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56章 大家的擔憂！
陳經緯的疑點是：「1948年，該員在上海『大公機械廠』擔任設計師期間，曾為該廠設計過一套『高速精密衝壓生產線圖紙』。經查，該廠當時曾秘密承接國民政府兵工署少量零配件試製訂單。需核查該員是否知情、是否參與設計軍用相關部件，其保存的該時期技術圖紙是否完整上交或銷毀。」
張鐵氈的問題更「歷史」：「該員1942年至1944年在北平（日占時期）『華北工務局』擔任技術員，參與過數項市政『防禦工事』的勘察設計。需徹底審查其在該機構的具體工作內容、與日偽人員往來情況，以及對該段歷史的認識。」
王士鏗則是因為：「抗戰時期在八路軍兵械所工作經歷需進一步核實細節、證明人。另，據反映，該員性格偏激，常發表『技術至上』、『外行領導內行』等不當言論，需結合其歷史背景，審視其思想根源與政治立場。」
就連兩個年輕人也沒能倖免。
孫明遠是因為「其父曾在舊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社會關係需審查」；
郭建功則是「在校期間與一位有海外關係的教授過往甚密，曾協助翻譯部分外文技術資料，資料內容需甄別」。
看著這份名單和後面那些如同手術刀般精準、卻又籠罩著濃重猜疑陰影的「疑點」，王建國感到一陣眩暈，緊接著是冰冷的憤怒和深深的無力。
戴司長果然「細緻」！
這些「疑點」，半真半假，虛實結合，每一個都戳在當事人歷史中最難以完全自證清白的環節，或者最容易引發「政治聯想」的敏感處。
劉守一的美國專利，陳經緯可能間接涉及舊軍工的圖紙，張鐵氈的日占時期經歷，王士鏗的「錯誤言論」，甚至兩個年輕人不清不楚的家庭和社會關係……
在正常的技術單位，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在深入考察中慢慢澄清，或者因其現實貢獻而被暫且擱置。
但在「肅反」運動日益深入、強調「清理階級隊伍」的當下，被這樣正式地、尖銳地提出來，就等於把這些人一下子推到了「嫌疑」甚至「審查」的風口浪尖。
尤其讓王建國心頭髮緊的是，這些「疑點」顯然經過了有針對性的搜集和整理，絕非泛泛而談。
戴司長的手，伸得比他想像的更長，也更准。
指揮部里，或者部里，有誰在向他提供這些細節？
王建國不敢細想。
沒有時間猶豫，上級的正式查詢必須回應。
王建國立刻召集了指揮部黨委和「肅反」工作小組的緊急會議。
會議上，氣氛凝重得能擰出水來。
當王建國傳達完部里公函內容後，幾位黨委委員面面相覷，有人倒吸涼氣，有人眉頭緊鎖。
「王處長，這……這幾個可都是咱們的技術頂樑柱啊！尤其是製冷劉和陳工，蛋白腖和明膠的製冷系統、流水線設計全指著他們呢！」一位負責生產的委員急道。
「是啊，張工對廠房結構安全把控嚴，王師傅解決設備難題是一把好手，兩個實習生也好學肯干……這要是都被拉去審查，項目非得停擺不可！」另一位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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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國何嘗不知道這些？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幾位技術骨幹的價值。
劉守一僅憑耳朵就能聽出氨製冷系統微小泄漏的絕活，是保障生產線安全穩定運行的「定海神針」；
