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8章 美國政商界最開始的反應
二月十八日中午，東京城內的槍聲已經基本停了。零星的、最後幾起自殺式衝鋒被壓了下去，零星的、最後幾聲自盡的槍響也停了。
聯軍的前沿部隊開始進入市區，逐街逐巷地接受日軍投降。
投降的日軍排著隊從掩體和廢墟里走出來，把武器架在路邊，然後坐在空地上等收容。
日共的工作組跟著聯軍進入市區，開始登記俘虜、清點武器、安撫平民。東京的街道上第一次出現了不穿軍裝的人——那些從巷子裡、從廢墟里、從地下室里走出來的老百姓。
他們站在路邊，看著聯軍士兵列隊走過，看著日共的工作員在牆上貼布告，看著紅旗在政府大樓的屋頂上升起來。
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歡呼。
也沒有人哭。
他們只是站著，看著。
像是過了很久，又像是剛剛開始。
華盛頓。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冬。
俄亥俄河的大洪水是一道分水嶺。
洪水退去之後，美共東線的攻勢徹底停了下來。
從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二月，整整半年，美共東線部隊幾乎沒有發動過任何大規模進攻。
他們忙著救災，忙著修路，忙著把被洪水衝垮的補給線重新接起來，忙著在占領區里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地方政權。
聯邦政府這邊看到了喘息的機會。
巴頓在給羅斯福的密報里寫——「敵軍攻勢已疲，我軍可藉此時機整補。
若能穩住現有防線，待國際形勢變化，未必沒有轉機。」
這個判斷傳到華盛頓的政商圈子裡之後，變成了一種更樂觀的東西。
華爾街的經紀人們開始重新討論「戰後重建」的概念，雖然戰爭還沒結束，但他們已經在盤算哪些行業會在「和平」之後最先復甦。
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里，小麥和玉米的價格率先在資本家們的炒作下穩住了，因為密西西比河以東的農場主們聽說「仗快打完了」，開始重新種地。
TW 看書網超好用，𝑠ℎ𝑢.𝑡𝑤隨時享
一些地方的民用工廠雖然轉了軍工還在造軍火，但已經有經理人在私下裡跟股東說——「等停火了，民用車的生產線一開，利潤能翻三倍。」
而宴會在華盛頓和紐約重新多了起來。
不是戰時那種簡樸的招待會，是真正的宴會——水晶吊燈，銀質餐具，侍者端著香檳在人群中穿行。
宴會上的話題從「德軍打到哪兒了」變成了「聯軍什麼時候打不動了」。
有一個華爾街的銀行家在紐約的一次私人聚會上說了一句話，被《紐約時報》的記者聽到了，登在了第二天的報紙上——「日本人牽制了德國人。這一點我們以前低估了。
只要日本還在打，德國就不可能把全部力量壓到我們身上。
時間在我們這邊。」
這句話被美國的主流媒體進行了廣泛引用。
國會的議員們在演講里開始用「我們的東方盟友」來稱呼日本——儘管日本從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到美國戰場，儘管日本的海軍縮在港里出不來，儘管日本的陸軍在九州和本州被打得節節敗退。
但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日本還在打。
日本在東方拖著德國的後腿。
日本每多撐一天，美國就多一天準備的時間。
至於準備什麼，沒有人說得太具體。
有人說是準備反攻，有人說是準備談判，有人說是準備「體面的和平」。
但無論哪種說法，前提都是一樣的——日本還在，時間還在。
邱吉爾是最積極的一個。
