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6章：陶德曼的情報
十月上旬的一天，瓦爾特照例前往外交部那邊，取回了一封陶德曼從華沙總領館發來的，走外交郵袋的信函。得益於政治司司長，霍爾斯坦男爵的格外開恩，如今的瓦爾特可以將自己的信函帶回到政治科的辦公室。
當然，所有函件需瓦爾特親自來取，也可以交由外交實習參事陶德曼代勞。只是陶德曼數周前已前往華沙，目前駐守德意志帝國駐華沙總領事館。另外，瓦爾特已向陶德曼承諾，半年之內幫他去掉「實習」二字。
回到政治科的辦公室，瓦爾特拆開信後，逐行看完，又從頭看了第二遍。
陶德曼在信中說，畢蘇斯基的戰鬥團最近在俄占波蘭，靠近桑多梅日一帶活動頻繁。襲擊的目標已經從稅務所，進一步擴大到俄國郵電所和鐵路小站。
依照俄國軍警的內部報告，這些波蘭匪徒的人數最多時也不過兩三百人，打過之後立刻散成好幾股，化裝成農民、市民、商人和學生。
各地的俄國警察毫無辦法，只能抓一些無關緊要的人關進監獄裡充數，不過這樣一來，就越發激起了普通波蘭人的反俄情緒。
陶德曼在信中繼續說道：「尤其值得注意的，這一支波蘭民族主義者組建的戰鬥團中，有數量不詳的德國籍公民……是的，這些人大都是從帝國境內偷渡過去的波蘭裔。就在昨天，一名擁有帝國身份的波蘭裔學生，在華沙附近遭遇到俄國警察的逮捕，理由是他為反叛分子提供了資金和情報。
依照慣例，我以帝國駐華沙總領館的名義，向華沙總督府遞交了照會，要求俄方遵照德俄領事協定，准許我方人員會見這名被捕公民，向其遞送衣物與信件，同時完整告知指控罪名和關押地點。
但俄國總督府那邊的答覆含糊其辭，他們既不否認此人擁有德意志帝國國籍，也不肯落實領事探視權，只反覆強調該人涉嫌參與顛覆帝國秩序的政治密謀，案件歸屬秘密警察管轄，普通外交與行政渠道無權介入。
我無意為捲入俄國境內的叛亂者辯護，而且這名學生也確有可能牽涉地下活動。然而領事保護的法理，並不關乎當事人品行是否清白，只關乎國籍的事實。若是我們聽任俄國在華沙無視帝國公民身份，日後便會形成危險先例，俄國完全可以用同樣邏輯，在邊境上抓捕、引渡我國境內的波蘭活動分子。
眼下局面十分微妙，我已經請求總領事繼續跟進此案，持續向總督府施加壓力。同時，我也希望科勒先生向柏林外交部呈報，建議邊境加強稽查，遏制波蘭激進分子從帝國領土向外滲透。
我們不能兩頭受損：既不能放任本國國土成為反俄暴動的補給基地，亦不能放棄對本國國民的領事庇護權利……」 「這些搞法律的，是不是讀書讀傻了，一根筋變兩頭堵的話都說得出來！」看到這裡，瓦爾特感覺一陣頭疼，現在的他似乎後悔讓毫無經驗的陶德曼外出公幹了。
瓦爾特的信函寫得很短，而且信中帶有訓斥的意味。
「繼續觀察，不要輕舉妄動。對反抗者的接觸，僅限於華沙總領事館內。記住了，你一旦走出總領事館，除非是得到總領事的親自授權，你將不會享受任何的外交豁免待遇……關於被捕學生一事，立刻馬上交給領事館方面負責。切記，這與你的職責無關！」
信函寫好之後，瓦爾特遞給基希：「立刻交到外交部，走明日的郵袋。」
事實上，這不是陶德曼從華沙那邊郵來的第一封信，而是第三封信函。
第一封還算正常，其內容以總領事館的情況為主。陶德曼從使領館內部人員那裡得到了一些消息，其中包括俄國駐華沙的奧克瑞納分局駐地，以及主要負責人和中層幹部的相關情況，等等。