陳經緯那張堪比印刷品的精準圖紙，是流水線從藍圖變為現實的基石；
張鐵氈在牛皮紙上寫滿的結構計算，確保了廠房在複雜地質條件下的堅固；
王士鏗對金屬疲勞的直覺和「不妥協」的較真，不知道避免了多少潛在的重大設備事故；
兩個實習生更是充滿朝氣和技術潛力的好苗子。
失去他們，不僅僅是幾個崗位空缺，更是抽掉了整個團隊建設的技術脊樑。
王建國的聲音有些沙啞，但努力保持著鎮定，「但上級的查詢，我們必須嚴肅對待，認真核查。這不是商量，是政治任務。戴司長提出的這些疑點，不管我們怎麼想，組織上要求核查，我們就必須查清楚，給上級一個負責任的答覆。」
「怎麼查？難道真把他們隔離起來審問？」有人憂心忡忡。
王建國搖搖頭：「不能那麼搞。生產不能停，技術攻關更不能停。我的意見是，分兩步走。第一，由工作小組分別找這幾位同志正式談話，要求他們本人就公函中提到的疑點，寫出詳細、誠懇的書面說明，並提供儘可能多的證明材料，比如當年的同事證明、工作記錄、專利文件、圖紙存檔情況等等。我們要相信同志，也要給同志向組織說清楚的機會。」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在場每一個人，加重了語氣：「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他們撰寫說明的同時，工作不能停！劉工要繼續盯緊製冷系統，陳工要保證新流水線設計進度，張工、王師傅，手頭的活一樣不能落下！兩個實習生，該跟項目跟項目，該學技術學技術。我們要向上級表明，我們既嚴肅對待歷史審查，也堅定不移地推進國家建設！審查歸審查，生產建設這個中心任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這是王建國能想到的，在現行框架下，唯一可能既執行上級指令，又最大限度保護技術人員和項目進展的辦法。
把審查過程一定程度上「文書化」、「透明化」，讓當事人有申辯機會，同時用「工作照常」來對沖審查可能帶來的恐慌和停滯。
他知道這很冒險，等於是在用自己的政治判斷和對項目的責任，去對沖戴司長那種「寧嚴勿寬」的審查邏輯。
會議最終通過了他的方案。
散會後，王建國親自分別找了劉守一、陳經緯、張鐵氈、王士鏗談話。
面對這幾位技術骨幹，他沒有隱瞞，將部里公函的核心內容和疑點告知了他們，要求他們認真對待，如實寫出情況說明。
反應各不相同。
張鐵氈的問題更「歷史」：「該員1942年至1944年在北平（日占時期）『華北工務局』擔任技術員，參與過數項市政『防禦工事』的勘察設計。需徹底審查其在該機構的具體工作內容、與日偽人員往來情況，以及對該段歷史的認識。」
王士鏗則是因為：「抗戰時期在八路軍兵械所工作經歷需進一步核實細節、證明人。另，據反映，該員性格偏激，常發表『技術至上』、『外行領導內行』等不當言論，需結合其歷史背景，審視其思想根源與政治立場。」
就連兩個年輕人也沒能倖免。
孫明遠是因為「其父曾在舊政府資源委員會任職，社會關係需審查」；
郭建功則是「在校期間與一位有海外關係的教授過往甚密，曾協助翻譯部分外文技術資料，資料內容需甄別」。
看著這份名單和後面那些如同手術刀般精準、卻又籠罩著濃重猜疑陰影的「疑點」，王建國感到一陣眩暈，緊接著是冰冷的憤怒和深深的無力。
戴司長果然「細緻」！
這些「疑點」，半真半假，虛實結合，每一個都戳在當事人歷史中最難以完全自證清白的環節，或者最容易引發「政治聯想」的敏感處。
劉守一的美國專利，陳經緯可能間接涉及舊軍工的圖紙，張鐵氈的日占時期經歷，王士鏗的「錯誤言論」，甚至兩個年輕人不清不楚的家庭和社會關係……
