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75章 這一幕我們是不是見過好多次了？
第575章 這一幕我們是不是見過好多次了？
「嘶————」
滿屋子全是倒吸涼氣的聲音。
他們震撼的不是方星河的框架，而是他的狂——那可是韓總！罵了還不夠，怎麼還他媽一直追著殺呢？！
韓三坪本人也差點氣撅過去。
什麼意思？
非得把我搞下台是嗎？！
韓三坪鐵青著臉，整個人散發著極強的低氣壓，並且抬起手就要去抓話筒。
糟糕！
身旁的電影局局長心裡咯噔一下子，知道老夥計是徹底上頭了，馬上示意幹事將話筒拿走。
至於拿到哪兒去————
田壯壯和盧天明不是都閒著呢嗎？
去，找他們去！
幹事想了下，一路小跑，顛顛把話筒塞給了田壯壯。
倒不是田老師好欺負，而是剩下那位更敏感一盧天明是盧川的父親，而方閻王明顯正在氣頭上，誰知道他會搞出什麼更大的節目讓所有人都下不來台？
田老師相對就好一些，問題不那麼大，關係也近，可以有效緩解方閻王的火氣。
田壯壯：————我特喵的謝謝你！
既然話筒已經到了手裡，那他也沒轍，只好發言。
這個人的風評好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一生中也做過錯事、說過錯話，但在關鍵時刻，他還是很有擔當。
他是這樣總結的。
「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道歉，之前我的不當言論給大家開了一個壞頭。
然後，我想談談聽完方導這段話之後的感觸。
我們這一代電影人呢，是學習西方藝術成長起來的，身上帶著太多現在想來非常刻板的東西。
在我還沒有對電影產生興趣之前，我讀的是西方經典文學，看的是蘇聯電影。
當我參軍入伍自學攝影，開始對拍攝電影感興趣，又從蘇聯巴甫洛夫轉到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大師安東尼奧尼。
可以這樣講，我的所有藝術框架，都搭建在以蘇聯為底、以歐洲為骨的西方基礎之上o
我的創作完全貼合歐洲作者電影的美學脈絡。
（由於緩存原因，請用戶直接瀏覽器訪問 找好書上 TW 看書網，𝓈𝒽𝓊.𝓉𝓌超方便 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盜馬賊》能夠入選坎城經典單元，得到歐洲影人的高度認可，也正是因為這種風格和歐洲藝術電影的精神內核高度契合。
如果時光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那麼，我不會認為這種契合有任何問題。
中國電影好似一片荒漠，沒有理論，沒有實踐，沒有市場，沒有思想，只有一個又一個政治任務。
我們這一代人本能地認為，電影不應該是這樣的，於是只能學習西方，然後在黑暗裡各自摸索。
摸著摸著，楷哥出來了，一謀出來了，我出來了，我們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績，開始在世界上發出一點聲音。
這毫無疑問是中國電影的進步。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的成績又漸漸成為桎梏。
大約到了90年代，我個人開始產生一種迷茫——我不知道電影應該怎麼拍了。
停在那兒，好像有什麼不對。
繼續往前走，前面是什麼？
剛好碰上了禁導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電影，轉頭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為中國電影開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導演們怎麼想、怎麼拍、怎麼看待這個社會。
王小帥《扁擔·姑娘》帶給我很大的啟發，但沒能解決我心裡最根本的困惑。
再後來，我回北電任教，親手搭建了國內相對先進的導演研究生培養體系，進行了充分的實踐，但還是沒能解決個人在思想層面的問題。」
總結到這裡時，田壯壯已經非常動情。
看得出來，他想了很多，平時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詞不達意，沒能清晰表述出那種極度複雜的困惑因何而來又為何戀棧不去。
