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曖昧》出世
第269章 《曖昧》出世
這書稿，其實早在去年秋天就交給了作家出版社。
負責的編輯老李，是社裡的老人，頭髮花白，戴一副深度眼鏡，看稿子時鼻尖幾平要碰到紙面。
他看完書稿，沉默了足足一袋煙的功夫，才對等在一旁的許成軍說：「成軍同志，你這書————寫得好，膽子也大。」
好，在於不是浮光掠影的遊記。
是刀鋒般切入日本社會的肌理，從「菊與刀」的民族性剖到「泡沫與骸骨」的經濟幻象，再刺向「民主的盆景」下的政治實質。
膽子大，也正在於此八十年代初，中日關係正值官方的「蜜月期」。
民間對日本的印象，正從「鬼子」快速轉向「先進」「文明」。
這時候出一本由中國作家寫的、對日本進行如此深度甚至不乏犀利批判的書，風險不言而喻。
出版社內部為此開了好幾次會。
有人擔心「影響友好氛圍」，有人覺得「調子過於灰暗」，也有人認為「部分觀點過於尖銳，恐授人以柄」。
稿子就這麼在編輯部和社領導的案頭擱置了段時間，修改意見提了幾輪，無非是希望語氣更「平和」些，批判更「含蓄」些。
許成軍修改了，但骨架未動。
他想寫的，不是一個「友好使者」的見聞，而是一個冷靜觀察者的思考，哪怕這思考帶著刺痛。
事情的轉機，恰恰來自過去這一個多月那場席捲學界的風暴。
當「許成軍現象」從學術圈燃燒到全社會，當他的名字與「文化自信」「主體性」這些宏大命題緊密捆綁，當連樵木、錢鍾書這樣的重量級人物都不得不對其投以關注和評論時，作家出版社掂量這本書的分量，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這不再僅僅是一本關於日本的著作。
這是一個正在成為時代文化符號的年輕人，對他所觀察到的、一個重要鄰邦的深度剖析。
它的出版，本身就可能成為一個文化事件。
社領導班子再次開會。
煙霧繚繞中，副社長趙啟明一一一位參加過抗戰、解放後轉入出版戰線、作風果斷的老革命，用手指重重敲了敲書稿清樣：「還猶豫什麼？許成軍同志的文章，中央領導都肯定了，理論意義、現實意義擺在這兒。他這本書，正是開放時代與主體自覺」的實踐！
讓我們看看一個中國青年，用他自己的眼睛和頭腦，怎麼看一個發達的、複雜的、對我們而言極其重要的鄰居。出！按最高規格出！」
「老趙，」
有人提醒，「裡頭有些對日本政治、經濟的批評，還有對歷史問題的看法，會不會——
——」
「會不會什麼？」
趙啟明眼睛一瞪，「我們出的是學術著作，是嚴肅思考，不是外交照會！許成軍寫的是事實，是分析，是有理有據的觀察。日本有沒有泡沫？有沒有歷史認知問題？他寫錯了嗎？難道只許日本人研究我們，不許我們研究他們？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社長最後拍了板：「出。稿子我看過，觀點是尖銳，但材料紮實，論述嚴謹，不是情緒化的攻擊。送審環節，把好關，該有的程序一步不能少。」
八十年代初，一本書的出版，遠非後世那麼簡單。
【寫到這裡我希望讀者記一下我們域名𝕿𝖂看書網→𝖘𝖍𝖚.𝖙𝖜】
尤其是涉及外國、涉及敏感話題的著作，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
首先，出版社自身的編輯部和編審委員會要多次審讀，提出修改意見，作者修改後形成「齊、清、定」的最終清樣。
接著，這份清樣要報送上級主管單位——對於作家出版社，就是中國作家協會——進行審核。
作協相關領導及負責外事、理論的部門，會仔細審閱，評估其政治導向、學術質量、
可能產生的社會及國際影響。
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反覆的溝通、磋商，甚至可能的修改。
通過後，出版社才能取得「書號」（當時實行定額分配），進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排版、校對（至少三校）、製版、印刷、裝訂。
