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3章 火熱反響
七月十五日，《喪鐘為誰而鳴》在德國、法國、義大利、蘇聯、西班牙、波蘭、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十七個國家同時發行。
德文版由柏林建設出版社印刷，首印二十萬冊；法文版印了十二萬冊；義大利文版八萬冊；俄文版二十五萬冊。
柏林發行首日，紅旗出版社的卡車往市區各大書店送貨時，買書的讀者已經排起了長隊。
執勤的民警不得不臨時增設護欄、加派人手維持秩序。
柏林街頭，記者沃納·霍爾曼站在陶恩齊恩大街的赫塔書店門口，採訪剛買到書的讀者。
第一個接受採訪的是個穿灰色工裝的中年鉗工，左手抱著剛付完款的書，右手牽著穿水手裙的小女兒。
「您為什麼來買這本書？」霍爾曼問。
「因為這是我弟弟參加過的仗。」老鉗工的聲音很沉，
「他當年在軍隊的工程兵部隊服役。
他總是跟我說總有一天能看到解放世界之後的樣子，可惜他在西班牙沒能回來。
我買這本書，是想替他看看——他們當年拼死拼活打下來的那個西班牙，現在到底是什麼樣子。」
霍爾曼沉默了很久。
老鉗工沒有再說什麼，拉著女兒的手慢慢走遠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
第二個受訪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
他的金髮剪得很短，手上拎著軍綠色帆布書包，肩上斜挎著印有紅旗出版社標誌的單肩袋，袋口露出剛買的《喪鐘為誰而鳴》。
「同學，你為什麼買這本書？」霍爾曼上前採訪。
「因為我明年要參軍了。」
年輕人回答，
「我要去的部隊是國際主義旅，專門接收外語專業畢業生的單位，負責與兄弟國家軍隊的聯絡工作。
別人問我為什麼要去當兵，我的答案很簡單——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個人不能只為自己活著。
我要為德國、為歐洲、為全世界那些還沒解放的地方的人而努力奮鬥。
世界人民正在受苦，我不能假裝看不見。
海明威在書里寫的那些國際縱隊的同志們，就是我的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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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格納是在第二天上午讀完《喪鐘》的德文譯稿的。
辦公室的窗簾半開著，六月的陽光從窗縫擠進來，在紅木桌面上投下一道長長的光帶。
「施密特同志，這本書你讀了嗎？」
「讀了主席。」施密特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昨晚讀到凌晨三點，熬了個大夜。」
「讀到哪一段了？」
「羅伯特·喬丹在最後跟那個德國同志說，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句話——資本主義最大的罪惡不是剝削，是它讓普通人覺得自己的苦難理所當然。」
「這是您當年在黨校給國際縱隊的幹部學員講課時說的。」
韋格納點點頭，拿起那本書，翻了幾頁。
「這個海明威同志，不簡單。
他不是共產黨員，沒加入過任何黨，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韋格納在心裡自問自答，不是占領幾座城市、趕跑幾個總統就完事的。
革命最難的那部分，是在人心裏面搞建設——讓被壓迫過的人重新相信自己是人，讓被踐踏過的人重新學會站起來。
海明威的書，就是在做這個事。」
他頓了頓，
「他比很多整天喊口號的同志都強。」
施密特的語氣裡帶著一絲調侃。
「主席，您這話要是讓李卜克內西同志聽見了，又要寫長信來提意見了。」
「讓他寫。」韋格納一揮手，
「他哪次開會不提意見？不提意見就不是卡爾·李卜克內西了。
但他提歸他提，我聽歸我聽。
他覺得我有的時候太溫和，說他應該留在街頭而不是會議室。
