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4章 遲到的冬天
七月，牡丹江的熱浪還沒退，但陸衛東已經收拾好了行李。
說是行李，其實就是一個帆布手提包，裡面塞著幾件換洗衣服和兩本紀念冊的複印件。原件留在了牡丹江市局，孫隊長鎖進了檔案櫃，他說等案子破了再拿出來。陸衛東沒說破不破得了，只是點了點頭。
離開的前一天傍晚，孫隊長請他在市局食堂吃了頓飯。食堂不大，幾張木頭桌子，牆上掛著一台老舊的電視機，正播著新聞聯播。孫隊長打了兩份菜——一份紅燒肉燉土豆，一份拍黃瓜，又端了兩碗米飯。他坐下來，用筷子撥了撥碗裡的飯，半天沒夾菜。
「陸組長，案子就這麼放著？」他問。
「省廳那邊還有別的案子要處理，我不能一直待在牡丹江。」陸衛東夾了一塊紅燒肉，嚼了兩下，慢慢咽下去，「這邊你盯著。紀念冊上的人還在，兇手早晚還會動。只要他動，就有機會。」
「就怕他不動了。」
「不會。」陸衛東放下筷子，「他忍不住。只要紀念冊上那些人還在，他就還會去敲下一戶的門。」
孫隊長沒有接話。他低頭扒了兩口飯，又放下碗，用筷子在桌上劃了一道無形的線。
「陸組長，那兩本紀念冊上的地址，我已經讓所里的同事挨個做了一遍家訪。凡是家裡有年輕女兒在外讀書的，我都叮囑過，讓她們暑假回家注意安全。如果有人敲門說自己是老師或同學，先打電話核實，不要輕易開門。」
「做得好。」
「我還在陳雪和高靜家附近的幾條街貼了告示，讓住戶留意陌生年輕男子。白襯衫、帽子、本地口音，這些特徵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孫隊長的聲音低了些，「但我心裡清楚，這些管不了大用。他要真想動手，幾張告示攔不住他。」
陸衛東沒有說話。窗外的天還沒完全黑透，路燈已經亮了，昏黃的光落在食堂的水泥地面上，拖出一道模糊的影子。他想起那兩本紀念冊上的名字，四十多個家庭，四十多個女孩，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學校。兇手手裡拿著一份名單，像是在走一條固定的路。他做完了牡丹江的幾家，會不會去別的城市找下一個？
「你問過梁笑母親，她女兒在學校那邊有沒有什麼異常？」
「問過。梁笑在哈醫大那邊一切正常，沒有陌生電話，沒有陌生人找過她。」孫隊長頓了頓，「但我也在想，兇手會不會已經不在牡丹江了。他做完高靜這一起，可能就離開了。」
「有可能。」陸衛東說，「如果他真走了，那就更難找了。」
孫隊長沒有再追問。兩人吃完了飯，在食堂門口站了一會兒。外面的風吹過來，帶著一股柏油路被曬了一整天后的氣味，混著遠處火車站的汽笛聲。陸衛東點了一根煙，遞給孫隊長一根，孫隊長接了，卻沒有立刻點。
「陸組長，」他捏著煙，像是想了好一會兒才決定說，「你這次回去，還會盯著這個案子嗎？」
「會。」
孫隊長點了點頭，沒有再問。
陸衛東最後一次走過牡丹江市局的走廊時，已經快晚上九點了。走廊里的日光燈管發出嗡嗡的電流聲，有幾盞滅了，牆壁上的綠漆在燈光下顯得發暗。他在那間臨時辦公室門口站了一會兒，沒有推門進去。裡面的東西都已經清空了，桌上只剩下一隻空茶杯和幾根沒帶走的菸頭。窗台上那隻搪瓷缸子也被他拿走了，是孫隊長送的，說給他留個念想。
火車是夜裡的，臥鋪。陸衛東上了車，把提包放在鋪位下面，靠著窗坐下。窗外的站台在昏黃的路燈下慢慢後退，鐵軌邊的碎石和雜草隨著車速加快逐漸模糊成一片灰褐色的影子。陸衛東把車窗打開一道縫，六月末的風夾著煤灰和鐵鏽的氣味灌進來，在鼻尖停留了一下，又散了。
第二天中午，火車進了哈爾濱站。站台上人來人往，賣冰棍的小販推著車穿過人群，幾個穿工裝的年輕人拎著行李從站口往外走。趙雷在出站口等著，穿著警服，靠在牆邊抽菸。看見陸衛東出來，他掐滅菸頭，接過提包，轉身往外走。
「案子沒破？」趙雷問。
「沒破。」
趙雷沒有多問，只是說了一句：「廳長那邊有新的案子分下來，你回來正好。」
「什麼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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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竊案，省博物館丟了一批銅器，看手法像是有預謀的。你先歇兩天再說。」
