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三個「對得起」
阿勇報名那天，見到了班上的一位老師和幾位高年級的同學。當時老師就通知了，晚上要開第一次班會。
當晚七點，阿勇和同學們不約而同地向那幢教學樓的二樓走去。
205教室。阿勇走到門口，往裡看了一眼，好多同學都已經到了。
他走進去，發現每張桌子上都貼著兩張紙，左右各一張。湊近了看，是名字。哪位同學坐哪裡，老師早就安排好了。
阿勇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排中間。不遠不近，正好適合他低矮的個子。
坐下後，他瞟了一眼同桌的名字，姓馬，是一位女生。他沒多看，把目光收回來，盯著桌面好一會兒，不知在看什麼。
坐定之後，他心裡湧起一種複雜的情緒。新的學校，新的教室，新的同學，新的老師。一切都是新的。這就是初中第一天的學習和生活。
他抬起頭，看見講台前站著白天接待他的那位男老師，正在忙前忙後做著什麼。
他很年輕，也很帥氣，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看起來二十多歲的樣子，卻讓人有些老成持重的感覺。
老師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襯衫，袖子卷到手肘，手裡拿著一支粉筆，在黑板上寫著「歡迎新同學」幾個大字。
晚自習的鈴聲響起。老師揮了揮手，示意大家安靜。
「上課了！」
等全班安靜下來，他走上講台，清了清嗓子。
「大家好，我先作個自我介紹。」他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我叫張遠航。弓長張，遠方的遠，航行的航。是你們的班主任。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了。」
全班哄堂大笑。張老師自己也笑了笑，又擺了擺手。
他接著說：「我其實也剛畢業不久，教大家語文。作為班主任，我的要求很直接，也很乾脆。」
他頓了頓，掃了一眼全班：「大家來自農村，都是各個公社選出來的少數民族學生。但我不管你們從哪裡來，在我班上，只看成績。你們要對得起自己的故鄉，對得起自己的民族，對得起自己的家人。」
三個「對得起」。張老師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砸在地上，鏗鏘有力。
教室里靜得落下一根針都能聽見，沒有一個人出聲。阿勇把這三個「對得起」一個一個地聽進去，記在心裡。
他打開筆記本，在第一頁寫下了三行字：對得起故鄉。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家人。
寫完之後，他抬頭看了一眼張老師，心想：三年後，他要拿著福安一中的畢業證回去，讓這三個「對得起」不再是一句話，而是自己做過的事。
後來，只要自己想偷懶的時候，他就會翻開筆記本，看看這三行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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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們不說話，但它們在那裡。每次看見，他心裡就會緊一下，然後繼續低下頭，該看書看書，該做題做題。
張老師很有文采。後來阿勇才知道，張老師在師範專科學校學中文的時候，就經常寫散文、小說和詩歌，還在《金沙江文藝》這些文學雜誌和報紙上發表過文章。
阿勇沒見過那本雜誌，但聽張老師說起的時候，能感受到他語氣裡帶著一種說不出的自豪。他想像張老師坐在書桌前，檯燈的光照在稿紙上，一筆一划地寫著什麼。
