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2章 兩頭贏
發行是個問題。
自家的電影院能放，可那只是讓自家老百姓看。要讓全世界看見，得走外頭的路。
文化口先聯繫了幾家歐洲公司，碰了釘子。一聽是龍國的片子，客客氣氣回一句「排期滿了」。
方啟明沒灰心，通過渠道把片子送到高盧雞家一個老發行商手裡。這人叫波登，幹了一輩子電影，手裡攥著半個歐洲的影院關係。
波登先生聽說片子來自龍國，頭一句話就是：「先生們，我很忙。龍國的影片，我們這裡沒有市場。」
送片的人說：「您先看二十分鐘。看完，我們聽您的。」
波登勉強答應了。
當天晚上，他坐在自己的放映室里。
二十分鐘過去了，他沒喊停。
片子放完，燈亮。波登坐在那裡，煙燒到了手指。
第二天一早，他的電話打到北京：「我要全歐洲的版權。不，全世界的。你們開價。」
十一月，坎城。
一部沒有明星、沒有大場面、彩色膠片只用了很少一部分的紀錄片，被排進了午夜場。
首映那天，放映廳坐滿了。有記者是衝著「龍國第一部商業出口紀錄片」的名頭來的，等著看笑話。
放到一半，廳里沒有人離場。
放到越南老太太問「看見了能怎麼樣」的時候，有人捂住了嘴。
放完，燈亮。
沉默了幾秒。
然後有人站起來鼓掌。第二個。第三個。最後全場起立。
掌聲響了很久。
星條國代表團提前退場。記者追出去問為什麼，領隊黑著臉，只說一句：「我們不評論一部由龍國出品的作品。」
記者把這句話記下來，第二天登在報上。旁邊配著全場起立鼓掌的照片。
兩張照片擺一塊兒，不用再多寫一個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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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沈上台領獎，穿的是深色中山裝，領帶是蘇曼連夜給他系的。他在後台嘀咕：「勒脖子。比槍斃還難受。」
主持人問：「沈先生，您是如何導演這部影片的？」
老沈的回答，通過翻譯傳出去，只有兩句話：
「我沒有導演什麼。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沒把鏡頭挪開。」
台下又鼓掌了。
老羅沒去坎城。他在北京，守著收音機等消息。
他的歌早寫好了。歌名《媽媽的信》。
譜子簡單。詞也簡單。一共八句。頭兩句是：「媽媽的信上說，村口的麥子收了。媽媽的信上問，秋天還打不打。」
就這兩句，改了十一稿。
歌寫好的那天，他拿著譜子去找林建，在辦公室里唱了一遍。唱完問：「將軍，成嗎？」
林建聽完，只問了一句：「你唱的時候，心裡想的是誰？」
老羅說：「想我東北的娘。」
林建說：「那就對了。想自己的娘，比想什麼燈塔都好使。」
這首歌是這麼傳開的：先在坎城放映的片尾響起，接著被幾個歐洲電台播了，然後像野火一樣燒出去。
沒人知道作曲家是誰。
星條國的年輕人第一次聽見它，是在一個反戰集會上。一個背著吉他的女學生唱了頭兩句，下面上萬人跟著唱完了剩下六句。
星條國幾家電台也播。有個深夜節目的主持人播完歌，說了一句：「女士們先生們，這歌不是咱們這兒寫的。但它是寫給咱們聽的。」
當晚，電台罰款通知就到了。
第二天，他又播了一遍。罰款翻倍。
第三天，別的電台跟著播。
後來有個段子，說星條國大兵在越南叢林裡，從繳獲的半導體裡頭一回聽見這歌，聽完跟戰友說：「這歌比國歌管用。國歌催命，這個催回家。」
段子真假不知道。歌是傳遍了。
書是最後出來的。
老顧和蘇曼帶著人，寫了幾個月，出了《另一個星條國》。從貧富分化寫起，寫到種族矛盾，寫到政治獻金，寫到越南戰爭的花銷和死傷數字。
所有數字都有出處。每章後面列著一串注釋，出處全是星條國自己的統計年鑑、聽證會記錄、報紙報導。
書先在牛牛家出版，然後是高盧雞家，然後是歐洲十幾個國家。一個月譯成十二種語言。
