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十一章 迨成祖，遷燕京，十六世，至崇禎
明成祖朱棣繼位後，把國都遷到燕京，明朝共傳了16個皇帝，到崇禎帝時滅亡。
公元1368年，底層布衣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宣告大明王朝正式建立，歷任皇帝通過一系列顛覆性的制度設計，將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推向頂峰，終結延續千年的相權傳統，建立層層嵌套的權力制衡網絡，讓皇權的觸角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形成一套前無古人的高度集權統治體系。
自秦漢以來，丞相作為百官之首，是中國政治體系中對皇權最主要的制約力量，相權與皇權的博弈幾乎貫穿每一個王朝歷程，即便在唐宋時期，三省六部制分割了相權，宰相依舊擁有參與重大決策、封駁皇帝詔令的權力，對皇權形成不可忽視的約束。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把根除相權威脅、收歸全部權力皇，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
明朝初年，朱元璋設立中書省，由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先後擔任丞相，隨著統治根基逐漸穩固，朱元璋對相權的容忍度也降到冰點。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的罪名誅殺丞相胡惟庸，隨即下詔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制度，將丞相的權力拆分給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終結在中國延續一千六百餘年的丞相制度，朱元璋甚至在《皇明祖訓》中立下鐵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以家法形式，從制度上根絕相權復燃的可能。
廢除丞相後，朱元璋對軍權體系也進行了拆分改革，將統領全國軍隊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設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日常管理、軍官的選拔訓練，沒有調兵的權力；掌管調兵權的兵部，不直接統領軍隊。遇到戰爭時，由皇帝頒發調兵印信，臨時任命將領出任總兵官，戰後將領立刻交還兵權，軍隊回歸五軍都督府的管轄體系。這套「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制度設計，消除了武將擁兵自重、威脅皇權的可能性。
經過一系列改造，明朝的皇權跳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傳統框架，皇帝從國家政治的最終裁決者，變成唯一的決策者。據記載，朱元璋廢相後，平均每天批閱兩百餘件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務，親自掌控著帝國的全部行政事務，堪稱勞模，這種對工作的熱愛，沒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做到。
廢除丞相後，很快就遇到了難題，皇帝的精力有限，無法獨自承擔一個數千萬人口的帝國的全部政務工作。為解決這個矛盾，明朝沒有恢復相權，而是創造了一套「內閣+司禮監」的雙軌輔政體系，用兩套完全獨立、彼此制衡的秘書機構，來分擔皇帝的政務工作，同時又將決策權放在皇帝手中。