所謂的奧克瑞納，就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職能與柏林的政治科大同小異。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後，奧克瑞納隨即成立。它隸屬於俄國內務部，是沙俄專門對付革命者，以及民族主義運動的秘密警察。
聖彼得堡、莫斯科和華沙，屬於最早設立的三大奧克瑞納地方分局。其中的華沙分局，專門鎮壓波蘭民族主義者，尤其是實施各種破壞活動的畢蘇斯基，以及他領導的波蘭社會黨。
第二封信，就開始讓瓦爾特皺了眉頭。那是陶德曼把波蘭邊境地區的糧食行情寫得過於詳細，與其說這是情報，不如說是市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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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不是大總參的軍方人員，對於糧草調動不感興趣。他想要的是華沙的地下抵抗組織，還有追查這些波蘭愛國者的俄國秘密警察。
為此，瓦爾特在回信中，已經提醒了陶德曼，希望其好自為之。 如今的第三封，依然看不出他真正打開局面的跡象，反而是變本加厲，居然維護一個私自越境的波蘭裔叛逆。
在瓦爾特的辦公室里，基希剛剛看完了陶德曼寫來的3封郵件，然後把信重新疊好。他抬頭看到瓦爾特的不悅表情，知道「老闆」已經動了把人換掉的念頭。
基希謹慎地說：「能考入外交部的人，能力一定沒有問題。只是他第一次前往國外，人生地不熟的，俄國警察對使領館的人又盯得緊。」
瓦爾特搖了搖頭，說：「我要的不是沒有問題的能力，而是有能力拿回情報的人。像這樣的報告，就算是華沙總領館的一個普通文書也能寫得出來，不必讓陶德曼待在那兒。好吧，我再等等。」
接下來，基希沒再為陶德曼辯解。他跟在瓦爾特身邊已經有些日子了，知道老闆說「再等等」的時候，通常意味著最後時限已經不多了。要是下一封信還沒有突破，陶德曼大概就要被召回柏林，趕出政治科的辦公室。
瓦爾特之所以沒有立刻動陶德曼的目的，是在給予他最後一次機會。
畢竟，華沙不是柏林，波蘭人、俄國人、奧地利人、猶太人，加上德國領事館裡，各式各樣的政治掮客，初來乍到的人確實需要一個適應期。
瓦爾特知道陶德曼做事一向很穩，所以這種人通常不會犯下原則性的錯誤。另一方面，求穩的人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做出讓領導刮目相看的成績。
所以，瓦爾特決定再等等，再給他兩三個星期。三個星期之內，如果還只能寄來些無關痛癢，或是亂七八糟的東西，那就直接換人。
換人不難，難的是要換誰去？整個辦公室里，也只有身為領導的瓦爾特本人最適合了。
等到兩周之後，第四封信到了。
必應搜索「嘚齊」可看本書最新更新章節！ 瓦爾特用裁紙刀劃開信封，抽出幾頁信紙。起初，陶德曼的字跡仍是工工整整的一筆一划，但到了後來，很多地方感覺是臨時填補上去的，還能看到匆忙換墨水的痕跡。
信的前半部分，講述陶德曼近期通過一位做木材生意的德國商人，與華沙當地一個俄國稅務官搭上了線。那個稅務官特別喜歡喝酒，但酒量很是一般，喝多之後，摟著漂亮的波蘭女人，那就什麼都願意說出來。
陶德曼找了木材商人，陪這稅務官在一家酒館裡坐了兩個晚上，等到第三個晚上的時候，換了好幾個波蘭女人的俄國稅務官，主動提起了華沙總督府的情況。
