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6章 聯軍的內部會議
埼玉縣。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夜。
聯軍前線指揮部臨時駐地。
會議室是借用的當地小學的一間教室。
課桌被拼成了長桌，上面鋪著作戰地圖，地圖上從大阪到東京的推進路線被紅藍鉛筆標得密密麻麻，箭頭旁邊用小字注著日期和部隊番號。
教室的窗戶用黑布蒙著，外面有崗哨。
北風從窗縫裡鑽進來，把黑布吹得微微鼓動。
長桌兩側坐了二十幾個人。
東大方面的同志坐在長桌一端，旁邊是蘇聯的庫茲涅佐夫中將，德國方面的魏斯上校坐在對面，法國、義大利、波蘭、朝鮮的聯絡官依次排開。
桌子另一端坐著日共中央派來的三名代表，為首的是從東京地下組織趕來的一個中年男人，姓德田，瘦削，戴著一副圓框眼鏡，左臂上綁著紅布條。
他是日共中央委員，戰前在東京做過十年的印刷工人，地下工作經驗豐富。
他旁邊坐著的是九州地區的日共負責人中村，還有從神戶趕來的另一個幹部。
會議室里的氣氛很沉。
桌上攤著當天的戰報——埼玉縣南部一天的傷亡統計、各部隊上報的「紀律事件」簡報、以及一份從東京傳來的情報摘要。
東大的同志把戰報看了兩遍，沒有說話。
他把戰報遞給庫茲涅佐夫，庫茲涅佐夫看完遞給魏斯，魏斯看完放在桌上，雙手交叉，沉默了一會兒。
最先開口的是東大部隊的一個師長，姓王，四十出頭，他的聲音有點沙啞：
「今天在埼玉，我手下的一個連，在村子裡被伏擊了。
伏擊的人里有婦女和半大孩子，手裡拿著手榴彈和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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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連的同志們進村的時候，還想著按紀律來——先喊話，再搜索。
結果喊話的時候對方就扔了手榴彈。
四個戰士當場犧牲。後續趕到的同志們，打死了二十幾個伏擊的人，裡面有幾個確實拿著武器，但有幾個——後來查了，身上沒有武器。
就是站在街邊的。
極有可能可能是被流彈打死的。」
他停了一下，用手掌抹了一把臉：
「那個排長才二十二歲。
打完仗之後坐在路邊，手抖得點不著煙。
他說他不知道該開槍還是不該開槍。
他怕不開槍自己的人死，又怕開槍打死不該打的人。
這種仗，我們從來沒打過。」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然後法國聯絡官開口了，他的意思很清楚：
「我們的部隊在名古屋外圍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
日軍的正規部隊撤走之後，留下的『義勇隊』分散在民居里。
我們的同志們進屋搜查的時候，從柜子里、地板下面、甚至灶台底下冒出人來打冷槍。
我們傷亡了十幾個人。戰士們的情緒——怎麼說——開始失控了。
昨天有一個班，在搜查一棟房子的時候，把房子裡的人全部趕出來，讓他們跪在路邊。
那個班的班長後來被撤了職，但事情已經在發生了。」
日共代表德田一直聽著，沒有說話。
他的聲音不大：
「各位同志，我先說一個數字。
根據我們東京地下組織掌握的情報，『玉碎令』下達之後，全國被編入義勇隊的人超過兩百萬。
其中東京周邊大約五十萬。這五十萬人里，真正自願的不到三成。
剩下七成是被強征的——有的是被町內會點了名不去不行，有的是被鄰居舉報之後強行帶走的，有的是家裡有人已經在軍隊裡，他們不編進去家屬就要遭殃。
這七成人不想打仗。
但他們的手上被塞了手榴彈，他們的腦子裡被灌了『聯軍是魔鬼』的話，他們的周圍全是憲兵和軍部的人盯著。
誰跑，全家連坐。
誰不拉引信，隔壁鄰居就會去告發。」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桌上的戰報。
「今天埼玉那些扔手榴彈的人，有一部分是軍部的死硬分子，有一部分是被逼的。
我們分不清誰是誰。但如果我們不分清，把所有人都當成敵人打，那就正中軍部的下懷。
他們就是要我們跟日本老百姓結仇。
仇結得越深，老百姓就越不敢站到我們這邊來。
到最後，我們就算打贏了，日本也剩下一個被仇恨填滿的民族。
這片土地上的人會一代一代地恨我們。
這個勝利，是空的。」
東大的同志聽到這裡，把細木棍拿起來，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他看著德田，問：
