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3章 斷崖
排查用了整整四天。
四天裡，陸衛東幾乎沒有離開過牡丹江市局那間臨時辦公室。桌上擺著兩本紀念冊——高三三班、高三二班——旁邊是 帶人整理出來的八十七份排查檔案。每一份都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里，上面寫著名字、年齡、現住址、工作單位。信封摞起來的高度，幾乎和桌上的搪瓷缸子齊平。
第一天查的是男同學。
孫隊長把名單分成三組，一組一組地往下過。周成排在第一個，因為紀念冊是他提供的，也是最容易被懷疑的人。陸衛東沒有直接在電話里問，他讓孫隊長開車，兩個人去了電業局。
周成在電業局抄表科上班，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靠牆擺著幾張木桌子，桌面上堆滿了厚厚的台帳本和工單。他中等身材，戴一副黑框眼鏡，頭髮有些稀 ，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作服。看見警察來找他，他先是愣了幾秒，隨即侷促地搓了搓手，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
「紀念冊的事我知道，」他說話聲音有些緊，「孫隊長跟我打過電話了。但那本冊子我一直放在柜子頂上，一直沒動過。我連上面寫了什麼都不太記得了。」
「平時有別人動過你的柜子嗎？」陸衛東問。
「沒有。我們辦公室就三個人，老王和小劉，他倆都是老同志了，不會亂翻別人東西。而且那柜子沒鎖，有心人想拿確實能拿走，但誰會去翻一本畢業紀念冊呢？」周成說著，自己也在琢磨，語氣裡帶著一種自己也說不太清的困惑。
「你記不記得最後一次看到那本冊子是什麼時候？」
周成想了想，眉頭擰了一會兒，又鬆開了：「去年秋天……好像有人借過。我們單位招了批新來的大學生，有個小伙子來我辦公室送材料，看見柜子頂上那本冊子，問我是不是牡丹江一中的。我說是，他就借去翻了翻，說他也是一中畢業的，不過是後來一屆。他翻了大概十來分鐘，就還給我了。」
「那個人叫什麼？」
「姓劉，叫劉什麼來著……劉強？不對……」周成使勁想了想，「……是叫劉磊。對，劉磊。去年來的新同事，在調度科，平時不怎麼碰面，就那一回說過話。」
陸衛東記下了這個名字。後來查了，劉磊案發期間在單位加班，有完整的值班記錄，沒有嫌疑。
後面把紀念冊上的男同學都查了一遍，都有不在場證明和沒有動機，這條線也沒走通。
第二天查的是男教職工。
高三三班當年的班主任叫李建國，已經調到了市教育局。他五十多歲，頭髮灰白，說話慢條斯理，偶爾會習慣性地停頓一下，像是還在上課。陸衛東去教育局找他的時候，他剛從一場會議出來，手裡還拿著一個藍色的文件夾。
「紀念冊的事我多少聽說了，那位女同學的媽媽給我打過電話，我也很痛心。」李建國扶了扶眼鏡，「但我去年因為胃潰瘍住院，今年年初才恢復上班。」
「您手上有紀念冊嗎？」
「我當時作為班主任也有一本，但後來搬家弄丟了。我之前還特意找過，沒找到。」
「有沒有學生跟您關係特別近、經常來往的？」
李建國想了想：「跟學生來往是常有的事，畢竟帶了三年的班。但要說走得特別近的，沒有。那時候班上男生女生都有，都是正常師生關係。說實話，我連幾個同學的名字都快記不清了。」
陸衛東又問了幾個當時教過高三的老師，情況都差不多。有的退休了，有的調走了，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當年的學生出了事。排查到第三天下午，沒有任何進展。
第三天查的是印刷廠相關人員。
當年印紀念冊的廠子叫「牡丹江工農教育印刷廠」，在城西，已經倒閉了。廠房被改成了一家廢品回收站，院子裡堆滿了舊鐵皮、廢紙和生鏽的機器。看門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耳朵不好使，說話要湊近了大聲喊。他在廠里幹了二十多年，但紀念冊那批活太小，他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陸衛東站在院子裡，看著那些堆在牆角的舊機器，有幾台還印著「工農教育印刷廠」的字樣。他知道繼續查下去也不會有結果。