根據稅務官的說法，華沙總督將軍兼軍區司令切爾托夫，最近兩個月里頻頻召見波蘭國家民主黨的領袖德莫夫斯基。
這種召見，當然不是走官方公開接見的那種，而是讓副官從總督府側門領進去，單獨談話。每次時間不長，最多一小時，有時二十分鐘左右，差不多一個月有一兩次。
如今，華沙總督府里的人大都知道，切爾托夫將軍對德莫夫斯基非常客氣，談話的態度比麾下的一般俄國官員都要客氣得多。
「國家民主黨」就是民族民主黨，它與「畢蘇斯基領導的波蘭社會黨」之間是什麼關係，瓦爾特當然清楚。
德莫夫斯基是波蘭民族主義運動里的另一極，政治上親俄反德，主張在俄國框架內爭取波蘭自治。他和堅決反俄的畢蘇斯基那幫人積怨已久，雙方在俄占波蘭、奧屬波蘭、德占波蘭之間各有地盤，互相看不順眼。
畢蘇斯基領導波蘭社會黨敢動手，搶火車、炸稅所、伏擊俄國巡警；德莫夫斯基的人則喜歡在議會和報紙上打筆仗，背後跟俄國官方眉來眼去。
如今，德莫夫斯基成了切爾托夫總督的座上賓，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陶德曼在信中寫到，他還沒弄清兩人談話的具體內容，但從俄國稅務官的抱怨來看，切爾托夫似乎越來越信任德莫夫斯基，反而忽視了普通的俄國官員。
陶德曼的信函中提及，傳聞華沙總督府準備在維斯瓦河邊疆區，也就是俄占波蘭地區，做一次更大規模的搜捕，目標只針對畢蘇斯基和波蘭社會黨一派，卻不碰國家民主黨的人，還準備在一些關鍵崗位上，安插德莫夫斯基和他的親信。
瓦爾特看到這裡，把信紙放下。 德莫夫斯基如果和俄國軍政總督切爾托夫達成某種默契，那麼俄國人就會更放手去打畢蘇斯基。畢蘇斯基的戰鬥團本來就在俄占波蘭地區立足不穩，俄國人再加大搜捕，最可能的結果，是迫使戰鬥團往南退入奧屬波蘭的加利西亞，或者乾脆散成小股。
等到畢蘇斯基和他的波蘭戰鬥團被俄國軍警打得抬不起頭，德國境內波蘭民族主義者的活動反而可能抬頭。那是因為有俄國人在背後撐腰，習慣於親俄反德的德莫夫斯基一派，肯定會在德占波蘭邊境地區，主要是在波森省和西普魯士省兩地，實施政治滲透。
此刻坐在柏林辦公室中的瓦爾特，根本沒有把遠在加利西亞與維斯瓦河邊疆區之間遊蕩的畢蘇斯基，還有他領導的波蘭社會黨，以及那支戰鬥團真正放在心上。
在他眼中，這批人不過是土雞瓦狗般的烏合之眾。不要說直面德意志帝國的強大軍隊，就算只是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們，便足以將這股地下武裝輕而易舉的碾碎。
真正令瓦爾特心底警惕的，恰恰是羅曼?德莫夫斯基這一類信奉議會道路，宣揚和平抗爭的所謂波蘭活動家。
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如今在華沙得到總督切爾托夫的優待庇護，手握俄屬波蘭大量市民及貴族的支持力量。
該黨雖在俄國境內走溫和合作路線，骨子裡卻對德意志帝國抱有極強敵意。一旦德莫夫斯基的勢力向外延伸，同德意志帝國境內的社民-黨人，在帝國議會形成某種默契與合作，後果將非常麻煩。
帝國議會的質詢、公開辯論、輿論聲討，便會直接捆住普魯士政治科的手腳。往後政治科想要針對波森省和西普魯士省，兩省轄地的波蘭民族主義分子開展調查、監控、查禁地下刊物，就會在議會上遭到社民-黨議員的窮追猛打。
許多情報行動、秘密監控手段，將被迫收斂，處處受到掣肘，很多本該不動聲色，在黑暗中秘密完成的工作，會被迫暴露在公眾目光之下。
