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2章 小日本鬼子那邊在打仗，大明自然要發戰爭財！
第222章 小日本鬼子那邊在打仗，大明自然要發戰爭財！
想到這裡，馬淳嘴角微微上揚。
這第一步，必須穩妥地走好。
種子是關鍵中的關鍵，兌換、試種、記錄、呈報，環環相扣，不容有失。
至於第二步……
他的思路轉向了另一個朱元璋極度關切，也是推行海禁的最直接理由——外患，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倭寇。
朝廷上下，包括朱元璋在內，都將倭寇視為貪婪兇殘、天生好劫掠的海外蠻夷。
但很少有人去深究：為何元末明初以來，倭寇之患愈演愈烈？
那些駕著小船、兇悍亡命的「倭人」，究竟從何而來？
作為穿越者，馬淳自然知曉，此時的日本，正深陷於所謂的「戰國時代」。
雖然以中國的尺度看，許多所謂「大名」之間的征戰，規模不過一縣一鄉之爭，但其混亂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原歷史上的分裂時期。
室町幕府權威掃地，各地守護、大名割據混戰，戰敗者的家臣、武士，尤其是下級武士「足輕」和失去主家的「浪人」大量破產失業，失去生活來源。
這些人中，不少便鋌而走險，糾合起來，乘船渡海，到相對富庶的朝鮮和中國沿海進行劫掠，這便是「倭寇」的主要來源之一。
換言之，倭寇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內部政治動盪、經濟破產的「溢出效應」，而非一個民族天生的侵略性。
這個道理，明朝人目前大多不知，他空口去說，難免引人懷疑。
但若能找到「權威」的史料佐證，效果便大不相同。
他努力回憶，元朝似乎有一本記載海外諸國風物的書籍……
對了！《島夷志略》！
作者汪大淵，曾於元至正年間隨商船兩次浮海遠遊，歸來後著成此書，其中應當提及日本的情況。
書中或許會描述其「政出多門」、「諸侯紛爭」之類的狀況。
若能找到這本書，或其中的相關抄錄段落，呈現給朱元璋、朱標父子，再結合自己對日本戰國亂象的分析，便有了依據。
「元朝不僅知道日本內亂，還曾試圖干預。」馬淳想起，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間，因日本屢拒通好要求，曾兩次發兵跨海東征。
然而，兩次龐大的艦隊均遭遇海上風暴，即日本後世所稱的『神風』，損失慘重，無功而返。
這兩次軍事行動的失敗，極大地助長了日本方面的氣焰，其「神國」思想滋生，認為有「神風」護佑，對外，尤其是對中原政權的敬畏之心大減，野心卻潛滋暗長。
這種野心，在原來的歷史線上，於明朝萬曆年間達到了一個高峰。
日本關白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侵朝戰爭，其終極目標，正是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征服大明。
儘管明朝最終集結國力，歷經苦戰，即「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朝鮮之役，將日軍逐出，但這場戰爭也極大地消耗了明朝的財政與軍事儲備。
「國力虛耗於外，內憂便接踵而至。」馬淳的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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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後期，小冰河期的氣候效應愈發明顯，北方旱蝗頻發，女真（建州）在東北崛起，不斷侵擾邊牆。