那種感覺，讓他嚮往。
阿勇對張老師有了無比的敬仰。
他本來就喜歡看書。小學時李老師給過他幾本作文書，王老師給他們講過《西遊記》和《水滸傳》里的故事。那些故事裡的人物，總是在他腦子裡轉。
每當晚上躺在床上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他就會浮想聯翩，想著那些書里的人，想著那些書里的地方。
他想知道更多，想看到更大的世界。如今到初中見到了張老師，那種對文學的嚮往，像是被什麼東西點燃，燒得更旺了。
張老師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也許是阿勇上課的時候眼睛總是跟著老師走，也許是他的作業寫得比其他同學工整，也許是他在作文里寫了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種感覺說不清楚——就是老師在黑板上寫字的間隙，轉過頭來看了你一眼，然後微微點了下頭。只是一個點頭，但你知道，他看見你了。
有一次，張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辦公室在教學樓的一層，很大，有好多辦公桌，每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上都堆著一摞摞作文本。
牆上貼著一張課程表，還有一張中國地圖。
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作文本上。這是好多老師共同的辦公室。
「你喜歡看書？」張老師問。阿勇點點頭。
「都看些什麼書？」
阿勇想了想，說了幾本。張老師聽著，點了點頭，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他拿給阿勇一張借書條，讓他去圖書室借書。
圖書室在另一幢教學樓的一層，不大，但書架上擺得滿滿當當的。
阿勇第一次走進圖書室的時候，站在門口愣住了。他沒見過這麼多書，一排一排的，整整齊齊，從這頭排到那頭。
空氣里有一股紙和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很好聞。
他屏住呼吸，生怕驚動了什麼，慢慢地走進去。
轉了半天，他借了一本《水滸傳》，抱在懷裡，走回宿舍。
那本書很厚，比他在江巧見過的任何一本書都厚。
他躺在床上，從第一頁起，一頁一頁地看。
看到武松打虎的時候，他心跳得厲害，看到林沖被逼上梁山的時候，心裡堵得慌。那些字不再是字了，它們是活的。
後來他又借了《西遊記》，借了《三國演義》，借了一些他記不住名字的現代文學書。
每次去還書，圖書室的老師都會問他：「看完了？覺得怎麼樣？」
阿勇不太會表達，說出來的話總是結結巴巴的，但這位老師不催他，慢慢地聽他說。
有時候阿勇說不出來，這位老師就替他接一句：「你是不是想說……？」
阿勇點點頭，心裡暖暖的。
張老師有時候會問他書看得怎麼樣，還經常指導他寫作文。
張老師說：「你寫的東西有感情，但還不夠細。要學會觀察，把看見的東西寫具體。不要寫『他很高興』，要寫他『嘴角彎了一下，眼睛裡有光』。」
阿勇不太懂，但他記住了。
後來寫作文的時候，他試著去寫那些細微的東西——樹葉上的光斑，同學笑的時候眼角露出的皺紋，食堂阿姨遞飯盒過來時手上沾著的麵粉。
他把它們寫進去，作文好像真的不一樣了。
最讓阿勇難忘的一件事，是他寫了一篇關於火把節的文章。
小時候在江巧，他聽村裡的老人講過彝族火把節的故事。
那故事很長，有些地方他記不清了，但有一個片段一直刻在他腦海里。
那故事說的是彝族祖先的首領，為了保衛族人，與外敵廝殺。
他的頭被砍掉了，但等到天上的星宿出現，他又會長出一個新的頭來，繼續搏鬥。
敵人殺不死他，怎麼都殺不死。
後來族裡出了叛徒，告訴敵人——彝族首領是砍不死的，除非砍掉他的頭之後，再用尖刀草割過他的脖子。
