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悲劇無止境
辦公室安靜的一根針落地都能被聽見。
陸燐站在投影幕布前，畫面亮起，是在一處病房裡。
「這是當年當時負責這起案子的警察陳昌虢。」
緊繃的氛圍里，陸燐話鋒一轉，帶出些許緩和的意味：「不是我們的前輩不努力。」
當年案發的時候，陳昌虢才20幾歲，和唐永生一樣，對生活充滿熱忱，對未來充滿希望。
陳昌虢是一個正規警校畢業的現代青年，他不信天賦異稟，他信證據、信邏輯、信科學的眼睛和勤勞的手，信每一個案子的真相都藏在那些被忽視的角落裡，只要你找得夠細、挖得夠深，它遲早會自己走出來。
現場的痕跡物證少得令人髮指。兇手顯然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特地挑選了作案時間。那幾天有雨，院裡院外的腳印被沖刷得一乾二淨，屋內的腳印也被比警察更早趕來的村民們覆蓋破壞。所有被翻動過的地方都找不到清晰的指紋，應該是戴了手套。
唐永生家裡的抽屜和柜子被翻開了，顯然值錢的東西被拿走了。
如果是圖財，他沒必要殺人，如果非要殺人，沒必要對她們進行侮辱。
不是圖財，那就只能是圖別的。
可唐永生一家五口，在這個偏僻的村子裡沒有任何仇人。他當村官五年，自掏腰包給村里修路、接水、買化肥，家家戶戶誰家有困難他都上門幫忙。劉小敏是支教老師，一個村子那麼多孩子她挨個兒輔導功課，從不收一分錢。這樣的一家人，誰能對他們下得去這樣的毒手？
陳昌虢把商河村戶口本上的所有村民的信息篩了一遍又一遍，男丁的排查名單列了一千八百多人，血型、指紋、案發當夜的行蹤，一條一條地收集起來。
可是找不到嫌疑人留下的任何線索，這些東西根本用不上。
也有人猜測是流竄作案，可商河村那個鬼地方，四面都是山，只有一條路進出，外來人一旦進村，全村老少不可能沒人看見。案發前後三天，沒有任何村民見過陌生面孔。
半年過去了，案件沒有任何進展。
而村里又出了新的命案，這個案子只能被暫時擱置。
第二天，就聽說唐永生暈倒在屋裡，被送到了鎮衛生院，搶救過來後，也不吃不喝不說話，蜷縮在病床的角落裡，像一個蜷縮在母親子宮裡的胎兒。他的眼睛直直地盯著一個方向，瞳孔里沒有任何光，護士給他打針他不動，醫生跟他說話他不應。
沒有人能認得出眼前的這個男人是那個曾挺直如松、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村官。
後來，陳昌虢接到通知，唐永生死了。
不是在病房裡上吊的，他走回了商河村，走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山路，回到了那五間磚瓦房。正對著的那間東臥室，是他妻子被害的地方，他在房樑上掛上一根麻繩，搬了一把凳子站上去，把頭伸進繩套里，踢了凳子。
唐永生被發現的時候，舌頭伸出來老長，臉色紫黑，眼球凸出。
法醫說他死前沒有任何掙扎，求死的心很堅定，他是硬生生把自己吊死的。
唐永生的遺書後來被找到，確切地說那不叫遺書，那是他在臥室牆壁上用木炭寫的幾行字。
「媽，媳婦兒，大閨女，我對不起你們。我要去找你們了。好心人，我兒子如果還活著，請幫我找到他，送到我父親的身邊。跪謝好心人。」
落款處，他一筆一畫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唐永生死後，這起案子變得更加嚴峻。一家五口，三死一失蹤一自殺，倖存者變成死者，死者里還夾著一個下落不明的嬰兒。
省廳、市裡的專家來了一撥又一撥，每個人都帶著新的思路和新的技術，每個人都在那五間磚瓦房裡站過、蹲過、嘆息過，最後每個人都是帶著那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離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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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陳昌虢之前從來不失眠，沾枕頭就睡，第二天六點準時醒，跑三公里，沖個涼水澡，吃兩個饅頭一碗稀飯，騎著他的自行車去上班，日子過得像鐘錶一樣精準、像鋼鐵一樣堅實。