朝廷因抗倭援朝和鎮壓內部叛亂，如寧夏之役、播州之役，而國庫空虛，為應對邊防壓力和賑濟災荒，不得不加征賦稅，如著名的「遼餉」。
氣候寒冷導致農業減產，朝廷稅負反而加重，底層百姓不堪重負，最終釀成了明末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
李自成、張獻忠等部縱橫捭闔，最終攻破北京，明朝覆亡。
而關外的滿清則趁中原內亂之機，揮師入關，摘取了最終的果實。
「想來，若是那些彼時已密切關注中原局勢的日本野心家得知此結果，怕是會捶胸頓足，憤懣不已。」馬淳心中泛起一絲冷峭的嘲諷。
那幫鬼子耗費數十年國力，犧牲無數性命，企圖拖垮、擊敗的明朝，最終卻亡於內部流民和關外「野人」之手，豈能甘心？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在清代，尤其是晚清時期，日本在初步「開國」接觸西方後，對清朝表現出一種混雜著蔑視與不甘的複雜態度。
在他們看來，滿清在文化「正統性」上甚至不如早已深入學習漢唐文化的自己，不過是趁亂取巧的「蠻夷」罷了。
日本自唐以來，確實如饑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制度、文字、服飾、禮儀，乃至自稱「小中華」。
這種學習背後，固然有對先進文明的仰慕，但未嘗沒有深藏的取而代之的渴望。
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契丹（遼）、女真（金）、党項（西夏）、蒙古（元）這些在他們眼中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蠻族」。
竟能一次次侵入甚至統治中原核心區域，那種「彼可取而代之」的嫉妒與野望，恐怕早已深入骨髓。
甚至不惜編造、附會「徐福東渡」的傳說，試圖在血緣上與「秦」扯上關係，無非是想為自己「更有資格」入主中原尋找依據。
這就是為什么小日本在清朝的時候隱忍了二百年還是要打甲午海戰，因為小鬼子的野心沒有滅掉。
因為在一些小鬼子的野心家看來，滿清以關外「夷狄」身份入主中原，雖表面上承襲明朝制度，卻難掩其「竊據神器」的實質。
他們自認自唐以來，深入學習漢唐文化，制度、文字、服飾、禮儀莫不仿效，自稱「小中華」。
在文化「正統性」上似乎比這些「蠻族」更有資格。
這種心態，與歷史上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等政權崛起時，日本方面既警惕又隱隱嫉妒的反應一脈相承。
他們眼睜睜看著那些在自己眼中文明程度不如己的北方民族，竟能一次次侵入甚至統治中原核心區域，「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恐怕早已在部分人心中埋下種子。
這個民族的特性中，確實存在著對強大文明極度慕強與學習的能力，但這種學習往往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和潛在的競爭意識。
一旦自覺羽翼漸豐，或認為老師「衰弱」，那種深藏的取而代之的衝動便可能浮出水面。
「所以，從根本上遏制其野心萌生的土壤，才是長遠之道。」馬淳的目光在黑暗中顯得格外幽深。
這並非簡單的種族優劣論，而是基於對地緣政治和歷史行為模式的冷靜判斷。
一個資源有限、災害頻發、內部競爭激烈的島國，其精英階層向外尋找出路和轉移矛盾的衝動幾乎是本能的。
在原來的歷史線上，當這種衝動與近代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結合，便釀成了東亞的深重災難。
那麼，在如今這個大明洪武十六年，日本正陷入室町幕府權威掃地、各地守護大名混戰不休的戰國前夜，能做些什麼？
「現在那邊亂得更厲害了。」馬淳回憶歷史細節。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二，洪武十六年二月己卯條記載：倭寇山東寧海州，劫掠居民。
