。
這不是什麼地下電影的情節，這是聽證會上的證詞。
斯達格特清了清嗓子，把木槌拿起來，又放下。
他想說什麼，但最終什麼也沒說。
凱德斯沒有追問，只是讓馬歇爾繼續講下去。
馬歇爾講了他如何在加油站打零工、如何托工友的親戚從邊境帶藥、如何把藥片掰成兩半吃以延長藥效。
講到「把藥掰成兩半」的時候，他的嘴角動了一下——不是哭，也不是笑，只是動了一下。
一位共和黨議員舉起手，語氣裡帶著一絲質疑：
「馬歇爾先生，你說你去墨西哥買藥。你不怕買到假藥嗎？」
「墨西哥那邊假藥泛濫，FDA早就有警告。你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
馬歇爾轉過頭，看向那個議員。
「議員先生，你說的FDA警告，我在報紙上看到過。」
「墨西哥的假藥，我也聽說過。」
他沉默了幾秒。
「但我更知道一件事——美利聯邦的真藥，我買不起。」
會議室里安靜了一瞬。
「假藥可能吃死人。但沒藥吃，一定會死。我選那個『可能不死』的。」
他的聲音低了下去，像是說給自己聽的。
「我不是不怕假藥。我是沒有資格怕。」
會議室里沒有人再問問題了。
這一刻會議室里的空氣像是凝固了。
——————————
這一天的國會山，一棟大樓里，一個護士說出了一萬兩千美元的帳單。
另一棟大樓里，一個工人把一瓶墨西哥買的藥放在了證人席上。
兩個故事，同一份法案。
這樣的故事還有很多。
只是以前，沒有人願意聽，沒有人願意問，更沒有人願意替他們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