明成祖朱棣在位時，選拔解縉、楊榮等品階較低的文官進入皇宮的文淵閣，參與處理機要事務，「內閣」由此誕生，一開始時，內閣不是一個法定的行政機構，內閣大學士的官階只有正五品，遠低於六部尚書的正二品，他們的權力只有在奏章上用小票草擬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即「票擬」，然後呈給皇帝參考，最終決策權「批紅」在皇帝手中。到明朝中後期，內閣大學士的地位不斷提升，出現「入閣必兼部銜」的慣例，內閣首輔被俗稱為「相」，但他們沒有獨立的決策權，也不能直接指揮六部，本質上是皇帝的政務秘書。哪怕是張居正這樣權傾朝野的一代名相，他的改革權力也完全來自皇帝的授權，一旦失去皇權的支持，立刻遭到清算。
「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雙軌輔政體系，是明朝皇權集中的一個精妙設計。皇帝不需要親自處理所有政務，就可以讓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彼此制衡，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掌控朝政，最終權力支點全部指向皇帝本人，就算出現萬曆皇帝那種三十年不上朝的情形，整個行政體系也能依靠這套雙軌機制維持運轉，皇權從未旁落，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奇觀。
內閣與司禮監是明朝皇權在朝堂上的制衡工具，廠衛特務機構則是明朝皇權伸向社會每一個角落的觸手。為了監視文武百官、震懾民間，明朝統治者先後設立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等一系列獨立於司法體系外的特務機構，覆蓋朝堂到民間，無孔不入，讓皇權威懾力直接滲透到帝國的每一個社會末梢。
錦衣衛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設立的特務機構，它最初的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擁有獨立緝捕、審訊、關押監獄的權力，可以繞過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正常司法程序，直接抓捕任何級別的官員和普通百姓，不需要官方的法律文書。在胡惟庸案、藍玉案等幾次大規模政治清洗中，錦衣衛都充當主要執行者的角色，前後誅殺牽連的官員及其家屬超萬人，整個國家在錦衣衛威懾下人人自危。
到明成祖朱棣時期，為制衡錦衣衛的權力，永樂十八年，明成祖設立由宦官直接掌控的東廠，權力地位凌駕錦衣衛之上，密探遍布全國各個州縣，甚至深入到民間的茶館酒肆中，官員私下的談話、百姓之間的閒聊，第二天就能直接傳到皇帝的耳朵里。明朝中後期，東廠提督幾乎都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他們利用東廠打擊異己，被他們認定為異己的勢力，不需要任何證據就可以抓捕審訊，明憲宗時期為制衡東廠設立了西廠，明武宗時期劉瑾設立內行廠，把東廠、西廠和錦衣衛都列入監視範圍，這一階段明朝的特務統治達到頂峰。
廠衛的存在，讓明朝的皇權跳出官僚體系的信息封鎖，皇帝可以直接通過特務網絡獲取真實的民間信息，不需要經過各級政府的過濾，上至公卿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處於在這張監控密網下，幾乎沒人敢公開挑戰皇權的權威，這種超越常規司法體系的暴力威懾，成為維護皇權高度集中的最大武力支撐。
明朝在思想控制與地方制度方面也進行相應調整，完成對整個社會的全方位整合，建立起一個幾乎沒有漏洞的集權閉環。
在思想文化領域，朱元璋規定科舉考試的內容必須限定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考生答題必須採用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不允許發揮自己的獨立見解。這套制度選拔出來的官員，從讀書識字的第一天起就被灌輸忠君的思想，知識體系都圍繞著服務皇權構建，幾乎不會產生挑戰君主專制的意識，科舉制度被改造成維護皇權的工具。同時明朝還打擊任何可能被解讀為諷刺皇權的文字表達，即文字獄，從洪武年間的「表箋之禍」開始，不少文人因為奏章、詩詞中的個別字眼被認為是冒犯皇權遭到誅殺，整個社會的思想活力被壓制。