同卷三月壬寅條又載：「敕諭山東、浙閩瀕海衛所嚴備倭。
可見倭患未靖，且其來源複雜，既有日本國內戰亂產生的破產武士、浪人，也可能混雜了張士誠、方國珍舊部以及沿海豪強武裝。
朝廷上下視其為大患，但多數人只知剿撫，罕有深究其源。
這混亂，對大明而言，難道僅僅是麻煩？
馬淳的思維迅速跳躍。
打仗最缺什麼？
軍械糧餉。
大明武庫里，堆著不少洪武開國時繳獲或淘汰的舊式刀槍、弓弩、甲冑。
這些裝備對於正在換裝更新式火銃、改進型鎧甲的大明軍隊而言，已漸次淪為備用或待處理的物資，存放日久，難免鏽蝕損耗。
若是……將這些庫存的舊軍械，通過可控的渠道，輸往日本，賣給那些正殺紅了眼、急需擴充武備的各地大名呢？
換回什麼？
白銀。
這個念頭讓馬淳精神一振。
大明立國以來，貨幣問題始終困擾朝廷。
發行大明寶鈔以代銅錢，初衷是為解決銅料不足、促進流通。
《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八，洪武八年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與銅錢通行使用。
然而，由於初期發行無度，準備金不足，加之民間固有的重錢輕鈔心理，以及官吏在徵稅時往往拒收寶鈔、只要實物或銅錢，導致寶鈔信用漸跌，貶值嚴重。
洪武十六年時，寶鈔的實際購買力已遠低於面值，民間交易暗地裡仍多用銀、錢。
朝廷雖三令五申禁止金銀流通，但經濟規律豈是嚴刑峻法能完全扭轉的？
《實錄》中多次提及「鈔法阻滯」、「民間重錢輕鈔」，正反映了這一困境。
「白銀這東西，中原一直缺少穩定的來源。」
馬淳知道，大明境內的銀礦開採有限，而隨著民間手工業、商業的潛在發展，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卻在增長。
歷史上，直到明朝中後期，來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銀荒」，卻也帶來了新的經濟問題。
如果能趁日本戰國亂局，通過軍械貿易獲取大量白銀……
一個更為大膽的構想在他腦中成型：「白銀寶鈔雙軌制」。
朝廷可以設立「鈔白銀庫」，明確規定寶鈔與白銀的官方兌換比率，例如一貫寶鈔可兌換一兩白銀。
允許百姓持寶鈔至指定官庫按此比率兌換白銀，但同時嚴格法令，民間日常交易、納稅，仍主要使用寶鈔，輔以銅錢，不得直接流通白銀。
白銀更多作為寶鈔的信用儲備和民間財富的保值儲存手段。
如此一來，百姓手持寶鈔，心裡便有了底，知道這紙鈔背後有實實在在的白銀可以兌換，信用自然提升。
而白銀被圈在官庫或儲藏領域，不參與日常流通，既不會衝擊寶鈔的貨幣地位，又能穩定其價值。
這類似於某種「有限兌換本位」的雛形。
當然，操作起來極為複雜，需要嚴格的金融管理和充足的初始白銀儲備，但思路或許可行。
「至於賣武器會不會養虎為患？」馬淳暗自搖頭。
這點無需過慮。
日本那些所謂「大名」，如今混戰規模大多有限，其鍛造技術、軍事組織能力與大明相比仍有代差。
出售的只是庫存舊械，而非最先進的火器技術。
更重要的是，貿易對象必須精心選擇與操控。
秉持均衡策略，誰勢弱便支持誰，讓各方勢力長期保持均勢，陷入內耗而無力外顧。
甚至可以與某些勢力簽訂秘密協議，要求其打擊、清剿騷擾大明沿海的倭寇團伙，以武器換安寧。
再令沿海水師加強巡邏，遇有倭寇船隊，堅決打擊。
如此，既可通過貿易賺取急需的白銀，穩住寶鈔信用，又能藉助日本內部勢力間接削弱倭寇來源，甚至讓部分日本武裝為我所用，堪稱一舉數得。
思路一旦打開，便如潮水般湧來。
他又想到另一個困擾大明的問題：流民。
小冰河期的影響逐漸顯現，北方旱蝗頻發，南方亦有水澇，農業收成不穩。
加上土地兼併、賦役不均等痼疾，失去田地的農民淪為流民，四處漂泊。