如果是畢蘇斯基的武裝激進分子，屬於帝國明面上的敵人，可以光明正大的鎮壓和剿滅。然而，德莫夫斯基這類走議會，玩輿論路線的對手，就會充分利用德意志帝國自身的議會制度，給德國在東部波蘭裔聚集區的管控工作，套上一道道枷鎖。
但換個角度來考慮，如果在某個時機德莫夫斯基出現了「意外」，再把罪名安在畢蘇斯基頭上，這事就能變成另一種意思。
瓦爾特的算計極為陰狠周全：他打算挑選一個輿論敏感的時機，秘密出動人手公開刺殺羅曼·德莫夫斯基，全程布置好完美偽證，將所有嫌疑精準嫁禍。 要麼栽贓給遠在奧匈遙控指揮，以武裝抗俄為信條的畢蘇斯基及其戰鬥團，偽裝成兩派政見之爭引發的仇殺；
要麼嫁禍給沙俄秘密警察，捏造俄方忌憚德莫夫斯基、卸磨殺驢的戲碼，以此挑撥，並激化沙俄與波蘭溫和派的對立。
一旦計劃得逞，無論輿論偏向哪種猜測，德意志帝國都能置身事外、坐收漁利。既能瓦解沙俄在波蘭的統治抓手，打亂俄方維穩布局，又能激化波蘭內部派系內耗，徹底攪亂俄屬波蘭的局勢，為德國後續介入東歐事務埋下伏筆。
如今的畢蘇斯基，本來就被俄國人通緝，因而組建了到處搗亂的戰鬥團。好吧，這個戰鬥團就是一群無法無天的土匪。他們到處搞事，殺掉一個投靠俄國人的政敵，也非常符合他們那幫人的名聲。
事實上，德莫夫斯基和畢蘇斯基兩派之間的仇恨，已經日趨公開化，一旦出了事，外界第一個懷疑的就是畢蘇斯基的人。
如果再把線索稍微引向俄國人那邊，又會讓波蘭人懷疑是俄國人自己乾的。因為德莫夫斯基跟總督府走得太近，波蘭的激進民族主義者本來就說他是「俄國走狗」，一些厭惡德莫夫斯基的俄國官員想要除掉一個諂媚俄國總督的波蘭走狗，這也說得過去。畢竟，喝了伏特加的俄國佬，連沙皇都敢殺掉。
如此一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多搞幾個版本。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將德國和奧地利拉上去，事情就會越來越複雜，越發撲朔迷離。
至於失去了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也可能失去俄國的庇護，繼而同時和俄國殖民當局、畢蘇斯基的社會黨結仇，三方都會亂起來。
瓦爾特在心裡把這件事反覆的推演過。他知道後來發生的羅茲起義，知道那一年波蘭的市民，還有各個階層都要亂起來。
按照他的策劃，最合適動手的時間是明年年中的時候。那時，日俄戰爭還在繼續，俄國在遠東被拖得筋疲力盡，整個維斯瓦河邊疆區已經暗潮洶湧。
只是現在不過1904年10月下旬，遠沒有到動手的時候，距離羅茲起義爆發尚有半年多，俄占波蘭的民眾怒火還沒有燒到頂點。倘若此刻便引爆這樁轟動全東歐的政治兇殺案，變數實在太多。他必須等待，等到明年年中，整個維斯瓦河邊疆區陷入罷工與動盪的浪潮之中，再伺機而動。
想到這裡，瓦爾特坐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信。 陶德曼在最後兩頁寫道：他正在爭取在華沙總督府的聯誼活動，那個俄國稅務官已經答應，幫陶德曼介紹一個在總督府庶務處做抄寫員的遠房親戚，此人負責整理一些公開會議的記錄和日常進出人員名單，不算什麼機密位置，但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人物往來。