「你的意思是——我們要區分。怎麼區分？
仗打到這個份上，子彈不長眼睛。
你讓戰士們在五十米外分清對面窗口後面的人是自願的義勇隊員還是被逼的老百姓——這很難去做到的。」
德田點了點頭：
「做不到。所以不能靠戰場上的判斷。要靠戰場之外的工作。」
他翻開隨身帶的一個布面筆記本，裡面夾著一張手繪的東京周邊地圖，上面用鉛筆畫了幾個圈。他指著那些圈說：
「第一，日共在東京周邊有地下網絡，雖然軍部最近抓了很多人，但基層還在。
我們可以通過地下網絡，把傳單送進東京市區，告訴老百姓——聯軍來了之後不會殺平民，不會搶東西，不會燒房子。
傳單上要寫清楚時間、地點、聯軍的紀律。
讓老百姓知道，拉手榴彈和躲在家裡哪個活得下來。」
「第二，我們需要設立一個公開的渠道。
比如在已經解放的地區設立接待站，專門接收從東京方向逃出來的日本老百姓。
讓他們看到，到了聯軍這邊有飯吃，有地方住，有藥吃。他們會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後面的人。比我們宣傳一百遍都管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對已經被編入義勇隊的人，我們要有明確的政策——放下武器的不殺，投降的不審，願意回家的發給路費和糧食。
這件事要公開宣布，要讓每一個日本老百姓都知道。
軍部說聯軍是魔鬼，我們就用行動證明不是。
他們在每一條街上貼『億萬玉碎』，我們就在每一座城門口貼『放下武器，回家吃飯』。」
德田說完，把筆記本合上。
東大的同志沉默了一會兒，轉頭看向魏斯上校。魏斯一直在聽，沒有插話。
此刻他把雙手從桌面上拿開，擱在膝蓋上，說：
「德田同志講的這些，跟韋格納同志在戰前電報里說的一段話是一致的。
韋格納同志當時說——『我們要用行動告訴他們，我們不是魔鬼。
我們要用軍紀、用克制、用不拿他們的一針一線、用不讓任何一個人受到無辜的傷害，來證明我們不是魔鬼。』這段話我當時在平壤的會議上念過。
現在我們在日本本土打仗，我認為這段話仍然管用。而且比之前更管用。」
他站起來，走到地圖前面，用細木棍指了埼玉到東京之間的那段區域。
「前線的軍事壓力不能松。軍事壓力越大，日本軍部的控制就越脆弱，日共的地下工作就越容易開展。
但同時，紀律必須收緊。
所有部隊，從明天起執行新的交戰規則——遇到武裝人員，無論男女老少，只要手裡有武器、身上有炸藥，一律視為戰鬥人員，可以使用武力。
但一旦對方放下武器、舉起雙手，立即停止射擊。
沒有武器的平民，無論出現在什麼地方，不得開槍。
搜查民居時，先喊話，再進入。
發現平民集中看管，不得虐待。
違反者，軍法處置。」
十二月二十五日。
夜。
聯軍前線指揮部臨時駐地。
會議室是借用的當地小學的一間教室。
課桌被拼成了長桌，上面鋪著作戰地圖，地圖上從大阪到東京的推進路線被紅藍鉛筆標得密密麻麻，箭頭旁邊用小字注著日期和部隊番號。
教室的窗戶用黑布蒙著，外面有崗哨。
北風從窗縫裡鑽進來，把黑布吹得微微鼓動。
長桌兩側坐了二十幾個人。
東大方面的同志坐在長桌一端，旁邊是蘇聯的庫茲涅佐夫中將，德國方面的魏斯上校坐在對面，法國、義大利、波蘭、朝鮮的聯絡官依次排開。
桌子另一端坐著日共中央派來的三名代表，為首的是從東京地下組織趕來的一個中年男人，姓德田，瘦削，戴著一副圓框眼鏡，左臂上綁著紅布條。
他是日共中央委員，戰前在東京做過十年的印刷工人，地下工作經驗豐富。
他旁邊坐著的是九州地區的日共負責人中村，還有從神戶趕來的另一個幹部。
會議室里的氣氛很沉。
桌上攤著當天的戰報——埼玉縣南部一天的傷亡統計、各部隊上報的「紀律事件」簡報、以及一份從東京傳來的情報摘要。
東大的同志把戰報看了兩遍，沒有說話。
他把戰報遞給庫茲涅佐夫，庫茲涅佐夫看完遞給魏斯，魏斯看完放在桌上，雙手交叉，沉默了一會兒。
最先開口的是東大部隊的一個師長，姓王，四十出頭，他的聲音有點沙啞：
「今天在埼玉，我手下的一個連，在村子裡被伏擊了。
伏擊的人里有婦女和半大孩子，手裡拿著手榴彈和菜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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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連的同志們進村的時候，還想著按紀律來——先喊話，再搜索。
結果喊話的時候對方就扔了手榴彈。
四個戰士當場犧牲。後續趕到的同志們，打死了二十幾個伏擊的人，裡面有幾個確實拿著武器，但有幾個——後來查了，身上沒有武器。
就是站在街邊的。