他住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裡，每天的活動是演講、寫文章、會見記者。
邱吉爾他的演講內容千篇一律——英國沒有亡，英國還在，英國會回來。
他說日本是「自由世界的東方堡壘」，說美英日三國應該建立新一屆的「反共同盟」，說只要堅持到底，「勝利終將屬於文明世界」。
邱吉爾的演講在華盛頓的政界和軍界還有一些聽眾。
有人覺得他過時了，有人覺得他可憐，但也有人覺得他說得對。
不管怎麼樣，邱吉爾的宴會預約總是滿的。
他的酒店套房裡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有參議員，有將軍，有記者，有商人。
他們喝酒，抽菸，聽邱吉爾講一九一八年的故事，講凡爾賽和約，講大英帝國的榮光。
沒有人提加拿大，沒有人提渥太華，沒有人提那個被國際縱隊押回倫敦受審的鮑德溫首相。
那些事太遠了，遠得像另一個世界。
可羅斯福沒有被這些聲音沖昏頭腦。
他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看過每一份巴頓的密報，看過每一份胡佛的情報簡報，看過每一份來自瑞士渠道的試探記錄。
他知道日本在撐，但撐得很勉強。
他知道美共東線停了火，但那是洪水造成的，不是和平造成的。
他知道華盛頓的宴會很熱鬧，但宴會上的香檳不能當炮彈用。
他在一次內閣會議上說了一句話——「你們不要聽那些銀行家和記者的。
他們坐在紐約的辦公室里，聞不到前線的硝煙味。
日本人能不能撐到明年春天，我比他們清楚。」
但是羅斯福的這些言論並沒有什麼用。
一個總統的清醒改變不了公眾的情緒。
報紙每天的頭版都是「東線趨於穩定」「西線敵軍攻勢受阻」「美共內部出現分歧」之類的標題。
廣播裡的評論員在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
電影院在放新聞短片，片名叫《美國在等待》，畫面是軍艦下水，飛機升空，工廠的流水線在轉動，旁白說——「我們有時間。
我們有資源。
我們有人力。
最終的勝利屬於我們。」
沒有人問「最終的勝利」是什麼意思。
所有人都覺得那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結果。
就像所有人都覺得日本還能撐很久。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華盛頓的宴會還在繼續。
那天晚上，紐約的華爾道夫酒店有一場大型晚宴，主辦方是「美國自由聯盟」，一個由銀行家和工業家組成的反共組織。
晚宴的主題是「自由世界的未來」。
到場的賓客有三百多人，包括十幾位參議員、二十幾位眾議員、幾十位企業高管、還有幾位穿著軍裝的將軍。
邱吉爾是主賓。
他站在講台上，舉著酒杯，發表了一篇長篇演講，從羅馬帝國講到不列顛帝國，從拿破崙講到韋格納，從一九一八年講到今天。
他的結束語是——「我們不會輸。我們有海洋，有工業，有盟友。
我們有時間。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
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酒杯碰在一起，發出清脆的響聲。
樂隊奏起了《天佑國王》，然後又奏了《星條旗永不落》。
人們笑著，喝著，彼此拍著肩膀，說著「明年這個時候就好了」之類的話。
沒有人知道，在他們舉杯的時候，東京的皇宮地下掩體裡，天皇正在對他的侍從長說「朕沒有詔」。
沒有人知道，在東京西郊的聯軍前沿陣地上，陳二柱正趴在泥地里數日軍的射擊孔。
沒有人知道，荒木少佐正在掩體裡對部下說「明天去聯軍陣地接洽投降」。
沒有人知道，日本投降的電報已經在路上了。
電報到達華盛頓的時候，華爾道夫酒店的晚宴還沒有結束。
