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3章 波瀾（一）（6K還欠的字數）
第113章 波瀾（一）（6K還欠的字數）
回到布魯克林的出租屋，胡越立即著手剪片子。
儘管心中有千言萬語想要表達，但他拍了十幾個小時的素材，三十多個人的故事，每個人都是一堆碎片一說話的、沉默的、哭的、不哭的、看著鏡頭髮呆的、看著窗外發呆的。
他不知道怎麼把這堆碎片，拼成一個東西。
他再次強迫自己靜下心來，慢慢地把這些素材翻來覆去的反覆翻看。
第一天，他只是看。
從頭看到尾，一個不落。那些臉在屏幕上閃過—白的、黑的、拉美裔的、亞裔的。
老的、年輕的、中年的。男的、女的。有人說話時看著鏡頭，有人低著頭，有人看著窗外發呆。
他看到凌晨三點，眼睛快瞎了，關掉電腦睡覺。第二天醒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都記不住。
第二天，他再看一遍。
這一次，他拿著筆記本，每個人記幾行：叫什麼，多大了，什麼病，欠多少，說了什麼印象深刻的話。
記到第二十個人的時候，他停下來了。
他發現一個問題：這些人說的話，單獨看都挺慘，但放在一起，好像都差不多「保險不賠」「帳單太貴」「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視頻剪出來也是這樣，那就完了。沒人願意看三十個人說一樣的話。
第三天，他不記了。就坐在那兒，一遍一遍地看，用自己心裡一點點積攢的情緒，來醞釀靈感。
凌晨兩點，他看到第十五遍的時候，突然被一個畫面釘住了。
那是拉蒙·席爾瓦那個芝加哥的墨西哥裔年輕人，胃癌早期，被保險公司拖著不給批手術方案。畫面里，他蹲在廚房地上，抱著頭，說了那句讓胡雋愣住的話：「我不知道該恨誰。」
胡雋把這個畫面截下來，拖進時間線。
然後他繼續看。
凌晨四點，第二個畫面釘住他。
凱文·哈里斯一羅切斯特那個要賣房子的建築公司前項目經理。畫面里，他坐在門廊上，手裡攥著那罐啤酒，看著那棵楓樹，說：「我女兒在這棟房子裡長大的。她的房間在二樓，窗戶對著那棵楓樹，秋天的時候特別漂亮。」
他頓了頓。
「下個月，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胡雋把這個也拖進去。
芭芭拉·奧康納一坦帕那個六十二歲的退休收銀員，乳腺癌，化療掉光了頭髮，用頭巾包著。畫面里，她坐在陽台上，看著遠處的夕陽，陽光照在她臉上，她笑了一下，說：「我不恨他們。我只是不明白。」
胡雋盯著那個畫面，一動不動。
他不明白的是什麼？是保險公司為什麼可以推翻醫生的決定？是這個國家為什麼讓生病的人還要為錢發愁？還是她自己，一輩子老老實實工作，到頭來還是落到這步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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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雋不知道。他只知道，這個女人說「我不恨」的時候，比那些罵罵咧咧的人，讓他心裡更難受。
他把這段也拖進去。
第四天，他開始有了思路。
不是按人剪，是按情緒剪。
那些說「我不知道該恨誰」的，剪在一起。那些說「他們只是按流程辦事」的，剪在一起。那些沉默著不說話的，剪在一起。那些哭的，剪在一起。那些不哭的，剪在一起。
然後他發現一件事：
哭的人，其實不多。更多的是不哭的。就坐在那兒，像木頭一樣，把那些事一件一件說出來，說到最後，不說了，就看著窗外發呆。
胡雋想起黛安說過的話—「那些剛收到帳單的人，腦子裡想的都是我這輩子完了」，你湊上去問「能聊聊嗎」，人家不罵你才怪。」
這些人已經過了那個階段了。他們已經接受「這輩子完了」，只是在想，怎麼就完了呢？
第五天，他把所有的素材重新看了一遍，這次帶著明確的目的找那些「怎麼就完了呢」的瞬間。
凱文說完房子的事，停了三秒，然後說：「我幹了一輩子，就買了這一棟房子。」
拉蒙說完不知道該恨誰，停了兩秒，然後說：「我爸媽從墨西哥偷渡過來，打了三十年工，就留下這一棟房子。」