陸衛東沒有再說話。他坐進吉普車，靠著車窗，看著哈爾濱的街景從車窗外掠過。哈爾濱比牡丹江涼快一些，街邊的楊樹長滿了葉子，在風裡嘩啦嘩啦地響。
回到家，王淑芬正在灶房做飯，老四秀芳在屋裡學習，老五志平蹲在地上逗貓。看見陸衛東進門，王淑芬放下手裡的菜刀，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沒多問，只是說：「瘦了，黑了。」
「沒瘦，黑顯得。」
「騙人。」
陸衛東笑了一下，把提包放在牆角，坐到沙發上。窗外的陽光斜照進來，在客廳的地板上拉出一塊長方形的亮斑。志平跑進來，趴在他腿上問牡丹江的事，他說辦了案子，不細說，志平就不再問。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的時候，腦子裡還想著那兩本紀念冊。四十二個名字，四十二個家庭，四十二個座機號碼。那個人，可能正坐在某處等著下一個暑假、下一個孩子回家。
他又想起孫隊長那一句還沒點上的煙，在食堂門口的昏黃燈光下捏在手裡的樣子。事情沒完，只是往後推了。
省博物館的案子辦了一周，盜竊團伙抓到了，銅器追回大半。陸衛東寫完了結案報告，把卷宗鎖進柜子，在辦公室里坐了一會兒。窗外是七月末的午後，陽光把窗台曬得發燙，遠處傳來施工的電鑽聲和斷斷續續的蟬鳴。他低頭看了看抽屜里那兩本紀念冊的複印件，紙張已經有些發皺，被翻得邊角捲起。
他合上抽屜，沒有再看。
九月初，孫隊長從牡丹江打來電話。
「陸組長，暑假結束了，紀念冊上那些大學生都回學校了。我們挨個聯繫了一遍，沒有異常情況。」
「梁笑那邊呢？」
「梁笑回學校了，她媽說暑假沒什麼事。不過我安排的人在她家附近蹲了兩個月，沒見可疑的人出現過。」
「兇手可能已經不在牡丹江了。」陸衛東說。
孫隊長沉默了一會兒，聲音壓低了些：「還有一件事。前幾天，我在整理舊檔案的時候發現了一條線索，不一定有用，但我想告訴你。趙秀蘭被害前一周，勞動路那片有個修自行車的攤主說，有個年輕男的來打氣，聊了幾句，問過路名和門牌。」
「問的哪條路？」
「他說那人問的是勞動路87號，說有個親戚住那，記不清門牌了。」
「修車攤的人有沒有看清他的長相？」
「說沒看清，只記得穿白襯衫，戴帽子，說話本地口音。」
陸衛東聽完，沒有馬上說話。過了好一會兒，他說：「你把修車攤主說的話記下來，存著。」
「明白。」
掛了電話，陸衛東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街道。九月的哈爾濱已經有了初秋的意思，風比夏天乾爽了一些，樹影斜斜地鋪在人行道上。他想，那個人還在。他沒有停下來，只是換了地方。
陸衛東把電話放下，回身坐到桌前，拿起桌上一份《黑龍江日報》，翻到第二版。
一則新聞跳進眼裡，標題是粗黑體字：《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三個條例頒布，廠長負責制全面推行》。
他仔細看了一遍。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三個條例，《全民所有制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明確提出企業由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實行廠長負責制。通知指出，實行廠長負責制，必須保證廠長在企業生產經營重大問題上的決策權，突出廠長在行政指揮中的作用。
他把報紙翻到第三版，又看到一條：「加強治安管理，維護社會秩序——新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公布。」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條例明確了處罰種類、適用條件和裁決程序，公安機關對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有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
陸衛東把報紙放下，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水已經涼了，茶葉在杯底沉成一片深褐色。他望著窗外，街上的行人穿著單衣，自行車鈴聲在午後的空氣里傳得很遠。