巴黎有家書店，把書擺在櫥窗里，旁邊立了塊小牌子：「本店最受歡迎的一本書。也是本店最不受某些使館歡迎的一本書。」
賣的越好，星條國越難受。
因為沒法反駁。數字是他們自己統計的，聽證會是他們自己開的，照片是他們自己登過的。
顧謙跟林建說：「我寫了三十年小說，頭一回寫東西不用編。爽得很。」
林建說：「那你多寫點。寫這個比寫小說掙錢。」
老顧愣了。
「這書在國外的版稅，」林建從抽屜里拿出幾張單據，「電影廠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匯。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老顧搖頭。
「意味著筆桿子也能創匯。」林建把單據放下，「工廠、油田在掙外匯，你們的筆也能。以後誰再說文化人不生產，你把這個甩給他。」
這話傳到文化口，傳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風向徹底變了。
《燈塔下的陰影》在歐洲、拉丁美洲、亞洲一路放過去，票房和評論兩頭都贏。
倫敦的報紙說：「這不是一部電影。這是一面鏡子。」
南美有個國家的首都，大學生遊行時用西班牙語唱《媽媽的信》，唱的整條街都是。老羅聽說後，頭一個問題是：「他們唱跑調了沒有？」
翻譯說：「跑了。跑的還挺厲害。」
蘇曼攔他：「老羅，人家有自己的唱法。歌傳出去了，就不歸作曲家了。」
老羅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調也是唱。比沒人唱強。」
南美一家老電影院的放映員記了一筆帳，說這片子放了二十九場，場場滿座。觀眾大多是窮人，散場的時候沒人說話，都低著頭走。
有個老人看完「情報機構策劃政變」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沒動。放映員去問他，他擺擺手，說了一句話：
「這一段，我們這兒就演過。」
東京的影院門口排長隊。記者攔住一個剛散場的年輕人問感想。年輕人只說了一句：「我們離他們太近了。」
什麼意思，亞洲人都懂。
龍國自己家裡也放。公社的放映隊扛著機器下鄉，露天掛銀幕，男女老少搬著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裡頭，星條國的警察拿高壓水槍沖遊行的人。看到這兒，人群里有個老大爺「嘖」了一聲：「這水槍，比咱們村澆地的高壓泵還衝。」
旁邊人笑。笑著笑著，都不笑了。
自家的電影院能放，可那只是讓自家老百姓看。要讓全世界看見，得走外頭的路。
文化口先聯繫了幾家歐洲公司，碰了釘子。一聽是龍國的片子，客客氣氣回一句「排期滿了」。
方啟明沒灰心，通過渠道把片子送到高盧雞家一個老發行商手裡。這人叫波登，幹了一輩子電影，手裡攥著半個歐洲的影院關係。
波登先生聽說片子來自龍國，頭一句話就是：「先生們，我很忙。龍國的影片，我們這裡沒有市場。」
送片的人說：「您先看二十分鐘。看完，我們聽您的。」
波登勉強答應了。
當天晚上，他坐在自己的放映室里。
二十分鐘過去了，他沒喊停。
片子放完，燈亮。波登坐在那裡，煙燒到了手指。
第二天一早，他的電話打到北京：「我要全歐洲的版權。不，全世界的。你們開價。」
十一月，坎城。
一部沒有明星、沒有大場面、彩色膠片只用了很少一部分的紀錄片，被排進了午夜場。
首映那天，放映廳坐滿了。有記者是衝著「龍國第一部商業出口紀錄片」的名頭來的，等著看笑話。
放到一半，廳里沒有人離場。
放到越南老太太問「看見了能怎麼樣」的時候，有人捂住了嘴。
放完，燈亮。
沉默了幾秒。
然後有人站起來鼓掌。第二個。第三個。最後全場起立。
掌聲響了很久。
星條國代表團提前退場。記者追出去問為什麼，領隊黑著臉，只說一句：「我們不評論一部由龍國出品的作品。」
記者把這句話記下來，第二天登在報上。旁邊配著全場起立鼓掌的照片。
兩張照片擺一塊兒，不用再多寫一個字。
【寫到這裡我希望讀者記一下我們域名 TW 看書網解書荒，ⓢⓗⓤ.ⓣⓦ超實用 】
