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8章 日本民眾的改變2
春子的那兩顆還在柜子里，用舊布包著，她倒是沒有扔。
訓練結束之後，春子沒有回家。
她往村東頭走，那邊有一條小路通往更東邊的鄰村。
那人的軍裝上有泥，臉曬得黑，說話的時候手指頭在泥地上畫著什麼。春子停住了腳步。
她沒敢走近，站在一棵柿子樹後面遠遠地看著。那人說話的聲音不大，但春子聽到了幾個詞——「糧食」「藥」「不用怕」。
老農一直在點頭，最後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往村里走了。
那個灰軍裝的人也站起來，轉身朝春子的方向看了一眼。
春子縮到樹後面，等了一會兒才探頭。
那人已經走了，往東邊去了，步子不快，但沒有回頭。
下午，春子回到家，把兩顆手榴彈從柜子里拿出來。
她用圍裙兜著，走到院子後面的菜地里。
菜地角落有一塊土比較松，是秋天種蘿蔔的時候翻過的。
她蹲下來，用手刨了一個坑，不深，夠埋兩顆手榴彈。
她把兩顆手榴彈放進去，一顆一顆擺平了，然後蓋上土，用腳踩實了。
她在上面插了一根枯蘿蔔葉子做記號，但想了想又拔掉了——插著太顯眼，不插她自己也能找到。
晚上，她給婆婆餵了飯。
婆婆今天精神不太好，吃了半碗就搖頭。春子把碗放下，坐在床邊。婆婆拉著她的手，問：
「今天又去操場了？」
春子點了點頭。
婆婆說：
「我年輕的時候，日俄戰爭，也編過義勇隊。
那時候發的是竹槍，不是手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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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日俄打贏了，政府說我們都有功勞。再後來滿洲打仗，我兒子去了。
再後來支那打仗，我孫子也去了。
現在人家打到家裡來了。
春子，你說，我們到底在跟誰打？」
春子沒有回答。
她幫婆婆把被子掖好，走到廚房裡。
灶台上的鍋還溫著，裡面是半鍋蘿蔔粥。
她盛了一碗，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慢慢地喝。
粥很稀，蘿蔔多，米少。
她喝完，把碗洗了，放在碗架上。
然後她走到女兒的房間門口。
女兒已經睡了，鋪蓋下面露出半張臉，瘦得顴骨都凸出來了。
春子站了一會兒，把門輕輕帶上。
她回到廚房，在灶台前坐下來。
灶膛里的火已經滅了，只剩一點餘溫。
她把雙手擱在膝蓋上，看著窗外。
夜色很深，遠處的東京方向有一片暗紅色的光，不知道是火光還是什麼。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個在田埂上跟老農說話的灰軍裝士兵，他說話的時候手指頭在泥地上畫東西。
那個動作，她覺得很熟。後來她想起來了——她丈夫以前教女兒寫字的時候，也是那樣的，用手指頭在地上畫。
她把頭靠在灶台邊沿上，閉上眼。
手榴彈已經埋了。
她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她至少知道一件事——那顆東西不會再響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東京。
陸軍參謀本部。
=日本政府一直在打一副算盤。這副算盤從十二月二十三日「玉碎令」下達之後就開始撥動——用平民的血肉築起防線，用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道、每一座城市的抵抗來拉高聯軍的傷亡數字。
數字堆到足夠高的時候，韋格納就會在柏林坐不住。