極有可能可能是被流彈打死的。」
他停了一下，用手掌抹了一把臉：
「那個排長才二十二歲。
打完仗之後坐在路邊，手抖得點不著煙。
他說他不知道該開槍還是不該開槍。
他怕不開槍自己的人死，又怕開槍打死不該打的人。
這種仗，我們從來沒打過。」
會議室里安靜了幾秒。
然後法國聯絡官開口了，他的意思很清楚：
「我們的部隊在名古屋外圍也遇到了類似的情況。
日軍的正規部隊撤走之後，留下的『義勇隊』分散在民居里。
我們的同志們進屋搜查的時候，從柜子里、地板下面、甚至灶台底下冒出人來打冷槍。
我們傷亡了十幾個人。戰士們的情緒——怎麼說——開始失控了。
昨天有一個班，在搜查一棟房子的時候，把房子裡的人全部趕出來，讓他們跪在路邊。
那個班的班長後來被撤了職，但事情已經在發生了。」
日共代表德田一直聽著，沒有說話。
他的聲音不大：
「各位同志，我先說一個數字。
根據我們東京地下組織掌握的情報，『玉碎令』下達之後，全國被編入義勇隊的人超過兩百萬。
其中東京周邊大約五十萬。這五十萬人里，真正自願的不到三成。
剩下七成是被強征的——有的是被町內會點了名不去不行，有的是被鄰居舉報之後強行帶走的，有的是家裡有人已經在軍隊裡，他們不編進去家屬就要遭殃。
這七成人不想打仗。
但他們的手上被塞了手榴彈，他們的腦子裡被灌了『聯軍是魔鬼』的話，他們的周圍全是憲兵和軍部的人盯著。
誰跑，全家連坐。
誰不拉引信，隔壁鄰居就會去告發。」
他停了一下，看了一眼桌上的戰報。
「今天埼玉那些扔手榴彈的人，有一部分是軍部的死硬分子，有一部分是被逼的。
我們分不清誰是誰。但如果我們不分清，把所有人都當成敵人打，那就正中軍部的下懷。
他們就是要我們跟日本老百姓結仇。
仇結得越深，老百姓就越不敢站到我們這邊來。
到最後，我們就算打贏了，日本也剩下一個被仇恨填滿的民族。
這片土地上的人會一代一代地恨我們。
這個勝利，是空的。」
東大的同志聽到這裡，把細木棍拿起來，在桌面上輕輕敲了一下。他看著德田，問：
「你的意思是——我們要區分。怎麼區分？
仗打到這個份上，子彈不長眼睛。
你讓戰士們在五十米外分清對面窗口後面的人是自願的義勇隊員還是被逼的老百姓——這很難去做到的。」
德田點了點頭：
「做不到。所以不能靠戰場上的判斷。要靠戰場之外的工作。」
他翻開隨身帶的一個布面筆記本，裡面夾著一張手繪的東京周邊地圖，上面用鉛筆畫了幾個圈。他指著那些圈說：
「第一，日共在東京周邊有地下網絡，雖然軍部最近抓了很多人，但基層還在。
我們可以通過地下網絡，把傳單送進東京市區，告訴老百姓——聯軍來了之後不會殺平民，不會搶東西，不會燒房子。
傳單上要寫清楚時間、地點、聯軍的紀律。
讓老百姓知道，拉手榴彈和躲在家裡哪個活得下來。」
「第二，我們需要設立一個公開的渠道。
比如在已經解放的地區設立接待站，專門接收從東京方向逃出來的日本老百姓。
讓他們看到，到了聯軍這邊有飯吃，有地方住，有藥吃。他們會把自己的經歷告訴後面的人。比我們宣傳一百遍都管用。」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
對已經被編入義勇隊的人，我們要有明確的政策——放下武器的不殺，投降的不審，願意回家的發給路費和糧食。
這件事要公開宣布，要讓每一個日本老百姓都知道。
軍部說聯軍是魔鬼，我們就用行動證明不是。
他們在每一條街上貼『億萬玉碎』，我們就在每一座城門口貼『放下武器，回家吃飯』。」
德田說完，把筆記本合上。
東大的同志沉默了一會兒，轉頭看向魏斯上校。魏斯一直在聽，沒有插話。
此刻他把雙手從桌面上拿開，擱在膝蓋上，說：
「德田同志講的這些，跟韋格納同志在戰前電報里說的一段話是一致的。
韋格納同志當時說——『我們要用行動告訴他們，我們不是魔鬼。
我們要用軍紀、用克制、用不拿他們的一針一線、用不讓任何一個人受到無辜的傷害，來證明我們不是魔鬼。』這段話我當時在平壤的會議上念過。
現在我們在日本本土打仗，我認為這段話仍然管用。而且比之前更管用。」
他站起來，走到地圖前面，用細木棍指了埼玉到東京之間的那段區域。
「前線的軍事壓力不能松。軍事壓力越大，日本軍部的控制就越脆弱，日共的地下工作就越容易開展。
但同時，紀律必須收緊。
所有部隊，從明天起執行新的交戰規則——遇到武裝人員，無論男女老少，只要手裡有武器、身上有炸藥，一律視為戰鬥人員，可以使用武力。
但一旦對方放下武器、舉起雙手，立即停止射擊。
沒有武器的平民，無論出現在什麼地方，不得開槍。
搜查民居時，先喊話，再進入。
發現平民集中看管，不得虐待。
違反者，軍法處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