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00章 被刁難的邱吉爾
華盛頓。
二月二十日。
五月花酒店。
邱吉爾決定辦一場新聞發布會。
他的助手勸他不要辦，說「現在時機不合適」。
邱吉爾不聽。他說——「如果我不說話，就等於承認我輸了。我還沒有輸。英國沒有輸。」
他讓助手給各大報社和通訊社發了邀請函，一共發了四十份。
他訂了五月花酒店的小宴會廳，擺了五十把椅子，講台上放了一支話筒和一個水杯。
他穿上了最好的那套深灰色西裝，系了一條藏青色的領帶，口袋裡塞了一塊疊好的手帕。
他在酒店套房裡對著鏡子練習了兩遍開場白，然後把雪茄點著，站在窗前等。
到了下午兩點，約定的時間到了。
宴會廳里坐了不到二十個人，其中一半是邱吉爾自己的助手和工作人員。
記者來了七個——美聯社一個，合眾社一個，《紐約時報》一個，《華盛頓郵報》一個，還有三家地方報紙的記者。
沒有外國記者，沒有廣播電台，沒有新聞短片。
邱吉爾從側門走進宴會廳的時候，目光掃了一圈那些空著的椅子，腳步慢了一瞬。
他走上講台，把雙手擱在講台上，清了清嗓子。
「女士們，先生們，感謝各位今天前來。
我想就當前的國際形勢——特別是日本事件之後的世界局勢——發表幾點看法。」
他剛說完「日本事件」四個字，美聯社的記者就舉起了手。
邱吉爾示意他發言。那個記者站起來，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戴著一副圓框眼鏡，手裡攥著筆記本。
他問了一句：
「首相先生，您剛才說『日本事件』。請問您指的是日本投降這件事嗎？
還是您認為這只是一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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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頓了一下。
他聽出了話里的刺，但他沒有接。
他說：
「日本帝國確實已經停止了軍事抵抗。
這是一次重大的戰略挫折。
但我必須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
自由世界的力量仍然存在。美國仍然屹立。英國仍然——」
《紐約時報》的記者打斷了他。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灰頭髮，戴著珍珠耳環，聲音很平：
「首相先生，您說的『英國仍然』——您指的是哪個英國？
是已經被社會主義共和國取代的那個英國，還是您在華盛頓酒店套房裡維持的那個『流亡政府』？」
宴會廳里安靜了一瞬。
邱吉爾的手在講台上攥緊了。
他的嘴唇動了動，然後說：
「英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英國人民的精神不會因為一次政治變動而消亡。
我作為英國戰時政府的合法代表，有責任——」
合眾社的記者接上了話。
是個中年男人，禿頂，說話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小石子一樣扔過來：
「首相先生，恕我直言。
您的『軍隊』在哪裡？
您的『領土』在哪裡？
您去年從國務院拿了一筆撥款，那筆錢用完了嗎？
如果美共明天打進華盛頓，您打算去哪裡？
去瑞士？
去南美？
還是回倫敦去接受審判？」
邱吉爾的臉漲紅了。
他把手從講台上拿起來，在空中揮了一下，像在趕什麼東西。
他說：
「你——你這是無禮！
我代表的是大英帝國！
我代表的是——」
聯社的記者又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首相先生，我們不是來聽您代表什麼的。
我們是來問您——接下來怎麼辦。
日本投降了。
德國人贏了。
社會主義陣營從歐洲連到了亞洲。
美國被圍了。
您在這裡每天開宴會、發聲明、見記者。您覺得這些有用嗎？您覺得有人還在聽嗎？」
邱吉爾張了張嘴，但沒有發出聲音。
他站在講台上，兩隻手撐著桌沿，身體微微前傾。
他的臉上有一種東西在動，像是憤怒，又像是別的什麼。
他的目光從美聯社記者臉上移開，移到《紐約時報》那個女記者臉上，又移到合眾社那個禿頂男人臉上。沒有人迴避他的目光。
所有人都在看著他。他忽然發現——這些記者不是來報導他的。
他們是來圍觀他的。他們來，是因為一個流亡政客被當面戳穿的樣子，比一場新聞發布會更有新聞價值。
邱吉爾把手從講台上收回來，整了整領帶。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但還在撐著：
「諸位，我理解你們的質疑。
我承認，現在的形勢很困難。但我要提醒你們——慕尼黑的時候，所有人都說和平保住了。
結果呢？歷史從來不是直線走的。自由世界——」
《華盛頓郵報》的記者——一個年輕男人，坐在最後一排，一直沒有說話——這時候忽然插了一句。
他的聲音不高，但宴會廳很安靜，每個人都聽到了：
「首相先生，您說的『自由世界』是什麼？