柏林的母親們會問，為什麼我們的孩子要死在日本的農田和街巷裡？
德國的報紙會問，這場戰爭還要付出多少代價？
到那時候，聯軍內部就會分裂，就會有人提出「停火談判」。
這是日本政府最後的指望。
這副算盤在最初幾天確實撥出了一些響聲。
埼玉縣的伏擊讓聯軍一天之內傷亡近百人。
千葉縣的兩個村子在聯軍進村時突然從民居里湧出上百名手持手榴彈的義勇隊員，造成了一個排近半傷亡。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聯軍在東線推進的速度從每天二十公里下降到每天不到十公里。
東條英機在參謀本部的會議上把這幾天的戰報攤在桌上，說了一句話：
「他們開始慢了。」
但從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始，響聲不對了。
聯軍並沒有因為傷亡而停步。
他們在埼玉前線調整了戰術——不再以連排為單位分散推進，改為以營團為單位集中突擊。
每個突擊集群配備坦克、裝甲車和自行火炮，先用火力覆蓋可疑區域，再由步兵逐屋清剿。
這種打法不講究速度，但講究徹底。
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推，一條街一條街地清。
打下來的地方不再交還給義勇隊，而是就地建立控制區，由日共工作組進駐，把老百姓和武裝人員分開。
武裝人員甄別後關進戰俘營，老百姓發給糧食和藥品，登記造冊，編入自治委員會。
聯軍在前面打，工作組在後面接，打下一塊，鞏固一塊。
推進的速度確實慢了，但傷亡數字也在下降。
而日本那邊，能組織起有效抵抗的人越來越少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東條英機在參謀本部召開了一次作戰會議。
參會的人比半個月前又少了幾個——有人病了，有人「失蹤」了，有人被憲兵隊帶走了。
長桌上攤著最新的戰報，東條看了兩遍，把戰報疊起來，擱在桌面上。
「千葉縣，昨天聯軍只遇到零星抵抗。
埼玉縣，前線報告說有幾個村子的義勇隊在聯軍進村之前就散了。
茨城縣，一個聯隊的殘部在聯軍抵達之前向山里撤退，放棄了陣地。」
他抬起頭來，看著在場的幾個人，
「你們告訴我，我們的『億萬玉碎』在哪裡？」
陸軍參謀次長低著頭，沒有說話。
陸軍省軍務局長翻開一本簿冊，念了一串數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全國義勇隊實際參與抵抗的人數統計——埼玉縣約三千人，千葉縣約兩千人，茨城縣約一千五百人。
與編入總人數相比，參與率不足百分之十五。
其餘人員——或隱匿、或逃散、或拒絕執行命令。
憲兵隊報告，東京周邊已有數十起義勇隊員丟棄武器、私藏配給糧、甚至襲擊憲兵的案件。」
東條聽完，沒有發火。
他把雙手擱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看著自己的指關節。
他的臉色比半個月前更差了，眼窩凹陷，顴骨突出，嘴角有兩道深深的法令紋。
他的聲音比之前輕了一些，但每個字還是清楚的：
「我昨天收到情報，說埼玉縣有一個村子的老百姓，在聯軍進村之前，把憲兵隊派去的聯絡員綁了，交給了聯軍。
有這件事嗎？」
軍務局長翻開另一頁：
「有的，閣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埼玉縣南埼玉郡的一個村子，村長和幾個老人把一名憲兵軍曹和兩名義勇隊軍官綁了，送到了聯軍的前沿陣地。
聯軍方面給了那村子兩袋米和一箱藥品作為回報。
這件事在周邊幾個村子傳開了，據說又有幾個村子在效仿。」
東條把手指鬆開，靠在椅背上。
他閉上眼，呼吸很慢。