一個他沒記住名字的黑人老太太，坐在輪椅上，看著窗外，突然說：「我十六歲開始打工，六十二歲退休，幹了四十六年。我以為我攢夠了。我沒有。」
胡雋把這些話，一個一個剪進去。
第六天，他開始排列組合。
把「幹了一輩子」的和「房子沒了」的放在一起。
把「不知道該恨誰」的和「他們只是按流程辦事」的放在一起。
把「我不恨」的和「我幹了四十六年」的放在一起。
然後他發現，只要把這些人的故事梳理出來，故事本身就會說話。
第七天凌晨，成片出來了。
四十三分鐘。
胡雋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他靠在椅子上，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
他不知道這個視頻好不好。他只知道，剪完這個視頻，他好像變了一個人。
以前他覺得，拍視頻是為了賺錢，為了火，為了讓國內的人看到真相。
現在他覺得，真相，是他媽的沉甸甸的。
胡雋正在做視頻的時候，張浩然也坐在書桌前，盯著電腦屏幕上的那個標題：馮曉剛一《集結號》。
解讀並批判這部電影，是張浩然自從第一次看任夏視頻，就在腦海之中萌發出來的念頭。
《集結號》上映那年，張浩然還在上初中。他記得語文老師專門用一節課講這部電影，說它「第一次讓我們看到了戰爭的真相」，說它「把普通人的人性還給了戰士」，說它「比那些假大空的戰爭片強一萬倍」。
那時候他也信，甚至把這部電影專門下載下來，存在了硬碟之中。
但當他看了任夏解讀《南京！南京！》視頻後，開始覺得這部電影似乎有些不對，不過當時他還說不出哪兒不對，只是朦朧的感覺。
而現在，在看完了任夏諸多電影解讀視頻，並親身解讀了幾個相關電影以後，他心中的那點不對，已經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強烈。
這部電影有根本性的立場問題。
這是張浩然的判斷，他相信只要能把這部電影裡面的事情講深講透，不敢說能復刻任夏當初視頻爆火的神跡，但引發的震動一定比他此前所有的視頻要大得多。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非常慎重。
馮曉剛是中國電影金字塔尖上的人。
他是「賀歲片之父」，華誼兄弟的台柱子，從《甲方乙方》到《天下無賊》到《夜宴》，一部接一部，票房一部比一部高。
他的背後站著整個商業電影體系，站著資本，站著無數靠他吃飯的人。
從陳宇來滬上道歉、簽協議、配運營，到現在已經兩周。
這兩周，他把所有能找的資料都找了一遍：《集結號》的電影本身、馮曉剛的訪談、
編劇劉恆的文章、監製陳國富的發言、當年的影評、後來的爭議、那些被淹沒的老兵聲音。
尤其是馮曉剛在電影上映後接受南方周末的訪談內容，張浩然翻來覆去已經看了十幾遍。
馮曉剛在採訪中說：「傳統的戰爭片是為政治服務的，他拍《集結號》這部電影是選擇從市場的角度切入。」
「電影裡的人不是自願成為烈士，是在被動情況下成為的，他們把命都搭進去了。」
「一個人在戰爭面前表現出來的恐懼和懦弱，是人性的常態。」
這幾句輕飄飄的訪談，讓張浩然非常憤怒。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朝鮮戰場上喊著「向我開炮」的王成，是假的？
捨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呢？
用胸膛堵槍眼的黃繼光呢？
張浩然回想起任夏說過的一句話：「每當創作者開始用人性這個詞的時候，最好都要問一句：他說的人性，是誰的人性？是所有人的，還是只是他自己能理解的那一小部分？」
電影之中，馮曉剛所理解並展現的人性，是恐懼，是怯懦，是想活著。
但他不理解，或者說他拒絕理解的另一種「人性」是有人可以為了信仰，戰勝恐懼；有人可以為了他人，犧牲自己；有人可以面對死亡，從容赴死。
這些不是「假」的。這些是那個年代真實存在過的人。
把這些人從歷史中抹去，只留下那些和自己一樣卑瑣的靈魂，然後說「這才是真實的人性」這不是在還原歷史，這是在用今天的尺子，丈量昨天的人。
深夜十一點，張浩然終於開始動筆。
他把電影中最核心的幾個問題，一個一個列出來：
第一，《集結號》模糊和抹煞了解放戰爭的正義性。