不過，第五代導演和那一批文藝工作者，都能共情到他。
這本質上是那個特殊年代，對於時代洪流里的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捏造。
80後恐怕很難理解，Z世代更不可能。
一個從小就有手機和電腦玩，生活在數字影像時代的年輕孩子，要如何去理解那代人在下鄉勞動中渴望著看一眼外面世界的饑渴感？
經常餓著肚子，但是只要一想到外面的天空，大腦便會被熱情填滿。
軼大姐就曾描述過那種感覺：隨便一本新書都能讓我幾夜不睡但絲毫不覺疲累，快樂會持續整個夏天。
也正是那種饑渴感，導致那代人在接觸到西方藝術之後，一頭扎進去，再不能回頭。
因為那個時代的西方藝術實在超出我們太多一——不僅僅是表現形式，更有系統性理論帶來的震撼，和社會繁榮程度附加的衝擊。
所以方星河強求他們改變思維模式，在很多人看來，既是苛責，亦是蠻橫。
方星河聽到了田老師的痛苦，可他絲毫不為所動。
他只是安靜傾聽。
田老師繼續講了下去。
「之前給盧川站台，歸根結底，是我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過於輕忽大意。
我以為，角川那條線固然有一點不妥，但那是作者表達，我們應該允許年輕導演進行
充分表達。
我對新人一貫是支持鼓勵大於批評，尤其是在這種不影響整體結構的細節上。
我想：中日友好了那麼多年，藝術又遠離政治，在反戰電影裡添一個功能性角色而已，能出什麼大問題？
我沒有想過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哪怕電影上映之後好多觀眾在罵，我也覺得是他們太過於小題大做。
21世紀以後的中國電影，哪一部上映的時候不挨罵？很正常。
然而，剛剛聽完了方導的闡述之後，我心裡忽然間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驚悚感，我知道我錯了，我也知道那些迷霧一般的困惑由哪兒來了——————
其實這兩者是一體的，困惑和恐慌，全部來自於咱們今天的核心議題—藝術創作的主題性和藝術思想的現代化表達。
我們這一代人，在藝術思想的表達上，是完全現代化、西方化的。
而我們在藝術創作的主題性上面，並沒有完全堅守三內核，走得很偏。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偏，楷哥和一謀在民族內核層面紮根扎得很深，所以他們的成就有目共睹。
而我個人過於關注時代的一隅，鏡頭語言過於聚焦於邊緣地區的原生文化，沒能重視
和理解民族根脈這個藝術基底，所以我的觀察和展現就總是顯得不夠豐實、略顯空洞。
民族根性、時代命運、人類關懷————方導總結得真好。
我不怕大家笑話，直到現在，我的身體仍然顫慄著。
方導的論述，為我驅散了瀰漫心頭多年的迷霧，也讓我看清了前面是什麼。
時光不會永遠停留在我們那個年代，現在已經是21世紀，中國社會的爆炸式發展，對我們電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為這種發展不只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文化上，體現在精神上，體現在吃飽肚子之後，我們的人民群眾對於歷史、對於民族、對於世界、對於未來的探索和思考需求。
八幾年，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我們不但學習日本電影，也刻意迴避了很多東西，那個時候，拍攝一部《南京》這樣的作品就不是問題。
現如今，民族浪潮崛起，人民群眾有迫切的需要重新定義我們是誰、我們經歷了什麼、我們要往哪兒去————
因此，我們的文藝作品就必須更加具備民族凝聚性、歷史正確性、內核價值性。
《南京》這樣一部電影，不應該由我們來拍，不應該從我們的視角拍，更不應該得到影視界以藝術價值」為名的表揚。
現在，我已經完全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此，我要鄭重向所有人道歉
