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6章 國富臨案，陷入兩難
孫連城說帶了，然後把那個紙袋放在桌上。
沈硯打開來看了一遍，然後把紙放回紙袋裡，說道「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孫連城說：「這張紙最上面寫著此件不存檔，底下又寫著不錄入系統。
寫它的人從一開始就不想讓它在任何官方記錄里出現。
沈硯說道：「你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把這張紙交給沙瑞金，由省委決定怎麼處理。
第二個是把它留在高育良那裡，等省委那邊有人主動問起的時候再拿出來。
兩個選擇的區別在於，前者會讓整件事在程序上快速走完，但你後續情況就不好說了。
後者會慢一些，但你能從這件事裡全身而退。」
孫連城坐在那裡沒有立刻接話。
想了一會才說到：「選第二個，交給高書記，等他需要用的時候再用，我本來就不是為了把自己推進去才查這些的。」
沈硯點了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
然後兩個人沒有再談那張紙的事，聊了幾句城建口的年底工作就散了。
當天晚上孫連成就把紙袋送到了高育良的書房裡。
高育良接過去之後沒有打開，直接收進了文件櫃裡。
他轉身看著孫連城說了一句：「你查到的這些東西，已經足夠把整條線穿起來了，剩下的不用你操心了。
你回去之後把手頭的工作接起來，把城建口的項目好好盯著，別讓人覺得你查完東西就不幹活了。」
孫連城說了一聲好，轉身就離開了。
接下來的幾天他把精力放回了城建口的工作上，該開的會照開，該簽的文件照簽。
幾天後的晚上，他坐在客廳里的時候，手機屏幕亮了一下，是那個「影」的號碼發來的消息，：檔案室那邊已經有人去核實了，你給高育良的那張紙，用得著的時候到了。
孫連城把這條消息看完之後沒有回覆。
鄧志高自己走出了那一步，高育良手裡的那張紙就會被拿出來用在它該在的地方。
鄧志高主動向組織說明情況的消息傳開之後，省人大那邊陸續有人被叫去談話。
最先被找的是綜合處的幾個老同事，問的都是同一件事，當年光明峰項目的備案材料是怎麼從京州轉到呂州來的，經手的人有哪些，中間有沒有人打過招呼。
問話的人不問結論，只問細節。
又過了幾天，祁同偉給他打了一個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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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里說道：「鄧志高說明情況之後，秦衛東那邊也重新做了筆錄。
他被問了兩輪，第一輪沒說什麼，第二輪的時候多說了幾句，提到了具體的時間、地點和電話內容。」
孫連城問了一句：「提到梁群峰了嗎？」
祁同偉說道：「沒有，他承認電話是他打的，也承認他當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他說打電話的指令來自一個他已經記不清的人。
他用了記不清三個字，在法律上就是沒有直接證據指向梁群峰本人。」
孫連城沒有接話。
秦衛東在綜合處待了五年，如果他想把梁群峰拖進來，他早就說了。
他沒有說，說明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掛了電話之後，他把祁同偉的話在心裡過了一遍，然後站起來走到窗前。
他想，如果秦衛東不承認是梁群峰讓他打的電話，那梁群峰的名字就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正式筆錄里。
鄧志高保存的那張紙上雖然寫了梁字，但那是一份沒有歸檔的私人記錄，在法律上不構成證據。
最終落在紙面上的，會是一串具體的操作人員，姓劉的、姓錢的、白志誠、秦衛東、鄧志高，以及一條資金轉移的鏈條。