編劇劉恆說：「我們不討論戰爭有沒有意義。」
監製陳國富說：「我們特意避開其正義、邪惡之名的爭論。」
導演馮曉剛說：「我的立場很鮮明。」
但問題是——這場戰爭本身，是有立場的。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這個口號不是空洞的宣傳，它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民心所向。
三年時間，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蔣介石的反動軍隊，把蔣家王朝的殘餘勢力趕到台灣。
這不是一場「無所謂正義非正義的內戰」，這是一場革命反對反革命、正義反對非正義的戰爭。
否定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等於否定歷史，否定人民解放軍，否定中國革命，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否定那些為全國解放犧牲的無數烈士。
馮曉剛可以不討論，但歷史本身，已經討論過了。
第二，電影中存在太多完全虛構，甚至為了抹黑我軍才出現的虛假情節。
馮曉剛在電影中違背軍事常識和實際生活，隨心所欲地編造故事，單是影片名稱的「集結號」，就足以證明。因為我軍所有使用過的號譜中，從未有過撤退的號譜。
這不是我軍作戰只許前進不許撤退，而是撤出戰鬥必須有專人通知，或者戰前有撤出時間的命令。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軍號的號音你能聽到，敵人也能聽到，如果敵人聽到了上級讓你撤退，會猛烈反撲，到時無法撤退。
此外，電影中的指導員形象，也嚴重被扭曲，抹黑。
人民軍隊的指導員，從來不是什麼只會在戰場上尿褲子的書生，更不是只會幫助戰士寫家信的文人，而是從血與火的考驗之中鍛鍊出來的，黨性最堅定、戰鬥意志最頑強的戰士。
而在電影中的指導員呢？除了尿褲子，寫家信，什麼也幹不了，甚至在戰鬥的緊要關頭，竟然出現祈禱神佛保佑的行為。
這和歐美戰爭片中祈求上帝保佑有什麼區別！
第三，《集結號》否定了人民解放軍從建軍以來長久的光榮形象和傳統。
電影裡，團長瞞著九連，不告訴他們整體作戰意圖，甚至欺騙他們。
電影裡，黨支部沒有出現，黨員沒有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消失不見。
電影裡，官兵之間稱兄道弟，「同志」二字被丟到九霄雲外。
電影裡，連長可以隨意槍斃俘虜，瓦解敵軍、寬待俘虜的原則蕩然無存。
這是真實的解放軍嗎？
毫無疑問，完全不是。
真實的解放軍，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這是這支軍隊艱難奮戰而不潰散的根本原因。
真實的解放軍，官兵一致，上下級之間是階級兄弟的關係。一個戰士受傷了，千難萬難也要把他救下來；烈士的遺體，掩埋以後還要插上一塊寫有烈士英名的木牌子。
真實的解放軍，有著最嚴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每一個戰士都爛熟於心。
馮曉剛拍的不是解放軍，是他想像中的、符合西方審美的那支「人性化」的軍隊。
馮曉剛說，過去的電影裡那些爭著當爆破手的戰士「太假了」。
他說，「一個人在戰爭面前表現出來的恐懼和懦弱，是人的常態。」
他說，穀子地不是傳統英雄，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會膽怯也有私心的人」。
長征途中，有戰士把僅有的一把炒青稞讓給戰友，自己餓死在草地。
抗日戰爭中，有無數戰士明知必死，依然沖向敵陣。
解放戰爭中，一個連隊可以打到最後一個人，依然堅守陣地。
這些人，不是沒有恐懼。他們也是人，也會害怕。但他們選擇了戰勝恐懼。
這才是真實的英雄主義不是沒有恐懼，而是戰勝恐懼。
馮曉剛把恐懼當成「常態」，把戰勝恐懼說成「虛假」，這是在用他自己的標準，否定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