我不該在公開場合力挺這部《南京》，不管是出於什麼考量、從哪個角度進行讚美，這都已經事實上地讓我成為了加害者中的一員，也讓我身後的北電遭到了廣大同胞們的質疑。
所以除了道歉之外，我還要鄭重聲明—之前的聲援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絕不代表北電導演系，更不代表學校。
對不起，我學問有限，思想淺薄，給大家做了一個壞表率，之後，我將向學校自請懲罰，並且辭去導演系主任的職位————」
台下轟的一聲，爆發出一片由竊竊私語彙聚成的嗡鳴。
怎麼形容呢？
大家對田老師的服軟態度，既震驚，又覺得理所當然。
震驚的是乾脆，理所當然的是結果。
因為台上龍盤虎踞著的是方星河，在當前中國的影視行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跟方閻王硬碰硬。
韓三坪不行，電影局局長不行，田壯壯當然更不行。
所以服軟認慫幾乎是唯一選項，不存在別的可能。
但是，田老師服得太徹底，講話也太懇切。
這是真的聽進去了方星河的主題闡述，並且高度認同。
雖然他刻意沒有提起歷史虛無主義，未對這一方面進行反思，但是大家都理解，那個問題是留給領導們講的，個人最好還是不要挨邊兒。
而這並不影響田老師整體反思的含金量，最起碼他是真的幫大家梳理清楚了一個問題即：中國現在的主流導演，西化得太厲害，勝在表達但輸於主題，民族性不夠，時代性偏狹，人文關懷不中不洋，所以真的已經不再適應當前時代。
根據這一思路延伸，再套用方星河的理論，很多人都想清楚了近幾年中國電影整體頹靡的原因。
張毅謀版本的《英雄》不行，方星河版本的結尾卻大獲好評。
張毅謀單獨拍的後續作品，在國內國際上都沒什麼聲量。
楷哥的大片不行，小鋼炮的大片不行，吳宇森的大片不行————誰上都不行。
集體失手，就不再是個人水平的波動問題，而是整個系統已經嚴重滯後於社會發展。
想明白了這一點，大家不約而同地沉默了。
現在，已經沒人顧得上方閻王有多威風有多霸道，他們都在捫心自問：難道，我正在被時代拋棄嗎？
是的，你們都將被時代拋棄。
仿佛是心有靈犀，方星河一開口，便直指時代的殘酷性。
「看到田老師痛苦地剖析自己，我就覺得，我為這場會專門準備的主題報告，沒有白費心血。
不是我殘忍，而是時代本身歷來就是最殘忍的處刑師。
它從來不會特意做出決定，要放棄哪些人，或是帶走哪些人。
它只是靜靜地向前駛去，從我們身旁碾過，不鳴笛，不提醒，不等待。
你跟得上，那就繼續諸事順遂。
你跟不上，周圍的一切都會逐漸變得陌生。
而時代的終極殘忍又體現在哪裡？
安靜，隱蔽，公平。
大部分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掉隊，正在落伍，正在成為一個舊日遺民。
他們往往還沉浸在巔峰期的輝煌盛景里，志得意滿地期待著下一次成功和下一場輝煌，直到失敗毫無徵兆的降臨，才會愕然發現：噢，原來我已經死了。
每時每刻都有不再被需要的人悄然落幕，但我們看不到他，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所以今天這場座談會，於你們中的很多人而言，是寶貴的，是震撼的，是具備啟發和喚醒意義的。
我可以明確的告知你們，在座的很多影視人，正在被這個時代拋棄。
我不說這些，不罵這次，你們就會繼續沉浸在過往的輝煌里，對時代擦身而過的徵兆視而不見。
報紙上天天喊著新時代新時代，那麼，新時代的藝術創作又是怎樣的？
在今天以前，你們沒有清晰的理解和明確的概念。
在今天以後，你們要意識到新時代的藝術受眾正在年輕化、專業化、社群化、民族化，而新時代的創作，必須深深紮根於三大主題核心、更迭外在表達，滿足新受眾的新需求。
而其中，最根基也最關鍵的一點是，民族根性。
魯迅在致青年木刻家陳煙橋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
漸漸地，從中衍生出我們中國文化領域裡廣為流傳的一句口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是，我們很多人都理解錯了，以為：只要是民族的，就天然是世界的。
大錯特錯。
只有具備鮮明民族獨特性的文化，才有可能成為被世界共享的文化財富。
