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17章 燭光計劃
「對。」林建點頭,「埋了九年。圖書館的管理員。」
九年。
一九六三年進去的。
那時候德特里克堡還叫德特里克堡,門口還掛著牌子,誰都能查。
龍國情報系統在那年往裡面塞了一根釘子。不顯山不露水,就在圖書館裡待著。九年時間,從館員干到副館長,管的書從八百本變成十二萬本。
誰都想不到,一個管書的,能看見什麼。
但他看見了。
實驗室的人借書,要登記。借什麼書,看什麼資料,什麼頻率,記了多少年,就是多少年。
「他已經把堡里的地形、換崗時間、冷櫃位置、門鎖型號,全部傳出來了。」林建說,「傳出來的東西,夠我們畫一張比他們的消防圖還細的圖。」
孫鐵嘴問:「內應能直接拿樣本嗎?」
「不能。」林建搖頭,「冷庫區的門禁是雙人雙鎖。他能進去,但拿不走。而且他一旦暴露,九年的線就斷了。」
「所以得我們的人進去?」
「進去。」林建說,「進去,拿,出來。不驚動任何人。」
孫鐵嘴笑了。
那種二十年老情報臉上的笑。
「林將軍,」他說,「這事,我最在行。」
---
七月的第二個星期三。
馬里蘭州的太陽毒得能把人曬脫一層皮。
凌晨四點半,德特里克堡的西門開了。
一輛白色的廂式貨車晃進來。駕駛室里坐著個白人司機,穿著印有「皇家清潔」字樣的藍工裝。副駕上是個瘦子,也穿一樣的衣服,帽檐壓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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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的衛兵探頭看了眼駕駛本,又敲了敲車廂板,懶洋洋地揮了揮手,放行了。
他不愛查這車。垃圾車,運的是實驗動物的墊料和籠子,味道比豬圈還衝。車裡的東西,人人捂著鼻子躲。
貨車繞過主樓,停在飼養區的後門。兩個「清潔工」下車,推著兩個大號垃圾桶往裡走。
過了三道門。都是用配好的鑰匙開的。
走到第四條走廊的拐角,其中一個「清潔工」閃進了雜物間。
再出來的時候,白工裝換成了灰大褂。
那是實驗室技術員的衣服。
門禁卡掛在胸前。
照片不是他。
但凌晨四點半,值班的人眼睛都半睜著,沒人細看。
灰大褂沿著走廊往冷庫區走。牆上貼著生物危害的標誌,黃底黑字,舊得發了毛。
走到冷庫門口,他掏鑰匙。
鑰匙是內應配的模子。鎖芯的齒位,是內應借著還書的機會,一張一張記下來的。
開鎖。二十秒。
進門。冷氣撲臉,白霧騰騰。
六排冷櫃,一溜到牆。
每個冷柜上貼著編號。編號的規律,內應早摸清了。
他找到第三排,第四台。拉開櫃門。
裡面整整齊齊碼著幾十個玻璃管,管子上貼著標籤,標籤上是數字和字母。
他核對了兩遍。
然後他戴上手套,取了七支。
——燭光計劃,七種毒株。
一支不落。
取出保溫箱,裝進去。合上。
然後他走到房間盡頭那排檔案櫃前。
掏出微型相機。
拍了四十一張。
實驗記錄。經費單。簽字頁。
拍完,他退出來。鎖門。二十秒。
原路返回。灰大褂換回藍工裝。推上垃圾桶,走出後門,上了貨車。
車開出西門的時候,衛兵打了個哈欠。
四點五十八分。
太陽還沒出來。
天邊泛著魚肚白。
七支試管,安安靜靜地躺在保溫箱裡,隨著貨車顛出了德特里克堡。
二十二年後,有人把這段行動寫進了內部教材,標題叫《如何取回自己的東西》。
當然,那是後話。
---
東西出來了,怎麼用,才是真正的活。
林建的意見很明確:不撒到野外,不撒到水源,不碰學校、醫院、居民區。
「病毒不長眼。」他說,「我們是去討債,不是去放火燒荒。」
陳遠志補充了一句:「對。萬一傳回咱們這邊,那才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個地點都是人多、流通快、通風系統集中、便於「定點釋放」的地方。