唐永生死後，陳昌虢再也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準確來說是1999年7月9日，那個案件發生後。
那個案子的卷宗，他都能背了。
起初是壓在辦公桌上，後來是鎖在抽屜里。他能閉著眼睛背出每一份屍檢報告的每一個數據，能默寫出每一份詢問筆錄的每一句原話，能畫出現場勘查記錄里每一處血跡的位置和形態，精確到厘米。
可是沒有用，無論他多努力，就是抓不到兇手。
他的妻子後來跟岳父岳母告狀，說陳昌虢從那個案子上下來以後，魂兒就沒回來過。人是回來了，吃飯、睡覺、上班、說話，看起來什麼都正常，但就是少了點什麼。這日子簡直沒法過了。
這話傳到陳昌虢耳朵里，他沒反駁，也沒解釋，只是把煙抽得更凶了。原來一天一包，後來一天兩包，再後來三包，手指頭熏得焦黃，牙齒熏得發黑，肺活量從能跑三公里掉到爬三層樓就喘。他的辦公室里永遠煙霧繚繞，進去的人沒有不咳嗽的，但他渾然不覺。
不止一次，岳父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調離那個地方的派出所。
他都只有一個回答：「商河村的案子沒破，我哪兒也不去。」
他拒絕調走。
岳父跟他說，調走不等於不破案，到了大舞台有了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資源，反而更有條件去追這個案子。他不聽。他心裡清楚，這個案子如果換了別人接手，只會變成檔案室里一個永遠沉睡的編號，沒有人會像他一樣，會在夜晚翻出卷宗，把那些細節一遍又一遍地揉碎、重組、推倒、重來。沒有人會在每年清明的時候，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商河村的那片唐永生院子裡站一會兒。偷偷把這個案子的照片從口袋裡掏出來看一眼，然後對自己說「再找找，一定有哪裡漏了」。
這麼些年來，很多時候的晚上他翻來覆去地都睡不著，腦子裡全是那些他已經想了幾十年的東西。每一次以為抓住了，每一次都是空的。這麼多年，幾百次這樣的循環，他像個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每一次推到山頂，石頭都滾下來，滾回原點。
他說服不了自己放棄，所以他也說服不了自己離開。
陸燐站在投影幕布前，畫面亮起，是在一處病房裡。
「這是當年當時負責這起案子的警察陳昌虢。」
緊繃的氛圍里，陸燐話鋒一轉，帶出些許緩和的意味：「不是我們的前輩不努力。」
當年案發的時候，陳昌虢才20幾歲，和唐永生一樣，對生活充滿熱忱，對未來充滿希望。
陳昌虢是一個正規警校畢業的現代青年，他不信天賦異稟，他信證據、信邏輯、信科學的眼睛和勤勞的手，信每一個案子的真相都藏在那些被忽視的角落裡，只要你找得夠細、挖得夠深，它遲早會自己走出來。
現場的痕跡物證少得令人髮指。兇手顯然有一定的反偵查意識，特地挑選了作案時間。那幾天有雨，院裡院外的腳印被沖刷得一乾二淨，屋內的腳印也被比警察更早趕來的村民們覆蓋破壞。所有被翻動過的地方都找不到清晰的指紋，應該是戴了手套。
唐永生家裡的抽屜和柜子被翻開了，顯然值錢的東西被拿走了。
如果是圖財，他沒必要殺人，如果非要殺人，沒必要對她們進行侮辱。
不是圖財，那就只能是圖別的。
可唐永生一家五口，在這個偏僻的村子裡沒有任何仇人。他當村官五年，自掏腰包給村里修路、接水、買化肥，家家戶戶誰家有困難他都上門幫忙。劉小敏是支教老師，一個村子那麼多孩子她挨個兒輔導功課，從不收一分錢。這樣的一家人，誰能對他們下得去這樣的毒手？
陳昌虢把商河村戶口本上的所有村民的信息篩了一遍又一遍，男丁的排查名單列了一千八百多人，血型、指紋、案發當夜的行蹤，一條一條地收集起來。
可是找不到嫌疑人留下的任何線索，這些東西根本用不上。