這樣，他的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
敵人照做了。首領死了。
彝族鄉親為了紀念他，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打起火把，一邊尋找他的英靈，一邊念著：「赤本好，念綿哇。」那是彝語的音譯。翻譯成漢語，大概的意思是——宰羊殺豬，紀念祖先。
阿勇把這個故事講給張老師聽。張老師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把它寫下來。」
阿勇寫了。寫了很久，改了好幾遍。
張老師幫他改了錯別字，幫他調了調句子順序，然後告訴他：「我幫你推薦到縣文聯去。」
阿勇不知道縣文聯是什麼，但他點了點頭。
過了些日子，張老師拿著一本雜誌走進教室，把雜誌放在阿勇桌上。
阿勇翻開其中一頁，低頭一看，愣住了。他的名字，被鉛印在那一頁上。
曲木阿勇。端端正正的，印在紙上。
他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很久，手都在抖。
他說不出那是什麼感覺。不是高興，不是自豪——是那種，你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站在那裡，但你站進去了。
那種恍惚，那種不敢相信。
他把那本雜誌抱回宿舍，放在枕頭底下。
那幾天，他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拿出來翻一翻，看看自己的名字還在不在。
它，一直在。
這件事不大，卻影響了阿勇的一生。
小學時，是李老師讓他知道，字不只是字，還能代表生活中的東西，還能表達心裡的情緒。是李老師在他心裡點了一盞燈。
到了初中，是張老師讓他知道，那些字可以變成文章，那些文章可以印在紙上，給更多的人看。
是張老師把那盞燈撥得更亮了。
李老師引發了阿勇對文字的興趣。而真正讓阿勇知道「文學」這門藝術的，是張老師。
張老師表面上看著很斯文，說話慢條斯理的，但作為班主任，他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
如果有哪個同學沒有認真完成作業，不管那作業是哪一科的，他都絕不輕饒。
他會把那個同學叫到辦公室，坐在對面，不罵，也不吼，就是看著你。那雙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時候很沉，盯得你心裡發毛。
「作業沒做完？」他問。
「做完了。」
「拿來我看。」
躲不過去的。張老師要看你本子上的每一個字，少寫一行都不行。
如果沒做完，必須補作業，直到你把作業補完，他才放你走。
哪個同學違反了紀律，他更是不依不饒。上課講話的，被叫到辦公室站著。晚自習不認真的，被叫到走廊上反思。
批評處理不是目的，改正才是。
張老師不會因為你認了錯就放過你，他要看你改。要看到你真的改了，才行。
所以在初中的三年裡，張老師真是讓人又怕又愛。怕他的嚴格，愛他的公正。
他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不管你成績好還是成績差，不管你來自哪個公社，家裡是窮是富，在他眼裡都一樣。
做對了，他表揚，做錯了，他批評。
同學之間有矛盾，他處理起來一碗水端平，從來不因為是哪個公社的就偏向誰。
阿勇有時候想，對於他們這些十二三歲就離開父母、離開家鄉的農村孩子來說，張老師不只是語文老師，不只是班主任。
他是家長，是朋友，是貼心人，是傾訴心聲的對象。
誰想家了，找他。誰跟同學鬧矛盾了，找他。誰學習上遇到困難了，找他。他總有辦法。
有時候是一句話，有時候是一個建議，有時候什麼也不說，就是聽你說完，點點頭，拍拍你的肩膀。
那就夠了。