至於那個抄寫員，將從柏林政治科派駐華沙的秘密警察中挑選。這方面，瓦爾特已經和政治科的行動組督察，費舍爾等人溝通好了。
當天夜裡，瓦爾特給陶德曼回了一封信：「畢蘇斯基、社會黨和戰鬥團的動向，已不再是你的關注重點。德莫夫斯基與俄國人展開合作的消息極有價值，必須繼續深挖。另外從即日起，你每月的特殊補助提升至1000馬克。各種接待應酬等開銷，依然實報實銷。」
……
當然，所有函件需瓦爾特親自來取，也可以交由外交實習參事陶德曼代勞。只是陶德曼數周前已前往華沙，目前駐守德意志帝國駐華沙總領事館。另外，瓦爾特已向陶德曼承諾，半年之內幫他去掉「實習」二字。
回到政治科的辦公室，瓦爾特拆開信後，逐行看完，又從頭看了第二遍。
陶德曼在信中說，畢蘇斯基的戰鬥團最近在俄占波蘭，靠近桑多梅日一帶活動頻繁。襲擊的目標已經從稅務所，進一步擴大到俄國郵電所和鐵路小站。
依照俄國軍警的內部報告，這些波蘭匪徒的人數最多時也不過兩三百人，打過之後立刻散成好幾股，化裝成農民、市民、商人和學生。
各地的俄國警察毫無辦法，只能抓一些無關緊要的人關進監獄裡充數，不過這樣一來，就越發激起了普通波蘭人的反俄情緒。
陶德曼在信中繼續說道：「尤其值得注意的，這一支波蘭民族主義者組建的戰鬥團中，有數量不詳的德國籍公民……是的，這些人大都是從帝國境內偷渡過去的波蘭裔。就在昨天，一名擁有帝國身份的波蘭裔學生，在華沙附近遭遇到俄國警察的逮捕，理由是他為反叛分子提供了資金和情報。
依照慣例，我以帝國駐華沙總領館的名義，向華沙總督府遞交了照會，要求俄方遵照德俄領事協定，准許我方人員會見這名被捕公民，向其遞送衣物與信件，同時完整告知指控罪名和關押地點。
但俄國總督府那邊的答覆含糊其辭，他們既不否認此人擁有德意志帝國國籍，也不肯落實領事探視權，只反覆強調該人涉嫌參與顛覆帝國秩序的政治密謀，案件歸屬秘密警察管轄，普通外交與行政渠道無權介入。
我無意為捲入俄國境內的叛亂者辯護，而且這名學生也確有可能牽涉地下活動。然而領事保護的法理，並不關乎當事人品行是否清白，只關乎國籍的事實。若是我們聽任俄國在華沙無視帝國公民身份，日後便會形成危險先例，俄國完全可以用同樣邏輯，在邊境上抓捕、引渡我國境內的波蘭活動分子。
眼下局面十分微妙，我已經請求總領事繼續跟進此案，持續向總督府施加壓力。同時，我也希望科勒先生向柏林外交部呈報，建議邊境加強稽查，遏制波蘭激進分子從帝國領土向外滲透。
我們不能兩頭受損：既不能放任本國國土成為反俄暴動的補給基地，亦不能放棄對本國國民的領事庇護權利……」 「這些搞法律的，是不是讀書讀傻了，一根筋變兩頭堵的話都說得出來！」看到這裡，瓦爾特感覺一陣頭疼，現在的他似乎後悔讓毫無經驗的陶德曼外出公幹了。
瓦爾特的信函寫得很短，而且信中帶有訓斥的意味。
「繼續觀察，不要輕舉妄動。對反抗者的接觸，僅限於華沙總領事館內。記住了，你一旦走出總領事館，除非是得到總領事的親自授權，你將不會享受任何的外交豁免待遇……關於被捕學生一事，立刻馬上交給領事館方面負責。切記，這與你的職責無關！」
信函寫好之後，瓦爾特遞給基希：「立刻交到外交部，走明日的郵袋。」
事實上，這不是陶德曼從華沙那邊郵來的第一封信，而是第三封信函。
第一封還算正常，其內容以總領事館的情況為主。陶德曼從使領館內部人員那裡得到了一些消息，其中包括俄國駐華沙的奧克瑞納分局駐地，以及主要負責人和中層幹部的相關情況，等等。