霍普金斯接到消息後立刻打電話到酒店找邱吉爾。
邱吉爾從宴會廳出來接電話，聽完了霍普金斯的話。
他握著話筒的手僵了幾秒鐘。然後他慢慢把話筒擱回去，站在走廊里，背靠著牆壁，很久沒有動。走廊里很安靜，只有宴會廳里的音樂聲從門縫裡傳出來，悶悶的，聽不真切。邱吉爾站在走廊里，把手伸進口袋，摸出一根雪茄。
他沒有點。
他把雪茄攥在手裡，攥得很緊。
然後他轉身推開宴會廳的門，走了回去。
宴會廳里的人們還在舉杯，還在笑，還在講「時間站在我們這邊」。邱吉爾從他們中間穿過，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下來。
沒有人注意到邱吉爾十分難看的臉色。
宴會還在繼續。
泡沫還在膨脹。
但日本已經投降了。
泡沫馬上就要破了。
聯軍的前沿部隊開始進入市區，逐街逐巷地接受日軍投降。
投降的日軍排著隊從掩體和廢墟里走出來，把武器架在路邊，然後坐在空地上等收容。
日共的工作組跟著聯軍進入市區，開始登記俘虜、清點武器、安撫平民。東京的街道上第一次出現了不穿軍裝的人——那些從巷子裡、從廢墟里、從地下室里走出來的老百姓。
他們站在路邊，看著聯軍士兵列隊走過，看著日共的工作員在牆上貼布告，看著紅旗在政府大樓的屋頂上升起來。
沒有人說話。
沒有人歡呼。
也沒有人哭。
他們只是站著，看著。
像是過了很久，又像是剛剛開始。
華盛頓。
一九三八年秋至一九三九年冬。
俄亥俄河的大洪水是一道分水嶺。
洪水退去之後，美共東線的攻勢徹底停了下來。
從一九三八年八月到一九三九二月，整整半年，美共東線部隊幾乎沒有發動過任何大規模進攻。
他們忙著救災，忙著修路，忙著把被洪水衝垮的補給線重新接起來，忙著在占領區里建立新的無產階級地方政權。
聯邦政府這邊看到了喘息的機會。
巴頓在給羅斯福的密報里寫——「敵軍攻勢已疲，我軍可藉此時機整補。
若能穩住現有防線，待國際形勢變化，未必沒有轉機。」
這個判斷傳到華盛頓的政商圈子裡之後，變成了一種更樂觀的東西。
華爾街的經紀人們開始重新討論「戰後重建」的概念，雖然戰爭還沒結束，但他們已經在盤算哪些行業會在「和平」之後最先復甦。
芝加哥的商品交易所里，小麥和玉米的價格率先在資本家們的炒作下穩住了，因為密西西比河以東的農場主們聽說「仗快打完了」，開始重新種地。
TW 看書網超好用，𝑠ℎ𝑢.𝑡𝑤隨時享
一些地方的民用工廠雖然轉了軍工還在造軍火，但已經有經理人在私下裡跟股東說——「等停火了，民用車的生產線一開，利潤能翻三倍。」
而宴會在華盛頓和紐約重新多了起來。
不是戰時那種簡樸的招待會，是真正的宴會——水晶吊燈，銀質餐具，侍者端著香檳在人群中穿行。
宴會上的話題從「德軍打到哪兒了」變成了「聯軍什麼時候打不動了」。
有一個華爾街的銀行家在紐約的一次私人聚會上說了一句話，被《紐約時報》的記者聽到了，登在了第二天的報紙上——「日本人牽制了德國人。這一點我們以前低估了。
只要日本還在打，德國就不可能把全部力量壓到我們身上。
時間在我們這邊。」
這句話被美國的主流媒體進行了廣泛引用。
國會的議員們在演講里開始用「我們的東方盟友」來稱呼日本——儘管日本從來沒有派過一兵一卒到美國戰場，儘管日本的海軍縮在港里出不來，儘管日本的陸軍在九州和本州被打得節節敗退。
但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日本還在打。
日本在東方拖著德國的後腿。
日本每多撐一天，美國就多一天準備的時間。
至於準備什麼，沒有人說得太具體。
有人說是準備反攻，有人說是準備談判，有人說是準備「體面的和平」。
但無論哪種說法，前提都是一樣的——日本還在，時間還在。
邱吉爾是最積極的一個。
他住在華盛頓的一家酒店裡，每天的活動是演講、寫文章、會見記者。
邱吉爾他的演講內容千篇一律——英國沒有亡，英國還在，英國會回來。