第四天，八十七份排查檔案全部完成。該核實的都核實了，該排除的都排除了，沒有一個人在時間、地點、動機上能跟兇手完全對得上。大部分人的不在場證明完整，剩下的人與受害者毫無交集，還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紀念冊的存在。
排查結束當天下午，孫隊長把最後一摞材料放在桌上，雙手撐著桌沿，半天沒直起腰來。他抬頭看向陸衛東，嗓音乾澀，像是累了一天沒喝水，嘴唇都起了干皮。
「陸組長，八十七個。全都查過了。張偉去了大慶，車票、住宿票、工作記錄全對得上，案發那幾天他一直在鑽井隊現場，二十多個工友能作證。周成我們查了三遍，連他柜子頂上的灰塵都看了。印刷廠那批人，要麼人已經死了，要麼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他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排查走到這一步，能查的都查完了。」
陸衛東沒有立刻回答。他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目光落在牆上那張牡丹江地圖上。紅筆圈出的三個點在他面前擺著——趙秀蘭家、高靜家、梁笑家。三個點連起來，是一個不完整的鈍角三角形。離第四個點還差一筆。
「所有參與印刷、排版、裝訂的人，都查過了？」
「查過了。能聯繫上的都聯繫了，聯繫不上的也都核過，沒有可疑的。排版的人自己也忘了當初到底是怎麼出的錯。那批活太小了，幾個人忙了一下午就幹完了，誰也沒當回事。」
陸衛東點了一根煙，沒有接著問。他拉開抽屜，裡面是那兩本灰藍色的紀念冊，邊角已經因為反覆翻閱而起了毛邊。他把高三三班那本拿出來，翻了翻通訊錄，目光在每一頁的姓名欄上停留片刻，從陳雪看到高靜，再從高靜看到梁笑。他的指尖在梁笑那一頁的地址欄上停了一下，那行錯誤的「602」旁邊，還殘留著當年某人用原子筆輕輕劃了一道的痕跡。
他知道排查走到了盡頭，可案子沒有。紀念冊上的地址已經核實，所有的接觸者和親屬都已排除，物理痕跡全部斷鏈。他的手指停在那一頁上，反覆摩挲著那行錯印的地址。紙張邊緣微微泛毛，像是被反覆划過，和他心裡反覆想著的念頭一樣，找不到頭也找不到尾。
他想，如果現在是2026年，如果這件案子發生在上一世他還在病床上翻看的那部紀錄片裡，技術科的人會用棉簽從菸頭濾嘴上提取微量唾液，送去實驗室做DNA擴增。一個微小的生物樣本，經過幾天的比對分析，可能就會在資料庫里鎖定一個匹配的嫌疑人。他不用把八十七個人的不在場證明一一核實，不用把那些泛黃的紙張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不用讓自己和隊員們陷在這條走不通的路上。
紀錄片裡的畫面他都還記得——白色的無菌台、操作者戴著橡膠手套、數據在屏幕上滾動、顯示匹配成功時跳出的百分比。那時候他躺在病床上看著屏幕，看著一個懸了二十年的案子因為一根頭髮、一截菸頭、一枚指紋重新開口，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遺憾。他想，要是早幾十年有這技術，多少案子不用等到那麼久才破。但那念頭像是隔著一層毛玻璃，隔著窗子看著裡面的光，他看到了，卻摸不著。
現在他坐在這間破舊的辦公室里，牡丹江六月的熱風從窗縫裡擠進來，吹得桌上的紙張邊角微微翹起。他手裡捏著一根煙，是剛點起來的，火光在指尖一跳一跳的，照亮了他虎口那道舊疤痕。
他想不出那個人的名字。他知道那個人年輕，白襯衫，帽子，也許有一張讓人記不住的臉。他可能就在八十七個人之外——可能是某個街坊、某個偶遇的路人、某個對這所學校懷有隱秘執念的人。
他把菸灰彈掉，望向窗外。牡丹江的天還沒黑透，遠處樓房之間的空隙里露出一線橘紅，像燒過的炭。他重新拿起高三二班的紀念冊，翻到劉婷那一頁。齊齊哈爾案的死者家屬住址寫在這裡，他看了幾秒，合上了冊子。他撥了省廳電話，讓趙雷繼續查外省有沒有類似案件，然後放下話筒。
