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章 一半的人
後事辦了三天。
顧老師幫著跑前跑後,居委會來了人,弄堂里的老鄰居來了一個又一個。修過收音機的,修過縫紉機的,修過電風扇的,都來給周師傅鞠個躬。有個老太太拄著拐棍來的,進門就哭,說去年冬天家裡的暖氣包漏水,是周師傅來修的,修好了連口水都沒喝。
追悼會上,來的人把小小的告別廳站滿了。居委會主任念悼詞,念到「支援邊疆,無怨無悔」的時候,底下好幾個白頭髮的老人跟著抹眼睛——他們都是那個年代的人,有人去了黑龍江,有人去了雲南,有人去了安徽。去新疆的,回來的不多。
弄堂外,那個小小的修理攤還擺在弄堂口。一隻馬扎,一塊寫著「修理」兩個字的紙板。顧老師說,老周走的前一天,還在給對門修一台老收音機,修到一半,手抬不起來了,就擱在那兒。他讓周遠去看看。
周遠在攤子前站了很久。紙板上的兩個字是老人自己寫的。他把那塊紙板收了起來,說要帶回新疆去。
「我爸在新疆修了一輩子東西。」他跟顧老師說,「回上海這幾年,弄堂就是他的新疆。」
顧老師沒說出話來。
按老人的遺願,骨灰分成了兩半。
一半,留在上海。安葬那天,天上又飄起了繡花雨。
出殯那天早上,弄堂里靜得出奇。老鄰居們自發地排在兩邊,沒有人說話。有個老伯,手裡捧著一台修好的收音機,追上來,塞給周遠:你爸爸修的,最後一台。你帶上,響給他聽聽。
周遠抱著那台收音機,一路走到了車上。奶奶的墓在市郊的公墓里,墓碑上的照片,一個梳著髮髻的女人,眉眼和周遠有三分像。周遠把父親的那一半骨灰安放在墓側的格位里,擺了一小束白菊。
「奶奶我沒見過。」他對李明鑰說,「我爸說,他離家那年,我奶奶在火車站台上追著火車跑,邊跑邊喊:到了那邊,好好干,別想家。他說他一輩子都沒弄明白,我媽是讓我別想家,還是讓我別忘了家。」
雨絲落在墓碑上,洇出一小片一小片深色。李明鑰撐開傘,往他那邊斜了斜。
另一半骨灰,裝在一隻素色的罈子里,周遠用一塊藍印花布包好,背在肩上。
買回程票的時候,李明鑰問:「飛機還是火車?」
「火車。」周遠說。
她看著他。
「我爸六八年進疆,坐的就是火車。他跟我說過,那時候的車慢,從上海到烏魯木齊,走了六天六夜。車廂里全是支邊的青年,有人拉手風琴,有人唱歌,唱著唱著就有人哭,哭完了接著唱。我爸說,那是他一輩子坐過最長的一趟車,也是最快活的——出了站,他就是大人了。」
「來的時候,他才十九。」周遠把票接過來,「我陪他原路回去。慢點好,慢點,他能再看看這條路。」
李明鑰沒有勸他。
去車站的路上,她給艾合買提發了條信息,報備行程,說要晚幾日歸隊,路上陪一位支邊老人回家。艾合買提回了三個字:應該的。
火車是傍晚發車。他們的鋪位在一個隔間,周遠把骨灰罈安頓在鋪位里側,又拿自己的大衣圍住,圍得嚴嚴實實。
開車前,列車長來了一趟。是個四十來歲的女同志,聽說了情況,專門過來看看。她沒說什麼安慰的話,只是交代列車員:夜裡過道燈,留一盞。臨走,她朝那個包袱,輕輕點了點頭。
開車以後,車廂里漸漸靜下來。對面鋪位是個回喀什的大叔,絡腮鬍子,帶著一大包上海的糖果,說是給孫子買的。他看見那個花布包著的罈子,看了兩秒,什麼都明白了,沒多問,只是從自己包里摸出一把巴旦木,遞過來。
「老人家回家啊。」大叔說,「一路平安。」
「謝謝。」周遠接了。
火車鑽進夜色里。窗外,江南的燈火一站一站往後退,先是密的,後來稀了,後來只剩下黑。車輪的聲音咣當,咣當,像一種很舊很舊的心跳。
李明鑰睡不著,靠在鋪位上看窗外。周遠坐在對面,也沒睡。
