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88章 大木的故事1
大木第一次對外面的世界有概念，是那年冬天。
那天傍晚他蹲在灶台邊幫母親往灶膛里添柴，聽見院門外面傳來一陣陌生的腳步聲，然後是哥哥的聲音——是大哥大郎，他穿著大木沒見過的深綠色軍裝，肩上掛著背包，腰帶上別著一個他認不出用途的皮盒子。
大哥進門之後把背包放在地上，蹲下來摸了摸大木的腦袋，但大木一點也不介意，因為他看見大哥的手腕上戴著一塊銀光閃閃的表。
那天晚上家裡吃的是白米飯。
大木已經快記不清上次吃純白米飯是什麼時候了，家裡的米缸常年只有半截，摻著紅薯干和小米一起煮，粥面泛著那種摻了雜糧的淡褐色。
大哥從背包里拿出一個小紙包打開來，裡面是一塊干硬的、被擠壓得變了形的柿餅，分成了三份，母親一份，二哥一份，大木自己的那一份他攥在手裡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始吃，柿餅表面的糖霜在舌尖上化開的時候，他覺得那是世上最甜的東西了。
大哥在家裡待了三天。
三天裡他講了很多事，講朝鮮那邊的房子比村裡的矮一些，但屋頂鋪的是瓦不是草；
講他們駐紮的鎮子上有一條開滿了店鋪的街，裡面有賣糖、賣布、賣各種大木只在夢裡見過的東西；
講和他們住在同一片營區附近的當地人雖然穿的比家裡差，但對他們這些日本兵很恭敬，見了面就會彎腰。
大哥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講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大木聽得入了迷，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進了他的腦子裡，釘得牢牢的。
大哥走的時候留了二十塊錢在母親手裡。
母親攥著那幾張鈔票在燈下數了兩遍，然後把它們收好了。
大木蹲在旁邊看著母親看著，那時的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他要快點長大，長到可以當兵的年紀，然後也去朝鮮，也賺二十塊錢寄回來，也戴一塊銀光閃閃的表，也帶柿餅回家。
往後幾年，那個念頭就漸漸地在他心裡扎了根。
大哥的來信斷斷續續地來了兩年。
信封上的字不多，每次都是一張對摺的信紙寫滿大半頁，內容大同小異：
身體好，吃得好，錢夠用，不用掛念，讓他和二哥好好讀書。
每次信到的那天，母親都會把信拿到灶台邊上，逐字逐句地念給大木聽。
大木當時雖然大字不識一個，但聽得多了也能自己背出那幾句話的節奏來。
那些信紙被反覆摺疊撫平，邊角已經磨損得起了毛，但母親一直沒有把它們丟掉，所有來信都疊在一起收在鐵盒子的底層。
後來二哥也走了。
二哥走的時候大哥的信已經斷了半年，但二哥說他要去找大哥，說兩個人在一起有個照應。
二哥走的那天早上大木站在村口的土路旁邊，看著二哥背著行囊走遠。
二哥的背影在晨霧中逐漸縮小，軍裝的深綠色在灰白色的田野底色上越來越模糊，最終變成一個幾乎無法辨認的小點，消失在那條通向大路盡頭的彎曲處。
那段日子的大木對國家和軍隊的認知是明亮的。
村子裡每個季度都會有徵兵的宣傳隊經過，隊伍里的人穿著整齊的制服敲著鼓、喊著口號，把寫著"報效天皇"和"帝國陸軍募兵"字樣的宣傳單分給圍觀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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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和同齡的孩子們總是擠在最前面，伸手去夠那些傳單。
傳單上的字他不認識，但上面的圖畫他看得明白——畫上的士兵們站得筆直，槍舉得整齊，臉上帶著一種他形容不出來的、讓人看了就心跳加快的表情。
他拿著那些傳單回家之後會把它們貼在床邊的牆上，一張疊著一張，很快整面牆就被蓋滿了，像是一幅由整齊的制服和挺直的槍桿組成的壁畫，每天睡覺前大木都會面朝著那面牆躺下，閉上眼睛之前在傳單上那些士兵們的注視下安靜地呼吸。
後來戰爭的宣傳變了。
村裡的黑板報上開始出現新的口號，什麼"解放滿洲"、"聖戰"、"一億一心"之類的詞代替了以前那些更溫和的徵兵標語。