華盛頓的地鐵。中心樞紐站的通風管道。
紐約的時代廣場。路邊的排風井。
洛杉磯的國際機場。航站樓的中央空調迴風口。
選這三個點的邏輯,孫鐵嘴在行動總結里寫了一句:「來的人從哪兒來的都有,走的時候往哪兒去的都有。」
翻譯過來就是:星條國自己的疾控中心想溯源,得先把整個北美的人口流動圖畫一遍。等他們畫完,黃花菜都涼了。
釋放的方式,說穿了就一個字:抹。
把毒抹在濾網上,抹在風口的百葉上,抹在迴風管的鐵皮上。量不大,但位置准。
三天。
三個城市。
六個執行者,一人管一站,互相不打照面。
華盛頓那個動手前還給家裡發了封明信片。郵戳是西海岸的。
明信片正面印著自由女神像,背面寫了一行字。
「這裡的雪茄真貴。」
北京收到明信片的時候,林建正在食堂吃麵條。方啟明把明信片拿給他看。
林建看了一眼,把面咽下去。
「貴就貴吧。快回國了。」
---
病毒有潛伏期。
短的三天,長的九天。
頭一周,風平浪靜。
華盛頓的地鐵照跑,紐約的時代廣場照樣人擠人,洛杉磯機場照樣起降。星條國上下都在關心棒球聯賽和油價,沒人往病毒上想。
第九天,第一例出現了。
華盛頓一個地鐵售票員,夜裡發了高燒,燒到四十度,送到醫院,醫生當重感冒治。
第二天,售票員的三個同事也倒下了。
同一天,紐約曼哈頓,時代廣場附近的兩家快餐店,五名店員先後請假,症狀一模一樣——高燒,咳嗽,身上起紅疹,眼睛發紅,跟兔子似的。
醫院很快滿了。
七天之內,華盛頓、紐約、洛杉磯,三個城市,幾百里外互不相干的三個地方,病例數同時往上躥,躥得跟體溫計似的。
星條國疾控中心慌了。
他們開會。一天三場。
會議室的黑板上畫著全美地圖,紅點越點越多。
「流感?不像。高熱不退,起疹子,淋巴結腫大,還有消化道症狀。」一個老專家推了推眼鏡,「這病我沒見過。」
「我也沒見過。」另一個說,「但我見過報告。」
「什麼報告?」
「東南亞。」那人的聲音低下去,「去年東南亞爆的那場,症狀列表跟這個……一模一樣。」
會議室里靜了兩秒。
然後有人小聲說了一句。
「不可能。那病在亞洲。」
九年。
一九六三年進去的。
那時候德特里克堡還叫德特里克堡,門口還掛著牌子,誰都能查。
龍國情報系統在那年往裡面塞了一根釘子。不顯山不露水,就在圖書館裡待著。九年時間,從館員干到副館長,管的書從八百本變成十二萬本。
誰都想不到,一個管書的,能看見什麼。
但他看見了。
實驗室的人借書,要登記。借什麼書,看什麼資料,什麼頻率,記了多少年,就是多少年。
「他已經把堡里的地形、換崗時間、冷櫃位置、門鎖型號,全部傳出來了。」林建說,「傳出來的東西,夠我們畫一張比他們的消防圖還細的圖。」
孫鐵嘴問:「內應能直接拿樣本嗎?」
「不能。」林建搖頭,「冷庫區的門禁是雙人雙鎖。他能進去,但拿不走。而且他一旦暴露,九年的線就斷了。」
「所以得我們的人進去?」
「進去。」林建說,「進去,拿,出來。不驚動任何人。」
孫鐵嘴笑了。
那種二十年老情報臉上的笑。
「林將軍,」他說,「這事,我最在行。」
---
七月的第二個星期三。
馬里蘭州的太陽毒得能把人曬脫一層皮。
凌晨四點半,德特里克堡的西門開了。
一輛白色的廂式貨車晃進來。駕駛室里坐著個白人司機,穿著印有「皇家清潔」字樣的藍工裝。副駕上是個瘦子,也穿一樣的衣服,帽檐壓得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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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口的衛兵探頭看了眼駕駛本,又敲了敲車廂板,懶洋洋地揮了揮手,放行了。
他不愛查這車。垃圾車,運的是實驗動物的墊料和籠子,味道比豬圈還衝。車裡的東西,人人捂著鼻子躲。
貨車繞過主樓,停在飼養區的後門。兩個「清潔工」下車,推著兩個大號垃圾桶往裡走。
過了三道門。都是用配好的鑰匙開的。