前半夜,周遠從背包里摸出一個小鐵盒。打開,是半塊磚茶。他去車廂連接處的茶爐接了開水,掰下一小塊,沖了兩杯,一缸遞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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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當年在車上,就這么喝。」他說,「磚茶刮油,解乏。他說新疆人過日子,離不開這個。」
李明鑰捧著杯子,她忽然想起白楊縣的那些日子,奶茶,茯茶,蓋碗茶——三年下來,她的舌頭也變了,臨江的龍井,如今喝著倒覺得淡了。
「等回了臨江,」她說,「我大概會想念這個味道。」
「想喝了,我給你寄。」周遠說,「磚茶經放,寄一箱,夠你喝一年。」
兩個人都沒把這句話往下接。可這句話擱在車輪聲里,比許多大話都沉。
「我爸年輕的時候,」他忽然開口,「在這條線上來回過四趟。探親假,兩年一次。他說每次車過西安,他就開始數隧道,數到第幾個,就知道快出甘肅了。數完隧道,數電線桿。數到看見戈壁灘上第一棵胡楊,就知道,到家了。」
「那時候他管新疆叫家。」李明鑰說。
「兩頭都叫家。」周遠望著那個藍印花布的包袱,「所以他才說自己是一半的人。一半在海邊,一半在山上。我小時候不懂,我覺得家就是家,哪有半個的。我媽沒了那年,他抱著我在屋裡坐了一夜,天亮的時候跟我說:小遠,爸就剩你一個了。」
「他這一輩子,把兩半都過成了真的。上海這邊,奶奶養老送終,他沒缺過一天;新疆那邊,我媽最愛去的草場,他年年清明帶我去,一坐就是一整天。回上海這幾年,他還惦記著草場——弄堂口修東西掙的人情,他攢著,托人帶給白楊縣福利院的孩子。」
「我以前覺得他累。」周遠的聲音很低,「現在明白了,他不是累,他是捨不得。哪一半都捨不得。」
李明鑰聽他講下去。講他十二歲那年,父親帶他去上海探親,火車上,父親一路給他講窗外的地名,每講一個,就講一段舊事;講到了上海,弄堂里的奶奶蒸了一籠青團,父親咬了一口,說,還是沒有白楊縣的桑葚甜。講父親回上海那天,在機場,頭一回在人前紅了眼圈,說小遠,爸把最好的歲月留在這兒了,你替我看著。
「我看著呢。」周遠望著窗外,「我一直看著呢。可我到今天才明白,他那句話還有下半句沒說——他最好的歲月留在了新疆,他最放心不下的人,也留在了新疆。」
車輪咣當咣當。過南京,過徐州,過鄭州。夜裡車廂熄了燈,只剩下過道底下一條暗黃的夜燈。大叔的呼嚕聲起來了,一陣一陣的,像遠處的風。
李明鑰迷迷糊糊睡過去,又醒過來。醒的時候,車正過一個小站,站台的燈從車窗掃進來,一格一格,在頂棚上走。
她看見周遠還坐在那兒,背靠著鋪板,眼睛看著那個包袱。
「周遠。」她輕聲叫他。
他轉過頭來。
「睡一會兒吧。」她說,「路還長。」
他沒說話,伸出手,越過兩張鋪位之間那條窄窄的過道,握住了她的手。
他的手很粗,掌心有繭,是擰扳手擰出來的繭,握鐵鍬握出來的繭。手是涼的,握上來,慢慢就熱了。
三年了。從他第一次給她遞工具,到跨年夜窗根底下那個鎮紙,到夏汛大堤上披過來的那件雨衣——他遞過來的每一點暖,她都接住了,又都客客氣氣地,還回去了。她是臨江來的人,三年任期,行李箱的輪子從來沒收起來過。她不敢接。接了,就還不清了。
這一次,她並沒有抽回來。
火車過潼關,過天水,過蘭州。窗外的景致一點一點變了,綠色退下去,黃色漲上來,山變得又光又硬,天變得又高又遠。在蘭州上來一個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孩子睡著了,小臉紅撲撲的。周遠把下鋪讓給了她們娘倆,自己爬到上鋪去睡。
那位母親過意不去,從隨身的包里摸出一把紅棗,硬塞給李明鑰。棗是臨澤的小棗,很甜。她說她也是遠嫁,嫁到甘肅,娘家人總盼她回去。她說,女人這輩子,心都是掰著過的,一半給婆家,一半給娘家。
李明鑰捏著那把棗,半天沒說出話。
那位母親不知道,這句話,恰好說在了對面這個人的心事上。