我告訴他——你不留在會議室，誰替那些上不了街的人說話？」
走廊里傳來輕快的腳步聲。諾依曼抱著一摞文件走進來，額頭上沁著細密的汗珠。
「主席，總政治部剛送來的簡報。」諾依曼把文件放在桌上，
「《喪鐘為誰而鳴》在英國的銷售情況。倫敦的同志發來消息說，這本書已經在英國工人階級中間傳開了。」
「哦？不是被禁了嗎？」
韋格納有些意外。
「被禁是被禁了，但禁不住。」諾依曼的回答很簡短，
「倫敦的同志通過我們秘密渠道運進去第一批三千冊，三天就賣光了。
現在黑市上一本《喪鐘》能換十英鎊，還買不到。」
韋格納想了想。
「十英鎊？抵得上倫敦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了。」
「不止。」諾依曼說，
「有些工人買不起，就幾個人湊錢買一本，輪流讀。
更有甚者，買不起書的就借別人的，用打字機一頁一頁地打出來，裝訂成冊，在工友之間傳閱。
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讀不了原文，就拿去請人翻譯，一句一句地解釋給他們聽。」
施密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英國資產階級這回是真急了。」
「急有什麼用？
他們越禁，工人越想看。」
韋格納站起身，窗外柏林街頭的紅旗在風中獵獵作響。
「他們不明白一件事——紙包不住火。你越捂著，它越要燒。
你把書燒了，把報紙停了，把電台關了——你把所有能關的都關了，但你關不住人的腦子。
人長了腦子就會想，想了就會問，問了就要知道答案。
到那時候，你拿什麼擋？」
施密特說：
「我看啊，他們又要拿警察擋，拿軍隊擋，拿監獄擋。」
「擋得住嗎？」
「自然是擋不住的。」施密特說，
「從來沒有人能靠警察和軍隊擋住思想的傳播。」
下午，台爾曼的電話打到韋格納辦公室。
「主席，倫敦剛剛發生了件事。
白金漢宮門前有人舉著《喪鐘為誰而鳴》的標語牌，上面寫著『獻給那些不願意被代表的人』。
麥克唐納的政府緊急下令，增派警力驅散了示威的群眾們。
但防暴警察在行動中逮捕了十一名示威者，其中有幾個是退役軍官。
我們的人混在人群里，拍了不少照片。」
韋格納聽完沉默了一會兒。
「恩斯特，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英國人怕的是海明威這本書，還是怕這本書讓他們的老百姓知道太多？」
「都怕。」台爾曼的回答很乾脆，
「他們怕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寫的是他們不想讓老百姓看見的事。
他們更怕老百姓知道太多，是因為老百姓知道得越多，他們的統治就越不穩。」
「那你覺得這本書能在英國工人中間傳開嗎？」
「能。他們已經傳開了。」
韋格納笑了。
「那就好。」
與此同時，倫敦東區一家破舊的公寓樓里，十幾個碼頭工人和失業礦工圍著一盞煤氣燈。
燈罩上糊著報紙，報紙上印著「內政部查禁書目」幾個字號，被戳了紅章——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赫然在列。
煤氣燈旁的桌上攤著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英文原版，扉頁上密密麻麻寫滿了鉛筆批註。
讀報的人是個滿頭白髮的老工人，他的聲音沙啞但有力。
他讀的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國際縱隊全線出擊，德國同志的坦克突破防線，羅伯特·喬丹倒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這個世界是個好地方，我們值得為它奮鬥。』」
「『他等了很久。然後他感覺到自己靠在那棵松樹上，感覺到大地在炮聲中顫抖。
他想起他的祖父——那個在美國內戰中戰鬥過的老人。
他想起他父親——那個在另一個時代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人。