凌晨三點，張浩然梳理完了電影劇情前半段的錯誤，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了電影的後半段。
這也是張浩然感到最為憤怒的一部分。
後半段之中，穀子地活下來了，但他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為犧牲的47個戰友正名。
證明他們是烈士，不是失蹤，不是逃兵，不是無名無姓地埋在煤山下的孤魂野鬼。
這一段，馮曉剛拍得很用心。
穀子地一個人在煤山上刨，刨了幾天幾夜，手指刨出血，刨出一塊塊白骨。他捧著那些骨頭，像個瘋子一樣對著天空喊：「弟兄們，我給你們找著了！我給你們找著了！」
音樂起，鏡頭拉遠，天地之間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呢？
然後，沒有人。
沒有人幫他。沒有人問他在刨什麼。沒有人關心那些骨頭是誰。當地老百姓不知道，當地政府不知道，連部隊的人也不知道。
47個烈士，埋在煤山下十幾年，無人問津。
直到穀子地一個人，用一雙血肉模糊的手，把他們刨出來。
張浩然盯著這段，突然意識到一個事——
馮曉剛拍這個情節，是想煽情。他想讓觀眾哭，想讓觀眾覺得「太慘了」「太孤獨了」「太偉大了」。
但他拍出來的，是一個更可怕的東西：
在那個世界裡，沒有人記得烈士。
戰友不記得？穀子地記得，可只有他一個人記得。
其他人呢？
那些和九連一起打過仗的部隊呢？
那些一起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兄弟呢？他們去哪了？他們為什麼不來找？
組織不記得？九連是建制連隊，有番號，有編制，有戰史記錄。
47個人犧牲了，戰後清點、登記、追認，這是部隊最基本的制度。
可電影裡，這些統統沒有。仿佛這47個人，打完了就消失了，組織把他們忘了。
老百姓不記得？淮海戰役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
那些犧牲的戰士，就埋在老百姓的地里、山上、路邊。
老百姓會不知道？會不關心？會任由他們的遺骸散落在煤山上十幾年無人問津？
可馮曉剛的鏡頭裡，所有人都不記得。
只有穀子地一個人記得。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
馮曉剛到底在拍什麼？
他拍的，不是一個英雄為戰友正名的故事。
他拍的，是一個英雄被世界遺忘、被組織拋棄、被歷史淹沒的悲劇。
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人關心烈士。沒有人記得犧牲。沒有人相信信仰。
在電影之中，馮曉剛為了塑造穀子地這個虛構人物的偉大，把所有事情都給抹除掉了。
他抹掉了組織的存在，於是穀子地只能一個人刨。
他抹掉了戰友的存在，於是47個人只有穀子地記得。
他抹掉了老百姓的存在，於是那些白骨在煤山下躺了十幾年，無人過問。
他抹掉了一切，然後對觀眾說：看，多麼孤獨，多麼偉大。
但這不是真實。
這是虛構。
這是用「孤獨」包裝的另一種虛無在這個虛無的世界裡，信仰是假的，組織是假的，人與人之間的牽絆也是假的。
唯一真的，是穀子地一個人。
張浩然想起電影裡那句被無數人吹捧的台詞：「生下來，活下去。」
馮曉剛想說的是：人活著就是孤獨的，只能靠自己。
可他忘了，那些1948年倒在戰場上的戰士，不是為了「生下來活下去」才死的。
他們是為了讓後人能活在一個有人記得、有人關心、有人願意刨出白骨也要正名的世界裡。
他們死的時候，相信這個世界會記得他們。
凌晨五點，張浩然完全理解讀文案主體部分的寫作，把最後一些素材添加到裡面。
那是2007年《集結號》上映後，境外媒體的一片叫好聲，以及長安街時報在電影上映後的批評。
有西方媒體評論：「《集結號》終於開始質疑官方對歷史的解讀。」
有境外影評人歡呼：「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用普世價值解構革命歷史。」
境外媒體甚至直言：「這部電影的意義，在於它削弱了官方對歷史的話語權。」