夜裡,李明鑰躺在上鋪,聽著車輪的聲音,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齊向東說過的一句話:新疆那地方,去了的人,要麼待不住,要麼走不了。
她現在算是哪一種呢。
她想起臨走前那個晚上,李衛國在電話里說的話。她只說去上海陪一個同事辦點家事,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去吧。父親最後說:明鑰,人這一輩子,能陪著走一段難路的人,不多。碰上了,就別虧待人家。
當時她沒敢接這句話。此刻車窗外的夜色一站一站地退,她忽然覺得,父親什麼都懂。
車到嘉峪關,天亮了。戈壁灘在窗外鋪開,一望無際,地平線上浮著一層淡金色的光。遠處,有零星的胡楊,一棵一棵,站在曠野上,枝幹朝著天,像舉著手。
夜裡她其實醒過一回。車停在武威時,她看見周遠從上鋪下來,輕手輕腳地,把那個花布包袱重新掖了掖,掖好了,站在鋪位前,靜靜地看了一會兒。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這趟車,他是一定要坐火車的。飛機太快了,快得來不及告別。一站一站,是他陪父親,把這輩子最後一段路,走得慢一點,再慢一點。
周遠不知什麼時候醒了,站在過道里,看著窗外。
「看見胡楊了。」他說,「到家了。」
李明鑰從上鋪探下身來。晨光從車窗灌進來,落在那個花布包袱上,落在他的肩膀上。
「周遠。」她說。
他仰起頭看她。
「你爸不是一半的人。」她說,「他是把兩半都過成了整個的人。這種人,天底下不多。」
周遠看著她,眼睛亮了一下,又慢慢沉靜下來。他伸手,把那個包袱扶正了些。
「下車以後,」他說,「先送我爸去草場。我媽在那兒等了他很多年了。」
列車員推著小車經過,叫賣聲遠遠地飄過來,又飄過去。李明鑰看著他把包袱的帶子在腕上繞了一圈,繞得穩穩的。這個人就是這樣,天塌下來,他先把手裡的東西放好,再一件一件去扛。三年裡她見過很多次,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覺得,這樣的人,是可以把後背交出去的。
顧老師幫著跑前跑後,居委會來了人,弄堂里的老鄰居來了一個又一個。修過收音機的,修過縫紉機的,修過電風扇的,都來給周師傅鞠個躬。有個老太太拄著拐棍來的,進門就哭,說去年冬天家裡的暖氣包漏水,是周師傅來修的,修好了連口水都沒喝。
追悼會上,來的人把小小的告別廳站滿了。居委會主任念悼詞,念到「支援邊疆,無怨無悔」的時候,底下好幾個白頭髮的老人跟著抹眼睛——他們都是那個年代的人,有人去了黑龍江,有人去了雲南,有人去了安徽。去新疆的,回來的不多。
弄堂外,那個小小的修理攤還擺在弄堂口。一隻馬扎,一塊寫著「修理」兩個字的紙板。顧老師說,老周走的前一天,還在給對門修一台老收音機,修到一半,手抬不起來了,就擱在那兒。他讓周遠去看看。
周遠在攤子前站了很久。紙板上的兩個字是老人自己寫的。他把那塊紙板收了起來,說要帶回新疆去。
「我爸在新疆修了一輩子東西。」他跟顧老師說,「回上海這幾年,弄堂就是他的新疆。」
顧老師沒說出話來。
按老人的遺願,骨灰分成了兩半。
一半,留在上海。安葬那天,天上又飄起了繡花雨。
出殯那天早上,弄堂里靜得出奇。老鄰居們自發地排在兩邊,沒有人說話。有個老伯,手裡捧著一台修好的收音機,追上來,塞給周遠:你爸爸修的,最後一台。你帶上,響給他聽聽。
周遠抱著那台收音機,一路走到了車上。奶奶的墓在市郊的公墓里,墓碑上的照片,一個梳著髮髻的女人,眉眼和周遠有三分像。周遠把父親的那一半骨灰安放在墓側的格位里,擺了一小束白菊。
「奶奶我沒見過。」他對李明鑰說,「我爸說,他離家那年,我奶奶在火車站台上追著火車跑,邊跑邊喊:到了那邊,好好干,別想家。他說他一輩子都沒弄明白,我媽是讓我別想家,還是讓我別忘了家。」