也有人猜測是流竄作案，可商河村那個鬼地方，四面都是山，只有一條路進出，外來人一旦進村，全村老少不可能沒人看見。案發前後三天，沒有任何村民見過陌生面孔。
半年過去了，案件沒有任何進展。
而村里又出了新的命案，這個案子只能被暫時擱置。
第二天，就聽說唐永生暈倒在屋裡，被送到了鎮衛生院，搶救過來後，也不吃不喝不說話，蜷縮在病床的角落裡，像一個蜷縮在母親子宮裡的胎兒。他的眼睛直直地盯著一個方向，瞳孔里沒有任何光，護士給他打針他不動，醫生跟他說話他不應。
沒有人能認得出眼前的這個男人是那個曾挺直如松、意氣風發的大學生村官。
後來，陳昌虢接到通知，唐永生死了。
不是在病房裡上吊的，他走回了商河村，走了將近三個小時的山路，回到了那五間磚瓦房。正對著的那間東臥室，是他妻子被害的地方，他在房樑上掛上一根麻繩，搬了一把凳子站上去，把頭伸進繩套里，踢了凳子。
唐永生被發現的時候，舌頭伸出來老長，臉色紫黑，眼球凸出。
法醫說他死前沒有任何掙扎，求死的心很堅定，他是硬生生把自己吊死的。
唐永生的遺書後來被找到，確切地說那不叫遺書，那是他在臥室牆壁上用木炭寫的幾行字。
「媽，媳婦兒，大閨女，我對不起你們。我要去找你們了。好心人，我兒子如果還活著，請幫我找到他，送到我父親的身邊。跪謝好心人。」
落款處，他一筆一畫地寫下了自己的名字，和日期。
唐永生死後，這起案子變得更加嚴峻。一家五口，三死一失蹤一自殺，倖存者變成死者，死者里還夾著一個下落不明的嬰兒。
省廳、市裡的專家來了一撥又一撥，每個人都帶著新的思路和新的技術，每個人都在那五間磚瓦房裡站過、蹲過、嘆息過，最後每個人都是帶著那個沒有答案的問題離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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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的陳昌虢之前從來不失眠，沾枕頭就睡，第二天六點準時醒，跑三公里，沖個涼水澡，吃兩個饅頭一碗稀飯，騎著他的自行車去上班，日子過得像鐘錶一樣精準、像鋼鐵一樣堅實。
唐永生死後，陳昌虢再也沒有睡過一個完整的覺，準確來說是1999年7月9日，那個案件發生後。
那個案子的卷宗，他都能背了。
起初是壓在辦公桌上，後來是鎖在抽屜里。他能閉著眼睛背出每一份屍檢報告的每一個數據，能默寫出每一份詢問筆錄的每一句原話，能畫出現場勘查記錄里每一處血跡的位置和形態，精確到厘米。
可是沒有用，無論他多努力，就是抓不到兇手。
他的妻子後來跟岳父岳母告狀，說陳昌虢從那個案子上下來以後，魂兒就沒回來過。人是回來了，吃飯、睡覺、上班、說話，看起來什麼都正常，但就是少了點什麼。這日子簡直沒法過了。
這話傳到陳昌虢耳朵里，他沒反駁，也沒解釋，只是把煙抽得更凶了。原來一天一包，後來一天兩包，再後來三包，手指頭熏得焦黃，牙齒熏得發黑，肺活量從能跑三公里掉到爬三層樓就喘。他的辦公室里永遠煙霧繚繞，進去的人沒有不咳嗽的，但他渾然不覺。
不止一次，岳父找他談話，希望他能調離那個地方的派出所。
他都只有一個回答：「商河村的案子沒破，我哪兒也不去。」
他拒絕調走。
岳父跟他說，調走不等於不破案，到了大舞台有了更好的平台、更多的資源，反而更有條件去追這個案子。他不聽。他心裡清楚，這個案子如果換了別人接手，只會變成檔案室里一個永遠沉睡的編號，沒有人會像他一樣，會在夜晚翻出卷宗，把那些細節一遍又一遍地揉碎、重組、推倒、重來。沒有人會在每年清明的時候，騎一個小時的自行車到商河村的那片唐永生院子裡站一會兒。偷偷把這個案子的照片從口袋裡掏出來看一眼，然後對自己說「再找找，一定有哪裡漏了」。
這麼些年來，很多時候的晚上他翻來覆去地都睡不著，腦子裡全是那些他已經想了幾十年的東西。每一次以為抓住了，每一次都是空的。這麼多年，幾百次這樣的循環，他像個推石頭上山的西西弗斯，每一次推到山頂，石頭都滾下來，滾回原點。
他說服不了自己放棄，所以他也說服不了自己離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