這些流民聚集，既是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容易釀成疫病。
《實錄》中不乏「賑某地流民」、「免遭災田地租」的記載，但根本問題難解。
「海外殖民……」這個在後世帶有沉重色彩的詞彙，在此刻的馬淳腦中，卻是一種解決人口壓力、拓展生存空間的現實考量。
南洋之地，如今許多島嶼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氣候濕熱，適合種植。
後世番薯、玉米、土豆等作物若引種成功，其高產特性正適合作為拓荒初期的口糧。
能否組織這些無地流民，以官府招募墾殖的名義，遷徙至海外選定的島嶼？
比如呂宋（菲律賓）北部、婆羅洲（加里曼丹）西部等尚未形成強大政權、且航線相對可控的區域。
官府提供種子、基礎農具、初期口糧，並派遣水師船隻護送，委派得力官員與少量軍隊隨行管理、護衛。
墾殖所得，初期可大部分歸墾民自用以站穩腳跟，待形成規模後，約定比例上繳或與官府交易，運回本土補充國庫。
這不僅能緩解內地人口壓力，減少流民之患，更能為大明開闢新的糧源，乃至獲取海外特產。
墾殖點可作為海上貿易的中轉站，一步步將大明的經濟與影響力輻射出去……
想到這裡，馬淳嘴角微微上揚。
這第一步，必須穩妥地走好。
種子是關鍵中的關鍵，兌換、試種、記錄、呈報，環環相扣，不容有失。
至於第二步……
他的思路轉向了另一個朱元璋極度關切，也是推行海禁的最直接理由——外患，尤其是東南沿海的倭寇。
朝廷上下，包括朱元璋在內，都將倭寇視為貪婪兇殘、天生好劫掠的海外蠻夷。
但很少有人去深究：為何元末明初以來，倭寇之患愈演愈烈？
那些駕著小船、兇悍亡命的「倭人」，究竟從何而來？
作為穿越者，馬淳自然知曉，此時的日本，正深陷於所謂的「戰國時代」。
雖然以中國的尺度看，許多所謂「大名」之間的征戰，規模不過一縣一鄉之爭，但其混亂程度，絲毫不亞於中原歷史上的分裂時期。
室町幕府權威掃地，各地守護、大名割據混戰，戰敗者的家臣、武士，尤其是下級武士「足輕」和失去主家的「浪人」大量破產失業，失去生活來源。
這些人中，不少便鋌而走險，糾合起來，乘船渡海，到相對富庶的朝鮮和中國沿海進行劫掠，這便是「倭寇」的主要來源之一。
換言之，倭寇很大程度上是日本內部政治動盪、經濟破產的「溢出效應」，而非一個民族天生的侵略性。
這個道理，明朝人目前大多不知，他空口去說，難免引人懷疑。
但若能找到「權威」的史料佐證，效果便大不相同。
他努力回憶，元朝似乎有一本記載海外諸國風物的書籍……
對了！《島夷志略》！
作者汪大淵，曾於元至正年間隨商船兩次浮海遠遊，歸來後著成此書，其中應當提及日本的情況。
書中或許會描述其「政出多門」、「諸侯紛爭」之類的狀況。
若能找到這本書，或其中的相關抄錄段落，呈現給朱元璋、朱標父子，再結合自己對日本戰國亂象的分析，便有了依據。
「元朝不僅知道日本內亂，還曾試圖干預。」馬淳想起，元世祖忽必烈在至元年間，因日本屢拒通好要求，曾兩次發兵跨海東征。
然而，兩次龐大的艦隊均遭遇海上風暴，即日本後世所稱的『神風』，損失慘重，無功而返。
這兩次軍事行動的失敗，極大地助長了日本方面的氣焰，其「神國」思想滋生，認為有「神風」護佑，對外，尤其是對中原政權的敬畏之心大減，野心卻潛滋暗長。
這種野心，在原來的歷史線上，於明朝萬曆年間達到了一個高峰。
日本關白豐臣秀吉悍然發動侵朝戰爭，其終極目標，正是以朝鮮為跳板，進而征服大明。
儘管明朝最終集結國力，歷經苦戰，即「萬曆三大征」之一的朝鮮之役，將日軍逐出，但這場戰爭也極大地消耗了明朝的財政與軍事儲備。
「國力虛耗於外，內憂便接踵而至。」馬淳的手指無意識地在桌面上划動。
TW 看書網超便捷，sʜᴜ.ᴛᴡ隨時看
萬曆後期，小冰河期的氣候效應愈發明顯，北方旱蝗頻發，女真（建州）在東北崛起，不斷侵擾邊牆。
朝廷因抗倭援朝和鎮壓內部叛亂，如寧夏之役、播州之役，而國庫空虛，為應對邊防壓力和賑濟災荒，不得不加征賦稅，如著名的「遼餉」。
