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22章 《喪鐘為誰而鳴》
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古巴哈瓦那，舊城聖弗朗西斯科街，海明威的公寓裡，打字機的聲音一直響到天亮才停。
海明威的書桌上散落著咖啡杯、空酒瓶、菸灰缸、草稿紙。
從敞開的窗戶望出去，大西洋的波濤正在月光下閃動著暗銀色的碎光。
歐內斯特·海明威坐在打字機前，赤著腳，他穿著皺巴巴的襯衫，眼睛有些泛紅，桌上的稿紙已經堆了厚厚一摞——這是他正在創作中的新小說，標題頁上寫著一行字：
《喪鐘為誰而鳴》。
海明威在西班牙待了好幾年。
西班牙的反動勢力武裝在英美的支援下悍然發動叛亂，新建立的西班牙共和國在血與火中飄搖。
海明威當時是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去了西班牙。
芝加哥和古巴的同志們——那些屬於美共的朋友們——則直接加入了國際縱隊。
就在那時，海明威三次親臨前線，跟共和國政府的人、國際縱隊的軍官、各國的記者坐在一起，認真地談著戰局。
他親眼看見馬德里被圍困時的慘烈，也親眼看見共和國的軍隊在共產國際的整合下，紀律一天天嚴明起來。
在西班牙國內局勢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以共產國際為首的德國同志們的坦克和飛機跨過庇里牛斯山脈，國際縱隊的兵力在短時間內激增，反動勢力的防線開始崩塌。
德國同志帶來的不光是裝備，更是一整套組織經驗。
他們幫助西班牙同志建立起堅固的戰線，建立起穩固的後方，建立起能把每一顆子彈、每一粒糧食送到前線士兵手裡的保障體系。
在他們的支援下，國際縱隊發起全面反擊，反動勢力的部隊土崩瓦解，馬德里解圍，巴塞隆納光復，整個西班牙全都插上了紅旗。
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公寓裡整理著西班牙四年留下的筆記。
打字機旁的稿紙越堆越高。
他在寫羅伯特·喬丹——一個美國西班牙語教師，國際縱隊的爆破手。
一九三五年春天，喬丹奉命潛入敵後，與一支游擊隊配合，炸毀一座橋樑，以配合共和國的全面反攻。
他寫到喬丹在山路上與那支游擊隊的初遇。
疲憊、沉默、傷痕累累的人。
有西班牙人，有法國人，有德國人，有義大利人，還有一個從波蘭來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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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的步槍型號各異，口音五花八門，但臂章上繡著同樣的三色星。
喬丹問那個德國人：「你為什麼要來？」
德國人抽著煙，看著遠方的山脊。
「我十七歲的時候，韋格納同志在柏林宣布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
我的父親——一個魯爾的礦工——在那天晚上喝醉了，抱著我哭了。
我以前不明白他為什麼哭。後來我明白了。他在戰爭里失去了三個兄弟，兩個在凡爾登，一個在索姆河。他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沒有希望了。」
「韋格納同志給了我們希望，是真正能攥在手心裡的希望。
現在我們來了。
西班牙的工人同志需要幫助，我們就來了。
就這麼簡單。」
海明威把這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敲進稿紙里。
他想起自己在西班牙前線見過的那些德國人，他們也是蹲在戰壕里跟西班牙士兵分同一根煙、同一塊麵包的普通人。
他們的軍服上繡著紅旗，鋼盔上畫著紅星，說話時帶著魯爾、薩克森、巴伐利亞的口音，跟西班牙人比劃著名手勢也能聊上半天。
海明威喝了一口威士忌，繼續寫。
他寫到喬丹和那支游擊隊一起在山洞裡等待進攻的命令。