真正能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必然是用自身獨特的表達方式，觸及了人類共通的情感、價值與普遍關切，最終實現越是深刻的本土性，越能獲得跨地域的共鳴」。
《黃土地》做到了，《霸王別姬》做到了，《英雄》做到了，但是自從2002年以後，我們的電影越來越忽視本土性，越來越愛用西方視角和西方思維。
我的評價是：不中不洋，不倫不類。
從深刻的本土性出發，我個人覺得，二戰大屠殺類型的電影大有可為，《辛德勒的名單》已經成為傳世經典，講述日軍暴行的電影也應該湧現出一批傑作。
但不能是《南京》這種，那不是本土性，那是典型的太君視角。
今天，盧太君沒來，那麼盧老師，您來聊聊吧？
我不為難您，歷史虛無主義的話題留給韓總去講，您就講講太君在近期採訪里的言
論，我想聽聽他的家人如何解讀他的話對，就是那句：日本人殺夠了，主動收手的。
請把話筒交給盧老師。」
公開場合，行業聚會，領導在場，同事遍地。
就在這樣的情景中，方星河叫出了一聲「盧太君」。
霎時間，那位可憐的父親兩眼一黑，一頭栽倒，撞向地面————
「嘶————」
滿屋子全是倒吸涼氣的聲音。
他們震撼的不是方星河的框架，而是他的狂——那可是韓總！罵了還不夠，怎麼還他媽一直追著殺呢？！
韓三坪本人也差點氣撅過去。
什麼意思？
非得把我搞下台是嗎？！
韓三坪鐵青著臉，整個人散發著極強的低氣壓，並且抬起手就要去抓話筒。
糟糕！
身旁的電影局局長心裡咯噔一下子，知道老夥計是徹底上頭了，馬上示意幹事將話筒拿走。
至於拿到哪兒去————
田壯壯和盧天明不是都閒著呢嗎？
去，找他們去！
幹事想了下，一路小跑，顛顛把話筒塞給了田壯壯。
倒不是田老師好欺負，而是剩下那位更敏感一盧天明是盧川的父親，而方閻王明顯正在氣頭上，誰知道他會搞出什麼更大的節目讓所有人都下不來台？
田老師相對就好一些，問題不那麼大，關係也近，可以有效緩解方閻王的火氣。
田壯壯：————我特喵的謝謝你！
既然話筒已經到了手裡，那他也沒轍，只好發言。
這個人的風評好不是沒有道理的，雖然一生中也做過錯事、說過錯話，但在關鍵時刻，他還是很有擔當。
他是這樣總結的。
「首先，我要向在座的各位道歉，之前我的不當言論給大家開了一個壞頭。
然後，我想談談聽完方導這段話之後的感觸。
我們這一代電影人呢，是學習西方藝術成長起來的，身上帶著太多現在想來非常刻板的東西。
在我還沒有對電影產生興趣之前，我讀的是西方經典文學，看的是蘇聯電影。
當我參軍入伍自學攝影，開始對拍攝電影感興趣，又從蘇聯巴甫洛夫轉到義大利新現實主義大師安東尼奧尼。
可以這樣講，我的所有藝術框架，都搭建在以蘇聯為底、以歐洲為骨的西方基礎之上o
我的創作完全貼合歐洲作者電影的美學脈絡。
（由於緩存原因，請用戶直接瀏覽器訪問 找好書上 TW 看書網，𝓈𝒽𝓊.𝓉𝓌超方便 網站，觀看最快的章節更新）
現在回過頭來想想，《盜馬賊》能夠入選坎城經典單元，得到歐洲影人的高度認可，也正是因為這種風格和歐洲藝術電影的精神內核高度契合。
如果時光仍然停留在上個世紀，那麼，我不會認為這種契合有任何問題。
中國電影好似一片荒漠，沒有理論，沒有實踐，沒有市場，沒有思想，只有一個又一個政治任務。
我們這一代人本能地認為，電影不應該是這樣的，於是只能學習西方，然後在黑暗裡各自摸索。
摸著摸著，楷哥出來了，一謀出來了，我出來了，我們取得了一些小小的成績，開始在世界上發出一點聲音。
這毫無疑問是中國電影的進步。
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們的成績又漸漸成為桎梏。
大約到了90年代，我個人開始產生一種迷茫——我不知道電影應該怎麼拍了。
停在那兒，好像有什麼不對。
繼續往前走，前面是什麼？
剛好碰上了禁導期，我索性不再琢磨自己的電影，轉頭去扶一把新人。
不止是為中國電影開路，我也想看看，新一代導演們怎麼想、怎麼拍、怎麼看待這個社會。
王小帥《扁擔·姑娘》帶給我很大的啟發，但沒能解決我心裡最根本的困惑。
再後來，我回北電任教，親手搭建了國內相對先進的導演研究生培養體系，進行了充分的實踐，但還是沒能解決個人在思想層面的問題。」
總結到這裡時，田壯壯已經非常動情。
看得出來，他想了很多，平時就在想，今天想得更深，所以反而有些詞不達意，沒能清晰表述出那種極度複雜的困惑因何而來又為何戀棧不去。