「先通知各地派出所，留意紀念冊上學生是否有被陌生人接觸的情況。排查這條路走到了頭，但我們還不能停。」他說。
孫隊長沉默地點了點頭，轉身出去了。
陸衛東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桌面上的搪瓷缸子裡的水已經涼透了。他低頭看著那兩本紀念冊，又看了一眼牆上那三個紅點，然後伸手把煙掐滅在菸灰缸里。
四天裡，陸衛東幾乎沒有離開過牡丹江市局那間臨時辦公室。桌上擺著兩本紀念冊——高三三班、高三二班——旁邊是 帶人整理出來的八十七份排查檔案。每一份都裝在一個牛皮紙信封里，上面寫著名字、年齡、現住址、工作單位。信封摞起來的高度，幾乎和桌上的搪瓷缸子齊平。
第一天查的是男同學。
孫隊長把名單分成三組，一組一組地往下過。周成排在第一個，因為紀念冊是他提供的，也是最容易被懷疑的人。陸衛東沒有直接在電話里問，他讓孫隊長開車，兩個人去了電業局。
周成在電業局抄表科上班，一間不大的辦公室，靠牆擺著幾張木桌子，桌面上堆滿了厚厚的台帳本和工單。他中等身材，戴一副黑框眼鏡，頭髮有些稀 ，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藍色工作服。看見警察來找他，他先是愣了幾秒，隨即侷促地搓了搓手，從辦公桌後面站起來。
「紀念冊的事我知道，」他說話聲音有些緊，「孫隊長跟我打過電話了。但那本冊子我一直放在柜子頂上，一直沒動過。我連上面寫了什麼都不太記得了。」
「平時有別人動過你的柜子嗎？」陸衛東問。
「沒有。我們辦公室就三個人，老王和小劉，他倆都是老同志了，不會亂翻別人東西。而且那柜子沒鎖，有心人想拿確實能拿走，但誰會去翻一本畢業紀念冊呢？」周成說著，自己也在琢磨，語氣裡帶著一種自己也說不太清的困惑。
「你記不記得最後一次看到那本冊子是什麼時候？」
周成想了想，眉頭擰了一會兒，又鬆開了：「去年秋天……好像有人借過。我們單位招了批新來的大學生，有個小伙子來我辦公室送材料，看見柜子頂上那本冊子，問我是不是牡丹江一中的。我說是，他就借去翻了翻，說他也是一中畢業的，不過是後來一屆。他翻了大概十來分鐘，就還給我了。」
「那個人叫什麼？」
「姓劉，叫劉什麼來著……劉強？不對……」周成使勁想了想，「……是叫劉磊。對，劉磊。去年來的新同事，在調度科，平時不怎麼碰面，就那一回說過話。」
陸衛東記下了這個名字。後來查了，劉磊案發期間在單位加班，有完整的值班記錄，沒有嫌疑。
後面把紀念冊上的男同學都查了一遍，都有不在場證明和沒有動機，這條線也沒走通。
第二天查的是男教職工。
高三三班當年的班主任叫李建國，已經調到了市教育局。他五十多歲，頭髮灰白，說話慢條斯理，偶爾會習慣性地停頓一下，像是還在上課。陸衛東去教育局找他的時候，他剛從一場會議出來，手裡還拿著一個藍色的文件夾。
「紀念冊的事我多少聽說了，那位女同學的媽媽給我打過電話，我也很痛心。」李建國扶了扶眼鏡，「但我去年因為胃潰瘍住院，今年年初才恢復上班。」
「您手上有紀念冊嗎？」
「我當時作為班主任也有一本，但後來搬家弄丟了。我之前還特意找過，沒找到。」
「有沒有學生跟您關係特別近、經常來往的？」
李建國想了想：「跟學生來往是常有的事，畢竟帶了三年的班。但要說走得特別近的，沒有。那時候班上男生女生都有，都是正常師生關係。說實話，我連幾個同學的名字都快記不清了。」
陸衛東又問了幾個當時教過高三的老師，情況都差不多。有的退休了，有的調走了，有的根本不知道自己當年的學生出了事。排查到第三天下午，沒有任何進展。
第三天查的是印刷廠相關人員。
當年印紀念冊的廠子叫「牡丹江工農教育印刷廠」，在城西，已經倒閉了。廠房被改成了一家廢品回收站，院子裡堆滿了舊鐵皮、廢紙和生鏽的機器。看門的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耳朵不好使，說話要湊近了大聲喊。他在廠里幹了二十多年，但紀念冊那批活太小，他一點印象都沒有了。
陸衛東站在院子裡，看著那些堆在牆角的舊機器，有幾台還印著「工農教育印刷廠」的字樣。他知道繼續查下去也不會有結果。