《我在暖昧的日本》一書，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在作家協會那一關，又額外多走了幾步。
書稿被送到了更高級別的宣傳主管部門備案，並徵詢了相關國際問題研究機構的意見o
反饋回來的意見總體是肯定的，認為該書「提供了觀察日本的新視角，有利於國人更全面、理性地認識這個鄰邦」，「體現了中國學者獨立思考和理論建構的能力」，但同時也提醒，在宣傳推廣時需注意「把握分寸，突出建設性」。
當所有這些程序走完，時間已到了一月下旬。
關於稿酬，趙啟明副社長親自定了調：「許成軍同志不是一般的作家，他的作品，特別是這一部，具有超出文學本身的價值。按最高標準給。」
最終合同約定，稿酬採用當時通行的印數稿酬方式。
標準按國家規定的最高檔執行。
基本稿酬定為千字十元，而起印數直接定在了13萬冊。
這意味著，僅前五萬冊，他就能獲得相當於全書字數一遍的足額稿酬：從五萬到十萬冊，按八成支付；十萬冊以上部分，按六成支付。
在八十年代初，如此巨大的起印數字和頂格的稿酬標準，通常只留給享有盛譽的頂尖作家。
對於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而言，這無疑是破天荒的破格待遇。
當然，這個稿酬對於國際通行標準顯然不算高，但是除了表面上的待遇，知名作家往往能獲得相較高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待遇。
也算是另一部份「稿酬」。
一九八一年一月底，《我在暖昧的日本》終於擺在了新華書店的櫃檯上。
深藍色的封面，簡潔的設計，只有書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標識。
翻開扉頁，是許成軍手書的題記：「獻給所有在開放中保持清醒，在交流中不忘來路的人們。」
而正文開篇，便以一種近乎冷峻的筆調，將日本在制度、經濟、工業、金融等領域令
人眩目的成就，一一鋪陳開來。
東京銀座徹夜不滅的霓虹，新幹線風馳電掣的速度，索尼、豐田遍布全球的產品，終身僱傭制下高效而忠誠的企業軍團，精密如同鐘錶的社會運行————
這些描述，對於絕大多數尚未踏出國門的中國讀者而言，不啻於打開一扇窺見高度現代化社會的窗戶，衝擊力是直接的、視覺化的。
然而，這僅僅是「展示」的第一步。
隨著閱讀深入，許成軍筆鋒漸轉，帶領讀者穿透這層繁華的表象，去審視其下的「暖昧」.
經濟奇蹟背後的泡沫與焦慮，民主制度表皮下的派閥世襲與官僚主導，精緻禮儀掩蓋的壓抑與「恥感文化」，以及面對歷史時那種刻意模糊與迴避的集體心態。
他不是在簡單地「唱衰」或「批判」，而是在進行一場艱難的解剖，試圖理解這個「熟悉的陌生人」內在的複雜性與矛盾性，並從中提煉出對於正在現代化道路上疾行的中國而言，至關重要的鏡鑒與警示。
這本書上市之時，正值許成軍那篇《開放時代與主體自覺》引發的討論尚未完全平息，社會上的情緒仍然複雜而敏感。
一方面，是因其理論成功和「文化自信」倡導而生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是《走我們自己的道路》一類文章所撩撥起的、對「盲目崇洋」的警惕甚
至牴觸。
就在這個微妙的節骨眼上，《我在暖昧的日本》來了。
它開篇便濃墨重彩地展示「外國」（而且是那個曾給我們帶來深重災難、如今又讓我們心情複雜的近鄰）的「成就」，這本身就像是一盆冰水，澆在了部分正陶醉於「我們也很行」情緒中的人們頭上。
可以想見，這本書的出版，將在已經足夠喧鬧的輿論場中，投下怎樣一顆重磅炸彈。