雨絲落在墓碑上,洇出一小片一小片深色。李明鑰撐開傘,往他那邊斜了斜。
另一半骨灰,裝在一隻素色的罈子里,周遠用一塊藍印花布包好,背在肩上。
買回程票的時候,李明鑰問:「飛機還是火車?」
「火車。」周遠說。
她看著他。
「我爸六八年進疆,坐的就是火車。他跟我說過,那時候的車慢,從上海到烏魯木齊,走了六天六夜。車廂里全是支邊的青年,有人拉手風琴,有人唱歌,唱著唱著就有人哭,哭完了接著唱。我爸說,那是他一輩子坐過最長的一趟車,也是最快活的——出了站,他就是大人了。」
「來的時候,他才十九。」周遠把票接過來,「我陪他原路回去。慢點好,慢點,他能再看看這條路。」
李明鑰沒有勸他。
去車站的路上,她給艾合買提發了條信息,報備行程,說要晚幾日歸隊,路上陪一位支邊老人回家。艾合買提回了三個字:應該的。
火車是傍晚發車。他們的鋪位在一個隔間,周遠把骨灰罈安頓在鋪位里側,又拿自己的大衣圍住,圍得嚴嚴實實。
開車前,列車長來了一趟。是個四十來歲的女同志,聽說了情況,專門過來看看。她沒說什麼安慰的話,只是交代列車員:夜裡過道燈,留一盞。臨走,她朝那個包袱,輕輕點了點頭。
開車以後,車廂里漸漸靜下來。對面鋪位是個回喀什的大叔,絡腮鬍子,帶著一大包上海的糖果,說是給孫子買的。他看見那個花布包著的罈子,看了兩秒,什麼都明白了,沒多問,只是從自己包里摸出一把巴旦木,遞過來。
「老人家回家啊。」大叔說,「一路平安。」
「謝謝。」周遠接了。
火車鑽進夜色里。窗外,江南的燈火一站一站往後退,先是密的,後來稀了,後來只剩下黑。車輪的聲音咣當,咣當,像一種很舊很舊的心跳。
李明鑰睡不著,靠在鋪位上看窗外。周遠坐在對面,也沒睡。
前半夜,周遠從背包里摸出一個小鐵盒。打開,是半塊磚茶。他去車廂連接處的茶爐接了開水,掰下一小塊,沖了兩杯,一缸遞給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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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爸當年在車上,就這么喝。」他說,「磚茶刮油,解乏。他說新疆人過日子,離不開這個。」
李明鑰捧著杯子,她忽然想起白楊縣的那些日子,奶茶,茯茶,蓋碗茶——三年下來,她的舌頭也變了,臨江的龍井,如今喝著倒覺得淡了。
「等回了臨江,」她說,「我大概會想念這個味道。」
「想喝了,我給你寄。」周遠說,「磚茶經放,寄一箱,夠你喝一年。」
兩個人都沒把這句話往下接。可這句話擱在車輪聲里,比許多大話都沉。
「我爸年輕的時候,」他忽然開口,「在這條線上來回過四趟。探親假,兩年一次。他說每次車過西安,他就開始數隧道,數到第幾個,就知道快出甘肅了。數完隧道,數電線桿。數到看見戈壁灘上第一棵胡楊,就知道,到家了。」
「那時候他管新疆叫家。」李明鑰說。
「兩頭都叫家。」周遠望著那個藍印花布的包袱,「所以他才說自己是一半的人。一半在海邊,一半在山上。我小時候不懂,我覺得家就是家,哪有半個的。我媽沒了那年,他抱著我在屋裡坐了一夜,天亮的時候跟我說:小遠,爸就剩你一個了。」
「他這一輩子,把兩半都過成了真的。上海這邊,奶奶養老送終,他沒缺過一天;新疆那邊,我媽最愛去的草場,他年年清明帶我去,一坐就是一整天。回上海這幾年,他還惦記著草場——弄堂口修東西掙的人情,他攢著,托人帶給白楊縣福利院的孩子。」
「我以前覺得他累。」周遠的聲音很低,「現在明白了,他不是累,他是捨不得。哪一半都捨不得。」