氣候寒冷導致農業減產，朝廷稅負反而加重，底層百姓不堪重負，最終釀成了明末席捲全國的農民大起義。
李自成、張獻忠等部縱橫捭闔，最終攻破北京，明朝覆亡。
而關外的滿清則趁中原內亂之機，揮師入關，摘取了最終的果實。
「想來，若是那些彼時已密切關注中原局勢的日本野心家得知此結果，怕是會捶胸頓足，憤懣不已。」馬淳心中泛起一絲冷峭的嘲諷。
那幫鬼子耗費數十年國力，犧牲無數性命，企圖拖垮、擊敗的明朝，最終卻亡於內部流民和關外「野人」之手，豈能甘心？
這也部分解釋了，為何在清代，尤其是晚清時期，日本在初步「開國」接觸西方後，對清朝表現出一種混雜著蔑視與不甘的複雜態度。
在他們看來，滿清在文化「正統性」上甚至不如早已深入學習漢唐文化的自己，不過是趁亂取巧的「蠻夷」罷了。
日本自唐以來，確實如饑似渴地學習中華文化，制度、文字、服飾、禮儀，乃至自稱「小中華」。
這種學習背後，固然有對先進文明的仰慕，但未嘗沒有深藏的取而代之的渴望。
他們眼睜睜地看著契丹（遼）、女真（金）、党項（西夏）、蒙古（元）這些在他們眼中文明程度不如自己的「蠻族」。
竟能一次次侵入甚至統治中原核心區域，那種「彼可取而代之」的嫉妒與野望，恐怕早已深入骨髓。
甚至不惜編造、附會「徐福東渡」的傳說，試圖在血緣上與「秦」扯上關係，無非是想為自己「更有資格」入主中原尋找依據。
這就是為什么小日本在清朝的時候隱忍了二百年還是要打甲午海戰，因為小鬼子的野心沒有滅掉。
因為在一些小鬼子的野心家看來，滿清以關外「夷狄」身份入主中原，雖表面上承襲明朝制度，卻難掩其「竊據神器」的實質。
他們自認自唐以來，深入學習漢唐文化，制度、文字、服飾、禮儀莫不仿效，自稱「小中華」。
在文化「正統性」上似乎比這些「蠻族」更有資格。
這種心態，與歷史上契丹（遼）、女真（金）、蒙古（元）等政權崛起時，日本方面既警惕又隱隱嫉妒的反應一脈相承。
他們眼睜睜看著那些在自己眼中文明程度不如己的北方民族，竟能一次次侵入甚至統治中原核心區域，「彼可取而代之」的念頭，恐怕早已在部分人心中埋下種子。
這個民族的特性中，確實存在著對強大文明極度慕強與學習的能力，但這種學習往往帶有強烈的功利色彩和潛在的競爭意識。
一旦自覺羽翼漸豐，或認為老師「衰弱」，那種深藏的取而代之的衝動便可能浮出水面。
「所以，從根本上遏制其野心萌生的土壤，才是長遠之道。」馬淳的目光在黑暗中顯得格外幽深。
這並非簡單的種族優劣論，而是基於對地緣政治和歷史行為模式的冷靜判斷。
一個資源有限、災害頻發、內部競爭激烈的島國，其精英階層向外尋找出路和轉移矛盾的衝動幾乎是本能的。
在原來的歷史線上，當這種衝動與近代民族主義、軍國主義結合，便釀成了東亞的深重災難。
那麼，在如今這個大明洪武十六年，日本正陷入室町幕府權威掃地、各地守護大名混戰不休的戰國前夜，能做些什麼？
「現在那邊亂得更厲害了。」馬淳回憶歷史細節。
《明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二，洪武十六年二月己卯條記載：倭寇山東寧海州，劫掠居民。
同卷三月壬寅條又載：「敕諭山東、浙閩瀕海衛所嚴備倭。
可見倭患未靖，且其來源複雜，既有日本國內戰亂產生的破產武士、浪人，也可能混雜了張士誠、方國珍舊部以及沿海豪強武裝。
朝廷上下視其為大患，但多數人只知剿撫，罕有深究其源。
這混亂，對大明而言，難道僅僅是麻煩？
馬淳的思維迅速跳躍。
打仗最缺什麼？
軍械糧餉。
大明武庫里，堆著不少洪武開國時繳獲或淘汰的舊式刀槍、弓弩、甲冑。
這些裝備對於正在換裝更新式火銃、改進型鎧甲的大明軍隊而言，已漸次淪為備用或待處理的物資，存放日久，難免鏽蝕損耗。
若是……將這些庫存的舊軍械，通過可控的渠道，輸往日本，賣給那些正殺紅了眼、急需擴充武備的各地大名呢？
換回什麼？
白銀。
這個念頭讓馬淳精神一振。
大明立國以來，貨幣問題始終困擾朝廷。
發行大明寶鈔以代銅錢，初衷是為解決銅料不足、促進流通。
