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2章 收網
留置的決定下來那天，烏魯木齊在下雪。
那位退休多年的老領導，據監委的同志後來講，老人很平靜，手續看完，只問了一句：「能不能讓我跟老伴說一聲，降壓藥在電視櫃第二個抽屜。」走了沒多遠，雪打在肩上，他忽然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自己住了多年的那扇窗戶，說了一句：「該來的，到底來了。」
同一天，縣水利局水資源管理科的科長，在辦公室被帶走配合調查。他桌上的檯曆還翻在當天那一頁，下午三點的欄格里寫著一行小字：機井年審匯總。
科長被帶下樓的時候，局裡不少人從窗口看見了。沒有人議論，也沒有人圍觀，辦公樓里安靜得反常。下班以後，那位曾經「客氣得滴水不漏」的副局長，主動給監委打了個電話，說自己有些情況要說明。電話里他的聲音還是客氣的，只是客氣里沒了底氣，像一隻漏了氣的皮球，皮還是那張皮，撐不起來了。
消息傳回白楊縣，像一塊石頭砸進結了薄冰的渠水裡。
縣城裡，半天工夫，街頭巷尾都知道了。水利局老家屬院裡，孫德祿正在給鴿子添水，聽見院門口有人議論，手裡的水瓢停在半空，停了很久。鴿子在腳邊咕咕地叫，他回過神來，把水添滿，又添了一把玉米粒。
「吃吧。」他跟鴿子說，「吃了這頓，往後都是敞亮日子。」
那天下午，他翻出一個舊信封，把這些年壓在箱底的幾張紙又看了一遍。看完，原樣收好。有人來串門，旁敲側擊地打聽：老站長，當年那些批件，會不會牽扯到你？老人給客人續上茶，說：我簽的字，我早跟組織說清楚了；我抄的數，早就交檢察院了。我這輩子，該怕的怕過了，該做的做完了。剩下的覺，我睡得著。
綠野的大廈，是從銀行開始晃的。
兩家貸款行先後派了工作組進駐公司，核帳，封控大額資金；供應商的電話打爆了財務部的座機，要帳的、問情況的、觀望的，一天幾百個；農場的工人聚在宿舍區，人心惶惶——工資還能不能發？地里的活還干不干？年前簽的訂單還算不算數？
最難熬的是農場的老主任。他老伴癱在床上，一個月的藥錢，指著他的工資。那幾天他天天往場部跑，見著工作組的銀行的人就問，問得人家躲著他走。回到家，老伴問他，他說沒事，公司這麼大，倒不了。
縣裡連夜開會。第二天一早，政府的工作專班就進駐了綠野，牽頭的是縣裡的分管領導，成員里有國資、農業、人社，還有援疆指揮部的王建國。
專班進駐的第一場職工大會上，王建國上了台。台下黑壓壓的工人，眼神都是懸著的。
王建國說，「公司是公司，個人是個人。誰犯了事，法律找誰；工人們沒犯事，法律護著你們。工資一分不會少，年前足額發，專班盯著發。」
他環視了一圈台下。
「原有項目不停工，訂單不撤銷，轉產培訓照常開班。一個職工，都不丟下。這話，是政府說的，政府說了算。」
台下的掌聲，起先是稀稀拉拉的，後來連成一片。有個女工一邊鼓掌一邊抹眼睛——她男人也在綠野，兩口子剛在縣城買的房，月供還沒還到頭。
老主任坐在最後一排。掌聲起來的時候，他沒有鼓掌，先是拿手背抹了一把臉，抹完了，才跟著拍，拍得比誰都響。散會的時候，他擠到台前，拉著王建國的手，半天說出來一句：「領導，工資有著落，我老婆的藥就有著落。我替她，謝謝政府。」
王建國握著他的手：「老哥，這話不用謝。工人的飯碗，本來就是政府該端穩的。」
會後，王建國給李明鑰打了個電話。
「明鑰，你當初那句話，我現在天天掛在嘴邊。」他說，「工人的出路，咱們一起想辦法——現在，辦法都在檯面上了。剩下的一半，看他自己了。」
鄭鶴鳴這幾天，一直待在農場的老辦公室里。
那間辦公室在農場的東頭，平房，是他回來創業頭幾年住的地方。集團搬進縣城的辦公樓以後，這間屋子他一直留著，誰也不用，自己偶爾過來坐坐。屋裡還是老樣子：一張寫字檯，一把椅子，牆上掛著那幅已經褪色的三北防護林規劃圖，圖底下立著一個舊相框，相框裡是那張戈壁灘上栽樹的照片。
