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1章 邱吉爾的經濟帳
一九三九年二月末的美國華盛頓。
邱吉爾在華盛頓的生活，靠的是三樣東西——羅斯福的撥款、美國資本家的捐款、和他自己的一張嘴巴。
這三樣東西里，前兩樣都不穩定，只有第三樣還算靠得住。
但靠嘴巴吃飯的人，最怕的就是沒有聽眾。
而聽眾正在一天比一天少。
英國流亡政府在渥太華覆滅之前，邱吉爾從來沒有為錢發過愁。
他在英國政府當官的時候，邱吉爾的大部分開銷都是政府出的，他的旅行費用是政府出的，他的宴會預算也是政府出的。
他在倫敦的時候，一頓飯可以花掉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沒有人問他錢從哪裡來。
那是帝國的錢。
帝國還在的時候，錢就不是問題。
帝國不在了，問題就來了。
渥太華被國際縱隊攻破的那天，邱吉爾帶著幾個親信和兩箱文件逃到了美國。
兩箱文件里沒有英鎊，沒有黃金，沒有珠寶。
只有一些地圖、一些電報底稿、和一些沒來得及燒掉的信件。
他到了美國之後，第一件事是給羅斯福打電話，說他要見總統。
第二件事是讓助手去銀行開一個帳戶。助手去了銀行，回來說——帳戶開好了，但裡面沒有錢。
邱吉爾說：「先等著，我會有辦法弄到錢的。」
隨機，羅斯福給了他第一筆撥款。不多，五萬美元，名義是「支持英國流亡政府的運作」。
邱吉爾拿到錢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五月花酒店租了一套長期套房。
套房在八樓，兩間臥室，一個客廳，一個餐廳，可以俯瞰華盛頓的街景。
租金每個月八百美元。
他簽租約的時候沒有猶豫。
邱吉爾說——「英國首相不能住在汽車旅館裡。」
五萬美元花得很快。
套房的租金，助手和隨員的工資，宴會的開銷，租車和司機的費用，雪茄和威士忌的採購——這些加起來，每個月要花掉將近一萬美元。
邱吉爾在酒店裡舉辦的第一場宴會就花了兩千美元。
菜單上有牡蠣、烤牛肉、香檳、和從法國進口的奶酪。
來的人有十幾個，大部分是華盛頓的社交名流和一些對英國抱有好感的參議員。
宴會很成功，邱吉爾講了一篇關於「英美特殊關係」的演講，贏得了掌聲。
但掌聲不能當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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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美元在不到半年之內就見了底。
隨著錢包見底，邱吉爾自然而然的開動腦筋開始找錢。
他的方式很直接——他給美國的大商人和資本家寫信，邀請他們來參加「私人晚宴」，晚宴的主題是「自由世界的未來」。
信是列印的，但每一封后面都有他的親筆簽名。
他在信里不直接要錢，只說「希望與您共商大計」。
那些收到信的人——有華爾街的銀行家，有中西部的工業家，有南方的農場主——大部分沒有回信。
少數回了信的，語氣很客氣，說「很榮幸收到您的邀請」，然後說「最近很忙，改日再約」。
邱吉爾把那些回信看了一遍，然後讓助手把它們歸檔。
他對助手說了一句話——「他們怕了。他們怕德國人，怕美共，怕坐牢。他們不敢來。」
但還是有人來了。那些來的人，大多是兩種。
一種是老派的親英派——他們的祖父那輩是跟著英國人的，他們的公司跟英國有生意往來，他們從小讀的是英國文學，他們把英國當成文明的搖籃。
另一種是反共的狂熱分子——他們恨蘇聯，恨德國，恨美共，恨一切紅色的東西。
他們把邱吉爾當成一面旗幟，一面可以用來反對共產主義但自己不用上戰場的旗幟。
這兩種人，成了邱吉爾宴會的常客。
他們來了，吃了，喝了，聽了邱吉爾的演講，然後在一張支票上寫一個數字。
有的寫五千，有的寫一萬，有的寫五百。
邱吉爾讓助手把每一張支票都登記在冊，然後把總數記在一個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本子裡。
除了宴會，邱吉爾還辦演講。
他租了華盛頓一家小禮堂，每個月辦兩場公開演講。
門票五美元一張。來的人不多，有時候幾十個，有時候只有十幾個。
但邱吉爾不在乎。他站在講台上，穿著深灰色西裝，手裡攥著話筒，從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講到一九一八年的凡爾賽和約，從英國的大憲章講到美國的獨立宣言。
他的聲音很有穿透力，像一把老舊的、但依然能用的小提琴。
聽眾們坐在台下，聽得很認真，偶爾鼓掌，偶爾點頭。