那是大反攻的前夜。
電報機在角落裡嘀嗒作響，一個年輕的西班牙通訊員戴著耳機，手指在鍵上跳動著。他翻譯出從馬德里發來的密電。
「黎明。全線出擊。」
海明威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馬德里聽到的那個消息。
德國同志帶領的國際縱隊全面反攻，共和國軍隊正面壓上——兩條戰線同時發動。
不到四十八小時，反動軍隊在布爾戈斯的指揮部就被攻克了。
一切都結束了。
他繼續往下寫。
喬丹在黎明前的黑暗裡檢查炸藥。導火索、雷管、引爆器——這些東西摸上去冰涼。
他把爆破裝置塞進背包，拉上拉鏈。
外面天亮了嗎？他不知道。
隧道里永遠是黑的。但從洞口透進來的那一點點光，已經不像昨夜那麼深了。
他聽見遠處傳來炮聲，整個地平線都在顫抖。
那是德國同志帶來的重炮，一百五十毫米、兩百一十毫米，一發就能把碉堡連同裡面的機槍手一起掀上天。
海明威把這段寫完，劃火柴點燃一支煙。
煙霧在打字機上方慢慢散開。
他想起一些事情——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簡單到不值一提，卻一直刻在他腦子裡。
那是在馬德里解放後的第三天，他走在格蘭大道上。
一個西班牙老太太從窗戶里探出頭來，問樓下走過的國際縱隊士兵：「你們是誰的軍隊啊？」
那個士兵仰起頭，笑著看向老太太，用蹩腳的西班牙語回答：「我們是您的軍隊。」
老太太哭了。
士兵站在原地，手足無措，不知道該繼續走還是該上樓安慰她。
他站在那裡很久，直到老太太擦乾眼淚，朝他揮了揮手：「謝謝你們。」
海明威把這段記憶壓進腦海里。
打字機旁的菸灰缸滿了。
海明威沒有去倒，他重新把稿紙卷進打字機，在最後一段的下面，敲下了這樣一行字：
「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為你，為每一個活在這世界上的人。」
稿紙從打字機上抽出來，海明威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際線。
大西洋盡頭，太陽正在升起。
現在，他讓羅伯特·喬丹在炸橋之前對那個德國同志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不是原話，是意思相近的話，用他能表達的、他認為正確的方式說出來。
「你知道嗎，」
德國同志聽完喬丹的話後說，
「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句話。
他說，資本主義最大的罪惡不是剝削，是它讓普通人覺得自己的苦難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覺得自己天生就該窮，農民覺得自己天生就該被剝削，難民覺得自己天生就該被拋棄。
我們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理所當然。」
「怎麼打破？」
「告訴他們不是這樣的。
然後證明給他們看。」
海明威把這段話也敲進了稿紙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國的作家朋友們——多斯·帕索斯、福克納、菲茨傑拉德。
他們也在寫，寫美國，寫人性，寫迷惘的一代。
但他們不寫西班牙，不寫那些從世界各地趕來、為一個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獻出生命的人。
為什麼不寫？海明威不知道。
也許他們覺得那是別人的事，也許他們覺得文學不該摻和政治，也許他們覺得那些戴著紅星臂章的志願兵只是狂熱的傻瓜——不值得寫進小說里。
海明威不這麼想。
他們都是人。
活生生的，會怕、會疼、會死的。
他親眼看見他們在戰壕里瑟瑟發抖，親眼看見他們抬著擔架從炮火下爬出來，親眼看見他們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過去，有未來。
他們不是報紙上的統計數字，不是政治家嘴裡的宣傳口號，是會流血的血肉之軀。