不過，第五代導演和那一批文藝工作者，都能共情到他。
這本質上是那個特殊年代，對於時代洪流里的所有人，一視同仁的捏造。
80後恐怕很難理解，Z世代更不可能。
一個從小就有手機和電腦玩，生活在數字影像時代的年輕孩子，要如何去理解那代人在下鄉勞動中渴望著看一眼外面世界的饑渴感？
經常餓著肚子，但是只要一想到外面的天空，大腦便會被熱情填滿。
軼大姐就曾描述過那種感覺：隨便一本新書都能讓我幾夜不睡但絲毫不覺疲累，快樂會持續整個夏天。
也正是那種饑渴感，導致那代人在接觸到西方藝術之後，一頭扎進去，再不能回頭。
因為那個時代的西方藝術實在超出我們太多一——不僅僅是表現形式，更有系統性理論帶來的震撼，和社會繁榮程度附加的衝擊。
所以方星河強求他們改變思維模式，在很多人看來，既是苛責，亦是蠻橫。
方星河聽到了田老師的痛苦，可他絲毫不為所動。
他只是安靜傾聽。
田老師繼續講了下去。
「之前給盧川站台，歸根結底，是我沒有意識到問題的嚴重程度，過於輕忽大意。
我以為，角川那條線固然有一點不妥，但那是作者表達，我們應該允許年輕導演進行
充分表達。
我對新人一貫是支持鼓勵大於批評，尤其是在這種不影響整體結構的細節上。
我想：中日友好了那麼多年，藝術又遠離政治，在反戰電影裡添一個功能性角色而已，能出什麼大問題？
我沒有想過歷史虛無主義的問題，哪怕電影上映之後好多觀眾在罵，我也覺得是他們太過於小題大做。
21世紀以後的中國電影，哪一部上映的時候不挨罵？很正常。
然而，剛剛聽完了方導的闡述之後，我心裡忽然間產生了一種強烈的驚悚感，我知道我錯了，我也知道那些迷霧一般的困惑由哪兒來了——————
其實這兩者是一體的，困惑和恐慌，全部來自於咱們今天的核心議題—藝術創作的主題性和藝術思想的現代化表達。
我們這一代人，在藝術思想的表達上，是完全現代化、西方化的。
而我們在藝術創作的主題性上面，並沒有完全堅守三內核，走得很偏。
當然，也不是所有人都偏，楷哥和一謀在民族內核層面紮根扎得很深，所以他們的成就有目共睹。
而我個人過於關注時代的一隅，鏡頭語言過於聚焦於邊緣地區的原生文化，沒能重視
和理解民族根脈這個藝術基底，所以我的觀察和展現就總是顯得不夠豐實、略顯空洞。
民族根性、時代命運、人類關懷————方導總結得真好。
我不怕大家笑話，直到現在，我的身體仍然顫慄著。
方導的論述，為我驅散了瀰漫心頭多年的迷霧，也讓我看清了前面是什麼。
時光不會永遠停留在我們那個年代，現在已經是21世紀，中國社會的爆炸式發展，對我們電影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為這種發展不只體現在經濟上，更體現在文化上，體現在精神上，體現在吃飽肚子之後，我們的人民群眾對於歷史、對於民族、對於世界、對於未來的探索和思考需求。
八幾年，中日友好的蜜月期，我們不但學習日本電影，也刻意迴避了很多東西，那個時候，拍攝一部《南京》這樣的作品就不是問題。
現如今，民族浪潮崛起，人民群眾有迫切的需要重新定義我們是誰、我們經歷了什麼、我們要往哪兒去————
因此，我們的文藝作品就必須更加具備民族凝聚性、歷史正確性、內核價值性。
《南京》這樣一部電影，不應該由我們來拍，不應該從我們的視角拍，更不應該得到影視界以藝術價值」為名的表揚。
現在，我已經完全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在此，我要鄭重向所有人道歉
我不該在公開場合力挺這部《南京》，不管是出於什麼考量、從哪個角度進行讚美，這都已經事實上地讓我成為了加害者中的一員，也讓我身後的北電遭到了廣大同胞們的質疑。
所以除了道歉之外，我還要鄭重聲明—之前的聲援完全是我的個人行為，絕不代表北電導演系，更不代表學校。
對不起，我學問有限，思想淺薄，給大家做了一個壞表率，之後，我將向學校自請懲罰，並且辭去導演系主任的職位————」
台下轟的一聲，爆發出一片由竊竊私語彙聚成的嗡鳴。
怎麼形容呢？
大家對田老師的服軟態度，既震驚，又覺得理所當然。
震驚的是乾脆，理所當然的是結果。
因為台上龍盤虎踞著的是方星河，在當前中國的影視行業，沒有任何一個人能夠跟方閻王硬碰硬。
韓三坪不行，電影局局長不行，田壯壯當然更不行。
所以服軟認慫幾乎是唯一選項，不存在別的可能。