村裡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各放一次軍歌，歌曲的旋律雄壯急促，大木站在家門口聽著那些歌聲的時候，心裡翻湧著一種燥熱的衝動——他想立刻變成一個大人，立刻穿上那身深綠色的制服，像大哥和二哥一樣坐上開往朝鮮的火車。
這種念頭在他心裡燃燒得越來越旺了。
於是乎，大木就偷偷地去找了徵兵官。
那是一個下巴颳得鐵青、嘴巴里似乎是永遠叼著一支沒點燃的菸捲的中年人，坐在村公所門口擺的一張桌子後面，桌面上鋪著一張寫著字的紙和一把戳子。
大木走到桌子前面站定，腳跟在泥地上蹭了一下又併攏了，像他在村子裡看來的那些軍人的樣子，然後他開口，聲音因為緊張而比平時高了一截：
"閣下，請您讓我當兵吧。"
徵兵官抬頭看了他一眼。
"多大？"
"十五。"
大木把年齡往上報了幾歲。
徵兵官低下頭繼續寫他手頭的一張表格，看著大木那副單薄的身軀他似乎已經懶得質疑了。
"明年再來。
等年齡夠了再說。
回家去，幫你家裡人種地。"
大木在桌子前面站了很久。
他不甘心。
為什麼別人就能被選走，而他就要"明年再來"？
他聽說過鄰村有一個比他小的男孩跟著徵兵的隊伍走了，據說是因為那個男孩的父親跟徵兵官是親戚，也有說是因為那男孩家裡給徵兵官送了一筐雞蛋。
大木家沒有雞蛋。
也沒有別的可以送的東西。他家只有那間門框已經歪了的房子、屋後兩畝多的旱田和灶台後面那個鐵盒子裡為數不多的幾張鈔票。
那些鈔票是大哥寄回來的，是二哥寄回來的，是全家最值錢的東西，母親絕對不會讓他動。
他又去找了幾次徵兵官。
每一次都一樣——"明年再來"。"年紀太小"。
徵兵官的語氣從最初的隨口應付逐漸變成了一絲不耐煩，最後一次時甚至沒等大木開口就把桌上的表格收進了抽屜里，站起身去喝水了。
大木站在村公所門外的土路上，手裡捏著一張已經被揉皺了的傳單。
他不明白為什麼徵兵官看不上他。
他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差到哪裡去。
他比村里任何一個同齡人都更能扛重東西，打柴跑得也比別人快，有力氣也能忍餓，如果軍隊真的需要人，他覺得自己一定能比大多數人做得更好。
可是徵兵官就是不願意在他的名字後面蓋那個戳子。
那枚小小的圓形印章像一道他跨不過去的門，他在門外站了一年又一年，看著別人走進去，看著別人穿上那身深綠色的衣服坐上開往遠方的火車，而他只能站在原地看著他們遠去。
大哥的信斷了兩年之後才重新來過一封。
那封信是托一個同鄉帶回來的，信紙比從前薄了許多，字跡也比從前潦草，信上說大哥和二哥不在同一個師團了，二哥被調去了北面，通訊不方便。信上說那邊的仗打得很辛苦，吃的比以前差了一些。
信上說讓母親不要太記掛，他們都會好好的。
那天傍晚他蹲在灶台邊幫母親往灶膛里添柴，聽見院門外面傳來一陣陌生的腳步聲，然後是哥哥的聲音——是大哥大郎，他穿著大木沒見過的深綠色軍裝，肩上掛著背包，腰帶上別著一個他認不出用途的皮盒子。
大哥進門之後把背包放在地上，蹲下來摸了摸大木的腦袋，但大木一點也不介意，因為他看見大哥的手腕上戴著一塊銀光閃閃的表。
那天晚上家裡吃的是白米飯。
大木已經快記不清上次吃純白米飯是什麼時候了，家裡的米缸常年只有半截，摻著紅薯干和小米一起煮，粥面泛著那種摻了雜糧的淡褐色。
大哥從背包里拿出一個小紙包打開來，裡面是一塊干硬的、被擠壓得變了形的柿餅，分成了三份，母親一份，二哥一份，大木自己的那一份他攥在手裡過了好一會兒才開始吃，柿餅表面的糖霜在舌尖上化開的時候，他覺得那是世上最甜的東西了。
大哥在家裡待了三天。
三天裡他講了很多事，講朝鮮那邊的房子比村裡的矮一些，但屋頂鋪的是瓦不是草；
講他們駐紮的鎮子上有一條開滿了店鋪的街，裡面有賣糖、賣布、賣各種大木只在夢裡見過的東西；
講和他們住在同一片營區附近的當地人雖然穿的比家裡差，但對他們這些日本兵很恭敬，見了面就會彎腰。
大哥說這些的時候語氣很平淡，像是在講一些理所當然的事情，但大木聽得入了迷，每一個字都像釘子一樣釘進了他的腦子裡，釘得牢牢的。
大哥走的時候留了二十塊錢在母親手裡。
母親攥著那幾張鈔票在燈下數了兩遍，然後把它們收好了。
大木蹲在旁邊看著母親看著，那時的他心裡只有一個念頭：
他要快點長大，長到可以當兵的年紀，然後也去朝鮮，也賺二十塊錢寄回來，也戴一塊銀光閃閃的表，也帶柿餅回家。
往後幾年，那個念頭就漸漸地在他心裡扎了根。
大哥的來信斷斷續續地來了兩年。
信封上的字不多，每次都是一張對摺的信紙寫滿大半頁，內容大同小異：
身體好，吃得好，錢夠用，不用掛念，讓他和二哥好好讀書。