李明鑰聽他講下去。講他十二歲那年,父親帶他去上海探親,火車上,父親一路給他講窗外的地名,每講一個,就講一段舊事;講到了上海,弄堂里的奶奶蒸了一籠青團,父親咬了一口,說,還是沒有白楊縣的桑葚甜。講父親回上海那天,在機場,頭一回在人前紅了眼圈,說小遠,爸把最好的歲月留在這兒了,你替我看著。
「我看著呢。」周遠望著窗外,「我一直看著呢。可我到今天才明白,他那句話還有下半句沒說——他最好的歲月留在了新疆,他最放心不下的人,也留在了新疆。」
車輪咣當咣當。過南京,過徐州,過鄭州。夜裡車廂熄了燈,只剩下過道底下一條暗黃的夜燈。大叔的呼嚕聲起來了,一陣一陣的,像遠處的風。
李明鑰迷迷糊糊睡過去,又醒過來。醒的時候,車正過一個小站,站台的燈從車窗掃進來,一格一格,在頂棚上走。
她看見周遠還坐在那兒,背靠著鋪板,眼睛看著那個包袱。
「周遠。」她輕聲叫他。
他轉過頭來。
「睡一會兒吧。」她說,「路還長。」
他沒說話,伸出手,越過兩張鋪位之間那條窄窄的過道,握住了她的手。
他的手很粗,掌心有繭,是擰扳手擰出來的繭,握鐵鍬握出來的繭。手是涼的,握上來,慢慢就熱了。
三年了。從他第一次給她遞工具,到跨年夜窗根底下那個鎮紙,到夏汛大堤上披過來的那件雨衣——他遞過來的每一點暖,她都接住了,又都客客氣氣地,還回去了。她是臨江來的人,三年任期,行李箱的輪子從來沒收起來過。她不敢接。接了,就還不清了。
這一次,她並沒有抽回來。
火車過潼關,過天水,過蘭州。窗外的景致一點一點變了,綠色退下去,黃色漲上來,山變得又光又硬,天變得又高又遠。在蘭州上來一個抱著孩子的年輕母親,孩子睡著了,小臉紅撲撲的。周遠把下鋪讓給了她們娘倆,自己爬到上鋪去睡。
那位母親過意不去,從隨身的包里摸出一把紅棗,硬塞給李明鑰。棗是臨澤的小棗,很甜。她說她也是遠嫁,嫁到甘肅,娘家人總盼她回去。她說,女人這輩子,心都是掰著過的,一半給婆家,一半給娘家。
李明鑰捏著那把棗,半天沒說出話。
那位母親不知道,這句話,恰好說在了對面這個人的心事上。
夜裡,李明鑰躺在上鋪,聽著車輪的聲音,忽然想起很多年前齊向東說過的一句話:新疆那地方,去了的人,要麼待不住,要麼走不了。
她現在算是哪一種呢。
她想起臨走前那個晚上,李衛國在電話里說的話。她只說去上海陪一個同事辦點家事,父親在電話那頭沉默了一會兒,說:去吧。父親最後說:明鑰,人這一輩子,能陪著走一段難路的人,不多。碰上了,就別虧待人家。
當時她沒敢接這句話。此刻車窗外的夜色一站一站地退,她忽然覺得,父親什麼都懂。
車到嘉峪關,天亮了。戈壁灘在窗外鋪開,一望無際,地平線上浮著一層淡金色的光。遠處,有零星的胡楊,一棵一棵,站在曠野上,枝幹朝著天,像舉著手。
夜裡她其實醒過一回。車停在武威時,她看見周遠從上鋪下來,輕手輕腳地,把那個花布包袱重新掖了掖,掖好了,站在鋪位前,靜靜地看了一會兒。
那一刻她忽然明白,這趟車,他是一定要坐火車的。飛機太快了,快得來不及告別。一站一站,是他陪父親,把這輩子最後一段路,走得慢一點,再慢一點。
周遠不知什麼時候醒了,站在過道里,看著窗外。
「看見胡楊了。」他說,「到家了。」
李明鑰從上鋪探下身來。晨光從車窗灌進來,落在那個花布包袱上,落在他的肩膀上。
「周遠。」她說。
他仰起頭看她。
「你爸不是一半的人。」她說,「他是把兩半都過成了整個的人。這種人,天底下不多。」
周遠看著她,眼睛亮了一下,又慢慢沉靜下來。他伸手,把那個包袱扶正了些。
「下車以後,」他說,「先送我爸去草場。我媽在那兒等了他很多年了。」
列車員推著小車經過,叫賣聲遠遠地飄過來,又飄過去。李明鑰看著他把包袱的帶子在腕上繞了一圈,繞得穩穩的。這個人就是這樣,天塌下來,他先把手裡的東西放好,再一件一件去扛。三年裡她見過很多次,每一次,都比上一次更覺得,這樣的人,是可以把後背交出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