而長安街時報在當時則旗幟鮮明地指出電影的危害，就在於否定了先烈的犧牲精神。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對歷史的解釋，那麼當我們轉回頭來面向未來的時候，我們將只能看到一片灰暗。」
「我們還想不想要一個更好的制度？我們還願不願意進入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我們還希不希望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就必須要有理想，但既然那些犧牲了的先輩們都不可能有理想，我們又如何可能呢？」
「即使我們真的還有理想，我們的後輩會不會承認我們呢？他們會不會也把我們看成是一群不被迫就什麼也不願意做的人？
張浩然把這段資料定格在屏幕上，反覆審視。
清晨第一縷陽光照在他臉上的時候，他終於動筆，寫下了文案的最後一句話：「當敵人開始鼓掌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該問一問：「誰在背叛？誰在被遺忘？」」
整篇文案寫完以後，張浩然簡單休息後，更是片刻不停，將視頻錄製剪輯完成，發到了陳宇那裡提交審核。
幾乎是收到張浩然視頻的前後腳，胡雋剛剛做好的視頻也發到了陳宇那裡，而陳宇此時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審核的這兩個視頻，將會在網絡上引發多麼大的震撼和波瀾。
回到布魯克林的出租屋，胡越立即著手剪片子。
儘管心中有千言萬語想要表達，但他拍了十幾個小時的素材，三十多個人的故事，每個人都是一堆碎片一說話的、沉默的、哭的、不哭的、看著鏡頭髮呆的、看著窗外發呆的。
他不知道怎麼把這堆碎片，拼成一個東西。
他再次強迫自己靜下心來，慢慢地把這些素材翻來覆去的反覆翻看。
第一天，他只是看。
從頭看到尾，一個不落。那些臉在屏幕上閃過—白的、黑的、拉美裔的、亞裔的。
老的、年輕的、中年的。男的、女的。有人說話時看著鏡頭，有人低著頭，有人看著窗外發呆。
他看到凌晨三點，眼睛快瞎了，關掉電腦睡覺。第二天醒來，腦子裡一片空白，什麼都記不住。
第二天，他再看一遍。
這一次，他拿著筆記本，每個人記幾行：叫什麼，多大了，什麼病，欠多少，說了什麼印象深刻的話。
記到第二十個人的時候，他停下來了。
他發現一個問題：這些人說的話，單獨看都挺慘，但放在一起，好像都差不多「保險不賠」「帳單太貴」「不知道該怎麼辦」。
如果視頻剪出來也是這樣，那就完了。沒人願意看三十個人說一樣的話。
第三天，他不記了。就坐在那兒，一遍一遍地看，用自己心裡一點點積攢的情緒，來醞釀靈感。
凌晨兩點，他看到第十五遍的時候，突然被一個畫面釘住了。
那是拉蒙·席爾瓦那個芝加哥的墨西哥裔年輕人，胃癌早期，被保險公司拖著不給批手術方案。畫面里，他蹲在廚房地上，抱著頭，說了那句讓胡雋愣住的話：「我不知道該恨誰。」
胡雋把這個畫面截下來，拖進時間線。
然後他繼續看。
凌晨四點，第二個畫面釘住他。
凱文·哈里斯一羅切斯特那個要賣房子的建築公司前項目經理。畫面里，他坐在門廊上，手裡攥著那罐啤酒，看著那棵楓樹，說：「我女兒在這棟房子裡長大的。她的房間在二樓，窗戶對著那棵楓樹，秋天的時候特別漂亮。」
他頓了頓。
「下個月，這房子就不是我的了。
，胡雋把這個也拖進去。
芭芭拉·奧康納一坦帕那個六十二歲的退休收銀員，乳腺癌，化療掉光了頭髮，用頭巾包著。畫面里，她坐在陽台上，看著遠處的夕陽，陽光照在她臉上，她笑了一下，說：「我不恨他們。我只是不明白。」
胡雋盯著那個畫面，一動不動。
他不明白的是什麼？是保險公司為什麼可以推翻醫生的決定？是這個國家為什麼讓生病的人還要為錢發愁？還是她自己，一輩子老老實實工作，到頭來還是落到這步田地？
【寫到這裡我希望讀者記一下我們域名 TW 看書網書庫多，𝖘𝖍𝖚.𝖙𝖜任你選 】
胡雋不知道。他只知道，這個女人說「我不恨」的時候，比那些罵罵咧咧的人，讓他心裡更難受。
他把這段也拖進去。
第四天，他開始有了思路。
不是按人剪，是按情緒剪。
那些說「我不知道該恨誰」的，剪在一起。那些說「他們只是按流程辦事」的，剪在一起。那些沉默著不說話的，剪在一起。那些哭的，剪在一起。那些不哭的，剪在一起。
然後他發現一件事：