然後他想起了瑪麗亞。不是想起她的臉，不是想起她的聲音，是想起她在黑暗中的那條隧道里說過的一句話：『無論你去哪裡，我都會跟著你。』
他閉上了眼睛。炮聲越來越密。
他知道，天亮之前，橋會炸掉，敵人會潰敗，他們那些還活著的人會繼續往前走——走向馬德里，走向巴塞隆納，走向所有還沒有解放的地方。
而他就留在這裡了。不，不是留在這裡。是和這片土地融為一體了。
這片他為之戰鬥過的土地。』」
廚房裡鴉雀無聲。煤氣燈的光在每個人臉上跳動著，
讀完了。沒有人說話。
一個年輕工人低下頭用袖口擦了擦臉。
「……他不是西班牙人。」年輕人的聲音悶悶的，「他為什麼要為西班牙死？」
「因為他不能假裝看不見。」
老人沙啞的嗓音迴蕩在死寂的廚房裡，
「一個人不能假裝看不見別人受苦。
你看見了，你就不能說你不知道。
你說你不知道，是你騙自己。
等你騙不了自己了——你就得做點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都行，就是不能什麼都不做。」
德文版由柏林建設出版社印刷，首印二十萬冊；法文版印了十二萬冊；義大利文版八萬冊；俄文版二十五萬冊。
柏林發行首日，紅旗出版社的卡車往市區各大書店送貨時，買書的讀者已經排起了長隊。
執勤的民警不得不臨時增設護欄、加派人手維持秩序。
柏林街頭，記者沃納·霍爾曼站在陶恩齊恩大街的赫塔書店門口，採訪剛買到書的讀者。
第一個接受採訪的是個穿灰色工裝的中年鉗工，左手抱著剛付完款的書，右手牽著穿水手裙的小女兒。
「您為什麼來買這本書？」霍爾曼問。
「因為這是我弟弟參加過的仗。」老鉗工的聲音很沉，
「他當年在軍隊的工程兵部隊服役。
他總是跟我說總有一天能看到解放世界之後的樣子，可惜他在西班牙沒能回來。
我買這本書，是想替他看看——他們當年拼死拼活打下來的那個西班牙，現在到底是什麼樣子。」
霍爾曼沉默了很久。
老鉗工沒有再說什麼，拉著女兒的手慢慢走遠了，消失在大街的人流里。
第二個受訪者是柏林大學的學生。
他的金髮剪得很短，手上拎著軍綠色帆布書包，肩上斜挎著印有紅旗出版社標誌的單肩袋，袋口露出剛買的《喪鐘為誰而鳴》。
「同學，你為什麼買這本書？」霍爾曼上前採訪。
「因為我明年要參軍了。」
年輕人回答，
「我要去的部隊是國際主義旅，專門接收外語專業畢業生的單位，負責與兄弟國家軍隊的聯絡工作。
別人問我為什麼要去當兵，我的答案很簡單——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個人不能只為自己活著。
我要為德國、為歐洲、為全世界那些還沒解放的地方的人而努力奮鬥。
世界人民正在受苦，我不能假裝看不見。
海明威在書里寫的那些國際縱隊的同志們，就是我的榜樣。」
全網首發更新 看書首選 TW 看書網，ⓢⓗⓤ.ⓣⓦ超順暢
韋格納是在第二天上午讀完《喪鐘》的德文譯稿的。
辦公室的窗簾半開著，六月的陽光從窗縫擠進來，在紅木桌面上投下一道長長的光帶。
「施密特同志，這本書你讀了嗎？」
「讀了主席。」施密特坐在對面的椅子上，
「昨晚讀到凌晨三點，熬了個大夜。」
「讀到哪一段了？」
「羅伯特·喬丹在最後跟那個德國同志說，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句話——資本主義最大的罪惡不是剝削，是它讓普通人覺得自己的苦難理所當然。」
「這是您當年在黨校給國際縱隊的幹部學員講課時說的。」
韋格納點點頭，拿起那本書，翻了幾頁。
「這個海明威同志，不簡單。
他不是共產黨員，沒加入過任何黨，但他是真正的革命者。」
韋格納在心裡自問自答，不是占領幾座城市、趕跑幾個總統就完事的。
革命最難的那部分，是在人心裏面搞建設——讓被壓迫過的人重新相信自己是人，讓被踐踏過的人重新學會站起來。
海明威的書，就是在做這個事。」
他頓了頓，
「他比很多整天喊口號的同志都強。」
施密特的語氣裡帶著一絲調侃。
「主席，您這話要是讓李卜克內西同志聽見了，又要寫長信來提意見了。」
「讓他寫。」韋格納一揮手，
「他哪次開會不提意見？不提意見就不是卡爾·李卜克內西了。
但他提歸他提，我聽歸我聽。
他覺得我有的時候太溫和，說他應該留在街頭而不是會議室。
我告訴他——你不留在會議室，誰替那些上不了街的人說話？」