兩項改革幾乎同時落地——一邊是給工廠鬆綁、讓廠長做主，企業自負盈虧、優勝劣汰已經勢在必行；另一邊是給治安管理立規矩、讓執法有據可依。他想起牡丹江那兩本紀念冊，想起那些在技術限制下無法被讀懂的痕跡。
時代在往前走，技術在往前趕，只是有些案子等不了那麼久。
他把報紙疊好，放回桌角。
說是行李，其實就是一個帆布手提包，裡面塞著幾件換洗衣服和兩本紀念冊的複印件。原件留在了牡丹江市局，孫隊長鎖進了檔案櫃，他說等案子破了再拿出來。陸衛東沒說破不破得了，只是點了點頭。
離開的前一天傍晚，孫隊長請他在市局食堂吃了頓飯。食堂不大，幾張木頭桌子，牆上掛著一台老舊的電視機，正播著新聞聯播。孫隊長打了兩份菜——一份紅燒肉燉土豆，一份拍黃瓜，又端了兩碗米飯。他坐下來，用筷子撥了撥碗裡的飯，半天沒夾菜。
「陸組長，案子就這麼放著？」他問。
「省廳那邊還有別的案子要處理，我不能一直待在牡丹江。」陸衛東夾了一塊紅燒肉，嚼了兩下，慢慢咽下去，「這邊你盯著。紀念冊上的人還在，兇手早晚還會動。只要他動，就有機會。」
「就怕他不動了。」
「不會。」陸衛東放下筷子，「他忍不住。只要紀念冊上那些人還在，他就還會去敲下一戶的門。」
孫隊長沒有接話。他低頭扒了兩口飯，又放下碗，用筷子在桌上劃了一道無形的線。
「陸組長，那兩本紀念冊上的地址，我已經讓所里的同事挨個做了一遍家訪。凡是家裡有年輕女兒在外讀書的，我都叮囑過，讓她們暑假回家注意安全。如果有人敲門說自己是老師或同學，先打電話核實，不要輕易開門。」
「做得好。」
「我還在陳雪和高靜家附近的幾條街貼了告示，讓住戶留意陌生年輕男子。白襯衫、帽子、本地口音，這些特徵我也都印在上面了。」孫隊長的聲音低了些，「但我心裡清楚，這些管不了大用。他要真想動手，幾張告示攔不住他。」
陸衛東沒有說話。窗外的天還沒完全黑透，路燈已經亮了，昏黃的光落在食堂的水泥地面上，拖出一道模糊的影子。他想起那兩本紀念冊上的名字，四十多個家庭，四十多個女孩，分布在不同的城市和學校。兇手手裡拿著一份名單，像是在走一條固定的路。他做完了牡丹江的幾家，會不會去別的城市找下一個？
「你問過梁笑母親，她女兒在學校那邊有沒有什麼異常？」
「問過。梁笑在哈醫大那邊一切正常，沒有陌生電話，沒有陌生人找過她。」孫隊長頓了頓，「但我也在想，兇手會不會已經不在牡丹江了。他做完高靜這一起，可能就離開了。」
「有可能。」陸衛東說，「如果他真走了，那就更難找了。」
孫隊長沒有再追問。兩人吃完了飯，在食堂門口站了一會兒。外面的風吹過來，帶著一股柏油路被曬了一整天后的氣味，混著遠處火車站的汽笛聲。陸衛東點了一根煙，遞給孫隊長一根，孫隊長接了，卻沒有立刻點。
「陸組長，」他捏著煙，像是想了好一會兒才決定說，「你這次回去，還會盯著這個案子嗎？」
「會。」
孫隊長點了點頭，沒有再問。
陸衛東最後一次走過牡丹江市局的走廊時，已經快晚上九點了。走廊里的日光燈管發出嗡嗡的電流聲，有幾盞滅了，牆壁上的綠漆在燈光下顯得發暗。他在那間臨時辦公室門口站了一會兒，沒有推門進去。裡面的東西都已經清空了，桌上只剩下一隻空茶杯和幾根沒帶走的菸頭。窗台上那隻搪瓷缸子也被他拿走了，是孫隊長送的，說給他留個念想。
火車是夜裡的，臥鋪。陸衛東上了車，把提包放在鋪位下面，靠著窗坐下。窗外的站台在昏黃的路燈下慢慢後退，鐵軌邊的碎石和雜草隨著車速加快逐漸模糊成一片灰褐色的影子。陸衛東把車窗打開一道縫，六月末的風夾著煤灰和鐵鏽的氣味灌進來，在鼻尖停留了一下，又散了。
第二天中午，火車進了哈爾濱站。站台上人來人往，賣冰棍的小販推著車穿過人群，幾個穿工裝的年輕人拎著行李從站口往外走。趙雷在出站口等著，穿著警服，靠在牆邊抽菸。看見陸衛東出來，他掐滅菸頭，接過提包，轉身往外走。
「案子沒破？」趙雷問。
「沒破。」
趙雷沒有多問，只是說了一句：「廳長那邊有新的案子分下來，你回來正好。」
「什麼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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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竊案，省博物館丟了一批銅器，看手法像是有預謀的。你先歇兩天再說。」
陸衛東沒有再說話。他坐進吉普車，靠著車窗，看著哈爾濱的街景從車窗外掠過。哈爾濱比牡丹江涼快一些，街邊的楊樹長滿了葉子，在風裡嘩啦嘩啦地響。