演講結束之後，邱吉爾會站在禮堂門口，跟每一個走出來的人握手。
有人會多給幾美元，說「首相先生，辛苦了」。
邱吉爾微笑著說「謝謝你，我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二月末的一天，邱吉爾在酒店套房裡算了一筆帳。
他把收入本子翻開來，一筆一筆地看。
過去一個月，他辦了三次宴會，收到了大約兩萬美元的捐款；辦了六場演講，收到了大約三千美元的門票收入；羅斯福那邊的撥款已經停了，因為國務院說「財政緊張，暫停撥付」。
他的月收入是兩萬三千美元。
他的月支出是三萬一千美元。缺口是八千美元。
他把本子合上，擱在桌上，靠在沙發背上，看著天花板。
邱吉爾一個人坐在套房裡，拿起茶几上的雪茄盒，打開來，裡面還剩三根雪茄。
他拿了一根出來，在手裡轉了轉，又放了回去。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把窗簾拉開。
華盛頓的街景在午後的陽光下顯得灰撲撲的，行人不多，車也不多。
他看著窗外，把手插在口袋裡。口袋裡有一張摺疊的紙，是昨天收到的一封回信，來自一個芝加哥的肉類加工商。
邱吉爾把信掏出來看了一眼，又塞回口袋裡。他對著窗外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
「計劃。他們都想要計劃。可我現在連下個月的房租都還沒著落。」
他轉過身，回到茶几前，坐下來，拿起那根雪茄，點著了。
他把煙吸進嘴巴里，停了幾秒鐘，然後慢慢吐出來。
煙霧在昏暗的套房裡升起來，散開，消失。
他把雪茄擱在菸灰缸邊上，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響了幾聲，對面接起來。邱吉爾說：
「我是邱吉爾。請轉告羅斯福總統——我想見他。有要事相商。
關於歐洲和美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未來。
很重要。
明天？
可以。
上午十點。
好。
謝謝你。」
邱吉爾把電話擱下，把雪茄重新拿起來，吸了一口。他在想——明天的見面，該跟羅斯福說什麼。
世界的未來？
那只是個藉口。
真正的主題是錢。他需要錢。需要更多的錢。需要比現在多得多的錢。
因為五萬美元的撥款花完了，兩萬三千美元的月收入不夠用，三萬一千美元的月支出還必須繼續。
他不能住在汽車旅館裡，他不能讓宴會停下來，他不能讓演講的門票降價。
因為一旦他停下來，一旦他承認自己沒有錢，一旦他變成一個普通的流亡老頭，他就真的什麼都不是了。
他需要那套套房，需要那些宴會，需要那些演講。
那些東西是他的盔甲，盔甲不能脫。
哪怕盔甲下面的身體已經瘦得不成樣子了。
邱吉爾在華盛頓的生活，靠的是三樣東西——羅斯福的撥款、美國資本家的捐款、和他自己的一張嘴巴。
這三樣東西里，前兩樣都不穩定，只有第三樣還算靠得住。
但靠嘴巴吃飯的人，最怕的就是沒有聽眾。
而聽眾正在一天比一天少。
英國流亡政府在渥太華覆滅之前，邱吉爾從來沒有為錢發過愁。
他在英國政府當官的時候，邱吉爾的大部分開銷都是政府出的，他的旅行費用是政府出的，他的宴會預算也是政府出的。
他在倫敦的時候，一頓飯可以花掉一個工人一個月的工資，沒有人問他錢從哪裡來。
那是帝國的錢。
帝國還在的時候，錢就不是問題。
帝國不在了，問題就來了。
渥太華被國際縱隊攻破的那天，邱吉爾帶著幾個親信和兩箱文件逃到了美國。
兩箱文件里沒有英鎊，沒有黃金，沒有珠寶。
只有一些地圖、一些電報底稿、和一些沒來得及燒掉的信件。
他到了美國之後，第一件事是給羅斯福打電話，說他要見總統。
第二件事是讓助手去銀行開一個帳戶。助手去了銀行，回來說——帳戶開好了，但裡面沒有錢。
邱吉爾說：「先等著，我會有辦法弄到錢的。」
隨機，羅斯福給了他第一筆撥款。不多，五萬美元，名義是「支持英國流亡政府的運作」。
邱吉爾拿到錢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是在五月花酒店租了一套長期套房。
套房在八樓，兩間臥室，一個客廳，一個餐廳，可以俯瞰華盛頓的街景。
租金每個月八百美元。
他簽租約的時候沒有猶豫。
邱吉爾說——「英國首相不能住在汽車旅館裡。」
五萬美元花得很快。
套房的租金，助手和隨員的工資，宴會的開銷，租車和司機的費用，雪茄和威士忌的採購——這些加起來，每個月要花掉將近一萬美元。
邱吉爾在酒店裡舉辦的第一場宴會就花了兩千美元。
菜單上有牡蠣、烤牛肉、香檳、和從法國進口的奶酪。
來的人有十幾個，大部分是華盛頓的社交名流和一些對英國抱有好感的參議員。