它將迫使人們面對一個也許不那麼令人舒服，卻無比真實的問題：當我們談論「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時，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那些走在我們前面、擁有我們需要學習的經驗（同時也有我們需要警惕的教訓）的「他者」？
許成軍用他的新書，將自己關於「清醒的自信」「開放的自信」的思考，推向了一個更具體、也更危險的實踐層面。
衝擊，已在所難免。
新華書店的櫃檯前，已經有人拿起這本深藍色封面的新書，翻開，閱讀。
他們的臉上，露出驚訝、沉思、不解、乃至蹙眉的複雜神情。
這算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一九八一年一月末，浙省海鹽。
武原鎮衛生院那間朝北的牙科診室里，瀰漫著消毒水的氣味。
窗玻璃上凝著一層薄薄的水汽，窗外是灰濛濛的冬日天空，以及鎮上低矮、潮濕的屋頂。
余化剛送走上午最後一個病人一個因為牙疼而齜牙咧嘴、最終被拔掉一顆臼齒的漁民。
他摘下口罩和橡膠手套，扔進搪瓷盤裡，走到洗手池前，擰開龍頭。
冰冷的水流沖刷著手指，帶走些許疲憊。
他抬眼看了看牆上的掛鍾，十一點半。
還有半小時午休。
自從決心辭職之後，這樣的日子似乎也不難熬了起來。
換一種心思對待這份工作，發現工作本身也並不難熬。
難熬的其實是受限的未來，和不知所措的希望。
他擦乾手，從白大褂口袋裡摸出一本摺疊起來的《文藝報》，靠在窗邊的木頭椅子
上，就著窗外透進來的寡淡光線，看了起來。
報上照例是些文壇消息、作品評論、理論爭鳴。
他的目光匆匆掠過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話題，最後停在一則新書預告上。
「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許成軍最新力作《我在暖昧的日本》」
下面是一小段內容簡介：「青年作家、學者許成軍，繼理論探索引發學界廣泛關注後，將其敏銳目光投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本書並非尋常遊記，而是以深刻的文化觀察和紮實的史料為基礎，對日本社會之民族性、經濟奇蹟之兩面、民主制度之實態、以及其歷史認知之暖昧」，進行的一次大膽而冷靜的解剖。為認識日本、亦為反觀自身，提供了一面不可多得的鏡子。」
余化的目光在「許成軍」三個字上停留了片刻。
這個名字，這半年多來，實在是太響了。
而且不是作為作家許成軍的響亮。
而是什麼思想家、理論家。
響到連他這樣身處江南小鎮衛生院、每天與鉗子、鑽頭和呻吟的病人打交道的年輕牙醫，都不可避免地一次次聽到、看到。
從「器物論」到「文化自信」，從錢鍾書的點評到樵牧的定調，再到前些天那場關
於「開放」與「道路」的大辯論————
這個只比他大兩歲的年輕人，仿佛一夜之間就站到了時代思潮的漩渦中心。
余化心裡有種複雜的感受。
羨慕嗎？
或許有一點。
但更多的是好奇，以及一種隱約的、同行間的審視。
他也在寫東西，偷偷地寫。
在值夜班的間隙，在午休無人的診室，在充滿藥水味的宿舍里，他往稿紙上塗抹著一些故事，一些關於這個潮濕小鎮、關於生死、關於某些荒誕瞬間的碎片。
那些稿子有的寄出去石沉大海，有的被退回，編輯的意見往往含糊其辭。
有的剛被《收穫》採納。
他還在摸索，在尋找自己的聲音和道路。
而這個許成軍，似乎已經找到了，而且聲音如此洪亮，道路如此開闊。
《我在暖昧的日本》————
余化咀嚼著這個書名。
曖昧？日本？
他對日本的了解，大多來自小時候看過的《地道戰》《地雷戰》電影裡凶神惡煞的「鬼子」，來自廣播報紙上偶爾提及的「新幹線」「松下電器」，以及近一兩年開始在小縣城百貨商店櫃檯里出現的、貼著奇怪商標的「日本電子表」「計算器」。
那是一個遙遠、陌生、交織著歷史傷痕和現代好奇的複雜存在。
許成軍會怎麼寫它？
午休鈴聲刺耳地響起。