煙抽完了。海明威把菸蒂按進菸灰缸。
海明威望著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陽升起來了，新的一天開始了。
西班牙之後，世界革命還要繼續。
英國，美國，亞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舊等著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還要多久。
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
但他相信總會等到那一天。
打字機旁的稿紙在晨光中翻動著。
羅伯特·喬丹的故事寫完了，但故事裡的那些人還活著——在西班牙，在德國，在蘇聯，在芝加哥，在每一個有人站起來反抗壓迫的地方。
那些紅旗還會繼續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時候，他希望還有人記得這些人。
海明威抽出一張新稿紙，在頂端寫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
海明威的書桌上散落著咖啡杯、空酒瓶、菸灰缸、草稿紙。
從敞開的窗戶望出去，大西洋的波濤正在月光下閃動著暗銀色的碎光。
歐內斯特·海明威坐在打字機前，赤著腳，他穿著皺巴巴的襯衫，眼睛有些泛紅，桌上的稿紙已經堆了厚厚一摞——這是他正在創作中的新小說，標題頁上寫著一行字：
《喪鐘為誰而鳴》。
海明威在西班牙待了好幾年。
西班牙的反動勢力武裝在英美的支援下悍然發動叛亂，新建立的西班牙共和國在血與火中飄搖。
海明威當時是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去了西班牙。
芝加哥和古巴的同志們——那些屬於美共的朋友們——則直接加入了國際縱隊。
就在那時，海明威三次親臨前線，跟共和國政府的人、國際縱隊的軍官、各國的記者坐在一起，認真地談著戰局。
他親眼看見馬德里被圍困時的慘烈，也親眼看見共和國的軍隊在共產國際的整合下，紀律一天天嚴明起來。
在西班牙國內局勢已經到了最危急的時刻。
以共產國際為首的德國同志們的坦克和飛機跨過庇里牛斯山脈，國際縱隊的兵力在短時間內激增，反動勢力的防線開始崩塌。
德國同志帶來的不光是裝備，更是一整套組織經驗。
他們幫助西班牙同志建立起堅固的戰線，建立起穩固的後方，建立起能把每一顆子彈、每一粒糧食送到前線士兵手裡的保障體系。
在他們的支援下，國際縱隊發起全面反擊，反動勢力的部隊土崩瓦解，馬德里解圍，巴塞隆納光復，整個西班牙全都插上了紅旗。
海明威在哈瓦那的公寓裡整理著西班牙四年留下的筆記。
打字機旁的稿紙越堆越高。
他在寫羅伯特·喬丹——一個美國西班牙語教師，國際縱隊的爆破手。
一九三五年春天，喬丹奉命潛入敵後，與一支游擊隊配合，炸毀一座橋樑，以配合共和國的全面反攻。
他寫到喬丹在山路上與那支游擊隊的初遇。
疲憊、沉默、傷痕累累的人。
有西班牙人，有法國人，有德國人，有義大利人，還有一個從波蘭來的猶太人。
本書首發 TW 看書網超貼心，𝙨𝙝𝙪.𝙩𝙬等你讀 ,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他們的步槍型號各異，口音五花八門，但臂章上繡著同樣的三色星。
喬丹問那個德國人：「你為什麼要來？」
德國人抽著煙，看著遠方的山脊。
「我十七歲的時候，韋格納同志在柏林宣布德意志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成立。
我的父親——一個魯爾的礦工——在那天晚上喝醉了，抱著我哭了。
我以前不明白他為什麼哭。後來我明白了。他在戰爭里失去了三個兄弟，兩個在凡爾登，一個在索姆河。他以為這輩子就這樣了，沒有希望了。」
「韋格納同志給了我們希望，是真正能攥在手心裡的希望。
現在我們來了。
西班牙的工人同志需要幫助，我們就來了。
就這麼簡單。」
海明威把這些話一個字一個字地敲進稿紙里。
他想起自己在西班牙前線見過的那些德國人，他們也是蹲在戰壕里跟西班牙士兵分同一根煙、同一塊麵包的普通人。