宴會很成功，邱吉爾講了一篇關於「英美特殊關係」的演講，贏得了掌聲。
但掌聲不能當錢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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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美元在不到半年之內就見了底。
隨著錢包見底，邱吉爾自然而然的開動腦筋開始找錢。
他的方式很直接——他給美國的大商人和資本家寫信，邀請他們來參加「私人晚宴」，晚宴的主題是「自由世界的未來」。
信是列印的，但每一封后面都有他的親筆簽名。
他在信里不直接要錢，只說「希望與您共商大計」。
那些收到信的人——有華爾街的銀行家，有中西部的工業家，有南方的農場主——大部分沒有回信。
少數回了信的，語氣很客氣，說「很榮幸收到您的邀請」，然後說「最近很忙，改日再約」。
邱吉爾把那些回信看了一遍，然後讓助手把它們歸檔。
他對助手說了一句話——「他們怕了。他們怕德國人，怕美共，怕坐牢。他們不敢來。」
但還是有人來了。那些來的人，大多是兩種。
一種是老派的親英派——他們的祖父那輩是跟著英國人的，他們的公司跟英國有生意往來，他們從小讀的是英國文學，他們把英國當成文明的搖籃。
另一種是反共的狂熱分子——他們恨蘇聯，恨德國，恨美共，恨一切紅色的東西。
他們把邱吉爾當成一面旗幟，一面可以用來反對共產主義但自己不用上戰場的旗幟。
這兩種人，成了邱吉爾宴會的常客。
他們來了，吃了，喝了，聽了邱吉爾的演講，然後在一張支票上寫一個數字。
有的寫五千，有的寫一萬，有的寫五百。
邱吉爾讓助手把每一張支票都登記在冊，然後把總數記在一個只有他自己知道的本子裡。
除了宴會，邱吉爾還辦演講。
他租了華盛頓一家小禮堂，每個月辦兩場公開演講。
門票五美元一張。來的人不多，有時候幾十個，有時候只有十幾個。
但邱吉爾不在乎。他站在講台上，穿著深灰色西裝，手裡攥著話筒，從一八一五年的維也納會議講到一九一八年的凡爾賽和約，從英國的大憲章講到美國的獨立宣言。
他的聲音很有穿透力，像一把老舊的、但依然能用的小提琴。
聽眾們坐在台下，聽得很認真，偶爾鼓掌，偶爾點頭。
演講結束之後，邱吉爾會站在禮堂門口，跟每一個走出來的人握手。
有人會多給幾美元，說「首相先生，辛苦了」。
邱吉爾微笑著說「謝謝你，我的朋友」。
一九三九年二月末的一天，邱吉爾在酒店套房裡算了一筆帳。
他把收入本子翻開來，一筆一筆地看。
過去一個月，他辦了三次宴會，收到了大約兩萬美元的捐款；辦了六場演講，收到了大約三千美元的門票收入；羅斯福那邊的撥款已經停了，因為國務院說「財政緊張，暫停撥付」。
他的月收入是兩萬三千美元。
他的月支出是三萬一千美元。缺口是八千美元。
他把本子合上，擱在桌上，靠在沙發背上，看著天花板。
邱吉爾一個人坐在套房裡，拿起茶几上的雪茄盒，打開來，裡面還剩三根雪茄。
他拿了一根出來，在手裡轉了轉，又放了回去。他站起來，走到窗前，把窗簾拉開。
華盛頓的街景在午後的陽光下顯得灰撲撲的，行人不多，車也不多。
他看著窗外，把手插在口袋裡。口袋裡有一張摺疊的紙，是昨天收到的一封回信，來自一個芝加哥的肉類加工商。
邱吉爾把信掏出來看了一眼，又塞回口袋裡。他對著窗外說了一句話，聲音很輕，像是在自言自語：
「計劃。他們都想要計劃。可我現在連下個月的房租都還沒著落。」
他轉過身，回到茶几前，坐下來，拿起那根雪茄，點著了。
他把煙吸進嘴巴里，停了幾秒鐘，然後慢慢吐出來。
煙霧在昏暗的套房裡升起來，散開，消失。
他把雪茄擱在菸灰缸邊上，拿起電話，撥了一個號碼。電話響了幾聲，對面接起來。邱吉爾說：
「我是邱吉爾。請轉告羅斯福總統——我想見他。有要事相商。
關於歐洲和美洲，乃至整個世界的未來。
很重要。
明天？
可以。
上午十點。
好。
謝謝你。」
邱吉爾把電話擱下，把雪茄重新拿起來，吸了一口。他在想——明天的見面，該跟羅斯福說什麼。
世界的未來？
那只是個藉口。
真正的主題是錢。他需要錢。需要更多的錢。需要比現在多得多的錢。
因為五萬美元的撥款花完了，兩萬三千美元的月收入不夠用，三萬一千美元的月支出還必須繼續。
他不能住在汽車旅館裡，他不能讓宴會停下來，他不能讓演講的門票降價。
因為一旦他停下來，一旦他承認自己沒有錢，一旦他變成一個普通的流亡老頭，他就真的什麼都不是了。
他需要那套套房，需要那些宴會，需要那些演講。
那些東西是他的盔甲，盔甲不能脫。
哪怕盔甲下面的身體已經瘦得不成樣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