回到家，王淑芬正在灶房做飯，老四秀芳在屋裡學習，老五志平蹲在地上逗貓。看見陸衛東進門，王淑芬放下手裡的菜刀，上下打量了他一眼，沒多問，只是說：「瘦了，黑了。」
「沒瘦，黑顯得。」
「騙人。」
陸衛東笑了一下，把提包放在牆角，坐到沙發上。窗外的陽光斜照進來，在客廳的地板上拉出一塊長方形的亮斑。志平跑進來，趴在他腿上問牡丹江的事，他說辦了案子，不細說，志平就不再問。
那天晚上，他躺在床上的時候，腦子裡還想著那兩本紀念冊。四十二個名字，四十二個家庭，四十二個座機號碼。那個人，可能正坐在某處等著下一個暑假、下一個孩子回家。
他又想起孫隊長那一句還沒點上的煙，在食堂門口的昏黃燈光下捏在手裡的樣子。事情沒完，只是往後推了。
省博物館的案子辦了一周，盜竊團伙抓到了，銅器追回大半。陸衛東寫完了結案報告，把卷宗鎖進柜子，在辦公室里坐了一會兒。窗外是七月末的午後，陽光把窗台曬得發燙，遠處傳來施工的電鑽聲和斷斷續續的蟬鳴。他低頭看了看抽屜里那兩本紀念冊的複印件，紙張已經有些發皺，被翻得邊角捲起。
他合上抽屜，沒有再看。
九月初，孫隊長從牡丹江打來電話。
「陸組長，暑假結束了，紀念冊上那些大學生都回學校了。我們挨個聯繫了一遍，沒有異常情況。」
「梁笑那邊呢？」
「梁笑回學校了，她媽說暑假沒什麼事。不過我安排的人在她家附近蹲了兩個月，沒見可疑的人出現過。」
「兇手可能已經不在牡丹江了。」陸衛東說。
孫隊長沉默了一會兒，聲音壓低了些：「還有一件事。前幾天，我在整理舊檔案的時候發現了一條線索，不一定有用，但我想告訴你。趙秀蘭被害前一周，勞動路那片有個修自行車的攤主說，有個年輕男的來打氣，聊了幾句，問過路名和門牌。」
「問的哪條路？」
「他說那人問的是勞動路87號，說有個親戚住那，記不清門牌了。」
「修車攤的人有沒有看清他的長相？」
「說沒看清，只記得穿白襯衫，戴帽子，說話本地口音。」
陸衛東聽完，沒有馬上說話。過了好一會兒，他說：「你把修車攤主說的話記下來，存著。」
「明白。」
掛了電話，陸衛東走到窗前，看著外面的街道。九月的哈爾濱已經有了初秋的意思，風比夏天乾爽了一些，樹影斜斜地鋪在人行道上。他想，那個人還在。他沒有停下來，只是換了地方。
陸衛東把電話放下，回身坐到桌前，拿起桌上一份《黑龍江日報》，翻到第二版。
一則新聞跳進眼裡，標題是粗黑體字：《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三個條例頒布，廠長負責制全面推行》。
他仔細看了一遍。9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頒發了三個條例，《全民所有制企業廠長工作條例》《中國共產黨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基層組織工作條例》《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條例》，明確提出企業由實行黨委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改為實行廠長負責制。通知指出，實行廠長負責制，必須保證廠長在企業生產經營重大問題上的決策權，突出廠長在行政指揮中的作用。
他把報紙翻到第三版，又看到一條：「加強治安管理，維護社會秩序——新修訂《治安管理處罰條例》公布。」1986年9月5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七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治安管理處罰條例》，自1987年1月1日起施行。條例明確了處罰種類、適用條件和裁決程序，公安機關對違反治安管理的行為有了更明確的法律依據。
陸衛東把報紙放下，端起搪瓷缸子喝了口茶。水已經涼了，茶葉在杯底沉成一片深褐色。他望著窗外，街上的行人穿著單衣，自行車鈴聲在午後的空氣里傳得很遠。
兩項改革幾乎同時落地——一邊是給工廠鬆綁、讓廠長做主，企業自負盈虧、優勝劣汰已經勢在必行；另一邊是給治安管理立規矩、讓執法有據可依。他想起牡丹江那兩本紀念冊，想起那些在技術限制下無法被讀懂的痕跡。
時代在往前走，技術在往前趕，只是有些案子等不了那麼久。
他把報紙疊好，放回桌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