他把照片翻過來，又看了一遍正面。戈壁灘，樹苗，補丁衣裳，見牙不見眼的笑。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頭一回領工資，給父親買了一件新褂子，父親捨不得穿，說留著，等林帶成林那天再穿。林帶還沒成林，人就沒了。那件褂子，後來是穿著下葬的。
然後，他拉開寫字檯最底下的抽屜，把裡頭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幾冊手寫的本子，一沓合同副本，一個信封。他把這些東西碼好，放進一隻行李箱的底層，又用兩件換洗衣服蓋住。
做完這些，他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農場的條田。地里早就收完了，光禿禿的，一條一條，像他父親帳本上劃的那些格線。
桌上的手機響了一聲，是助理髮來的信息：鄭總，機票訂好了。
他拿起手機，回了兩個字：收到。
發完這兩個字，他又撥了一個電話，打給公司的辦公室主任。電話里他交代了三件事：農場的冬灌，一天都不能誤；工人的宿舍，暖氣不熱的，三天內修好；他個人的那輛車，油加滿，停在場部門口，誰家有急事，誰用。
辦公室主任在那頭試探著問：鄭總，您這是……
他說：我出趟遠門。公司的事，按規矩辦。天塌下來，工人的事最大。
檢察院裡，於強幾乎是同時拿到了這個消息。
拿到消息之前，專案組剛開完一個短會。環境案子的證據體系已經閉環：兩本帳，三冊底帳，安秀珍的筆錄，馬國棟的口供，加上前期固定的水文數據、遙感影像、現場勘驗，一環套一環。李明鑰在會上說，剩下的，就是人了。人到案，案就齊了。
誰也沒想到，人會以買機票的方式，先動了。
「出境機票，從烏魯木齊走。」他把信息拍在李明鑰桌上，「邊控已經生效，他值不了機。可他這張票，說明他要跑了。」
「跑不了。」李明鑰說，「但會試。」
「蓋得再高的樓，」趙永剛站在窗前，望著縣城的方向，「地基是偷來的，就站不住。」
窗外，縣城的燈火一片一片亮起來，綠野那座辦公樓也在其中，只是頂層的燈，這幾天再沒有亮過。
那天散會，李明鑰最後一個走。她把牆上的資金流向圖取下來，卷好，裝進卷宗袋。圖上紅藍兩色的箭頭，從三年前的一條細線，長成了今天的一整張網。網收口了。她關燈出門，樓道里靜極了，只有她自己的腳步聲。
那位退休多年的老領導，據監委的同志後來講，老人很平靜，手續看完，只問了一句：「能不能讓我跟老伴說一聲，降壓藥在電視櫃第二個抽屜。」走了沒多遠，雪打在肩上，他忽然停下來，回頭看了一眼自己住了多年的那扇窗戶，說了一句：「該來的，到底來了。」
同一天，縣水利局水資源管理科的科長，在辦公室被帶走配合調查。他桌上的檯曆還翻在當天那一頁，下午三點的欄格里寫著一行小字：機井年審匯總。
科長被帶下樓的時候，局裡不少人從窗口看見了。沒有人議論，也沒有人圍觀，辦公樓里安靜得反常。下班以後，那位曾經「客氣得滴水不漏」的副局長，主動給監委打了個電話，說自己有些情況要說明。電話里他的聲音還是客氣的，只是客氣里沒了底氣，像一隻漏了氣的皮球，皮還是那張皮，撐不起來了。
消息傳回白楊縣，像一塊石頭砸進結了薄冰的渠水裡。
縣城裡，半天工夫，街頭巷尾都知道了。水利局老家屬院裡，孫德祿正在給鴿子添水，聽見院門口有人議論，手裡的水瓢停在半空，停了很久。鴿子在腳邊咕咕地叫，他回過神來，把水添滿，又添了一把玉米粒。
「吃吧。」他跟鴿子說，「吃了這頓，往後都是敞亮日子。」
那天下午，他翻出一個舊信封，把這些年壓在箱底的幾張紙又看了一遍。看完，原樣收好。有人來串門，旁敲側擊地打聽：老站長，當年那些批件，會不會牽扯到你？老人給客人續上茶，說：我簽的字，我早跟組織說清楚了；我抄的數，早就交檢察院了。我這輩子，該怕的怕過了，該做的做完了。剩下的覺，我睡得著。
綠野的大廈，是從銀行開始晃的。
兩家貸款行先後派了工作組進駐公司，核帳，封控大額資金；供應商的電話打爆了財務部的座機，要帳的、問情況的、觀望的，一天幾百個；農場的工人聚在宿舍區，人心惶惶——工資還能不能發？地里的活還干不干？年前簽的訂單還算不算數？
