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4章 被替換的筆錄
這些人名構成了顧正宏在省城經營多年的關係網絡，而侯振邦就是這張網絡的守門人。
在正宏地產的人事檔案里，趙銳還找到了一份關於侯振邦薪酬的內部文件。
文件顯示，侯振邦從二零一四年開始擔任正宏地產的高級安全顧問，年薪高達八十萬元，另外每年還有不低於二十萬元的「績效獎金」。
他在公司內部擁有獨立的辦公室和一名專職助理，可以隨時調閱公司所有項目的安保資料，有權直接向董事長匯報。
對於一個退休的刑偵副總隊長來說，這份薪酬和工作權限遠遠超出了正常退休返聘的範疇。
而他在公司內部審批過的每一筆安保經費、每一份突發事件處理方案，都留下了詳細的書面記錄。
這些記錄中有一份題為「關於妥善處理何秋蘭家屬申訴事宜的建議」，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八月——何秋蘭墜樓案定性之後不到兩周。
建議書中詳細列出了應對何秋生上訪的「信息溝通策略」，包括「主動對接相關職能部門」「統一對外口徑」「依法依規做好解釋工作」等措辭。
這份文件最後附了一行手寫的批註，字跡沉穩有力，是侯振邦本人的筆跡——「已按此方案處理。後續如有新的上訪動向，請及時更新。」
下方是顧正宏的簽名。
江若嵐把這份建議書的複印件單獨抽出來，放進專案組的證據夾里。
侯振邦在電話里對孫建國說的那些話——希望儘快出結論、不要讓家屬反覆被折磨——和這份建議書里「統一對外口徑」「依法依規做好解釋工作」的措辭形成了完整的閉環。
他不是簡單地打了一個電話，他是在執行一套精心設計的掩蓋策略。
這套策略的核心就是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把案件定性為意外，然後把所有質疑的聲音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一一消解。
但這張網上有一個漏洞——當年那個保潔員，周秀英，六十一歲，仍然健在，就住在省城城東棚戶區的一間老平房裡。
江若嵐和陸錚找到她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多，夕陽斜斜地照在那條窄巷子裡，晾衣繩上掛著幾件洗得發白的衣服，巷子深處傳來收廢品的吆喝聲。
周秀英正好在門口擇菜，抬頭看到兩個穿警服的人走過來，手不自覺地抖了一下，菜葉子掉在地上。
她的眼睛不大，但眼神很警覺，那種底層勞動婦女特有的警覺——見慣了各種上門找麻煩的人，對任何外來者都本能地豎起一道無形的屏障。
「你們又來找我幹什麼？八年前的事我說了多少遍了，我什麼都沒看到。」
周秀英把菜往盆里一扔，轉身就往屋裡走，動作快得不像一個六十一歲的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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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錚一個箭步上去攔住了她，語氣很客氣但態度很堅定：
「周阿姨，我們是義安來的，不是省城這邊的，跟當年找您做筆錄的那些人不是一起的。我們只想跟您聊聊何秋蘭的事。
她哥哥何秋生已經因為刺殺顧正宏被抓了，現在省廳重新啟動了複查程序。您當年聽到的爭吵聲，可能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
周秀英站在門檻上，沉默了很久。
夕陽照在她花白的頭髮上，她臉上的皺紋在光線下顯得格外深刻。
然後她轉過身，用一種跟剛才完全不同的語氣說了一句讓江若嵐心頭一震的話：
「進來吧，我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何秋生被抓的新聞，那天晚上一夜沒睡著，我就知道，那件事遲早要翻出來的。」