余化收起報紙，脫下白大褂，掛在門後。他跟同事打了個招呼，便裹緊那件半舊的藏藍色棉襖，走出了衛生院陰冷的大門。
街上行人不多，寒風撲面。
他習慣性地朝鎮中心的新華書店走去。
這家書店不大，兩間門面，玻璃櫃檯里陳列著有限的幾種圖書和報刊。
他是這裡的常客，有限的工資除了吃飯，大半都換成了書和文學雜誌。
今天，書店櫃檯里顯眼的位置，擺著一摞新書。
深藍色的封面，簡潔的標題。
正是《我在暖昧的日本》。
余化幾乎沒有猶豫，掏出錢包。
書價不菲，幾乎是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
他付了錢，從售貨員手裡接過那本還帶著油墨清香的新書，封面觸手微涼。
他沒有回衛生院宿舍，而是拐進了街角一家小小的麵館。
要了一碗最便宜的陽春麵，在靠牆的角落坐下。
面還沒上來，他已經迫不及待地翻開了書。
開篇，是冷靜到近乎剝離情感的描述。
東京密集如森林的高樓，銀座流光溢彩的夜晚，流水線上精確如舞蹈的工人，證券交易廳里閃爍跳躍的數字，新幹線列車以令他難以想像的速度划過原野————
文字精準，細節豐沛，構築出一個高效、整潔、富足到近乎科幻的現代世界圖景。
余化看著，嘴裡嚼著無味的麵條，心裡卻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
他生活的海鹽，街道狹窄，房屋低矮，運河的水總是泛著渾濁的綠，空氣里是海腥氣和煤煙味。
衛生院的條件簡陋，拔牙有時還得靠錘子敲。
而書里寫的那個日本，仿佛是他手中這本粗糙印刷的書籍之外，另一個次元的真實存在。
這種直接的、物質性的對比衝擊，比任何理論說教都更強烈。
但許成軍顯然不止於此。繁華圖景的筆調漸漸沉澱，轉入對「菊與刀」民族性的剖析，對「恥感文化」與集體行為的勾連，對經濟奇蹟之下房地產泡沫、金融投機、終身僱傭制雙刃劍的冷靜觀察。
再往後，是對「民主盆景」的審視，對媒體「自由」與「自律」間搖擺的揭示，以及對歷史問題「曖昧」態度的詰問。
余化讀得很慢。
麵湯早已涼透，凝結了一層白色的油花。
他渾然不覺。
吸引他的，不僅是那些關於日本的、令他大開眼界或深思的內容，更是許成軍敘述的
方式。
那不是炫耀見識，不是情緒宣洩，甚至不完全是批判。
那是一種————解剖。
像他拿著手術刀面對一顆病變的牙齒，冷靜地剝離牙齦，找到病灶，審視其結構、成因、以及可能引發的更深遠問題。
只不過，許成軍的手術刀是文字，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活生生的現代社會軀體。
這種冷靜、精準、敢於深入肌理甚至骨骼的筆力，讓余化感到一種戰慄。
他想起自己那些塗鴉般的小說稿，寫小鎮青年的苦悶，寫生死邊緣的恍惚，寫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覺。
與眼前這本書的視野、氣魄和穿透力相比，顯得如此————小兒科。
「暖昧。」余化合上書，目光落在封面上這個詞。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許成軍不是在簡單地讚頌或貶斥，他是在描繪一種複雜的、充滿矛盾和張力的真實狀態。
這種真實，或許比單純的好壞標籤，更接近世界的本相。
麵館老闆過來收碗，詫異地看了他一眼：「小伙子，面都涼成冰了，想啥呢這麼入
神？」
余化回過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付了面錢，拿著書走出麵館。
寒風依舊，但他的腦子卻異常清醒，甚至有些發熱。
他走在海鹽熟悉的、有些破舊的街道上，看著兩旁熟悉的店鋪、行人、自行車，感覺卻有些不同了。
仿佛透過這些日常景象，能看到更遠處的一些東西，一些關於現代化、關於傳統、關於一個民族如何在世界中自處的宏大命題。
而這些命題，此刻正被一個叫許成軍的年輕人，用一本關於日本的書，如此尖銳地提了出來。