哭的人，其實不多。更多的是不哭的。就坐在那兒，像木頭一樣，把那些事一件一件說出來，說到最後，不說了，就看著窗外發呆。
胡雋想起黛安說過的話—「那些剛收到帳單的人，腦子裡想的都是我這輩子完了」，你湊上去問「能聊聊嗎」，人家不罵你才怪。」
這些人已經過了那個階段了。他們已經接受「這輩子完了」，只是在想，怎麼就完了呢？
第五天，他把所有的素材重新看了一遍，這次帶著明確的目的找那些「怎麼就完了呢」的瞬間。
凱文說完房子的事，停了三秒，然後說：「我幹了一輩子，就買了這一棟房子。」
拉蒙說完不知道該恨誰，停了兩秒，然後說：「我爸媽從墨西哥偷渡過來，打了三十年工，就留下這一棟房子。」
一個他沒記住名字的黑人老太太，坐在輪椅上，看著窗外，突然說：「我十六歲開始打工，六十二歲退休，幹了四十六年。我以為我攢夠了。我沒有。」
胡雋把這些話，一個一個剪進去。
第六天，他開始排列組合。
把「幹了一輩子」的和「房子沒了」的放在一起。
把「不知道該恨誰」的和「他們只是按流程辦事」的放在一起。
把「我不恨」的和「我幹了四十六年」的放在一起。
然後他發現，只要把這些人的故事梳理出來，故事本身就會說話。
第七天凌晨，成片出來了。
四十三分鐘。
胡雋從頭到尾看了一遍。看完，他靠在椅子上，盯著天花板，一動不動。
他不知道這個視頻好不好。他只知道，剪完這個視頻，他好像變了一個人。
以前他覺得，拍視頻是為了賺錢，為了火，為了讓國內的人看到真相。
現在他覺得，真相，是他媽的沉甸甸的。
胡雋正在做視頻的時候，張浩然也坐在書桌前，盯著電腦屏幕上的那個標題：馮曉剛一《集結號》。
解讀並批判這部電影，是張浩然自從第一次看任夏視頻，就在腦海之中萌發出來的念頭。
《集結號》上映那年，張浩然還在上初中。他記得語文老師專門用一節課講這部電影，說它「第一次讓我們看到了戰爭的真相」，說它「把普通人的人性還給了戰士」，說它「比那些假大空的戰爭片強一萬倍」。
那時候他也信，甚至把這部電影專門下載下來，存在了硬碟之中。
但當他看了任夏解讀《南京！南京！》視頻後，開始覺得這部電影似乎有些不對，不過當時他還說不出哪兒不對，只是朦朧的感覺。
而現在，在看完了任夏諸多電影解讀視頻，並親身解讀了幾個相關電影以後，他心中的那點不對，已經越來越清晰，越來越強烈。
這部電影有根本性的立場問題。
這是張浩然的判斷，他相信只要能把這部電影裡面的事情講深講透，不敢說能復刻任夏當初視頻爆火的神跡，但引發的震動一定比他此前所有的視頻要大得多。
但即便如此，他依然非常慎重。
馮曉剛是中國電影金字塔尖上的人。
他是「賀歲片之父」，華誼兄弟的台柱子，從《甲方乙方》到《天下無賊》到《夜宴》，一部接一部，票房一部比一部高。
他的背後站著整個商業電影體系，站著資本，站著無數靠他吃飯的人。
從陳宇來滬上道歉、簽協議、配運營，到現在已經兩周。
這兩周，他把所有能找的資料都找了一遍：《集結號》的電影本身、馮曉剛的訪談、
編劇劉恆的文章、監製陳國富的發言、當年的影評、後來的爭議、那些被淹沒的老兵聲音。
尤其是馮曉剛在電影上映後接受南方周末的訪談內容，張浩然翻來覆去已經看了十幾遍。
馮曉剛在採訪中說：「傳統的戰爭片是為政治服務的，他拍《集結號》這部電影是選擇從市場的角度切入。」
「電影裡的人不是自願成為烈士，是在被動情況下成為的，他們把命都搭進去了。」
「一個人在戰爭面前表現出來的恐懼和懦弱，是人性的常態。」
這幾句輕飄飄的訪談，讓張浩然非常憤怒。
如果按照他的邏輯，朝鮮戰場上喊著「向我開炮」的王成，是假的？
捨身炸碉堡的董存瑞呢？
用胸膛堵槍眼的黃繼光呢？
張浩然回想起任夏說過的一句話：「每當創作者開始用人性這個詞的時候，最好都要問一句：他說的人性，是誰的人性？是所有人的，還是只是他自己能理解的那一小部分？」
電影之中，馮曉剛所理解並展現的人性，是恐懼，是怯懦，是想活著。
但他不理解，或者說他拒絕理解的另一種「人性」是有人可以為了信仰，戰勝恐懼；有人可以為了他人，犧牲自己；有人可以面對死亡，從容赴死。
這些不是「假」的。這些是那個年代真實存在過的人。
把這些人從歷史中抹去，只留下那些和自己一樣卑瑣的靈魂，然後說「這才是真實的人性」這不是在還原歷史，這是在用今天的尺子，丈量昨天的人。
深夜十一點，張浩然終於開始動筆。
他把電影中最核心的幾個問題，一個一個列出來：