《明太祖實錄》卷九十八，洪武八年三月辛酉，「詔造大明寶鈔，取桑穰為料，其制方，高一尺，廣六寸，質青色……與銅錢通行使用。
然而，由於初期發行無度，準備金不足，加之民間固有的重錢輕鈔心理，以及官吏在徵稅時往往拒收寶鈔、只要實物或銅錢，導致寶鈔信用漸跌，貶值嚴重。
洪武十六年時，寶鈔的實際購買力已遠低於面值，民間交易暗地裡仍多用銀、錢。
朝廷雖三令五申禁止金銀流通，但經濟規律豈是嚴刑峻法能完全扭轉的？
《實錄》中多次提及「鈔法阻滯」、「民間重錢輕鈔」，正反映了這一困境。
「白銀這東西，中原一直缺少穩定的來源。」
馬淳知道，大明境內的銀礦開採有限，而隨著民間手工業、商業的潛在發展，對貴金屬貨幣的需求卻在增長。
歷史上，直到明朝中後期，來自日本和美洲的白銀大量流入，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銀荒」，卻也帶來了新的經濟問題。
如果能趁日本戰國亂局，通過軍械貿易獲取大量白銀……
一個更為大膽的構想在他腦中成型：「白銀寶鈔雙軌制」。
朝廷可以設立「鈔白銀庫」，明確規定寶鈔與白銀的官方兌換比率，例如一貫寶鈔可兌換一兩白銀。
允許百姓持寶鈔至指定官庫按此比率兌換白銀，但同時嚴格法令，民間日常交易、納稅，仍主要使用寶鈔，輔以銅錢，不得直接流通白銀。
白銀更多作為寶鈔的信用儲備和民間財富的保值儲存手段。
如此一來，百姓手持寶鈔，心裡便有了底，知道這紙鈔背後有實實在在的白銀可以兌換，信用自然提升。
而白銀被圈在官庫或儲藏領域，不參與日常流通，既不會衝擊寶鈔的貨幣地位，又能穩定其價值。
這類似於某種「有限兌換本位」的雛形。
當然，操作起來極為複雜，需要嚴格的金融管理和充足的初始白銀儲備，但思路或許可行。
「至於賣武器會不會養虎為患？」馬淳暗自搖頭。
這點無需過慮。
日本那些所謂「大名」，如今混戰規模大多有限，其鍛造技術、軍事組織能力與大明相比仍有代差。
出售的只是庫存舊械，而非最先進的火器技術。
更重要的是，貿易對象必須精心選擇與操控。
秉持均衡策略，誰勢弱便支持誰，讓各方勢力長期保持均勢，陷入內耗而無力外顧。
甚至可以與某些勢力簽訂秘密協議，要求其打擊、清剿騷擾大明沿海的倭寇團伙，以武器換安寧。
再令沿海水師加強巡邏，遇有倭寇船隊，堅決打擊。
如此，既可通過貿易賺取急需的白銀，穩住寶鈔信用，又能藉助日本內部勢力間接削弱倭寇來源，甚至讓部分日本武裝為我所用，堪稱一舉數得。
思路一旦打開，便如潮水般湧來。
他又想到另一個困擾大明的問題：流民。
小冰河期的影響逐漸顯現，北方旱蝗頻發，南方亦有水澇，農業收成不穩。
加上土地兼併、賦役不均等痼疾，失去田地的農民淪為流民，四處漂泊。
這些流民聚集，既是社會不穩定因素，也容易釀成疫病。
《實錄》中不乏「賑某地流民」、「免遭災田地租」的記載，但根本問題難解。
「海外殖民……」這個在後世帶有沉重色彩的詞彙，在此刻的馬淳腦中，卻是一種解決人口壓力、拓展生存空間的現實考量。
南洋之地，如今許多島嶼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氣候濕熱，適合種植。
後世番薯、玉米、土豆等作物若引種成功，其高產特性正適合作為拓荒初期的口糧。
能否組織這些無地流民，以官府招募墾殖的名義，遷徙至海外選定的島嶼？
比如呂宋（菲律賓）北部、婆羅洲（加里曼丹）西部等尚未形成強大政權、且航線相對可控的區域。
官府提供種子、基礎農具、初期口糧，並派遣水師船隻護送，委派得力官員與少量軍隊隨行管理、護衛。
墾殖所得，初期可大部分歸墾民自用以站穩腳跟，待形成規模後，約定比例上繳或與官府交易，運回本土補充國庫。
這不僅能緩解內地人口壓力，減少流民之患，更能為大明開闢新的糧源，乃至獲取海外特產。
墾殖點可作為海上貿易的中轉站，一步步將大明的經濟與影響力輻射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