最難熬的是農場的老主任。他老伴癱在床上，一個月的藥錢，指著他的工資。那幾天他天天往場部跑，見著工作組的銀行的人就問，問得人家躲著他走。回到家，老伴問他，他說沒事，公司這麼大，倒不了。
縣裡連夜開會。第二天一早，政府的工作專班就進駐了綠野，牽頭的是縣裡的分管領導，成員里有國資、農業、人社，還有援疆指揮部的王建國。
專班進駐的第一場職工大會上，王建國上了台。台下黑壓壓的工人，眼神都是懸著的。
王建國說，「公司是公司，個人是個人。誰犯了事，法律找誰；工人們沒犯事，法律護著你們。工資一分不會少，年前足額發，專班盯著發。」
他環視了一圈台下。
「原有項目不停工，訂單不撤銷，轉產培訓照常開班。一個職工，都不丟下。這話，是政府說的，政府說了算。」
台下的掌聲，起先是稀稀拉拉的，後來連成一片。有個女工一邊鼓掌一邊抹眼睛——她男人也在綠野，兩口子剛在縣城買的房，月供還沒還到頭。
老主任坐在最後一排。掌聲起來的時候，他沒有鼓掌，先是拿手背抹了一把臉，抹完了，才跟著拍，拍得比誰都響。散會的時候，他擠到台前，拉著王建國的手，半天說出來一句：「領導，工資有著落，我老婆的藥就有著落。我替她，謝謝政府。」
王建國握著他的手：「老哥，這話不用謝。工人的飯碗，本來就是政府該端穩的。」
會後，王建國給李明鑰打了個電話。
「明鑰，你當初那句話，我現在天天掛在嘴邊。」他說，「工人的出路，咱們一起想辦法——現在，辦法都在檯面上了。剩下的一半，看他自己了。」
鄭鶴鳴這幾天，一直待在農場的老辦公室里。
那間辦公室在農場的東頭，平房，是他回來創業頭幾年住的地方。集團搬進縣城的辦公樓以後，這間屋子他一直留著，誰也不用，自己偶爾過來坐坐。屋裡還是老樣子：一張寫字檯，一把椅子，牆上掛著那幅已經褪色的三北防護林規劃圖，圖底下立著一個舊相框，相框裡是那張戈壁灘上栽樹的照片。
他把照片翻過來，又看了一遍正面。戈壁灘，樹苗，補丁衣裳，見牙不見眼的笑。他忽然想起很多年前，他頭一回領工資，給父親買了一件新褂子，父親捨不得穿，說留著，等林帶成林那天再穿。林帶還沒成林，人就沒了。那件褂子，後來是穿著下葬的。
然後，他拉開寫字檯最底下的抽屜，把裡頭的東西一樣一樣拿出來：幾冊手寫的本子，一沓合同副本，一個信封。他把這些東西碼好，放進一隻行李箱的底層，又用兩件換洗衣服蓋住。
做完這些，他坐在椅子上，看著窗外農場的條田。地里早就收完了，光禿禿的，一條一條，像他父親帳本上劃的那些格線。
桌上的手機響了一聲，是助理髮來的信息：鄭總，機票訂好了。
他拿起手機，回了兩個字：收到。
發完這兩個字，他又撥了一個電話，打給公司的辦公室主任。電話里他交代了三件事：農場的冬灌，一天都不能誤；工人的宿舍，暖氣不熱的，三天內修好；他個人的那輛車，油加滿，停在場部門口，誰家有急事，誰用。
辦公室主任在那頭試探著問：鄭總，您這是……
他說：我出趟遠門。公司的事，按規矩辦。天塌下來，工人的事最大。
檢察院裡，於強幾乎是同時拿到了這個消息。
拿到消息之前，專案組剛開完一個短會。環境案子的證據體系已經閉環：兩本帳，三冊底帳，安秀珍的筆錄，馬國棟的口供，加上前期固定的水文數據、遙感影像、現場勘驗，一環套一環。李明鑰在會上說，剩下的，就是人了。人到案，案就齊了。
誰也沒想到，人會以買機票的方式，先動了。
「出境機票，從烏魯木齊走。」他把信息拍在李明鑰桌上，「邊控已經生效，他值不了機。可他這張票，說明他要跑了。」
「跑不了。」李明鑰說，「但會試。」
「蓋得再高的樓，」趙永剛站在窗前，望著縣城的方向，「地基是偷來的，就站不住。」
窗外，縣城的燈火一片一片亮起來，綠野那座辦公樓也在其中，只是頂層的燈，這幾天再沒有亮過。
那天散會，李明鑰最後一個走。她把牆上的資金流向圖取下來，卷好，裝進卷宗袋。圖上紅藍兩色的箭頭，從三年前的一條細線，長成了今天的一整張網。網收口了。她關燈出門，樓道里靜極了，只有她自己的腳步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