每次信到的那天，母親都會把信拿到灶台邊上，逐字逐句地念給大木聽。
大木當時雖然大字不識一個，但聽得多了也能自己背出那幾句話的節奏來。
那些信紙被反覆摺疊撫平，邊角已經磨損得起了毛，但母親一直沒有把它們丟掉，所有來信都疊在一起收在鐵盒子的底層。
後來二哥也走了。
二哥走的時候大哥的信已經斷了半年，但二哥說他要去找大哥，說兩個人在一起有個照應。
二哥走的那天早上大木站在村口的土路旁邊，看著二哥背著行囊走遠。
二哥的背影在晨霧中逐漸縮小，軍裝的深綠色在灰白色的田野底色上越來越模糊，最終變成一個幾乎無法辨認的小點，消失在那條通向大路盡頭的彎曲處。
那段日子的大木對國家和軍隊的認知是明亮的。
村子裡每個季度都會有徵兵的宣傳隊經過，隊伍里的人穿著整齊的制服敲著鼓、喊著口號，把寫著"報效天皇"和"帝國陸軍募兵"字樣的宣傳單分給圍觀的村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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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木和同齡的孩子們總是擠在最前面，伸手去夠那些傳單。
傳單上的字他不認識，但上面的圖畫他看得明白——畫上的士兵們站得筆直，槍舉得整齊，臉上帶著一種他形容不出來的、讓人看了就心跳加快的表情。
他拿著那些傳單回家之後會把它們貼在床邊的牆上，一張疊著一張，很快整面牆就被蓋滿了，像是一幅由整齊的制服和挺直的槍桿組成的壁畫，每天睡覺前大木都會面朝著那面牆躺下，閉上眼睛之前在傳單上那些士兵們的注視下安靜地呼吸。
後來戰爭的宣傳變了。
村裡的黑板報上開始出現新的口號，什麼"解放滿洲"、"聖戰"、"一億一心"之類的詞代替了以前那些更溫和的徵兵標語。
村裡的大喇叭每天早晚各放一次軍歌，歌曲的旋律雄壯急促，大木站在家門口聽著那些歌聲的時候，心裡翻湧著一種燥熱的衝動——他想立刻變成一個大人，立刻穿上那身深綠色的制服，像大哥和二哥一樣坐上開往朝鮮的火車。
這種念頭在他心裡燃燒得越來越旺了。
於是乎，大木就偷偷地去找了徵兵官。
那是一個下巴颳得鐵青、嘴巴里似乎是永遠叼著一支沒點燃的菸捲的中年人，坐在村公所門口擺的一張桌子後面，桌面上鋪著一張寫著字的紙和一把戳子。
大木走到桌子前面站定，腳跟在泥地上蹭了一下又併攏了，像他在村子裡看來的那些軍人的樣子，然後他開口，聲音因為緊張而比平時高了一截：
"閣下，請您讓我當兵吧。"
徵兵官抬頭看了他一眼。
"多大？"
"十五。"
大木把年齡往上報了幾歲。
徵兵官低下頭繼續寫他手頭的一張表格，看著大木那副單薄的身軀他似乎已經懶得質疑了。
"明年再來。
等年齡夠了再說。
回家去，幫你家裡人種地。"
大木在桌子前面站了很久。
他不甘心。
為什麼別人就能被選走，而他就要"明年再來"？
他聽說過鄰村有一個比他小的男孩跟著徵兵的隊伍走了，據說是因為那個男孩的父親跟徵兵官是親戚，也有說是因為那男孩家裡給徵兵官送了一筐雞蛋。
大木家沒有雞蛋。
也沒有別的可以送的東西。他家只有那間門框已經歪了的房子、屋後兩畝多的旱田和灶台後面那個鐵盒子裡為數不多的幾張鈔票。
那些鈔票是大哥寄回來的，是二哥寄回來的，是全家最值錢的東西，母親絕對不會讓他動。
他又去找了幾次徵兵官。
每一次都一樣——"明年再來"。"年紀太小"。
徵兵官的語氣從最初的隨口應付逐漸變成了一絲不耐煩，最後一次時甚至沒等大木開口就把桌上的表格收進了抽屜里，站起身去喝水了。
大木站在村公所門外的土路上，手裡捏著一張已經被揉皺了的傳單。
他不明白為什麼徵兵官看不上他。
他覺得自己並不比別人差到哪裡去。
他比村里任何一個同齡人都更能扛重東西，打柴跑得也比別人快，有力氣也能忍餓，如果軍隊真的需要人，他覺得自己一定能比大多數人做得更好。
可是徵兵官就是不願意在他的名字後面蓋那個戳子。
那枚小小的圓形印章像一道他跨不過去的門，他在門外站了一年又一年，看著別人走進去，看著別人穿上那身深綠色的衣服坐上開往遠方的火車，而他只能站在原地看著他們遠去。
大哥的信斷了兩年之後才重新來過一封。
那封信是托一個同鄉帶回來的，信紙比從前薄了許多，字跡也比從前潦草，信上說大哥和二哥不在同一個師團了，二哥被調去了北面，通訊不方便。信上說那邊的仗打得很辛苦，吃的比以前差了一些。
信上說讓母親不要太記掛，他們都會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