但是，田老師服得太徹底，講話也太懇切。
這是真的聽進去了方星河的主題闡述，並且高度認同。
雖然他刻意沒有提起歷史虛無主義，未對這一方面進行反思，但是大家都理解，那個問題是留給領導們講的，個人最好還是不要挨邊兒。
而這並不影響田老師整體反思的含金量，最起碼他是真的幫大家梳理清楚了一個問題即：中國現在的主流導演，西化得太厲害，勝在表達但輸於主題，民族性不夠，時代性偏狹，人文關懷不中不洋，所以真的已經不再適應當前時代。
根據這一思路延伸，再套用方星河的理論，很多人都想清楚了近幾年中國電影整體頹靡的原因。
張毅謀版本的《英雄》不行，方星河版本的結尾卻大獲好評。
張毅謀單獨拍的後續作品，在國內國際上都沒什麼聲量。
楷哥的大片不行，小鋼炮的大片不行，吳宇森的大片不行————誰上都不行。
集體失手，就不再是個人水平的波動問題，而是整個系統已經嚴重滯後於社會發展。
想明白了這一點，大家不約而同地沉默了。
現在，已經沒人顧得上方閻王有多威風有多霸道，他們都在捫心自問：難道，我正在被時代拋棄嗎？
是的，你們都將被時代拋棄。
仿佛是心有靈犀，方星河一開口，便直指時代的殘酷性。
「看到田老師痛苦地剖析自己，我就覺得，我為這場會專門準備的主題報告，沒有白費心血。
不是我殘忍，而是時代本身歷來就是最殘忍的處刑師。
它從來不會特意做出決定，要放棄哪些人，或是帶走哪些人。
它只是靜靜地向前駛去，從我們身旁碾過，不鳴笛，不提醒，不等待。
你跟得上，那就繼續諸事順遂。
你跟不上，周圍的一切都會逐漸變得陌生。
而時代的終極殘忍又體現在哪裡？
安靜，隱蔽，公平。
大部分人根本意識不到自己正在掉隊，正在落伍，正在成為一個舊日遺民。
他們往往還沉浸在巔峰期的輝煌盛景里，志得意滿地期待著下一次成功和下一場輝煌，直到失敗毫無徵兆的降臨，才會愕然發現：噢，原來我已經死了。
每時每刻都有不再被需要的人悄然落幕，但我們看不到他，也聽不到他的聲音。
所以今天這場座談會，於你們中的很多人而言，是寶貴的，是震撼的，是具備啟發和喚醒意義的。
我可以明確的告知你們，在座的很多影視人，正在被這個時代拋棄。
我不說這些，不罵這次，你們就會繼續沉浸在過往的輝煌里，對時代擦身而過的徵兆視而不見。
報紙上天天喊著新時代新時代，那麼，新時代的藝術創作又是怎樣的？
在今天以前，你們沒有清晰的理解和明確的概念。
在今天以後，你們要意識到新時代的藝術受眾正在年輕化、專業化、社群化、民族化，而新時代的創作，必須深深紮根於三大主題核心、更迭外在表達，滿足新受眾的新需求。
而其中，最根基也最關鍵的一點是，民族根性。
魯迅在致青年木刻家陳煙橋的信中寫道：現在的文學也一樣，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為世界的，即為別國所注意。
漸漸地，從中衍生出我們中國文化領域裡廣為流傳的一句口號：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
但是，我們很多人都理解錯了，以為：只要是民族的，就天然是世界的。
大錯特錯。
只有具備鮮明民族獨特性的文化，才有可能成為被世界共享的文化財富。
真正能走向世界的民族文化，必然是用自身獨特的表達方式，觸及了人類共通的情感、價值與普遍關切，最終實現越是深刻的本土性，越能獲得跨地域的共鳴」。
《黃土地》做到了，《霸王別姬》做到了，《英雄》做到了，但是自從2002年以後，我們的電影越來越忽視本土性，越來越愛用西方視角和西方思維。
我的評價是：不中不洋，不倫不類。
從深刻的本土性出發，我個人覺得，二戰大屠殺類型的電影大有可為，《辛德勒的名單》已經成為傳世經典，講述日軍暴行的電影也應該湧現出一批傑作。
但不能是《南京》這種，那不是本土性，那是典型的太君視角。
今天，盧太君沒來，那麼盧老師，您來聊聊吧？
我不為難您，歷史虛無主義的話題留給韓總去講，您就講講太君在近期採訪里的言
論，我想聽聽他的家人如何解讀他的話對，就是那句：日本人殺夠了，主動收手的。
請把話筒交給盧老師。」
公開場合，行業聚會，領導在場，同事遍地。
就在這樣的情景中，方星河叫出了一聲「盧太君」。
霎時間，那位可憐的父親兩眼一黑，一頭栽倒，撞向地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