他回到衛生院，下午的病人不多。
在等待的間隙，他再次翻開書，跳讀到關於歷史「暖昧」與精神「無根」的那些章節o
許成軍寫道：「一個無法與自身歷史所有黑暗面達成真正和解的民族，其繁榮能持續多久？其精神能走多遠？」
接著是那句：「而中國，不能曖昧。我們必須清晰————」
余化靠在冰涼的牆壁上，診所里消毒水的味道似平更濃了。
他忽然覺得，自己那些關於小鎮生死的瑣碎書寫，或許並非全無意義。
但如果要寫出真正有分量的東西，或許也需要這樣一種更寬闊的視野，更沉實的追問，以及直面複雜現實的勇氣。
許成軍的書，像一扇沉重的鐵門，在他面前哐當一聲推開了一道縫隙。
門後不是答案，而是更龐大、更紛亂、也更真實的世界，以及一個寫作者在面對這個世界時，應有的野心與清醒。
窗外，天色依然陰沉。
但余化覺得，自己心裡某處，好像被這本書，擦亮了一點微弱的光。
>
這書稿，其實早在去年秋天就交給了作家出版社。
負責的編輯老李，是社裡的老人，頭髮花白，戴一副深度眼鏡，看稿子時鼻尖幾平要碰到紙面。
他看完書稿，沉默了足足一袋煙的功夫，才對等在一旁的許成軍說：「成軍同志，你這書————寫得好，膽子也大。」
好，在於不是浮光掠影的遊記。
是刀鋒般切入日本社會的肌理，從「菊與刀」的民族性剖到「泡沫與骸骨」的經濟幻象，再刺向「民主的盆景」下的政治實質。
膽子大，也正在於此八十年代初，中日關係正值官方的「蜜月期」。
民間對日本的印象，正從「鬼子」快速轉向「先進」「文明」。
這時候出一本由中國作家寫的、對日本進行如此深度甚至不乏犀利批判的書，風險不言而喻。
出版社內部為此開了好幾次會。
有人擔心「影響友好氛圍」，有人覺得「調子過於灰暗」，也有人認為「部分觀點過於尖銳，恐授人以柄」。
稿子就這麼在編輯部和社領導的案頭擱置了段時間，修改意見提了幾輪，無非是希望語氣更「平和」些，批判更「含蓄」些。
許成軍修改了，但骨架未動。
他想寫的，不是一個「友好使者」的見聞，而是一個冷靜觀察者的思考，哪怕這思考帶著刺痛。
事情的轉機，恰恰來自過去這一個多月那場席捲學界的風暴。
當「許成軍現象」從學術圈燃燒到全社會，當他的名字與「文化自信」「主體性」這些宏大命題緊密捆綁，當連樵木、錢鍾書這樣的重量級人物都不得不對其投以關注和評論時，作家出版社掂量這本書的分量，感覺就完全不同了。
這不再僅僅是一本關於日本的著作。
這是一個正在成為時代文化符號的年輕人，對他所觀察到的、一個重要鄰邦的深度剖析。
它的出版，本身就可能成為一個文化事件。
社領導班子再次開會。
煙霧繚繞中，副社長趙啟明一一一位參加過抗戰、解放後轉入出版戰線、作風果斷的老革命，用手指重重敲了敲書稿清樣：「還猶豫什麼？許成軍同志的文章，中央領導都肯定了，理論意義、現實意義擺在這兒。他這本書，正是開放時代與主體自覺」的實踐！
讓我們看看一個中國青年，用他自己的眼睛和頭腦，怎麼看一個發達的、複雜的、對我們而言極其重要的鄰居。出！按最高規格出！」
「老趙，」
有人提醒，「裡頭有些對日本政治、經濟的批評，還有對歷史問題的看法，會不會——
——」
「會不會什麼？」
趙啟明眼睛一瞪，「我們出的是學術著作，是嚴肅思考，不是外交照會！許成軍寫的是事實，是分析，是有理有據的觀察。日本有沒有泡沫？有沒有歷史認知問題？他寫錯了嗎？難道只許日本人研究我們，不許我們研究他們？這才是真正的文化自信！」
社長最後拍了板：「出。稿子我看過，觀點是尖銳，但材料紮實，論述嚴謹，不是情緒化的攻擊。送審環節，把好關，該有的程序一步不能少。」
八十年代初，一本書的出版，遠非後世那麼簡單。
【寫到這裡我希望讀者記一下我們域名𝕿𝖂看書網→𝖘𝖍𝖚.𝖙𝖜】
尤其是涉及外國、涉及敏感話題的著作，需要經過嚴格的審查程序。
首先，出版社自身的編輯部和編審委員會要多次審讀，提出修改意見，作者修改後形成「齊、清、定」的最終清樣。
接著，這份清樣要報送上級主管單位——對於作家出版社，就是中國作家協會——進行審核。