所謂的奧克瑞納，就是公共安全與秩序保衛部，職能與柏林的政治科大同小異。1881年，沙皇亞歷山大二世遇刺後，奧克瑞納隨即成立。它隸屬於俄國內務部，是沙俄專門對付革命者，以及民族主義運動的秘密警察。
聖彼得堡、莫斯科和華沙，屬於最早設立的三大奧克瑞納地方分局。其中的華沙分局，專門鎮壓波蘭民族主義者，尤其是實施各種破壞活動的畢蘇斯基，以及他領導的波蘭社會黨。
第二封信，就開始讓瓦爾特皺了眉頭。那是陶德曼把波蘭邊境地區的糧食行情寫得過於詳細，與其說這是情報，不如說是市場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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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不是大總參的軍方人員，對於糧草調動不感興趣。他想要的是華沙的地下抵抗組織，還有追查這些波蘭愛國者的俄國秘密警察。
為此，瓦爾特在回信中，已經提醒了陶德曼，希望其好自為之。 如今的第三封，依然看不出他真正打開局面的跡象，反而是變本加厲，居然維護一個私自越境的波蘭裔叛逆。
在瓦爾特的辦公室里，基希剛剛看完了陶德曼寫來的3封郵件，然後把信重新疊好。他抬頭看到瓦爾特的不悅表情，知道「老闆」已經動了把人換掉的念頭。
基希謹慎地說：「能考入外交部的人，能力一定沒有問題。只是他第一次前往國外，人生地不熟的，俄國警察對使領館的人又盯得緊。」
瓦爾特搖了搖頭，說：「我要的不是沒有問題的能力，而是有能力拿回情報的人。像這樣的報告，就算是華沙總領館的一個普通文書也能寫得出來，不必讓陶德曼待在那兒。好吧，我再等等。」
接下來，基希沒再為陶德曼辯解。他跟在瓦爾特身邊已經有些日子了，知道老闆說「再等等」的時候，通常意味著最後時限已經不多了。要是下一封信還沒有突破，陶德曼大概就要被召回柏林，趕出政治科的辦公室。
瓦爾特之所以沒有立刻動陶德曼的目的，是在給予他最後一次機會。
畢竟，華沙不是柏林，波蘭人、俄國人、奧地利人、猶太人，加上德國領事館裡，各式各樣的政治掮客，初來乍到的人確實需要一個適應期。
瓦爾特知道陶德曼做事一向很穩，所以這種人通常不會犯下原則性的錯誤。另一方面，求穩的人也很難在短時間內，做出讓領導刮目相看的成績。
所以，瓦爾特決定再等等，再給他兩三個星期。三個星期之內，如果還只能寄來些無關痛癢，或是亂七八糟的東西，那就直接換人。
換人不難，難的是要換誰去？整個辦公室里，也只有身為領導的瓦爾特本人最適合了。
等到兩周之後，第四封信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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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的前半部分，講述陶德曼近期通過一位做木材生意的德國商人，與華沙當地一個俄國稅務官搭上了線。那個稅務官特別喜歡喝酒，但酒量很是一般，喝多之後，摟著漂亮的波蘭女人，那就什麼都願意說出來。
陶德曼找了木材商人，陪這稅務官在一家酒館裡坐了兩個晚上，等到第三個晚上的時候，換了好幾個波蘭女人的俄國稅務官，主動提起了華沙總督府的情況。