阿勇一直記得開學第一天張老師說的話——對得起故鄉，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家人。
他後來在筆記本上把那三個「對得起」又寫了好幾遍。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不想辜負。
從開學的第一天起，張老師就定下了規矩——每天早上六點半必須起床，然後跑步。
更讓阿勇沒想到的是，跑步不是在校園裡跑。
全班人六點五十在操場集合，然後跑出大門，沿著大街跑，一直跑到西邊一條公路的岔口，再折返回來。
大街上沒有什麼人，只有早起的清潔工和偶爾開過的汽車。腳步聲在空曠的街道上傳得很遠，一聲一聲的。
阿勇以前不知道，後來上了高中，在運動會上拿過長跑的名次。他想了想，那大概就是初中這三年每天跑步鍛鍊出來的。
而每次跑步，張老師都陪著他們。
冬天冷，他穿一件舊棉衣，站在操場邊上等他們集合。夏天熱，他跟在隊伍後面跑，跑得滿頭是汗。
他不是監督，是陪伴。
後來，每當阿勇想起張老師，最難忘的就是這些畫面。清晨的街道，還在亮著的路燈，張老師陪他們跑過一個又一個岔口。
正是因為有張老師，還有那五十來個朝夕相處的同學，才有了阿勇那平凡而充實的初中生活。
他一輩子都深深感激張老師，永遠也忘不了他。
當晚七點，阿勇和同學們不約而同地向那幢教學樓的二樓走去。
205教室。阿勇走到門口，往裡看了一眼，好多同學都已經到了。
他走進去，發現每張桌子上都貼著兩張紙，左右各一張。湊近了看，是名字。哪位同學坐哪裡，老師早就安排好了。
阿勇找到自己的位置——第三排中間。不遠不近，正好適合他低矮的個子。
坐下後，他瞟了一眼同桌的名字，姓馬，是一位女生。他沒多看，把目光收回來，盯著桌面好一會兒，不知在看什麼。
坐定之後，他心裡湧起一種複雜的情緒。新的學校，新的教室，新的同學，新的老師。一切都是新的。這就是初中第一天的學習和生活。
他抬起頭，看見講台前站著白天接待他的那位男老師，正在忙前忙後做著什麼。
他很年輕，也很帥氣，鼻樑上架著一副眼鏡，看起來二十多歲的樣子，卻讓人有些老成持重的感覺。
老師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襯衫，袖子卷到手肘，手裡拿著一支粉筆，在黑板上寫著「歡迎新同學」幾個大字。
晚自習的鈴聲響起。老師揮了揮手，示意大家安靜。
「上課了！」
等全班安靜下來，他走上講台，清了清嗓子。
「大家好，我先作個自我介紹。」他的聲音不大，但很清晰，「我叫張遠航。弓長張，遠方的遠，航行的航。是你們的班主任。從今天開始，我們就是一根繩子上的螞蚱了。」
全班哄堂大笑。張老師自己也笑了笑，又擺了擺手。
他接著說：「我其實也剛畢業不久，教大家語文。作為班主任，我的要求很直接，也很乾脆。」
他頓了頓，掃了一眼全班：「大家來自農村，都是各個公社選出來的少數民族學生。但我不管你們從哪裡來，在我班上，只看成績。你們要對得起自己的故鄉，對得起自己的民族，對得起自己的家人。」
三個「對得起」。張老師的聲音不高，但每個字都砸在地上，鏗鏘有力。
教室里靜得落下一根針都能聽見，沒有一個人出聲。阿勇把這三個「對得起」一個一個地聽進去，記在心裡。
他打開筆記本，在第一頁寫下了三行字：對得起故鄉。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家人。
寫完之後，他抬頭看了一眼張老師，心想：三年後，他要拿著福安一中的畢業證回去，讓這三個「對得起」不再是一句話，而是自己做過的事。
後來，只要自己想偷懶的時候，他就會翻開筆記本，看看這三行字。
【記住本站域名ᴛᴡ看書📕sʜᴜ.ᴛᴡ】
它們不說話，但它們在那裡。每次看見，他心裡就會緊一下，然後繼續低下頭，該看書看書，該做題做題。