梁群峰的名字雖然會出現在那些人的證詞裡面，但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正式的調查結論里。
當天晚上孫連城和高育良通了一個電話，高育良在電話那頭說道。
鄧志高那邊已經說清楚了，秦衛東那邊也錄了證，姓錢的姓劉的證詞對得上，省紀委那邊正在整理材料準備報省委。
「你知道這件事最後會收口收到哪裡嗎？」高育良在電話里問。
孫連城說不知道。
高育良說：「收口會收到田國富那邊，光明峰項目當年在呂州的備案流程，涉及省紀委當時正在試用的一套文件流轉系統。
那套系統是田國富到任之前就有的，但他接手之後沒有清理乾淨。
省紀委現在想報這批材料，就得先過田國富那一關。」
孫連城沒有接話。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這條線完整的挖出來，從備案材料到白志誠到秦衛東到鄧志高，這條線最終會落在田國富的面前。
他是紀委書記，也是沙瑞金到漢東之前提前安排的人。
如果他手裡有一批證據指向光明峰項目在呂州的備案流程存在嚴重違規。
那他就得在兩種選擇之間做一個決定：要麼他承認自己接手之前的工作有漏洞並自證清白，但把整件事壓下去；要麼他把這批材料往上報，牽連到更遠的人。
高育良最後說了一句：「你從少年宮出來之後辦的第一件事，到現在才算真正走完。」
然後電話就掛了。
孫連城坐在沙發上，他意識到高育良說的「走完」意味著什麼。
他查到的這些材料，現在已經不在於那些具體的人和具體的錢款了，而在於它們能落在誰的桌上、能卡在誰的關節里。
第二天他到辦公室的時候，桌面乾乾淨淨的，沒有夾紙條，沒有文件袋，也沒有陌生號碼發來的消息。
他坐下來拿起當天的日程表看了一遍，上午一個會，下午兩批來訪，晚上沒有安排。
這是他回到京州之後過得最安靜的一天。
那之後的好幾天，他把精力收了回來，把城建口的年度總結報告從頭到尾過了一遍，又和發改委開了兩輪協調會，把明年開春要動工的幾個項目提前做了銜接。
開會的時候有人問他最近怎麼瘦了，他說可能是年底事情多，對方就沒再追問了。
高育良那邊沒有主動聯繫他，沈硯也沒有打電話來。
那條消息渠道像是被按下了暫停，所有的動靜都停在了某一個時間節點上。
他不確定田國富是否已經看到了那份材料，也不確定他看完之後會作何反應。
但他知道一件事，高育良既然說了「收口會收到田國富那邊」，那這個口子遲早會合上。
田國富作為省紀委書記，坐在那個位置上，他手中的權力來自於沙瑞金，但他坐穩那把椅子的理由之一是他能處理那些棘手的事。
現在一份涉及省紀委內部程序瑕疵的材料擺在他桌上，他需要在兩個選項之間做一個選擇。
沈硯打開來看了一遍，然後把紙放回紙袋裡，說道「你現在打算怎麼辦？」
孫連城說：「這張紙最上面寫著此件不存檔，底下又寫著不錄入系統。
寫它的人從一開始就不想讓它在任何官方記錄里出現。
沈硯說道：「你現在有兩個選擇，第一個是把這張紙交給沙瑞金，由省委決定怎麼處理。
第二個是把它留在高育良那裡，等省委那邊有人主動問起的時候再拿出來。
兩個選擇的區別在於，前者會讓整件事在程序上快速走完，但你後續情況就不好說了。
後者會慢一些，但你能從這件事裡全身而退。」
孫連城坐在那裡沒有立刻接話。
想了一會才說到：「選第二個，交給高書記，等他需要用的時候再用，我本來就不是為了把自己推進去才查這些的。」
沈硯點了點頭沒有再多說什麼。
然後兩個人沒有再談那張紙的事，聊了幾句城建口的年底工作就散了。
當天晚上孫連成就把紙袋送到了高育良的書房裡。
高育良接過去之後沒有打開，直接收進了文件櫃裡。
他轉身看著孫連城說了一句：「你查到的這些東西，已經足夠把整條線穿起來了，剩下的不用你操心了。
你回去之後把手頭的工作接起來，把城建口的項目好好盯著，別讓人覺得你查完東西就不幹活了。」
孫連城說了一聲好，轉身就離開了。
接下來的幾天他把精力放回了城建口的工作上，該開的會照開，該簽的文件照簽。
幾天後的晚上，他坐在客廳里的時候，手機屏幕亮了一下，是那個「影」的號碼發來的消息，：檔案室那邊已經有人去核實了，你給高育良的那張紙，用得著的時候到了。
孫連城把這條消息看完之後沒有回覆。
鄧志高自己走出了那一步，高育良手裡的那張紙就會被拿出來用在它該在的地方。