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過了一會兒，他睜開眼，說了一句話：
「談判的事，有沒有回音？」
外務省的代表——那個姓松本的中年外交官——搖了搖頭：
「沒有。我們通過瑞士和瑞典的渠道向柏林發出了兩份照會。
第一份是正式的停火請求。
第二份是修改後的條件——我們願意承認朝鮮和滿洲的現狀，願意討論賠償問題，只要求保留天皇制和本土完整。
兩份照會都沒有得到正式回復。
柏林的答覆只有一句話——『無條件投降，沒有談判餘地。』」
訓練結束之後，春子沒有回家。
她往村東頭走，那邊有一條小路通往更東邊的鄰村。
那人的軍裝上有泥，臉曬得黑，說話的時候手指頭在泥地上畫著什麼。春子停住了腳步。
她沒敢走近，站在一棵柿子樹後面遠遠地看著。那人說話的聲音不大，但春子聽到了幾個詞——「糧食」「藥」「不用怕」。
老農一直在點頭，最後站起來，拍了拍膝蓋上的土，往村里走了。
那個灰軍裝的人也站起來，轉身朝春子的方向看了一眼。
春子縮到樹後面，等了一會兒才探頭。
那人已經走了，往東邊去了，步子不快，但沒有回頭。
下午，春子回到家，把兩顆手榴彈從柜子里拿出來。
她用圍裙兜著，走到院子後面的菜地里。
菜地角落有一塊土比較松，是秋天種蘿蔔的時候翻過的。
她蹲下來，用手刨了一個坑，不深，夠埋兩顆手榴彈。
她把兩顆手榴彈放進去，一顆一顆擺平了，然後蓋上土，用腳踩實了。
她在上面插了一根枯蘿蔔葉子做記號，但想了想又拔掉了——插著太顯眼，不插她自己也能找到。
晚上，她給婆婆餵了飯。
婆婆今天精神不太好，吃了半碗就搖頭。春子把碗放下，坐在床邊。婆婆拉著她的手，問：
「今天又去操場了？」
春子點了點頭。
婆婆說：
「我年輕的時候，日俄戰爭，也編過義勇隊。
那時候發的是竹槍，不是手榴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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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日俄打贏了，政府說我們都有功勞。再後來滿洲打仗，我兒子去了。
再後來支那打仗，我孫子也去了。
現在人家打到家裡來了。
春子，你說，我們到底在跟誰打？」
春子沒有回答。
她幫婆婆把被子掖好，走到廚房裡。
灶台上的鍋還溫著，裡面是半鍋蘿蔔粥。
她盛了一碗，坐在灶台前的小板凳上，慢慢地喝。
粥很稀，蘿蔔多，米少。
她喝完，把碗洗了，放在碗架上。
然後她走到女兒的房間門口。
女兒已經睡了，鋪蓋下面露出半張臉，瘦得顴骨都凸出來了。
春子站了一會兒，把門輕輕帶上。
她回到廚房，在灶台前坐下來。
灶膛里的火已經滅了，只剩一點餘溫。
她把雙手擱在膝蓋上，看著窗外。
夜色很深，遠處的東京方向有一片暗紅色的光，不知道是火光還是什麼。
她忽然想起一件事——那個在田埂上跟老農說話的灰軍裝士兵，他說話的時候手指頭在泥地上畫東西。
那個動作，她覺得很熟。後來她想起來了——她丈夫以前教女兒寫字的時候，也是那樣的，用手指頭在地上畫。
她把頭靠在灶台邊沿上，閉上眼。
手榴彈已經埋了。
她不知道明天會怎樣，但她至少知道一件事——那顆東西不會再響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東京。
陸軍參謀本部。
=日本政府一直在打一副算盤。這副算盤從十二月二十三日「玉碎令」下達之後就開始撥動——用平民的血肉築起防線，用每一個村莊、每一條街道、每一座城市的抵抗來拉高聯軍的傷亡數字。
數字堆到足夠高的時候，韋格納就會在柏林坐不住。
柏林的母親們會問，為什麼我們的孩子要死在日本的農田和街巷裡？
德國的報紙會問，這場戰爭還要付出多少代價？