走廊里傳來輕快的腳步聲。諾依曼抱著一摞文件走進來，額頭上沁著細密的汗珠。
「主席，總政治部剛送來的簡報。」諾依曼把文件放在桌上，
「《喪鐘為誰而鳴》在英國的銷售情況。倫敦的同志發來消息說，這本書已經在英國工人階級中間傳開了。」
「哦？不是被禁了嗎？」
韋格納有些意外。
「被禁是被禁了，但禁不住。」諾依曼的回答很簡短，
「倫敦的同志通過我們秘密渠道運進去第一批三千冊，三天就賣光了。
現在黑市上一本《喪鐘》能換十英鎊，還買不到。」
韋格納想了想。
「十英鎊？抵得上倫敦一個普通工人一個月的工資了。」
「不止。」諾依曼說，
「有些工人買不起，就幾個人湊錢買一本，輪流讀。
更有甚者，買不起書的就借別人的，用打字機一頁一頁地打出來，裝訂成冊，在工友之間傳閱。
有的人文化程度不高，讀不了原文，就拿去請人翻譯，一句一句地解釋給他們聽。」
施密特端起水杯喝了一口。
「英國資產階級這回是真急了。」
「急有什麼用？
他們越禁，工人越想看。」
韋格納站起身，窗外柏林街頭的紅旗在風中獵獵作響。
「他們不明白一件事——紙包不住火。你越捂著，它越要燒。
你把書燒了，把報紙停了，把電台關了——你把所有能關的都關了，但你關不住人的腦子。
人長了腦子就會想，想了就會問，問了就要知道答案。
到那時候，你拿什麼擋？」
施密特說：
「我看啊，他們又要拿警察擋，拿軍隊擋，拿監獄擋。」
「擋得住嗎？」
「自然是擋不住的。」施密特說，
「從來沒有人能靠警察和軍隊擋住思想的傳播。」
下午，台爾曼的電話打到韋格納辦公室。
「主席，倫敦剛剛發生了件事。
白金漢宮門前有人舉著《喪鐘為誰而鳴》的標語牌，上面寫著『獻給那些不願意被代表的人』。
麥克唐納的政府緊急下令，增派警力驅散了示威的群眾們。
但防暴警察在行動中逮捕了十一名示威者，其中有幾個是退役軍官。
我們的人混在人群里，拍了不少照片。」
韋格納聽完沉默了一會兒。
「恩斯特，我問你一個問題。你覺得英國人怕的是海明威這本書，還是怕這本書讓他們的老百姓知道太多？」
「都怕。」台爾曼的回答很乾脆，
「他們怕這本書，是因為這本書寫的是他們不想讓老百姓看見的事。
他們更怕老百姓知道太多，是因為老百姓知道得越多，他們的統治就越不穩。」
「那你覺得這本書能在英國工人中間傳開嗎？」
「能。他們已經傳開了。」
韋格納笑了。
「那就好。」
與此同時，倫敦東區一家破舊的公寓樓里，十幾個碼頭工人和失業礦工圍著一盞煤氣燈。
燈罩上糊著報紙，報紙上印著「內政部查禁書目」幾個字號，被戳了紅章——海明威的《喪鐘為誰而鳴》赫然在列。
煤氣燈旁的桌上攤著一本翻得起了毛邊的英文原版，扉頁上密密麻麻寫滿了鉛筆批註。
讀報的人是個滿頭白髮的老工人，他的聲音沙啞但有力。
他讀的是故事的高潮部分——國際縱隊全線出擊，德國同志的坦克突破防線，羅伯特·喬丹倒在西班牙的土地上。
「『這個世界是個好地方，我們值得為它奮鬥。』」
「『他等了很久。然後他感覺到自己靠在那棵松樹上，感覺到大地在炮聲中顫抖。
他想起他的祖父——那個在美國內戰中戰鬥過的老人。
他想起他父親——那個在另一個時代選擇了另一種方式結束自己生命的人。
然後他想起了瑪麗亞。不是想起她的臉，不是想起她的聲音，是想起她在黑暗中的那條隧道里說過的一句話：『無論你去哪裡，我都會跟著你。』
他閉上了眼睛。炮聲越來越密。
他知道，天亮之前，橋會炸掉，敵人會潰敗，他們那些還活著的人會繼續往前走——走向馬德里，走向巴塞隆納，走向所有還沒有解放的地方。
而他就留在這裡了。不，不是留在這裡。是和這片土地融為一體了。
這片他為之戰鬥過的土地。』」
廚房裡鴉雀無聲。煤氣燈的光在每個人臉上跳動著，
讀完了。沒有人說話。
一個年輕工人低下頭用袖口擦了擦臉。
「……他不是西班牙人。」年輕人的聲音悶悶的，「他為什麼要為西班牙死？」
「因為他不能假裝看不見。」
老人沙啞的嗓音迴蕩在死寂的廚房裡，
「一個人不能假裝看不見別人受苦。
你看見了，你就不能說你不知道。
你說你不知道，是你騙自己。
等你騙不了自己了——你就得做點什麼。」
「做什麼？」
「做什麼都行，就是不能什麼都不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