第一，《集結號》模糊和抹煞了解放戰爭的正義性。
編劇劉恆說：「我們不討論戰爭有沒有意義。」
監製陳國富說：「我們特意避開其正義、邪惡之名的爭論。」
導演馮曉剛說：「我的立場很鮮明。」
但問題是——這場戰爭本身，是有立場的。
1947年10月，《人民解放軍宣言》中明確提出：「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
這個口號不是空洞的宣傳，它是那個時代最真實的民心所向。
三年時間，人民解放軍以摧枯拉朽之勢，消滅了蔣介石的反動軍隊，把蔣家王朝的殘餘勢力趕到台灣。
這不是一場「無所謂正義非正義的內戰」，這是一場革命反對反革命、正義反對非正義的戰爭。
否定這場戰爭的正義性，就等於否定歷史，否定人民解放軍，否定中國革命，否定社會主義新中國，否定那些為全國解放犧牲的無數烈士。
馮曉剛可以不討論，但歷史本身，已經討論過了。
第二，電影中存在太多完全虛構，甚至為了抹黑我軍才出現的虛假情節。
馮曉剛在電影中違背軍事常識和實際生活，隨心所欲地編造故事，單是影片名稱的「集結號」，就足以證明。因為我軍所有使用過的號譜中，從未有過撤退的號譜。
這不是我軍作戰只許前進不許撤退，而是撤出戰鬥必須有專人通知，或者戰前有撤出時間的命令。為什麼呢？原因很簡單，因為軍號的號音你能聽到，敵人也能聽到，如果敵人聽到了上級讓你撤退，會猛烈反撲，到時無法撤退。
此外，電影中的指導員形象，也嚴重被扭曲，抹黑。
人民軍隊的指導員，從來不是什麼只會在戰場上尿褲子的書生，更不是只會幫助戰士寫家信的文人，而是從血與火的考驗之中鍛鍊出來的，黨性最堅定、戰鬥意志最頑強的戰士。
而在電影中的指導員呢？除了尿褲子，寫家信，什麼也幹不了，甚至在戰鬥的緊要關頭，竟然出現祈禱神佛保佑的行為。
這和歐美戰爭片中祈求上帝保佑有什麼區別！
第三，《集結號》否定了人民解放軍從建軍以來長久的光榮形象和傳統。
電影裡，團長瞞著九連，不告訴他們整體作戰意圖，甚至欺騙他們。
電影裡，黨支部沒有出現，黨員沒有發揮先鋒模範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消失不見。
電影裡，官兵之間稱兄道弟，「同志」二字被丟到九霄雲外。
電影裡，連長可以隨意槍斃俘虜，瓦解敵軍、寬待俘虜的原則蕩然無存。
這是真實的解放軍嗎？
毫無疑問，完全不是。
真實的解放軍，支部建在連上，黨指揮槍，這是這支軍隊艱難奮戰而不潰散的根本原因。
真實的解放軍，官兵一致，上下級之間是階級兄弟的關係。一個戰士受傷了，千難萬難也要把他救下來；烈士的遺體，掩埋以後還要插上一塊寫有烈士英名的木牌子。
真實的解放軍，有著最嚴格的政治工作制度。三大紀律八項注意，每一個戰士都爛熟於心。
馮曉剛拍的不是解放軍，是他想像中的、符合西方審美的那支「人性化」的軍隊。
馮曉剛說，過去的電影裡那些爭著當爆破手的戰士「太假了」。
他說，「一個人在戰爭面前表現出來的恐懼和懦弱，是人的常態。」
他說，穀子地不是傳統英雄，只是一個「有血有肉、會膽怯也有私心的人」。
長征途中，有戰士把僅有的一把炒青稞讓給戰友，自己餓死在草地。
抗日戰爭中，有無數戰士明知必死，依然沖向敵陣。
解放戰爭中，一個連隊可以打到最後一個人，依然堅守陣地。
這些人，不是沒有恐懼。他們也是人，也會害怕。但他們選擇了戰勝恐懼。
這才是真實的英雄主義不是沒有恐懼，而是戰勝恐懼。
馮曉剛把恐懼當成「常態」，把戰勝恐懼說成「虛假」，這是在用他自己的標準，否定一個時代的精神高度。
凌晨三點，張浩然梳理完了電影劇情前半段的錯誤，開始將注意力集中在了電影的後半段。
這也是張浩然感到最為憤怒的一部分。
後半段之中，穀子地活下來了，但他活著的唯一目的，就是為犧牲的47個戰友正名。
證明他們是烈士，不是失蹤，不是逃兵，不是無名無姓地埋在煤山下的孤魂野鬼。
這一段，馮曉剛拍得很用心。
穀子地一個人在煤山上刨，刨了幾天幾夜，手指刨出血，刨出一塊塊白骨。他捧著那些骨頭，像個瘋子一樣對著天空喊：「弟兄們，我給你們找著了！我給你們找著了！」
音樂起，鏡頭拉遠，天地之間只有他一個人。
然後呢？
然後，沒有人。
沒有人幫他。沒有人問他在刨什麼。沒有人關心那些骨頭是誰。當地老百姓不知道，當地政府不知道，連部隊的人也不知道。