張老師很有文采。後來阿勇才知道，張老師在師範專科學校學中文的時候，就經常寫散文、小說和詩歌，還在《金沙江文藝》這些文學雜誌和報紙上發表過文章。
阿勇沒見過那本雜誌，但聽張老師說起的時候，能感受到他語氣裡帶著一種說不出的自豪。他想像張老師坐在書桌前，檯燈的光照在稿紙上，一筆一划地寫著什麼。
那種感覺，讓他嚮往。
阿勇對張老師有了無比的敬仰。
他本來就喜歡看書。小學時李老師給過他幾本作文書，王老師給他們講過《西遊記》和《水滸傳》里的故事。那些故事裡的人物，總是在他腦子裡轉。
每當晚上躺在床上一個人獨處的時候，他就會浮想聯翩，想著那些書里的人，想著那些書里的地方。
他想知道更多，想看到更大的世界。如今到初中見到了張老師，那種對文學的嚮往，像是被什麼東西點燃，燒得更旺了。
張老師很快就注意到了他。也許是阿勇上課的時候眼睛總是跟著老師走，也許是他的作業寫得比其他同學工整，也許是他在作文里寫了些不一樣的東西。
那種感覺說不清楚——就是老師在黑板上寫字的間隙，轉過頭來看了你一眼，然後微微點了下頭。只是一個點頭，但你知道，他看見你了。
有一次，張老師把他叫到辦公室。辦公室在教學樓的一層，很大，有好多辦公桌，每一張桌子一把椅子，桌上都堆著一摞摞作文本。
牆上貼著一張課程表，還有一張中國地圖。
陽光從窗戶照進來，落在作文本上。這是好多老師共同的辦公室。
「你喜歡看書？」張老師問。阿勇點點頭。
「都看些什麼書？」
阿勇想了想，說了幾本。張老師聽著，點了點頭，沒說什麼。
過了幾天，他拿給阿勇一張借書條，讓他去圖書室借書。
圖書室在另一幢教學樓的一層，不大，但書架上擺得滿滿當當的。
阿勇第一次走進圖書室的時候，站在門口愣住了。他沒見過這麼多書，一排一排的，整整齊齊，從這頭排到那頭。
空氣里有一股紙和墨水混在一起的味道，很好聞。
他屏住呼吸，生怕驚動了什麼，慢慢地走進去。
轉了半天，他借了一本《水滸傳》，抱在懷裡，走回宿舍。
那本書很厚，比他在江巧見過的任何一本書都厚。
他躺在床上，從第一頁起，一頁一頁地看。
看到武松打虎的時候，他心跳得厲害，看到林沖被逼上梁山的時候，心裡堵得慌。那些字不再是字了，它們是活的。
後來他又借了《西遊記》，借了《三國演義》，借了一些他記不住名字的現代文學書。
每次去還書，圖書室的老師都會問他：「看完了？覺得怎麼樣？」
阿勇不太會表達，說出來的話總是結結巴巴的，但這位老師不催他，慢慢地聽他說。
有時候阿勇說不出來，這位老師就替他接一句：「你是不是想說……？」
阿勇點點頭，心裡暖暖的。
張老師有時候會問他書看得怎麼樣，還經常指導他寫作文。
張老師說：「你寫的東西有感情，但還不夠細。要學會觀察，把看見的東西寫具體。不要寫『他很高興』，要寫他『嘴角彎了一下，眼睛裡有光』。」
阿勇不太懂，但他記住了。
後來寫作文的時候，他試著去寫那些細微的東西——樹葉上的光斑，同學笑的時候眼角露出的皺紋，食堂阿姨遞飯盒過來時手上沾著的麵粉。
他把它們寫進去，作文好像真的不一樣了。
最讓阿勇難忘的一件事，是他寫了一篇關於火把節的文章。
小時候在江巧，他聽村裡的老人講過彝族火把節的故事。
那故事很長，有些地方他記不清了，但有一個片段一直刻在他腦海里。
那故事說的是彝族祖先的首領，為了保衛族人，與外敵廝殺。
他的頭被砍掉了，但等到天上的星宿出現，他又會長出一個新的頭來，繼續搏鬥。
敵人殺不死他，怎麼都殺不死。
後來族裡出了叛徒，告訴敵人——彝族首領是砍不死的，除非砍掉他的頭之後，再用尖刀草割過他的脖子。
這樣，他的頭就再也長不出來了。
敵人照做了。首領死了。
彝族鄉親為了紀念他，每年農曆六月二十四日，打起火把，一邊尋找他的英靈，一邊念著：「赤本好，念綿哇。」那是彝語的音譯。翻譯成漢語，大概的意思是——宰羊殺豬，紀念祖先。
阿勇把這個故事講給張老師聽。張老師聽完，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把它寫下來。」
阿勇寫了。寫了很久，改了好幾遍。