是您當年在加里波利指揮的那場戰役里的自由世界？
還是您當財政大臣時把英國拉回金本位的那個自由世界？
還是您在一九二六年用坦克鎮壓礦工罷工的那個自由世界？」
邱吉爾不說話了。他站在講台上，嘴唇抿成一條線，兩隻手重新攥住了講台邊沿。
他的指關節發白。他的目光落在最後一排那個年輕記者臉上，停了很久。
然後他把目光收回來，落在自己的手上。他的手在發抖。
幅度不大，但站在前排的人能看到。他把手從講台上拿下來，插進褲兜里，然後抬起頭來，對著宴會廳里那不到二十個人說了一句：
「謝謝各位前來。發布會到此結束。」
他轉過身，從側門走了出去。
側門外面是一條狹窄的走廊，燈光昏暗，牆上掛著舊海報。
他站在走廊里，背靠著牆壁，把手從褲兜里拿出來。他的兩隻手都在抖。
他把手攥成拳頭，又鬆開，又攥緊。他站了很久，直到走廊里安靜下來。
然後他沿著走廊往電梯方向走，腳步很慢，鞋底踩在地毯上，幾乎沒有聲音。
他走進電梯，按了頂樓的按鈕。
電梯門關上，把他關在裡面。他一個人站在電梯裡，看著樓層數字一格一格往上跳。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四十年前，他還是個年輕軍官的時候，在印度西北邊境的馬拉坎德山口打過一場小仗。那次他帶著幾十個人衝鋒，被敵人圍了，差點沒出來。
他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那場戰鬥，寫了很多字，但有一個細節他沒寫——被圍的時候，他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活著出去。」
現在他站在電梯裡，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我還能去哪裡。」
電梯到了頂樓。
門打開，他走出去，沿著走廊走回自己的套房。他打開門，走進去，把門關上。套房裡很安靜，窗簾拉著，光線昏暗。
那瓶沒有開封的威士忌還放在茶几上，旁邊是三個乾淨的酒杯。他走到茶几前，坐下來，把威士忌打開，給自己倒了一杯。
他沒有加冰，一口喝完了。然後他又倒了一杯，又一口喝完了。
他把杯子放下，靠在沙發背上，閉上眼。他沒有睡著。
他只是在想——今天的發布會，明天會登在報紙上。不是頭版，可能是第三版，可能是第五版。
標題大概會是——「邱吉爾召開新聞發布會，記者質問其合法性」。
或者——「邱吉爾承認局勢困難，重申『自由世界』信念」。或者更簡單——「邱吉爾發布會草草收場」。
不管是哪個標題，都沒有人會在意。
這個城市已經不再關心他了。
這個國家已經不再關心他了。
這個世界已經不再關心他了。
他坐在沙發上，威士忌在胃裡燒著，窗外是灰濛濛的華盛頓，雨還在下。
二月二十日。
五月花酒店。
邱吉爾決定辦一場新聞發布會。
他的助手勸他不要辦，說「現在時機不合適」。
邱吉爾不聽。他說——「如果我不說話，就等於承認我輸了。我還沒有輸。英國沒有輸。」
他讓助手給各大報社和通訊社發了邀請函，一共發了四十份。
他訂了五月花酒店的小宴會廳，擺了五十把椅子，講台上放了一支話筒和一個水杯。
他穿上了最好的那套深灰色西裝，系了一條藏青色的領帶，口袋裡塞了一塊疊好的手帕。
他在酒店套房裡對著鏡子練習了兩遍開場白，然後把雪茄點著，站在窗前等。
到了下午兩點，約定的時間到了。
宴會廳里坐了不到二十個人，其中一半是邱吉爾自己的助手和工作人員。
記者來了七個——美聯社一個，合眾社一個，《紐約時報》一個，《華盛頓郵報》一個，還有三家地方報紙的記者。
沒有外國記者，沒有廣播電台，沒有新聞短片。
邱吉爾從側門走進宴會廳的時候，目光掃了一圈那些空著的椅子，腳步慢了一瞬。
他走上講台，把雙手擱在講台上，清了清嗓子。
「女士們，先生們，感謝各位今天前來。
我想就當前的國際形勢——特別是日本事件之後的世界局勢——發表幾點看法。」
他剛說完「日本事件」四個字，美聯社的記者就舉起了手。
邱吉爾示意他發言。那個記者站起來，是個三十出頭的年輕人，戴著一副圓框眼鏡，手裡攥著筆記本。
他問了一句：
「首相先生，您剛才說『日本事件』。請問您指的是日本投降這件事嗎？
還是您認為這只是一次『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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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吉爾頓了一下。
他聽出了話里的刺，但他沒有接。
他說：
「日本帝國確實已經停止了軍事抵抗。
這是一次重大的戰略挫折。
但我必須指出——這並不意味著戰爭的結束。
自由世界的力量仍然存在。美國仍然屹立。英國仍然——」
《紐約時報》的記者打斷了他。是個四十多歲的女人，灰頭髮，戴著珍珠耳環，聲音很平：
「首相先生，您說的『英國仍然』——您指的是哪個英國？
是已經被社會主義共和國取代的那個英國，還是您在華盛頓酒店套房裡維持的那個『流亡政府』？」
宴會廳里安靜了一瞬。
邱吉爾的手在講台上攥緊了。
他的嘴唇動了動，然後說：
「英國是一個偉大的民族。