到那時候，聯軍內部就會分裂，就會有人提出「停火談判」。
這是日本政府最後的指望。
這副算盤在最初幾天確實撥出了一些響聲。
埼玉縣的伏擊讓聯軍一天之內傷亡近百人。
千葉縣的兩個村子在聯軍進村時突然從民居里湧出上百名手持手榴彈的義勇隊員，造成了一個排近半傷亡。
十二月二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聯軍在東線推進的速度從每天二十公里下降到每天不到十公里。
東條英機在參謀本部的會議上把這幾天的戰報攤在桌上，說了一句話：
「他們開始慢了。」
但從十二月二十八日開始，響聲不對了。
聯軍並沒有因為傷亡而停步。
他們在埼玉前線調整了戰術——不再以連排為單位分散推進，改為以營團為單位集中突擊。
每個突擊集群配備坦克、裝甲車和自行火炮，先用火力覆蓋可疑區域，再由步兵逐屋清剿。
這種打法不講究速度，但講究徹底。
一個村子一個村子地推，一條街一條街地清。
打下來的地方不再交還給義勇隊，而是就地建立控制區，由日共工作組進駐，把老百姓和武裝人員分開。
武裝人員甄別後關進戰俘營，老百姓發給糧食和藥品，登記造冊，編入自治委員會。
聯軍在前面打，工作組在後面接，打下一塊，鞏固一塊。
推進的速度確實慢了，但傷亡數字也在下降。
而日本那邊，能組織起有效抵抗的人越來越少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東條英機在參謀本部召開了一次作戰會議。
參會的人比半個月前又少了幾個——有人病了，有人「失蹤」了，有人被憲兵隊帶走了。
長桌上攤著最新的戰報，東條看了兩遍，把戰報疊起來，擱在桌面上。
「千葉縣，昨天聯軍只遇到零星抵抗。
埼玉縣，前線報告說有幾個村子的義勇隊在聯軍進村之前就散了。
茨城縣，一個聯隊的殘部在聯軍抵達之前向山里撤退，放棄了陣地。」
他抬起頭來，看著在場的幾個人，
「你們告訴我，我們的『億萬玉碎』在哪裡？」
陸軍參謀次長低著頭，沒有說話。
陸軍省軍務局長翻開一本簿冊，念了一串數字：
「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全國義勇隊實際參與抵抗的人數統計——埼玉縣約三千人，千葉縣約兩千人，茨城縣約一千五百人。
與編入總人數相比，參與率不足百分之十五。
其餘人員——或隱匿、或逃散、或拒絕執行命令。
憲兵隊報告，東京周邊已有數十起義勇隊員丟棄武器、私藏配給糧、甚至襲擊憲兵的案件。」
東條聽完，沒有發火。
他把雙手擱在桌面上，手指交叉，看著自己的指關節。
他的臉色比半個月前更差了，眼窩凹陷，顴骨突出，嘴角有兩道深深的法令紋。
他的聲音比之前輕了一些，但每個字還是清楚的：
「我昨天收到情報，說埼玉縣有一個村子的老百姓，在聯軍進村之前，把憲兵隊派去的聯絡員綁了，交給了聯軍。
有這件事嗎？」
軍務局長翻開另一頁：
「有的，閣下。
十二月二十七日，埼玉縣南埼玉郡的一個村子，村長和幾個老人把一名憲兵軍曹和兩名義勇隊軍官綁了，送到了聯軍的前沿陣地。
聯軍方面給了那村子兩袋米和一箱藥品作為回報。
這件事在周邊幾個村子傳開了，據說又有幾個村子在效仿。」
東條把手指鬆開，靠在椅背上。
他閉上眼，呼吸很慢。
會議室里沒有人說話。過了一會兒，他睜開眼，說了一句話：
「談判的事，有沒有回音？」
外務省的代表——那個姓松本的中年外交官——搖了搖頭：
「沒有。我們通過瑞士和瑞典的渠道向柏林發出了兩份照會。
第一份是正式的停火請求。
第二份是修改後的條件——我們願意承認朝鮮和滿洲的現狀，願意討論賠償問題，只要求保留天皇制和本土完整。
兩份照會都沒有得到正式回復。
柏林的答覆只有一句話——『無條件投降，沒有談判餘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