在正常的技術單位，這些問題或許可以在深入考察中慢慢澄清，或者因其現實貢獻而被暫且擱置。
但在「肅反」運動日益深入、強調「清理階級隊伍」的當下，被這樣正式地、尖銳地提出來，就等於把這些人一下子推到了「嫌疑」甚至「審查」的風口浪尖。
尤其讓王建國心頭髮緊的是，這些「疑點」顯然經過了有針對性的搜集和整理，絕非泛泛而談。
戴司長的手，伸得比他想像的更長，也更准。
指揮部里，或者部里，有誰在向他提供這些細節？
王建國不敢細想。
沒有時間猶豫，上級的正式查詢必須回應。
王建國立刻召集了指揮部黨委和「肅反」工作小組的緊急會議。
會議上，氣氛凝重得能擰出水來。
當王建國傳達完部里公函內容後，幾位黨委委員面面相覷，有人倒吸涼氣，有人眉頭緊鎖。
「王處長，這……這幾個可都是咱們的技術頂樑柱啊！尤其是製冷劉和陳工，蛋白腖和明膠的製冷系統、流水線設計全指著他們呢！」一位負責生產的委員急道。
「是啊，張工對廠房結構安全把控嚴，王師傅解決設備難題是一把好手，兩個實習生也好學肯干……這要是都被拉去審查，項目非得停擺不可！」另一位附和。
【記住本站域名𝙏𝙒看書📕𝙨𝙝𝙪.𝙩𝙬】
王建國何嘗不知道這些？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這幾位技術骨幹的價值。
劉守一僅憑耳朵就能聽出氨製冷系統微小泄漏的絕活，是保障生產線安全穩定運行的「定海神針」；
陳經緯那張堪比印刷品的精準圖紙，是流水線從藍圖變為現實的基石；
張鐵氈在牛皮紙上寫滿的結構計算，確保了廠房在複雜地質條件下的堅固；
王士鏗對金屬疲勞的直覺和「不妥協」的較真，不知道避免了多少潛在的重大設備事故；
兩個實習生更是充滿朝氣和技術潛力的好苗子。
失去他們，不僅僅是幾個崗位空缺，更是抽掉了整個團隊建設的技術脊樑。
王建國的聲音有些沙啞，但努力保持著鎮定，「但上級的查詢，我們必須嚴肅對待，認真核查。這不是商量，是政治任務。戴司長提出的這些疑點，不管我們怎麼想，組織上要求核查，我們就必須查清楚，給上級一個負責任的答覆。」
「怎麼查？難道真把他們隔離起來審問？」有人憂心忡忡。
王建國搖搖頭：「不能那麼搞。生產不能停，技術攻關更不能停。我的意見是，分兩步走。第一，由工作小組分別找這幾位同志正式談話，要求他們本人就公函中提到的疑點，寫出詳細、誠懇的書面說明，並提供儘可能多的證明材料，比如當年的同事證明、工作記錄、專利文件、圖紙存檔情況等等。我們要相信同志，也要給同志向組織說清楚的機會。」
他停頓了一下，目光掃過在場每一個人，加重了語氣：「第二，也是更重要的，在他們撰寫說明的同時，工作不能停！劉工要繼續盯緊製冷系統，陳工要保證新流水線設計進度，張工、王師傅，手頭的活一樣不能落下！兩個實習生，該跟項目跟項目，該學技術學技術。我們要向上級表明，我們既嚴肅對待歷史審查，也堅定不移地推進國家建設！審查歸審查，生產建設這個中心任務，任何時候都不能動搖！」
這是王建國能想到的，在現行框架下，唯一可能既執行上級指令，又最大限度保護技術人員和項目進展的辦法。
把審查過程一定程度上「文書化」、「透明化」，讓當事人有申辯機會，同時用「工作照常」來對沖審查可能帶來的恐慌和停滯。
他知道這很冒險，等於是在用自己的政治判斷和對項目的責任，去對沖戴司長那種「寧嚴勿寬」的審查邏輯。
會議最終通過了他的方案。
散會後，王建國親自分別找了劉守一、陳經緯、張鐵氈、王士鏗談話。
面對這幾位技術骨幹，他沒有隱瞞，將部里公函的核心內容和疑點告知了他們，要求他們認真對待，如實寫出情況說明。
反應各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