作協相關領導及負責外事、理論的部門，會仔細審閱，評估其政治導向、學術質量、
可能產生的社會及國際影響。
這個過程往往伴隨著反覆的溝通、磋商，甚至可能的修改。
通過後，出版社才能取得「書號」（當時實行定額分配），進入正式的出版流程：排版、校對（至少三校）、製版、印刷、裝訂。
《我在暖昧的日本》一書，因其內容的特殊性，在作家協會那一關，又額外多走了幾步。
書稿被送到了更高級別的宣傳主管部門備案，並徵詢了相關國際問題研究機構的意見o
反饋回來的意見總體是肯定的，認為該書「提供了觀察日本的新視角，有利於國人更全面、理性地認識這個鄰邦」，「體現了中國學者獨立思考和理論建構的能力」，但同時也提醒，在宣傳推廣時需注意「把握分寸，突出建設性」。
當所有這些程序走完，時間已到了一月下旬。
關於稿酬，趙啟明副社長親自定了調：「許成軍同志不是一般的作家，他的作品，特別是這一部，具有超出文學本身的價值。按最高標準給。」
最終合同約定，稿酬採用當時通行的印數稿酬方式。
標準按國家規定的最高檔執行。
基本稿酬定為千字十元，而起印數直接定在了13萬冊。
這意味著，僅前五萬冊，他就能獲得相當於全書字數一遍的足額稿酬：從五萬到十萬冊，按八成支付；十萬冊以上部分，按六成支付。
在八十年代初，如此巨大的起印數字和頂格的稿酬標準，通常只留給享有盛譽的頂尖作家。
對於一個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而言，這無疑是破天荒的破格待遇。
當然，這個稿酬對於國際通行標準顯然不算高，但是除了表面上的待遇，知名作家往往能獲得相較高的社會地位與政治待遇。
也算是另一部份「稿酬」。
一九八一年一月底，《我在暖昧的日本》終於擺在了新華書店的櫃檯上。
深藍色的封面，簡潔的設計，只有書名、作者名和出版社標識。
翻開扉頁，是許成軍手書的題記：「獻給所有在開放中保持清醒，在交流中不忘來路的人們。」
而正文開篇，便以一種近乎冷峻的筆調，將日本在制度、經濟、工業、金融等領域令
人眩目的成就，一一鋪陳開來。
東京銀座徹夜不滅的霓虹，新幹線風馳電掣的速度，索尼、豐田遍布全球的產品，終身僱傭制下高效而忠誠的企業軍團，精密如同鐘錶的社會運行————
這些描述，對於絕大多數尚未踏出國門的中國讀者而言，不啻於打開一扇窺見高度現代化社會的窗戶，衝擊力是直接的、視覺化的。
然而，這僅僅是「展示」的第一步。
隨著閱讀深入，許成軍筆鋒漸轉，帶領讀者穿透這層繁華的表象，去審視其下的「暖昧」.
經濟奇蹟背後的泡沫與焦慮，民主制度表皮下的派閥世襲與官僚主導，精緻禮儀掩蓋的壓抑與「恥感文化」，以及面對歷史時那種刻意模糊與迴避的集體心態。
他不是在簡單地「唱衰」或「批判」，而是在進行一場艱難的解剖，試圖理解這個「熟悉的陌生人」內在的複雜性與矛盾性，並從中提煉出對於正在現代化道路上疾行的中國而言，至關重要的鏡鑒與警示。
這本書上市之時，正值許成軍那篇《開放時代與主體自覺》引發的討論尚未完全平息，社會上的情緒仍然複雜而敏感。
一方面，是因其理論成功和「文化自信」倡導而生的自豪感；
另一方面，是《走我們自己的道路》一類文章所撩撥起的、對「盲目崇洋」的警惕甚
至牴觸。
就在這個微妙的節骨眼上，《我在暖昧的日本》來了。
它開篇便濃墨重彩地展示「外國」（而且是那個曾給我們帶來深重災難、如今又讓我們心情複雜的近鄰）的「成就」，這本身就像是一盆冰水，澆在了部分正陶醉於「我們也很行」情緒中的人們頭上。
可以想見，這本書的出版，將在已經足夠喧鬧的輿論場中，投下怎樣一顆重磅炸彈。
它將迫使人們面對一個也許不那麼令人舒服，卻無比真實的問題：當我們談論「文化自信」「走自己的路」時，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那些走在我們前面、擁有我們需要學習的經驗（同時也有我們需要警惕的教訓）的「他者」？