根據稅務官的說法，華沙總督將軍兼軍區司令切爾托夫，最近兩個月里頻頻召見波蘭國家民主黨的領袖德莫夫斯基。
這種召見，當然不是走官方公開接見的那種，而是讓副官從總督府側門領進去，單獨談話。每次時間不長，最多一小時，有時二十分鐘左右，差不多一個月有一兩次。
如今，華沙總督府里的人大都知道，切爾托夫將軍對德莫夫斯基非常客氣，談話的態度比麾下的一般俄國官員都要客氣得多。
「國家民主黨」就是民族民主黨，它與「畢蘇斯基領導的波蘭社會黨」之間是什麼關係，瓦爾特當然清楚。
德莫夫斯基是波蘭民族主義運動里的另一極，政治上親俄反德，主張在俄國框架內爭取波蘭自治。他和堅決反俄的畢蘇斯基那幫人積怨已久，雙方在俄占波蘭、奧屬波蘭、德占波蘭之間各有地盤，互相看不順眼。
畢蘇斯基領導波蘭社會黨敢動手，搶火車、炸稅所、伏擊俄國巡警；德莫夫斯基的人則喜歡在議會和報紙上打筆仗，背後跟俄國官方眉來眼去。
如今，德莫夫斯基成了切爾托夫總督的座上賓，這本身就說明了很多問題。陶德曼在信中寫到，他還沒弄清兩人談話的具體內容，但從俄國稅務官的抱怨來看，切爾托夫似乎越來越信任德莫夫斯基，反而忽視了普通的俄國官員。
陶德曼的信函中提及，傳聞華沙總督府準備在維斯瓦河邊疆區，也就是俄占波蘭地區，做一次更大規模的搜捕，目標只針對畢蘇斯基和波蘭社會黨一派，卻不碰國家民主黨的人，還準備在一些關鍵崗位上，安插德莫夫斯基和他的親信。
瓦爾特看到這裡，把信紙放下。 德莫夫斯基如果和俄國軍政總督切爾托夫達成某種默契，那麼俄國人就會更放手去打畢蘇斯基。畢蘇斯基的戰鬥團本來就在俄占波蘭地區立足不穩，俄國人再加大搜捕，最可能的結果，是迫使戰鬥團往南退入奧屬波蘭的加利西亞，或者乾脆散成小股。
等到畢蘇斯基和他的波蘭戰鬥團被俄國軍警打得抬不起頭，德國境內波蘭民族主義者的活動反而可能抬頭。那是因為有俄國人在背後撐腰，習慣於親俄反德的德莫夫斯基一派，肯定會在德占波蘭邊境地區，主要是在波森省和西普魯士省兩地，實施政治滲透。
此刻坐在柏林辦公室中的瓦爾特，根本沒有把遠在加利西亞與維斯瓦河邊疆區之間遊蕩的畢蘇斯基，還有他領導的波蘭社會黨，以及那支戰鬥團真正放在心上。
在他眼中，這批人不過是土雞瓦狗般的烏合之眾。不要說直面德意志帝國的強大軍隊，就算只是政治科的秘密警察們，便足以將這股地下武裝輕而易舉的碾碎。
真正令瓦爾特心底警惕的，恰恰是羅曼?德莫夫斯基這一類信奉議會道路，宣揚和平抗爭的所謂波蘭活動家。
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如今在華沙得到總督切爾托夫的優待庇護，手握俄屬波蘭大量市民及貴族的支持力量。
該黨雖在俄國境內走溫和合作路線，骨子裡卻對德意志帝國抱有極強敵意。一旦德莫夫斯基的勢力向外延伸，同德意志帝國境內的社民-黨人，在帝國議會形成某種默契與合作，後果將非常麻煩。
帝國議會的質詢、公開辯論、輿論聲討，便會直接捆住普魯士政治科的手腳。往後政治科想要針對波森省和西普魯士省，兩省轄地的波蘭民族主義分子開展調查、監控、查禁地下刊物，就會在議會上遭到社民-黨議員的窮追猛打。
許多情報行動、秘密監控手段，將被迫收斂，處處受到掣肘，很多本該不動聲色，在黑暗中秘密完成的工作，會被迫暴露在公眾目光之下。
如果是畢蘇斯基的武裝激進分子，屬於帝國明面上的敵人，可以光明正大的鎮壓和剿滅。然而，德莫夫斯基這類走議會，玩輿論路線的對手，就會充分利用德意志帝國自身的議會制度，給德國在東部波蘭裔聚集區的管控工作，套上一道道枷鎖。