第四天，八十七份排查檔案全部完成。該核實的都核實了，該排除的都排除了，沒有一個人在時間、地點、動機上能跟兇手完全對得上。大部分人的不在場證明完整，剩下的人與受害者毫無交集，還有一部分人根本不知道紀念冊的存在。
排查結束當天下午，孫隊長把最後一摞材料放在桌上，雙手撐著桌沿，半天沒直起腰來。他抬頭看向陸衛東，嗓音乾澀，像是累了一天沒喝水，嘴唇都起了干皮。
「陸組長，八十七個。全都查過了。張偉去了大慶，車票、住宿票、工作記錄全對得上，案發那幾天他一直在鑽井隊現場，二十多個工友能作證。周成我們查了三遍，連他柜子頂上的灰塵都看了。印刷廠那批人，要麼人已經死了，要麼根本不記得有這回事。」他頓了一下，又補了一句，「排查走到這一步，能查的都查完了。」
陸衛東沒有立刻回答。他坐在椅子上一動不動，目光落在牆上那張牡丹江地圖上。紅筆圈出的三個點在他面前擺著——趙秀蘭家、高靜家、梁笑家。三個點連起來，是一個不完整的鈍角三角形。離第四個點還差一筆。
「所有參與印刷、排版、裝訂的人，都查過了？」
「查過了。能聯繫上的都聯繫了，聯繫不上的也都核過，沒有可疑的。排版的人自己也忘了當初到底是怎麼出的錯。那批活太小了，幾個人忙了一下午就幹完了，誰也沒當回事。」
陸衛東點了一根煙，沒有接著問。他拉開抽屜，裡面是那兩本灰藍色的紀念冊，邊角已經因為反覆翻閱而起了毛邊。他把高三三班那本拿出來，翻了翻通訊錄，目光在每一頁的姓名欄上停留片刻，從陳雪看到高靜，再從高靜看到梁笑。他的指尖在梁笑那一頁的地址欄上停了一下，那行錯誤的「602」旁邊，還殘留著當年某人用原子筆輕輕劃了一道的痕跡。
他知道排查走到了盡頭，可案子沒有。紀念冊上的地址已經核實，所有的接觸者和親屬都已排除，物理痕跡全部斷鏈。他的手指停在那一頁上，反覆摩挲著那行錯印的地址。紙張邊緣微微泛毛，像是被反覆划過，和他心裡反覆想著的念頭一樣，找不到頭也找不到尾。
他想，如果現在是2026年，如果這件案子發生在上一世他還在病床上翻看的那部紀錄片裡，技術科的人會用棉簽從菸頭濾嘴上提取微量唾液，送去實驗室做DNA擴增。一個微小的生物樣本，經過幾天的比對分析，可能就會在資料庫里鎖定一個匹配的嫌疑人。他不用把八十七個人的不在場證明一一核實，不用把那些泛黃的紙張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不用讓自己和隊員們陷在這條走不通的路上。
紀錄片裡的畫面他都還記得——白色的無菌台、操作者戴著橡膠手套、數據在屏幕上滾動、顯示匹配成功時跳出的百分比。那時候他躺在病床上看著屏幕，看著一個懸了二十年的案子因為一根頭髮、一截菸頭、一枚指紋重新開口，心裡湧起一種說不清的遺憾。他想，要是早幾十年有這技術，多少案子不用等到那麼久才破。但那念頭像是隔著一層毛玻璃，隔著窗子看著裡面的光，他看到了，卻摸不著。
現在他坐在這間破舊的辦公室里，牡丹江六月的熱風從窗縫裡擠進來，吹得桌上的紙張邊角微微翹起。他手裡捏著一根煙，是剛點起來的，火光在指尖一跳一跳的，照亮了他虎口那道舊疤痕。
他想不出那個人的名字。他知道那個人年輕，白襯衫，帽子，也許有一張讓人記不住的臉。他可能就在八十七個人之外——可能是某個街坊、某個偶遇的路人、某個對這所學校懷有隱秘執念的人。
他把菸灰彈掉，望向窗外。牡丹江的天還沒黑透，遠處樓房之間的空隙里露出一線橘紅，像燒過的炭。他重新拿起高三二班的紀念冊，翻到劉婷那一頁。齊齊哈爾案的死者家屬住址寫在這裡，他看了幾秒，合上了冊子。他撥了省廳電話，讓趙雷繼續查外省有沒有類似案件，然後放下話筒。
「先通知各地派出所，留意紀念冊上學生是否有被陌生人接觸的情況。排查這條路走到了頭，但我們還不能停。」他說。
孫隊長沉默地點了點頭，轉身出去了。
陸衛東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桌面上的搪瓷缸子裡的水已經涼透了。他低頭看著那兩本紀念冊，又看了一眼牆上那三個紅點，然後伸手把煙掐滅在菸灰缸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