他們的軍服上繡著紅旗，鋼盔上畫著紅星，說話時帶著魯爾、薩克森、巴伐利亞的口音，跟西班牙人比劃著名手勢也能聊上半天。
海明威喝了一口威士忌，繼續寫。
他寫到喬丹和那支游擊隊一起在山洞裡等待進攻的命令。
那是大反攻的前夜。
電報機在角落裡嘀嗒作響，一個年輕的西班牙通訊員戴著耳機，手指在鍵上跳動著。他翻譯出從馬德里發來的密電。
「黎明。全線出擊。」
海明威的手指停了一下。
他想起自己在馬德里聽到的那個消息。
德國同志帶領的國際縱隊全面反攻，共和國軍隊正面壓上——兩條戰線同時發動。
不到四十八小時，反動軍隊在布爾戈斯的指揮部就被攻克了。
一切都結束了。
他繼續往下寫。
喬丹在黎明前的黑暗裡檢查炸藥。導火索、雷管、引爆器——這些東西摸上去冰涼。
他把爆破裝置塞進背包，拉上拉鏈。
外面天亮了嗎？他不知道。
隧道里永遠是黑的。但從洞口透進來的那一點點光，已經不像昨夜那麼深了。
他聽見遠處傳來炮聲，整個地平線都在顫抖。
那是德國同志帶來的重炮，一百五十毫米、兩百一十毫米，一發就能把碉堡連同裡面的機槍手一起掀上天。
海明威把這段寫完，劃火柴點燃一支煙。
煙霧在打字機上方慢慢散開。
他想起一些事情——一件很簡單的事情，簡單到不值一提，卻一直刻在他腦子裡。
那是在馬德里解放後的第三天，他走在格蘭大道上。
一個西班牙老太太從窗戶里探出頭來，問樓下走過的國際縱隊士兵：「你們是誰的軍隊啊？」
那個士兵仰起頭，笑著看向老太太，用蹩腳的西班牙語回答：「我們是您的軍隊。」
老太太哭了。
士兵站在原地，手足無措，不知道該繼續走還是該上樓安慰她。
他站在那裡很久，直到老太太擦乾眼淚，朝他揮了揮手：「謝謝你們。」
海明威把這段記憶壓進腦海里。
打字機旁的菸灰缸滿了。
海明威沒有去倒，他重新把稿紙卷進打字機，在最後一段的下面，敲下了這樣一行字：
「喪鐘為誰而鳴？它為你而鳴——為你，為每一個活在這世界上的人。」
稿紙從打字機上抽出來，海明威靠在椅背上，望著窗外漸漸亮起來的天際線。
大西洋盡頭，太陽正在升起。
現在，他讓羅伯特·喬丹在炸橋之前對那個德國同志說出了這樣一段話——不是原話，是意思相近的話，用他能表達的、他認為正確的方式說出來。
「你知道嗎，」
德國同志聽完喬丹的話後說，
「韋格納同志說過一句話。
他說，資本主義最大的罪惡不是剝削，是它讓普通人覺得自己的苦難是理所當然的。
工人覺得自己天生就該窮，農民覺得自己天生就該被剝削，難民覺得自己天生就該被拋棄。
我們革命，就是要打破這種理所當然。」
「怎麼打破？」
「告訴他們不是這樣的。
然後證明給他們看。」
海明威把這段話也敲進了稿紙里。
他想起自己在美國的作家朋友們——多斯·帕索斯、福克納、菲茨傑拉德。
他們也在寫，寫美國，寫人性，寫迷惘的一代。
但他們不寫西班牙，不寫那些從世界各地趕來、為一個不屬於他們自己的國家獻出生命的人。
為什麼不寫？海明威不知道。
也許他們覺得那是別人的事，也許他們覺得文學不該摻和政治，也許他們覺得那些戴著紅星臂章的志願兵只是狂熱的傻瓜——不值得寫進小說里。
海明威不這麼想。
他們都是人。
活生生的，會怕、會疼、會死的。
他親眼看見他們在戰壕里瑟瑟發抖，親眼看見他們抬著擔架從炮火下爬出來，親眼看見他們倒下。
那些人有名字，有面孔，有家人，有過去，有未來。
他們不是報紙上的統計數字，不是政治家嘴裡的宣傳口號，是會流血的血肉之軀。
煙抽完了。海明威把菸蒂按進菸灰缸。
海明威望著窗外，大西洋上泛起一片金色。
太陽升起來了，新的一天開始了。
西班牙之後，世界革命還要繼續。
英國，美國，亞洲，非洲——那些地方的人民仍舊等著解放。
海明威不知道還要多久。
也許十年，也許二十年。
但他相信總會等到那一天。
打字機旁的稿紙在晨光中翻動著。
羅伯特·喬丹的故事寫完了，但故事裡的那些人還活著——在西班牙，在德國，在蘇聯，在芝加哥，在每一個有人站起來反抗壓迫的地方。
那些紅旗還會繼續插下去。
等到在某一天插遍全世界的時候，他希望還有人記得這些人。
海明威抽出一張新稿紙，在頂端寫下：
一九三五年七月，哈瓦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