但換個角度來考慮，如果在某個時機德莫夫斯基出現了「意外」，再把罪名安在畢蘇斯基頭上，這事就能變成另一種意思。
瓦爾特的算計極為陰狠周全：他打算挑選一個輿論敏感的時機，秘密出動人手公開刺殺羅曼·德莫夫斯基，全程布置好完美偽證，將所有嫌疑精準嫁禍。 要麼栽贓給遠在奧匈遙控指揮，以武裝抗俄為信條的畢蘇斯基及其戰鬥團，偽裝成兩派政見之爭引發的仇殺；
要麼嫁禍給沙俄秘密警察，捏造俄方忌憚德莫夫斯基、卸磨殺驢的戲碼，以此挑撥，並激化沙俄與波蘭溫和派的對立。
一旦計劃得逞，無論輿論偏向哪種猜測，德意志帝國都能置身事外、坐收漁利。既能瓦解沙俄在波蘭的統治抓手，打亂俄方維穩布局，又能激化波蘭內部派系內耗，徹底攪亂俄屬波蘭的局勢，為德國後續介入東歐事務埋下伏筆。
如今的畢蘇斯基，本來就被俄國人通緝，因而組建了到處搗亂的戰鬥團。好吧，這個戰鬥團就是一群無法無天的土匪。他們到處搞事，殺掉一個投靠俄國人的政敵，也非常符合他們那幫人的名聲。
事實上，德莫夫斯基和畢蘇斯基兩派之間的仇恨，已經日趨公開化，一旦出了事，外界第一個懷疑的就是畢蘇斯基的人。
如果再把線索稍微引向俄國人那邊，又會讓波蘭人懷疑是俄國人自己乾的。因為德莫夫斯基跟總督府走得太近，波蘭的激進民族主義者本來就說他是「俄國走狗」，一些厭惡德莫夫斯基的俄國官員想要除掉一個諂媚俄國總督的波蘭走狗，這也說得過去。畢竟，喝了伏特加的俄國佬，連沙皇都敢殺掉。
如此一來，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多搞幾個版本。必要的時候，也可以將德國和奧地利拉上去，事情就會越來越複雜，越發撲朔迷離。
至於失去了德莫夫斯基的國家民主黨，也可能失去俄國的庇護，繼而同時和俄國殖民當局、畢蘇斯基的社會黨結仇，三方都會亂起來。
瓦爾特在心裡把這件事反覆的推演過。他知道後來發生的羅茲起義，知道那一年波蘭的市民，還有各個階層都要亂起來。
按照他的策劃，最合適動手的時間是明年年中的時候。那時，日俄戰爭還在繼續，俄國在遠東被拖得筋疲力盡，整個維斯瓦河邊疆區已經暗潮洶湧。
只是現在不過1904年10月下旬，遠沒有到動手的時候，距離羅茲起義爆發尚有半年多，俄占波蘭的民眾怒火還沒有燒到頂點。倘若此刻便引爆這樁轟動全東歐的政治兇殺案，變數實在太多。他必須等待，等到明年年中，整個維斯瓦河邊疆區陷入罷工與動盪的浪潮之中，再伺機而動。
想到這裡，瓦爾特坐回桌前，重新拿起那份信。 陶德曼在最後兩頁寫道：他正在爭取在華沙總督府的聯誼活動，那個俄國稅務官已經答應，幫陶德曼介紹一個在總督府庶務處做抄寫員的遠房親戚，此人負責整理一些公開會議的記錄和日常進出人員名單，不算什麼機密位置，但能看到很多有用的人物往來。
至於那個抄寫員，將從柏林政治科派駐華沙的秘密警察中挑選。這方面，瓦爾特已經和政治科的行動組督察，費舍爾等人溝通好了。
當天夜裡，瓦爾特給陶德曼回了一封信：「畢蘇斯基、社會黨和戰鬥團的動向，已不再是你的關注重點。德莫夫斯基與俄國人展開合作的消息極有價值，必須繼續深挖。另外從即日起，你每月的特殊補助提升至1000馬克。各種接待應酬等開銷，依然實報實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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