周秀英的家是一間只有十來平方米的老平房，裡面的擺設很簡陋，但收拾得很乾淨。
牆上掛著一台老舊的液晶電視，電視柜上擺著一張她抱著孫子的照片。
她搬了兩張塑料凳子讓江若嵐和陸錚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兩隻手交握著放在膝蓋上，低著頭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開口：
「那天下午，大概三點多鐘不到四點，我在六號樓下面的草坪上修剪綠化帶。那棟樓是樓王位置，陽台朝南，站在樓下能把整棟樓看得清清楚楚。
我正低頭幹活的時候，突然聽到十八樓那邊傳來一男一女的吵架聲。女的聲音很尖，像是被什麼東西嚇到了，一直在喊『你別過來』『放開我』。
男的聲音比較低，我聽不太清，但語氣特別凶。吵了大概兩分鐘，聲音忽然停了，然後就聽到砰的一聲巨響——人掉下來了。」
她說到這裡停住了，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深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那股堵在胸口的氣壓下去，然後才繼續往下說。
「我扔下修剪機就跑過去，她仰面躺在草坪上，穿著一身紅色連衣裙，赤著腳，頭髮散開，身下全是血。我嚇壞了，趕緊打了報警電話。
後來警察來了，把我拉到一邊問話，我把聽到的都說了。第一個給我做筆錄的是個年輕小伙子，他寫得很認真，我每說一句他就寫一句，寫完了還念給我聽，問我有沒有遺漏。
他念到『聽到樓上傳來說話聲』的時候我還專門糾正他，說不是說話，是爭吵，一男一女在爭吵。他改過來了，還讓我在那一頁上按了手印。」
「但現在的正式卷宗里，您的證詞被簡化成了一句——『聽到墜落聲後趕到現場』。從『聽到爭吵聲和墜落聲』變成『聽到墜落聲』，中間少了整整一句話。您知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周秀英搖了搖頭：
「不知道。那天晚上又來了兩個警察，穿得比之前那個正式，說話的語氣也不太一樣。他們問我下午是怎麼回事，我說我都跟前面那個同志說過了，他們說知道，就是再核實一下細節。
他們讓我把之前說的重新說一遍，我說了，說到爭吵的時候其中一個男的忽然打斷了我，問我當時是不是在修剪機旁邊，修剪機的噪聲很大，你有沒有可能聽錯了。
我說不是噪聲，我聽得清清楚楚，就是樓上有人吵架。他就笑了一下，說行，這個我們會核實的。後來他們寫了一份新的筆錄給我簽，我老花眼看不太清楚，問他們寫的什麼。
他們說就是把之前那份抄了一遍，字跡更清楚。我信了，就在上面按了手印。後來我再也沒見過那個年輕小伙子。」
...........
在正宏地產的人事檔案里，趙銳還找到了一份關於侯振邦薪酬的內部文件。
文件顯示，侯振邦從二零一四年開始擔任正宏地產的高級安全顧問，年薪高達八十萬元，另外每年還有不低於二十萬元的「績效獎金」。
他在公司內部擁有獨立的辦公室和一名專職助理，可以隨時調閱公司所有項目的安保資料，有權直接向董事長匯報。
對於一個退休的刑偵副總隊長來說，這份薪酬和工作權限遠遠超出了正常退休返聘的範疇。
而他在公司內部審批過的每一筆安保經費、每一份突發事件處理方案，都留下了詳細的書面記錄。
這些記錄中有一份題為「關於妥善處理何秋蘭家屬申訴事宜的建議」，日期是二零一五年八月——何秋蘭墜樓案定性之後不到兩周。
建議書中詳細列出了應對何秋生上訪的「信息溝通策略」，包括「主動對接相關職能部門」「統一對外口徑」「依法依規做好解釋工作」等措辭。
這份文件最後附了一行手寫的批註，字跡沉穩有力，是侯振邦本人的筆跡——「已按此方案處理。後續如有新的上訪動向，請及時更新。」
下方是顧正宏的簽名。
江若嵐把這份建議書的複印件單獨抽出來，放進專案組的證據夾里。
侯振邦在電話里對孫建國說的那些話——希望儘快出結論、不要讓家屬反覆被折磨——和這份建議書里「統一對外口徑」「依法依規做好解釋工作」的措辭形成了完整的閉環。