在地方治理方面，明朝在元朝行省制度的基礎上，將地方權力進一步拆分，地方設立有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三司」，分別掌管地方的行政、司法、軍事權力，三個機構彼此獨立，互不統屬，直接向中央朝廷負責。同時還建立一套完整的里甲制度，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個里，里之下設立甲，里甲內部互相監督，百姓的出行、生產都受到嚴格的管控，人口流動被限制到極低的水平。這種地方制度設計，從根源上消除了地方勢力割據反抗中央的可能，讓皇權的意志可以從京城直接傳遞到最偏遠的鄉村。
從廢除丞相，到內閣司禮監，再到廠衛網絡，最後到八股與三司里甲制度，明朝用層層嵌套的集權體系，把君主專制推向歷史的頂峰。這套體系雖然在後期暴露出官僚體系活力不足、特務統治過於黑暗等諸多弊端，但它留下的集權治理經驗，對此後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公元1368年，底層布衣出身的開國皇帝朱元璋在南京宣告大明王朝正式建立，歷任皇帝通過一系列顛覆性的制度設計，將中國古代的君主專制推向頂峰，終結延續千年的相權傳統，建立層層嵌套的權力制衡網絡，讓皇權的觸角滲透到每一個角落，形成一套前無古人的高度集權統治體系。
自秦漢以來，丞相作為百官之首，是中國政治體系中對皇權最主要的制約力量，相權與皇權的博弈幾乎貫穿每一個王朝歷程，即便在唐宋時期，三省六部制分割了相權，宰相依舊擁有參與重大決策、封駁皇帝詔令的權力，對皇權形成不可忽視的約束。朱元璋建立明朝後，把根除相權威脅、收歸全部權力皇，作為自己的政治目標。
明朝初年，朱元璋設立中書省，由李善長、汪廣洋、胡惟庸等人先後擔任丞相，隨著統治根基逐漸穩固，朱元璋對相權的容忍度也降到冰點。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謀不軌」的罪名誅殺丞相胡惟庸，隨即下詔廢除中書省和丞相制度，將丞相的權力拆分給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六部尚書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終結在中國延續一千六百餘年的丞相制度，朱元璋甚至在《皇明祖訓》中立下鐵律：「以後子孫做皇帝時，並不許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請設立者，文武群臣即時劾奏，將犯人凌遲，全家處死。」以家法形式，從制度上根絕相權復燃的可能。
廢除丞相後，朱元璋對軍權體系也進行了拆分改革，將統領全國軍隊的大都督府一分為五，設立中、左、右、前、後五軍都督府，五軍都督府負責軍隊的日常管理、軍官的選拔訓練，沒有調兵的權力；掌管調兵權的兵部，不直接統領軍隊。遇到戰爭時，由皇帝頒發調兵印信，臨時任命將領出任總兵官，戰後將領立刻交還兵權，軍隊回歸五軍都督府的管轄體系。這套「將不專軍、軍不私將」的制度設計，消除了武將擁兵自重、威脅皇權的可能性。
經過一系列改造，明朝的皇權跳出「皇帝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傳統框架，皇帝從國家政治的最終裁決者，變成唯一的決策者。據記載，朱元璋廢相後，平均每天批閱兩百餘件奏章，處理四百多件政務，親自掌控著帝國的全部行政事務，堪稱勞模，這種對工作的熱愛，沒有任何一位帝王能做到。
廢除丞相後，很快就遇到了難題，皇帝的精力有限，無法獨自承擔一個數千萬人口的帝國的全部政務工作。為解決這個矛盾，明朝沒有恢復相權，而是創造了一套「內閣+司禮監」的雙軌輔政體系，用兩套完全獨立、彼此制衡的秘書機構，來分擔皇帝的政務工作，同時又將決策權放在皇帝手中。
明成祖朱棣在位時，選拔解縉、楊榮等品階較低的文官進入皇宮的文淵閣，參與處理機要事務，「內閣」由此誕生，一開始時，內閣不是一個法定的行政機構，內閣大學士的官階只有正五品，遠低於六部尚書的正二品，他們的權力只有在奏章上用小票草擬出初步的處理意見，即「票擬」，然後呈給皇帝參考，最終決策權「批紅」在皇帝手中。到明朝中後期，內閣大學士的地位不斷提升，出現「入閣必兼部銜」的慣例，內閣首輔被俗稱為「相」，但他們沒有獨立的決策權，也不能直接指揮六部，本質上是皇帝的政務秘書。哪怕是張居正這樣權傾朝野的一代名相，他的改革權力也完全來自皇帝的授權，一旦失去皇權的支持，立刻遭到清算。