許成軍用他的新書，將自己關於「清醒的自信」「開放的自信」的思考，推向了一個更具體、也更危險的實踐層面。
衝擊，已在所難免。
新華書店的櫃檯前，已經有人拿起這本深藍色封面的新書，翻開，閱讀。
他們的臉上，露出驚訝、沉思、不解、乃至蹙眉的複雜神情。
這算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一九八一年一月末，浙省海鹽。
武原鎮衛生院那間朝北的牙科診室里，瀰漫著消毒水的氣味。
窗玻璃上凝著一層薄薄的水汽，窗外是灰濛濛的冬日天空，以及鎮上低矮、潮濕的屋頂。
余化剛送走上午最後一個病人一個因為牙疼而齜牙咧嘴、最終被拔掉一顆臼齒的漁民。
他摘下口罩和橡膠手套，扔進搪瓷盤裡，走到洗手池前，擰開龍頭。
冰冷的水流沖刷著手指，帶走些許疲憊。
他抬眼看了看牆上的掛鍾，十一點半。
還有半小時午休。
自從決心辭職之後，這樣的日子似乎也不難熬了起來。
換一種心思對待這份工作，發現工作本身也並不難熬。
難熬的其實是受限的未來，和不知所措的希望。
他擦乾手，從白大褂口袋裡摸出一本摺疊起來的《文藝報》，靠在窗邊的木頭椅子
上，就著窗外透進來的寡淡光線，看了起來。
報上照例是些文壇消息、作品評論、理論爭鳴。
他的目光匆匆掠過那些熟悉的名字和話題，最後停在一則新書預告上。
「作家出版社隆重推出許成軍最新力作《我在暖昧的日本》」
下面是一小段內容簡介：「青年作家、學者許成軍，繼理論探索引發學界廣泛關注後，將其敏銳目光投向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本書並非尋常遊記，而是以深刻的文化觀察和紮實的史料為基礎，對日本社會之民族性、經濟奇蹟之兩面、民主制度之實態、以及其歷史認知之暖昧」，進行的一次大膽而冷靜的解剖。為認識日本、亦為反觀自身，提供了一面不可多得的鏡子。」
余化的目光在「許成軍」三個字上停留了片刻。
這個名字，這半年多來，實在是太響了。
而且不是作為作家許成軍的響亮。
而是什麼思想家、理論家。
響到連他這樣身處江南小鎮衛生院、每天與鉗子、鑽頭和呻吟的病人打交道的年輕牙醫，都不可避免地一次次聽到、看到。
從「器物論」到「文化自信」，從錢鍾書的點評到樵牧的定調，再到前些天那場關
於「開放」與「道路」的大辯論————
這個只比他大兩歲的年輕人，仿佛一夜之間就站到了時代思潮的漩渦中心。
余化心裡有種複雜的感受。
羨慕嗎？
或許有一點。
但更多的是好奇，以及一種隱約的、同行間的審視。
他也在寫東西，偷偷地寫。
在值夜班的間隙，在午休無人的診室，在充滿藥水味的宿舍里，他往稿紙上塗抹著一些故事，一些關於這個潮濕小鎮、關於生死、關於某些荒誕瞬間的碎片。
那些稿子有的寄出去石沉大海，有的被退回，編輯的意見往往含糊其辭。
有的剛被《收穫》採納。
他還在摸索，在尋找自己的聲音和道路。
而這個許成軍，似乎已經找到了，而且聲音如此洪亮，道路如此開闊。
《我在暖昧的日本》————
余化咀嚼著這個書名。
曖昧？日本？
他對日本的了解，大多來自小時候看過的《地道戰》《地雷戰》電影裡凶神惡煞的「鬼子」，來自廣播報紙上偶爾提及的「新幹線」「松下電器」，以及近一兩年開始在小縣城百貨商店櫃檯里出現的、貼著奇怪商標的「日本電子表」「計算器」。
那是一個遙遠、陌生、交織著歷史傷痕和現代好奇的複雜存在。
許成軍會怎麼寫它？
午休鈴聲刺耳地響起。
余化收起報紙，脫下白大褂，掛在門後。他跟同事打了個招呼，便裹緊那件半舊的藏藍色棉襖，走出了衛生院陰冷的大門。
街上行人不多，寒風撲面。
他習慣性地朝鎮中心的新華書店走去。
這家書店不大，兩間門面，玻璃櫃檯里陳列著有限的幾種圖書和報刊。
他是這裡的常客，有限的工資除了吃飯，大半都換成了書和文學雜誌。
今天，書店櫃檯里顯眼的位置，擺著一摞新書。
深藍色的封面，簡潔的標題。
正是《我在暖昧的日本》。
余化幾乎沒有猶豫，掏出錢包。