他不是簡單地打了一個電話，他是在執行一套精心設計的掩蓋策略。
這套策略的核心就是在事發後第一時間把案件定性為意外，然後把所有質疑的聲音用行政和法律的手段一一消解。
但這張網上有一個漏洞——當年那個保潔員，周秀英，六十一歲，仍然健在，就住在省城城東棚戶區的一間老平房裡。
江若嵐和陸錚找到她的時候已經是下午五點多，夕陽斜斜地照在那條窄巷子裡，晾衣繩上掛著幾件洗得發白的衣服，巷子深處傳來收廢品的吆喝聲。
周秀英正好在門口擇菜，抬頭看到兩個穿警服的人走過來，手不自覺地抖了一下，菜葉子掉在地上。
她的眼睛不大，但眼神很警覺，那種底層勞動婦女特有的警覺——見慣了各種上門找麻煩的人，對任何外來者都本能地豎起一道無形的屏障。
「你們又來找我幹什麼？八年前的事我說了多少遍了，我什麼都沒看到。」
周秀英把菜往盆里一扔，轉身就往屋裡走，動作快得不像一個六十一歲的老人。
全網首發更新𝘛𝘞看書網→𝘴𝘩𝘶.𝘵𝘸
陸錚一個箭步上去攔住了她，語氣很客氣但態度很堅定：
「周阿姨，我們是義安來的，不是省城這邊的，跟當年找您做筆錄的那些人不是一起的。我們只想跟您聊聊何秋蘭的事。
她哥哥何秋生已經因為刺殺顧正宏被抓了，現在省廳重新啟動了複查程序。您當年聽到的爭吵聲，可能就是這個案子的關鍵。」
周秀英站在門檻上，沉默了很久。
夕陽照在她花白的頭髮上，她臉上的皺紋在光線下顯得格外深刻。
然後她轉過身，用一種跟剛才完全不同的語氣說了一句讓江若嵐心頭一震的話：
「進來吧，我前幾天在電視上看到何秋生被抓的新聞，那天晚上一夜沒睡著，我就知道，那件事遲早要翻出來的。」
周秀英的家是一間只有十來平方米的老平房，裡面的擺設很簡陋，但收拾得很乾淨。
牆上掛著一台老舊的液晶電視，電視柜上擺著一張她抱著孫子的照片。
她搬了兩張塑料凳子讓江若嵐和陸錚坐下，自己坐在床沿上，兩隻手交握著放在膝蓋上，低著頭沉默了好一會兒才開口：
「那天下午，大概三點多鐘不到四點，我在六號樓下面的草坪上修剪綠化帶。那棟樓是樓王位置，陽台朝南，站在樓下能把整棟樓看得清清楚楚。
我正低頭幹活的時候，突然聽到十八樓那邊傳來一男一女的吵架聲。女的聲音很尖，像是被什麼東西嚇到了，一直在喊『你別過來』『放開我』。
男的聲音比較低，我聽不太清，但語氣特別凶。吵了大概兩分鐘，聲音忽然停了，然後就聽到砰的一聲巨響——人掉下來了。」
她說到這裡停住了，用手背擦了擦眼角，深吸了一口氣，像是要把那股堵在胸口的氣壓下去，然後才繼續往下說。
「我扔下修剪機就跑過去，她仰面躺在草坪上，穿著一身紅色連衣裙，赤著腳，頭髮散開，身下全是血。我嚇壞了，趕緊打了報警電話。
後來警察來了，把我拉到一邊問話，我把聽到的都說了。第一個給我做筆錄的是個年輕小伙子，他寫得很認真，我每說一句他就寫一句，寫完了還念給我聽，問我有沒有遺漏。
他念到『聽到樓上傳來說話聲』的時候我還專門糾正他，說不是說話，是爭吵，一男一女在爭吵。他改過來了，還讓我在那一頁上按了手印。」
「但現在的正式卷宗里，您的證詞被簡化成了一句——『聽到墜落聲後趕到現場』。從『聽到爭吵聲和墜落聲』變成『聽到墜落聲』，中間少了整整一句話。您知不知道後來發生了什麼？」
周秀英搖了搖頭：
「不知道。那天晚上又來了兩個警察，穿得比之前那個正式，說話的語氣也不太一樣。他們問我下午是怎麼回事，我說我都跟前面那個同志說過了，他們說知道，就是再核實一下細節。
他們讓我把之前說的重新說一遍，我說了，說到爭吵的時候其中一個男的忽然打斷了我，問我當時是不是在修剪機旁邊，修剪機的噪聲很大，你有沒有可能聽錯了。
我說不是噪聲，我聽得清清楚楚，就是樓上有人吵架。他就笑了一下，說行，這個我們會核實的。後來他們寫了一份新的筆錄給我簽，我老花眼看不太清楚，問他們寫的什麼。
他們說就是把之前那份抄了一遍，字跡更清楚。我信了，就在上面按了手印。後來我再也沒見過那個年輕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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