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61章 他不是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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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京城的新辦公室在一條安靜的街道上,從窗戶望出去,能看見一片灰磚砌成的老樓房和遠處幾棟新蓋的高層建築。樓不算高但視野開闊,光線充足。

  林惟民到任的第一天,沒有急著開會,沒有急著聽匯報,而是坐在辦公桌前,把桌上那摞厚厚的材料搬到自己面前,一份一份地翻看。

  他被安排分管宏觀經濟運行和區域協調發展。

  這兩個領域,他都有所涉及,但那時候是站在一個省的角度看問題,現在要站在更高的層面、更廣的視野、更複雜的格局中去審視。

  他翻著那些材料,目光在一行行數據上停留。

  固定資產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增長動力不足、進出口貿易波動加劇、區域之間發展差距拉大、城鄉二元結構依然明顯、部分行業產能過剩、企業融資難融資貴問題突出。

  這些問題他不是不知道,但以前是聽匯報、看簡報,隔著好幾層玻璃,總覺得隔了一層什麼東西。

  現在那些問題直接擺在他面前,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像一座座山壓在他心上。

  他把那些材料反覆看了幾遍,用鉛筆在一些關鍵數據下面畫了線。

  東部某省的人均GDP是西部某省的幾倍,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在部分地區高達兩三倍。

  他盯著那些數字看了很久,腦海里浮現出石門溝村那個老太太家門前那條坑坑窪窪的土路,浮現出清江岸邊那些被關停的污染企業留下的殘垣斷壁,浮現出訂單班畢業典禮上那些孩子們捧著畢業證書時閃光的眼睛。

  差距是實實在在的,貧困也是實實在在的,老百姓對好日子的期盼更是實實在在的。

  他不能坐在辦公室里看材料,他得下去跑跑得用自己的腳底板去丈量那些差距,得用自己的眼睛去確認那些期盼。


  不是刻意挑最窮的,是隨機抽的。

  他想看看,在沒有提前通知、沒有刻意準備的情況下,那些地方的真相到底是什麼。

  坐了幾個小時的高鐵,又換乘汽車在崎嶇的山路上顛簸了好幾個小時,終於在傍晚時分到達了目的地。

  縣城不大,一條主街從東到西,兩邊是低矮的樓房,外牆刷著白色的塗料,有些地方脫落了,露出底下灰撲撲的水泥。

  街上行人不多,偶爾有幾輛摩托車駛過,揚起一陣塵土。

  林惟民沒有讓當地的幹部陪同,自己沿著那條主街慢慢地走。

  他走到一個菜市場門口停下來。

  菜市場不大,幾十個攤位,賣菜的、賣肉的、賣水果的,稀稀拉拉的,顧客不多。

  他走到一個賣菜的攤位前,蹲下來,看著那些碼得整整齊齊的青菜、蘿蔔、土豆。

  攤主是個五十來歲的婦女,穿著一件洗得發白的碎花襯衫,頭髮有些亂,用一根橡皮筋扎著。

  她看見有人來,趕緊招呼,「同志,買點菜吧,這些都是自家種的,新鮮,沒打過農藥。」

  林惟民拿起一把青菜,在手裡掂了掂。「大姐,這菜多少錢一斤?」

  「兩塊。」

  「一天能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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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女嘆了口氣,把那把青菜從他手裡接過去,重新碼好。

  「賣不了多少。

  縣城人少,買菜的也少。

  貴了沒人買,便宜了不賺錢。

  湊合著過唄。」

  她的語氣很平淡,平淡得像是在說一件跟自己毫無關係的事。

  但林惟民聽出來了,那種平淡底下,是苦,是累,是看不見希望的無奈。

  他沒有買那把菜,但記住了那個攤位,記住了那個婦女的臉,記住了那句「湊合著過唄」。

  他不知道那個婦女叫什麼,不知道她住在哪裡,不知道她家裡還有幾口人、日子怎麼過。

  但他知道,像她這樣的人,在這片土地上還有很多很多。

  他們不抱怨,不鬧事,不指望誰來拯救他們,就這麼一天一天地湊合著過。

  他們的「湊合」,不是認命,是沒辦法。

  不是不想過好日子,是不知道好日子什麼時候才能輪到他們。

  從菜市場出來,林惟民又去了縣城邊緣的一所小學。

  學校不大,一棟三層的教學樓,一個水泥操場,操場上立著一根旗杆,旗杆頂端的國旗被風吹得獵獵作響。

  他走進教學樓,順著走廊慢慢走。

  教室的門開著,裡面傳來孩子們讀書的聲音。

  他站在門口,透過門縫往裡看。

  教室里的桌椅高矮不一,有的很舊了,桌面坑坑窪窪的,有的還能看出原木的顏色。

  黑板上寫著幾行字,粉筆字跡有些模糊。

  一個年輕的女老師正在講台上領讀課文,聲音不大但很清晰。

  孩子們跟著她讀,拖著長長的童音,有些字咬得不太準,但讀得很認真。

  林惟民沒有進去打擾,在門口站了一會兒轉身走了。

  他走到校門口,碰見一個頭髮花白的老人,手裡拎著一個塑膠袋,袋子裡裝著幾個饅頭和一瓶水。

  老人看見他停下來,上下打量了一眼。

  「同志,你是上面來的吧?」

  林惟民點了點頭。

  老人指了指學校裡面,聲音有些沙啞。

  「我孫女在這上學。

  成績好,班上前幾名。

  我天天來給她送飯,家裡離得遠,中午來不及回去。

  她爸媽在外面打工,一年到頭回不了一次。

  就我跟她兩個人,湊合著過唄。」

  又是「湊合著過唄」。

  林惟民在那所小學門口站了很久,直到那個老人的背影消失在巷子盡頭,直到孩子們的讀書聲漸漸低了下去,直到太陽從頭頂移到了西邊。

  他轉身走了,沒跟任何人打招呼,沒留下任何話。

  他知道說什麼都是多餘的。

  把那些差距抹平,把那些湊合著過的日子變成不湊合,才是他現在該做的事、唯一該做的事、必須做到的事。

  回到京城,林惟民把自己關在辦公室里,把這次調研的筆記整理出來。

  他沒有讓秘書代勞,自己一筆一划地寫,寫得很慢很仔細。

  那個賣菜的婦女說的話,那個老人說的話,那個老師講課時的神情,那些孩子們讀書時的聲音,他都記了下來。

  他怕自己會忘,怕自己坐在辦公室里久了會被那些數據和報告淹沒,怕自己會變成那種只知道看材料、聽匯報、批文件的幹部。

  他不是那種人,他也不想成為那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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