鄧志高主動向組織說明情況的消息傳開之後，省人大那邊陸續有人被叫去談話。
最先被找的是綜合處的幾個老同事，問的都是同一件事，當年光明峰項目的備案材料是怎麼從京州轉到呂州來的，經手的人有哪些，中間有沒有人打過招呼。
問話的人不問結論，只問細節。
又過了幾天，祁同偉給他打了一個電話。
🅣🅦看書📕🅢🅗🅤.🅣🅦
電話里說道：「鄧志高說明情況之後，秦衛東那邊也重新做了筆錄。
他被問了兩輪，第一輪沒說什麼，第二輪的時候多說了幾句，提到了具體的時間、地點和電話內容。」
孫連城問了一句：「提到梁群峰了嗎？」
祁同偉說道：「沒有，他承認電話是他打的，也承認他當時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但他說打電話的指令來自一個他已經記不清的人。
他用了記不清三個字，在法律上就是沒有直接證據指向梁群峰本人。」
孫連城沒有接話。
秦衛東在綜合處待了五年，如果他想把梁群峰拖進來，他早就說了。
他沒有說，說明他選擇了另一條路。
掛了電話之後，他把祁同偉的話在心裡過了一遍，然後站起來走到窗前。
他想，如果秦衛東不承認是梁群峰讓他打的電話，那梁群峰的名字就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正式筆錄里。
鄧志高保存的那張紙上雖然寫了梁字，但那是一份沒有歸檔的私人記錄，在法律上不構成證據。
最終落在紙面上的，會是一串具體的操作人員，姓劉的、姓錢的、白志誠、秦衛東、鄧志高，以及一條資金轉移的鏈條。
梁群峰的名字雖然會出現在那些人的證詞裡面，但不會出現在任何一份正式的調查結論里。
當天晚上孫連城和高育良通了一個電話，高育良在電話那頭說道。
鄧志高那邊已經說清楚了，秦衛東那邊也錄了證，姓錢的姓劉的證詞對得上，省紀委那邊正在整理材料準備報省委。
「你知道這件事最後會收口收到哪裡嗎？」高育良在電話里問。
孫連城說不知道。
高育良說：「收口會收到田國富那邊，光明峰項目當年在呂州的備案流程，涉及省紀委當時正在試用的一套文件流轉系統。
那套系統是田國富到任之前就有的，但他接手之後沒有清理乾淨。
省紀委現在想報這批材料，就得先過田國富那一關。」
孫連城沒有接話。
他花了很長時間才把這條線完整的挖出來，從備案材料到白志誠到秦衛東到鄧志高，這條線最終會落在田國富的面前。
他是紀委書記，也是沙瑞金到漢東之前提前安排的人。
如果他手裡有一批證據指向光明峰項目在呂州的備案流程存在嚴重違規。
那他就得在兩種選擇之間做一個決定：要麼他承認自己接手之前的工作有漏洞並自證清白，但把整件事壓下去；要麼他把這批材料往上報，牽連到更遠的人。
高育良最後說了一句：「你從少年宮出來之後辦的第一件事，到現在才算真正走完。」
然後電話就掛了。
孫連城坐在沙發上，他意識到高育良說的「走完」意味著什麼。
他查到的這些材料，現在已經不在於那些具體的人和具體的錢款了，而在於它們能落在誰的桌上、能卡在誰的關節里。
第二天他到辦公室的時候，桌面乾乾淨淨的，沒有夾紙條，沒有文件袋，也沒有陌生號碼發來的消息。
他坐下來拿起當天的日程表看了一遍，上午一個會，下午兩批來訪，晚上沒有安排。
這是他回到京州之後過得最安靜的一天。
那之後的好幾天，他把精力收了回來，把城建口的年度總結報告從頭到尾過了一遍，又和發改委開了兩輪協調會，把明年開春要動工的幾個項目提前做了銜接。
開會的時候有人問他最近怎麼瘦了，他說可能是年底事情多，對方就沒再追問了。
高育良那邊沒有主動聯繫他，沈硯也沒有打電話來。
那條消息渠道像是被按下了暫停，所有的動靜都停在了某一個時間節點上。
他不確定田國富是否已經看到了那份材料，也不確定他看完之後會作何反應。
但他知道一件事，高育良既然說了「收口會收到田國富那邊」，那這個口子遲早會合上。
田國富作為省紀委書記，坐在那個位置上，他手中的權力來自於沙瑞金，但他坐穩那把椅子的理由之一是他能處理那些棘手的事。
現在一份涉及省紀委內部程序瑕疵的材料擺在他桌上，他需要在兩個選項之間做一個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