「內閣票擬+司禮監批紅」雙軌輔政體系，是明朝皇權集中的一個精妙設計。皇帝不需要親自處理所有政務，就可以讓文官集團和宦官集團彼此制衡，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掌控朝政，最終權力支點全部指向皇帝本人，就算出現萬曆皇帝那種三十年不上朝的情形，整個行政體系也能依靠這套雙軌機制維持運轉，皇權從未旁落，這在整個中國歷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奇觀。
內閣與司禮監是明朝皇權在朝堂上的制衡工具，廠衛特務機構則是明朝皇權伸向社會每一個角落的觸手。為了監視文武百官、震懾民間，明朝統治者先後設立錦衣衛、東廠、西廠、內行廠等一系列獨立於司法體系外的特務機構，覆蓋朝堂到民間，無孔不入，讓皇權威懾力直接滲透到帝國的每一個社會末梢。
錦衣衛是朱元璋在洪武十五年設立的特務機構，它最初的職能是「掌直駕侍衛、巡查緝捕」，直接對皇帝本人負責，擁有獨立緝捕、審訊、關押監獄的權力，可以繞過刑部、大理寺、都察院的正常司法程序，直接抓捕任何級別的官員和普通百姓，不需要官方的法律文書。在胡惟庸案、藍玉案等幾次大規模政治清洗中，錦衣衛都充當主要執行者的角色，前後誅殺牽連的官員及其家屬超萬人，整個國家在錦衣衛威懾下人人自危。
到明成祖朱棣時期，為制衡錦衣衛的權力，永樂十八年，明成祖設立由宦官直接掌控的東廠，權力地位凌駕錦衣衛之上，密探遍布全國各個州縣，甚至深入到民間的茶館酒肆中，官員私下的談話、百姓之間的閒聊，第二天就能直接傳到皇帝的耳朵里。明朝中後期，東廠提督幾乎都由司禮監秉筆太監兼任，他們利用東廠打擊異己，被他們認定為異己的勢力，不需要任何證據就可以抓捕審訊，明憲宗時期為制衡東廠設立了西廠，明武宗時期劉瑾設立內行廠，把東廠、西廠和錦衣衛都列入監視範圍，這一階段明朝的特務統治達到頂峰。
廠衛的存在，讓明朝的皇權跳出官僚體系的信息封鎖，皇帝可以直接通過特務網絡獲取真實的民間信息，不需要經過各級政府的過濾，上至公卿大臣，下至普通百姓，都處於在這張監控密網下，幾乎沒人敢公開挑戰皇權的權威，這種超越常規司法體系的暴力威懾，成為維護皇權高度集中的最大武力支撐。
明朝在思想控制與地方制度方面也進行相應調整，完成對整個社會的全方位整合，建立起一個幾乎沒有漏洞的集權閉環。
在思想文化領域，朱元璋規定科舉考試的內容必須限定在四書五經的範圍內，考生答題必須採用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不允許發揮自己的獨立見解。這套制度選拔出來的官員，從讀書識字的第一天起就被灌輸忠君的思想，知識體系都圍繞著服務皇權構建，幾乎不會產生挑戰君主專制的意識，科舉制度被改造成維護皇權的工具。同時明朝還打擊任何可能被解讀為諷刺皇權的文字表達，即文字獄，從洪武年間的「表箋之禍」開始，不少文人因為奏章、詩詞中的個別字眼被認為是冒犯皇權遭到誅殺，整個社會的思想活力被壓制。
在地方治理方面，明朝在元朝行省制度的基礎上，將地方權力進一步拆分，地方設立有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都指揮使司「三司」，分別掌管地方的行政、司法、軍事權力，三個機構彼此獨立，互不統屬，直接向中央朝廷負責。同時還建立一套完整的里甲制度，每一百一十戶編為一個里，里之下設立甲，里甲內部互相監督，百姓的出行、生產都受到嚴格的管控，人口流動被限制到極低的水平。這種地方制度設計，從根源上消除了地方勢力割據反抗中央的可能，讓皇權的意志可以從京城直接傳遞到最偏遠的鄉村。
從廢除丞相，到內閣司禮監，再到廠衛網絡，最後到八股與三司里甲制度，明朝用層層嵌套的集權體系，把君主專制推向歷史的頂峰。這套體系雖然在後期暴露出官僚體系活力不足、特務統治過於黑暗等諸多弊端，但它留下的集權治理經驗，對此後中國的政治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