他說日本是「自由世界的東方堡壘」，說美英日三國應該建立新一屆的「反共同盟」，說只要堅持到底，「勝利終將屬於文明世界」。
邱吉爾的演講在華盛頓的政界和軍界還有一些聽眾。
有人覺得他過時了，有人覺得他可憐，但也有人覺得他說得對。
不管怎麼樣，邱吉爾的宴會預約總是滿的。
他的酒店套房裡每天晚上都有客人，有參議員，有將軍，有記者，有商人。
他們喝酒，抽菸，聽邱吉爾講一九一八年的故事，講凡爾賽和約，講大英帝國的榮光。
沒有人提加拿大，沒有人提渥太華，沒有人提那個被國際縱隊押回倫敦受審的鮑德溫首相。
那些事太遠了，遠得像另一個世界。
可羅斯福沒有被這些聲音沖昏頭腦。
他在橢圓形辦公室里看過每一份巴頓的密報，看過每一份胡佛的情報簡報，看過每一份來自瑞士渠道的試探記錄。
他知道日本在撐，但撐得很勉強。
他知道美共東線停了火，但那是洪水造成的，不是和平造成的。
他知道華盛頓的宴會很熱鬧，但宴會上的香檳不能當炮彈用。
他在一次內閣會議上說了一句話——「你們不要聽那些銀行家和記者的。
他們坐在紐約的辦公室里，聞不到前線的硝煙味。
日本人能不能撐到明年春天，我比他們清楚。」
但是羅斯福的這些言論並沒有什麼用。
一個總統的清醒改變不了公眾的情緒。
報紙每天的頭版都是「東線趨於穩定」「西線敵軍攻勢受阻」「美共內部出現分歧」之類的標題。
廣播裡的評論員在說「最困難的時期已經過去」。
電影院在放新聞短片，片名叫《美國在等待》，畫面是軍艦下水，飛機升空，工廠的流水線在轉動，旁白說——「我們有時間。
我們有資源。
我們有人力。
最終的勝利屬於我們。」
沒有人問「最終的勝利」是什麼意思。
所有人都覺得那是一個理所當然的結果。
就像所有人都覺得日本還能撐很久。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七日，華盛頓的宴會還在繼續。
那天晚上，紐約的華爾道夫酒店有一場大型晚宴，主辦方是「美國自由聯盟」，一個由銀行家和工業家組成的反共組織。
晚宴的主題是「自由世界的未來」。
到場的賓客有三百多人，包括十幾位參議員、二十幾位眾議員、幾十位企業高管、還有幾位穿著軍裝的將軍。
邱吉爾是主賓。
他站在講台上，舉著酒杯，發表了一篇長篇演講，從羅馬帝國講到不列顛帝國，從拿破崙講到韋格納，從一九一八年講到今天。
他的結束語是——「我們不會輸。我們有海洋，有工業，有盟友。
我們有時間。
時間站在我們這邊。」
台下響起了熱烈的掌聲。酒杯碰在一起，發出清脆的響聲。
樂隊奏起了《天佑國王》，然後又奏了《星條旗永不落》。
人們笑著，喝著，彼此拍著肩膀，說著「明年這個時候就好了」之類的話。
沒有人知道，在他們舉杯的時候，東京的皇宮地下掩體裡，天皇正在對他的侍從長說「朕沒有詔」。
沒有人知道，在東京西郊的聯軍前沿陣地上，陳二柱正趴在泥地里數日軍的射擊孔。
沒有人知道，荒木少佐正在掩體裡對部下說「明天去聯軍陣地接洽投降」。
沒有人知道，日本投降的電報已經在路上了。
電報到達華盛頓的時候，華爾道夫酒店的晚宴還沒有結束。
霍普金斯接到消息後立刻打電話到酒店找邱吉爾。
邱吉爾從宴會廳出來接電話，聽完了霍普金斯的話。
他握著話筒的手僵了幾秒鐘。然後他慢慢把話筒擱回去，站在走廊里，背靠著牆壁，很久沒有動。走廊里很安靜，只有宴會廳里的音樂聲從門縫裡傳出來，悶悶的，聽不真切。邱吉爾站在走廊里，把手伸進口袋，摸出一根雪茄。
他沒有點。
他把雪茄攥在手裡，攥得很緊。
然後他轉身推開宴會廳的門，走了回去。
宴會廳里的人們還在舉杯，還在笑，還在講「時間站在我們這邊」。邱吉爾從他們中間穿過，走到自己的座位前，坐下來。
沒有人注意到邱吉爾十分難看的臉色。
宴會還在繼續。
泡沫還在膨脹。
但日本已經投降了。
泡沫馬上就要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