走到第四條走廊的拐角,其中一個「清潔工」閃進了雜物間。
再出來的時候,白工裝換成了灰大褂。
那是實驗室技術員的衣服。
門禁卡掛在胸前。
照片不是他。
但凌晨四點半,值班的人眼睛都半睜著,沒人細看。
灰大褂沿著走廊往冷庫區走。牆上貼著生物危害的標誌,黃底黑字,舊得發了毛。
走到冷庫門口,他掏鑰匙。
鑰匙是內應配的模子。鎖芯的齒位,是內應借著還書的機會,一張一張記下來的。
開鎖。二十秒。
進門。冷氣撲臉,白霧騰騰。
六排冷櫃,一溜到牆。
每個冷柜上貼著編號。編號的規律,內應早摸清了。
他找到第三排,第四台。拉開櫃門。
裡面整整齊齊碼著幾十個玻璃管,管子上貼著標籤,標籤上是數字和字母。
他核對了兩遍。
然後他戴上手套,取了七支。
——燭光計劃,七種毒株。
一支不落。
取出保溫箱,裝進去。合上。
然後他走到房間盡頭那排檔案櫃前。
掏出微型相機。
拍了四十一張。
實驗記錄。經費單。簽字頁。
拍完,他退出來。鎖門。二十秒。
原路返回。灰大褂換回藍工裝。推上垃圾桶,走出後門,上了貨車。
車開出西門的時候,衛兵打了個哈欠。
四點五十八分。
太陽還沒出來。
天邊泛著魚肚白。
七支試管,安安靜靜地躺在保溫箱裡,隨著貨車顛出了德特里克堡。
二十二年後,有人把這段行動寫進了內部教材,標題叫《如何取回自己的東西》。
當然,那是後話。
---
東西出來了,怎麼用,才是真正的活。
林建的意見很明確:不撒到野外,不撒到水源,不碰學校、醫院、居民區。
「病毒不長眼。」他說,「我們是去討債,不是去放火燒荒。」
陳遠志補充了一句:「對。萬一傳回咱們這邊,那才叫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三個地點都是人多、流通快、通風系統集中、便於「定點釋放」的地方。
華盛頓的地鐵。中心樞紐站的通風管道。
紐約的時代廣場。路邊的排風井。
洛杉磯的國際機場。航站樓的中央空調迴風口。
選這三個點的邏輯,孫鐵嘴在行動總結里寫了一句:「來的人從哪兒來的都有,走的時候往哪兒去的都有。」
翻譯過來就是:星條國自己的疾控中心想溯源,得先把整個北美的人口流動圖畫一遍。等他們畫完,黃花菜都涼了。
釋放的方式,說穿了就一個字:抹。
把毒抹在濾網上,抹在風口的百葉上,抹在迴風管的鐵皮上。量不大,但位置准。
三天。
三個城市。
六個執行者,一人管一站,互相不打照面。
華盛頓那個動手前還給家裡發了封明信片。郵戳是西海岸的。
明信片正面印著自由女神像,背面寫了一行字。
「這裡的雪茄真貴。」
北京收到明信片的時候,林建正在食堂吃麵條。方啟明把明信片拿給他看。
林建看了一眼,把面咽下去。
「貴就貴吧。快回國了。」
---
病毒有潛伏期。
短的三天,長的九天。
頭一周,風平浪靜。
華盛頓的地鐵照跑,紐約的時代廣場照樣人擠人,洛杉磯機場照樣起降。星條國上下都在關心棒球聯賽和油價,沒人往病毒上想。
第九天,第一例出現了。
華盛頓一個地鐵售票員,夜裡發了高燒,燒到四十度,送到醫院,醫生當重感冒治。
第二天,售票員的三個同事也倒下了。
同一天,紐約曼哈頓,時代廣場附近的兩家快餐店,五名店員先後請假,症狀一模一樣——高燒,咳嗽,身上起紅疹,眼睛發紅,跟兔子似的。
醫院很快滿了。
七天之內,華盛頓、紐約、洛杉磯,三個城市,幾百里外互不相干的三個地方,病例數同時往上躥,躥得跟體溫計似的。
星條國疾控中心慌了。
他們開會。一天三場。
會議室的黑板上畫著全美地圖,紅點越點越多。
「流感?不像。高熱不退,起疹子,淋巴結腫大,還有消化道症狀。」一個老專家推了推眼鏡,「這病我沒見過。」
「我也沒見過。」另一個說,「但我見過報告。」
「什麼報告?」
「東南亞。」那人的聲音低下去,「去年東南亞爆的那場,症狀列表跟這個……一模一樣。」
會議室里靜了兩秒。
然後有人小聲說了一句。
「不可能。那病在亞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