英國人民的精神不會因為一次政治變動而消亡。
我作為英國戰時政府的合法代表，有責任——」
合眾社的記者接上了話。
是個中年男人，禿頂，說話聲音不大，但每一個字都像小石子一樣扔過來：
「首相先生，恕我直言。
您的『軍隊』在哪裡？
您的『領土』在哪裡？
您去年從國務院拿了一筆撥款，那筆錢用完了嗎？
如果美共明天打進華盛頓，您打算去哪裡？
去瑞士？
去南美？
還是回倫敦去接受審判？」
邱吉爾的臉漲紅了。
他把手從講台上拿起來，在空中揮了一下，像在趕什麼東西。
他說：
「你——你這是無禮！
我代表的是大英帝國！
我代表的是——」
聯社的記者又開口了，聲音不大，但很清楚：
「首相先生，我們不是來聽您代表什麼的。
我們是來問您——接下來怎麼辦。
日本投降了。
德國人贏了。
社會主義陣營從歐洲連到了亞洲。
美國被圍了。
您在這裡每天開宴會、發聲明、見記者。您覺得這些有用嗎？您覺得有人還在聽嗎？」
邱吉爾張了張嘴，但沒有發出聲音。
他站在講台上，兩隻手撐著桌沿，身體微微前傾。
他的臉上有一種東西在動，像是憤怒，又像是別的什麼。
他的目光從美聯社記者臉上移開，移到《紐約時報》那個女記者臉上，又移到合眾社那個禿頂男人臉上。沒有人迴避他的目光。
所有人都在看著他。他忽然發現——這些記者不是來報導他的。
他們是來圍觀他的。他們來，是因為一個流亡政客被當面戳穿的樣子，比一場新聞發布會更有新聞價值。
邱吉爾把手從講台上收回來，整了整領帶。
然後他開口了，聲音比剛才低了一些，但還在撐著：
「諸位，我理解你們的質疑。
我承認，現在的形勢很困難。但我要提醒你們——慕尼黑的時候，所有人都說和平保住了。
結果呢？歷史從來不是直線走的。自由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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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聲音不高，但宴會廳很安靜，每個人都聽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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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您當年在加里波利指揮的那場戰役里的自由世界？
還是您當財政大臣時把英國拉回金本位的那個自由世界？
還是您在一九二六年用坦克鎮壓礦工罷工的那個自由世界？」
邱吉爾不說話了。他站在講台上，嘴唇抿成一條線，兩隻手重新攥住了講台邊沿。
他的指關節發白。他的目光落在最後一排那個年輕記者臉上，停了很久。
然後他把目光收回來，落在自己的手上。他的手在發抖。
幅度不大，但站在前排的人能看到。他把手從講台上拿下來，插進褲兜里，然後抬起頭來，對著宴會廳里那不到二十個人說了一句：
「謝謝各位前來。發布會到此結束。」
他轉過身，從側門走了出去。
側門外面是一條狹窄的走廊，燈光昏暗，牆上掛著舊海報。
他站在走廊里，背靠著牆壁，把手從褲兜里拿出來。他的兩隻手都在抖。
他把手攥成拳頭，又鬆開，又攥緊。他站了很久，直到走廊里安靜下來。
然後他沿著走廊往電梯方向走，腳步很慢，鞋底踩在地毯上，幾乎沒有聲音。
他走進電梯，按了頂樓的按鈕。
電梯門關上，把他關在裡面。他一個人站在電梯裡，看著樓層數字一格一格往上跳。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四十年前，他還是個年輕軍官的時候，在印度西北邊境的馬拉坎德山口打過一場小仗。那次他帶著幾十個人衝鋒，被敵人圍了，差點沒出來。
他後來在回憶錄里寫那場戰鬥，寫了很多字，但有一個細節他沒寫——被圍的時候，他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我要活著出去。」
現在他站在電梯裡，腦子裡只有一個念頭——「我還能去哪裡。」
電梯到了頂樓。
門打開，他走出去，沿著走廊走回自己的套房。他打開門，走進去，把門關上。套房裡很安靜，窗簾拉著，光線昏暗。
那瓶沒有開封的威士忌還放在茶几上，旁邊是三個乾淨的酒杯。他走到茶几前，坐下來，把威士忌打開，給自己倒了一杯。
他沒有加冰，一口喝完了。然後他又倒了一杯，又一口喝完了。
他把杯子放下，靠在沙發背上，閉上眼。他沒有睡著。
他只是在想——今天的發布會，明天會登在報紙上。不是頭版，可能是第三版，可能是第五版。
標題大概會是——「邱吉爾召開新聞發布會，記者質問其合法性」。
或者——「邱吉爾承認局勢困難，重申『自由世界』信念」。或者更簡單——「邱吉爾發布會草草收場」。
不管是哪個標題，都沒有人會在意。
這個城市已經不再關心他了。
這個國家已經不再關心他了。
這個世界已經不再關心他了。
他坐在沙發上，威士忌在胃裡燒著，窗外是灰濛濛的華盛頓，雨還在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