書價不菲，幾乎是他月工資的十分之一。
他付了錢，從售貨員手裡接過那本還帶著油墨清香的新書，封面觸手微涼。
他沒有回衛生院宿舍，而是拐進了街角一家小小的麵館。
要了一碗最便宜的陽春麵，在靠牆的角落坐下。
面還沒上來，他已經迫不及待地翻開了書。
開篇，是冷靜到近乎剝離情感的描述。
東京密集如森林的高樓，銀座流光溢彩的夜晚，流水線上精確如舞蹈的工人，證券交易廳里閃爍跳躍的數字，新幹線列車以令他難以想像的速度划過原野————
文字精準，細節豐沛，構築出一個高效、整潔、富足到近乎科幻的現代世界圖景。
余化看著，嘴裡嚼著無味的麵條，心裡卻像被什麼東西撞了一下。
他生活的海鹽，街道狹窄，房屋低矮，運河的水總是泛著渾濁的綠，空氣里是海腥氣和煤煙味。
衛生院的條件簡陋，拔牙有時還得靠錘子敲。
而書里寫的那個日本，仿佛是他手中這本粗糙印刷的書籍之外，另一個次元的真實存在。
這種直接的、物質性的對比衝擊，比任何理論說教都更強烈。
但許成軍顯然不止於此。繁華圖景的筆調漸漸沉澱，轉入對「菊與刀」民族性的剖析，對「恥感文化」與集體行為的勾連，對經濟奇蹟之下房地產泡沫、金融投機、終身僱傭制雙刃劍的冷靜觀察。
再往後，是對「民主盆景」的審視，對媒體「自由」與「自律」間搖擺的揭示，以及對歷史問題「曖昧」態度的詰問。
余化讀得很慢。
麵湯早已涼透，凝結了一層白色的油花。
他渾然不覺。
吸引他的，不僅是那些關於日本的、令他大開眼界或深思的內容，更是許成軍敘述的
方式。
那不是炫耀見識，不是情緒宣洩，甚至不完全是批判。
那是一種————解剖。
像他拿著手術刀面對一顆病變的牙齒，冷靜地剝離牙齦，找到病灶，審視其結構、成因、以及可能引發的更深遠問題。
只不過，許成軍的手術刀是文字，面對的是一個龐大的、活生生的現代社會軀體。
這種冷靜、精準、敢於深入肌理甚至骨骼的筆力，讓余化感到一種戰慄。
他想起自己那些塗鴉般的小說稿，寫小鎮青年的苦悶，寫生死邊緣的恍惚，寫一些莫名其妙的感覺。
與眼前這本書的視野、氣魄和穿透力相比，顯得如此————小兒科。
「暖昧。」余化合上書，目光落在封面上這個詞。他似乎有點明白了。
許成軍不是在簡單地讚頌或貶斥，他是在描繪一種複雜的、充滿矛盾和張力的真實狀態。
這種真實，或許比單純的好壞標籤，更接近世界的本相。
麵館老闆過來收碗，詫異地看了他一眼：「小伙子，面都涼成冰了，想啥呢這麼入
神？」
余化回過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付了面錢，拿著書走出麵館。
寒風依舊，但他的腦子卻異常清醒，甚至有些發熱。
他走在海鹽熟悉的、有些破舊的街道上，看著兩旁熟悉的店鋪、行人、自行車，感覺卻有些不同了。
仿佛透過這些日常景象，能看到更遠處的一些東西，一些關於現代化、關於傳統、關於一個民族如何在世界中自處的宏大命題。
而這些命題，此刻正被一個叫許成軍的年輕人，用一本關於日本的書，如此尖銳地提了出來。
他回到衛生院，下午的病人不多。
在等待的間隙，他再次翻開書，跳讀到關於歷史「暖昧」與精神「無根」的那些章節o
許成軍寫道：「一個無法與自身歷史所有黑暗面達成真正和解的民族，其繁榮能持續多久？其精神能走多遠？」
接著是那句：「而中國，不能曖昧。我們必須清晰————」
余化靠在冰涼的牆壁上，診所里消毒水的味道似平更濃了。
他忽然覺得，自己那些關於小鎮生死的瑣碎書寫，或許並非全無意義。
但如果要寫出真正有分量的東西，或許也需要這樣一種更寬闊的視野，更沉實的追問，以及直面複雜現實的勇氣。
許成軍的書，像一扇沉重的鐵門，在他面前哐當一聲推開了一道縫隙。
門後不是答案，而是更龐大、更紛亂、也更真實的世界，以及一個寫作者在面對這個世界時，應有的野心與清醒。
窗外，天色依然陰沉。
但余化覺得，自己心裡某處，好像被這本書，擦亮了一點微弱的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