老沈上台領獎，穿的是深色中山裝，領帶是蘇曼連夜給他系的。他在後台嘀咕：「勒脖子。比槍斃還難受。」
主持人問：「沈先生，您是如何導演這部影片的？」
老沈的回答，通過翻譯傳出去，只有兩句話：
「我沒有導演什麼。我做的唯一一件事，是沒把鏡頭挪開。」
台下又鼓掌了。
老羅沒去坎城。他在北京，守著收音機等消息。
他的歌早寫好了。歌名《媽媽的信》。
譜子簡單。詞也簡單。一共八句。頭兩句是：「媽媽的信上說，村口的麥子收了。媽媽的信上問，秋天還打不打。」
就這兩句，改了十一稿。
歌寫好的那天，他拿著譜子去找林建，在辦公室里唱了一遍。唱完問：「將軍，成嗎？」
林建聽完，只問了一句：「你唱的時候，心裡想的是誰？」
老羅說：「想我東北的娘。」
林建說：「那就對了。想自己的娘，比想什麼燈塔都好使。」
這首歌是這麼傳開的：先在坎城放映的片尾響起，接著被幾個歐洲電台播了，然後像野火一樣燒出去。
沒人知道作曲家是誰。
星條國的年輕人第一次聽見它，是在一個反戰集會上。一個背著吉他的女學生唱了頭兩句，下面上萬人跟著唱完了剩下六句。
星條國幾家電台也播。有個深夜節目的主持人播完歌，說了一句：「女士們先生們，這歌不是咱們這兒寫的。但它是寫給咱們聽的。」
當晚，電台罰款通知就到了。
第二天，他又播了一遍。罰款翻倍。
第三天，別的電台跟著播。
後來有個段子，說星條國大兵在越南叢林裡，從繳獲的半導體裡頭一回聽見這歌，聽完跟戰友說：「這歌比國歌管用。國歌催命，這個催回家。」
段子真假不知道。歌是傳遍了。
書是最後出來的。
老顧和蘇曼帶著人，寫了幾個月，出了《另一個星條國》。從貧富分化寫起，寫到種族矛盾，寫到政治獻金，寫到越南戰爭的花銷和死傷數字。
所有數字都有出處。每章後面列著一串注釋，出處全是星條國自己的統計年鑑、聽證會記錄、報紙報導。
書先在牛牛家出版，然後是高盧雞家，然後是歐洲十幾個國家。一個月譯成十二種語言。
巴黎有家書店，把書擺在櫥窗里，旁邊立了塊小牌子：「本店最受歡迎的一本書。也是本店最不受某些使館歡迎的一本書。」
賣的越好，星條國越難受。
因為沒法反駁。數字是他們自己統計的，聽證會是他們自己開的，照片是他們自己登過的。
顧謙跟林建說：「我寫了三十年小說，頭一回寫東西不用編。爽得很。」
林建說：「那你多寫點。寫這個比寫小說掙錢。」
老顧愣了。
「這書在國外的版稅，」林建從抽屜里拿出幾張單據，「電影廠和出版社都收到了分成，拿外匯。你知道這意味著什麼？」
老顧搖頭。
「意味著筆桿子也能創匯。」林建把單據放下，「工廠、油田在掙外匯，你們的筆也能。以後誰再說文化人不生產，你把這個甩給他。」
這話傳到文化口，傳得很快。
……
到了十二月，風向徹底變了。
《燈塔下的陰影》在歐洲、拉丁美洲、亞洲一路放過去，票房和評論兩頭都贏。
倫敦的報紙說：「這不是一部電影。這是一面鏡子。」
南美有個國家的首都，大學生遊行時用西班牙語唱《媽媽的信》，唱的整條街都是。老羅聽說後，頭一個問題是：「他們唱跑調了沒有？」
翻譯說：「跑了。跑的還挺厲害。」
蘇曼攔他：「老羅，人家有自己的唱法。歌傳出去了，就不歸作曲家了。」
老羅咂摸了半天：「也行。跑調也是唱。比沒人唱強。」
南美一家老電影院的放映員記了一筆帳，說這片子放了二十九場，場場滿座。觀眾大多是窮人，散場的時候沒人說話，都低著頭走。
有個老人看完「情報機構策劃政變」那一段，坐在座位上沒動。放映員去問他，他擺擺手，說了一句話：
「這一段，我們這兒就演過。」
東京的影院門口排長隊。記者攔住一個剛散場的年輕人問感想。年輕人只說了一句：「我們離他們太近了。」
什麼意思，亞洲人都懂。
龍國自己家裡也放。公社的放映隊扛著機器下鄉，露天掛銀幕，男女老少搬著板凳坐了一院子。
片子裡頭，星條國的警察拿高壓水槍沖遊行的人。看到這兒，人群里有個老大爺「嘖」了一聲：「這水槍，比咱們村澆地的高壓泵還衝。」
旁邊人笑。笑著笑著，都不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