47個烈士，埋在煤山下十幾年，無人問津。
直到穀子地一個人，用一雙血肉模糊的手，把他們刨出來。
張浩然盯著這段，突然意識到一個事——
馮曉剛拍這個情節，是想煽情。他想讓觀眾哭，想讓觀眾覺得「太慘了」「太孤獨了」「太偉大了」。
但他拍出來的，是一個更可怕的東西：
在那個世界裡，沒有人記得烈士。
戰友不記得？穀子地記得，可只有他一個人記得。
其他人呢？
那些和九連一起打過仗的部隊呢？
那些一起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兄弟呢？他們去哪了？他們為什麼不來找？
組織不記得？九連是建制連隊，有番號，有編制，有戰史記錄。
47個人犧牲了，戰後清點、登記、追認，這是部隊最基本的制度。
可電影裡，這些統統沒有。仿佛這47個人，打完了就消失了，組織把他們忘了。
老百姓不記得？淮海戰役是人民用小車推出來的。
那些犧牲的戰士，就埋在老百姓的地里、山上、路邊。
老百姓會不知道？會不關心？會任由他們的遺骸散落在煤山上十幾年無人問津？
可馮曉剛的鏡頭裡，所有人都不記得。
只有穀子地一個人記得。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
馮曉剛到底在拍什麼？
他拍的，不是一個英雄為戰友正名的故事。
他拍的，是一個英雄被世界遺忘、被組織拋棄、被歷史淹沒的悲劇。
在這個世界裡，沒有人關心烈士。沒有人記得犧牲。沒有人相信信仰。
在電影之中，馮曉剛為了塑造穀子地這個虛構人物的偉大，把所有事情都給抹除掉了。
他抹掉了組織的存在，於是穀子地只能一個人刨。
他抹掉了戰友的存在，於是47個人只有穀子地記得。
他抹掉了老百姓的存在，於是那些白骨在煤山下躺了十幾年，無人過問。
他抹掉了一切，然後對觀眾說：看，多麼孤獨，多麼偉大。
但這不是真實。
這是虛構。
這是用「孤獨」包裝的另一種虛無在這個虛無的世界裡，信仰是假的，組織是假的，人與人之間的牽絆也是假的。
唯一真的，是穀子地一個人。
張浩然想起電影裡那句被無數人吹捧的台詞：「生下來，活下去。」
馮曉剛想說的是：人活著就是孤獨的，只能靠自己。
可他忘了，那些1948年倒在戰場上的戰士，不是為了「生下來活下去」才死的。
他們是為了讓後人能活在一個有人記得、有人關心、有人願意刨出白骨也要正名的世界裡。
他們死的時候，相信這個世界會記得他們。
凌晨五點，張浩然完全理解讀文案主體部分的寫作，把最後一些素材添加到裡面。
那是2007年《集結號》上映後，境外媒體的一片叫好聲，以及長安街時報在電影上映後的批評。
有西方媒體評論：「《集結號》終於開始質疑官方對歷史的解讀。」
有境外影評人歡呼：「這是中國電影第一次用普世價值解構革命歷史。」
境外媒體甚至直言：「這部電影的意義，在於它削弱了官方對歷史的話語權。」
而長安街時報在當時則旗幟鮮明地指出電影的危害，就在於否定了先烈的犧牲精神。
「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對歷史的解釋，那麼當我們轉回頭來面向未來的時候，我們將只能看到一片灰暗。」
「我們還想不想要一個更好的制度？我們還願不願意進入一個更理想的社會？我們還希不希望有一個光明的未來？」
「假如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就必須要有理想，但既然那些犧牲了的先輩們都不可能有理想，我們又如何可能呢？」
「即使我們真的還有理想，我們的後輩會不會承認我們呢？他們會不會也把我們看成是一群不被迫就什麼也不願意做的人？
張浩然把這段資料定格在屏幕上，反覆審視。
清晨第一縷陽光照在他臉上的時候，他終於動筆，寫下了文案的最後一句話：「當敵人開始鼓掌的時候，我們每個人都該問一問：「誰在背叛？誰在被遺忘？」」
整篇文案寫完以後，張浩然簡單休息後，更是片刻不停，將視頻錄製剪輯完成，發到了陳宇那裡提交審核。
幾乎是收到張浩然視頻的前後腳，胡雋剛剛做好的視頻也發到了陳宇那裡，而陳宇此時還不知道，自己即將審核的這兩個視頻，將會在網絡上引發多麼大的震撼和波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