張老師幫他改了錯別字，幫他調了調句子順序，然後告訴他：「我幫你推薦到縣文聯去。」
阿勇不知道縣文聯是什麼，但他點了點頭。
過了些日子，張老師拿著一本雜誌走進教室，把雜誌放在阿勇桌上。
阿勇翻開其中一頁，低頭一看，愣住了。他的名字，被鉛印在那一頁上。
曲木阿勇。端端正正的，印在紙上。
他盯著那個名字看了很久，手都在抖。
他說不出那是什麼感覺。不是高興，不是自豪——是那種，你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會站在那裡，但你站進去了。
那種恍惚，那種不敢相信。
他把那本雜誌抱回宿舍，放在枕頭底下。
那幾天，他每天晚上睡覺前都會拿出來翻一翻，看看自己的名字還在不在。
它，一直在。
這件事不大，卻影響了阿勇的一生。
小學時，是李老師讓他知道，字不只是字，還能代表生活中的東西，還能表達心裡的情緒。是李老師在他心裡點了一盞燈。
到了初中，是張老師讓他知道，那些字可以變成文章，那些文章可以印在紙上，給更多的人看。
是張老師把那盞燈撥得更亮了。
李老師引發了阿勇對文字的興趣。而真正讓阿勇知道「文學」這門藝術的，是張老師。
張老師表面上看著很斯文，說話慢條斯理的，但作為班主任，他對學生要求極為嚴格。
如果有哪個同學沒有認真完成作業，不管那作業是哪一科的，他都絕不輕饒。
他會把那個同學叫到辦公室，坐在對面，不罵，也不吼，就是看著你。那雙眼睛不大，但看人的時候很沉，盯得你心裡發毛。
「作業沒做完？」他問。
「做完了。」
「拿來我看。」
躲不過去的。張老師要看你本子上的每一個字，少寫一行都不行。
如果沒做完，必須補作業，直到你把作業補完，他才放你走。
哪個同學違反了紀律，他更是不依不饒。上課講話的，被叫到辦公室站著。晚自習不認真的，被叫到走廊上反思。
批評處理不是目的，改正才是。
張老師不會因為你認了錯就放過你，他要看你改。要看到你真的改了，才行。
所以在初中的三年裡，張老師真是讓人又怕又愛。怕他的嚴格，愛他的公正。
他對所有學生一視同仁。不管你成績好還是成績差，不管你來自哪個公社，家裡是窮是富，在他眼裡都一樣。
做對了，他表揚，做錯了，他批評。
同學之間有矛盾，他處理起來一碗水端平，從來不因為是哪個公社的就偏向誰。
阿勇有時候想，對於他們這些十二三歲就離開父母、離開家鄉的農村孩子來說，張老師不只是語文老師，不只是班主任。
他是家長，是朋友，是貼心人，是傾訴心聲的對象。
誰想家了，找他。誰跟同學鬧矛盾了，找他。誰學習上遇到困難了，找他。他總有辦法。
有時候是一句話，有時候是一個建議，有時候什麼也不說，就是聽你說完，點點頭，拍拍你的肩膀。
那就夠了。
阿勇一直記得開學第一天張老師說的話——對得起故鄉，對得起民族，對得起家人。
他後來在筆記本上把那三個「對得起」又寫了好幾遍。不是因為害怕。是因為不想辜負。
從開學的第一天起，張老師就定下了規矩——每天早上六點半必須起床，然後跑步。
更讓阿勇沒想到的是，跑步不是在校園裡跑。
全班人六點五十在操場集合，然後跑出大門，沿著大街跑，一直跑到西邊一條公路的岔口，再折返回來。
大街上沒有什麼人，只有早起的清潔工和偶爾開過的汽車。腳步聲在空曠的街道上傳得很遠，一聲一聲的。
阿勇以前不知道，後來上了高中，在運動會上拿過長跑的名次。他想了想，那大概就是初中這三年每天跑步鍛鍊出來的。
而每次跑步，張老師都陪著他們。
冬天冷，他穿一件舊棉衣，站在操場邊上等他們集合。夏天熱，他跟在隊伍後面跑，跑得滿頭是汗。
他不是監督，是陪伴。
後來，每當阿勇想起張老師，最難忘的就是這些畫面。清晨的街道，還在亮著的路燈，張老師陪他們跑過一個又一個岔口。
正是因為有張老師，還有那五十來個朝夕相處的同學，才有了阿勇那平凡而充實的初中生活。
他一輩子都深深感激張老師，永遠也忘不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