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強團
再說吳二，自咸豐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被聞訊趕來的黃澤宏驅逐，只得向北逃竄。到了年底，他也再次投靠逐卜的王士林（此是後話）。
對於吳二來說，一場短短數月的「鬧劇」結束了。自己從「團總」變成了四處逃竄的「長毛」。不僅多年苦心經營的地盤落入他人之手，家財盡失，恐怕性命都難保。
面對急轉直下的形勢，他已經開始後悔自己當初的「扶王」選擇了。為什麼依附如日中天的「延陵國」，反而會讓自己迅速地一敗塗地呢？
吳二想不通，恐怕連「延陵國王」吳凌雲也不明白。
正如前面所述，吳凌雲的「冒險主義」存在的五個問題已經足以使其必敗無疑。不過，出手捅破「延陵國」這個膨脹氣球的的人物，多少與「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有些關聯。
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為了免受殺身之禍，「翼王」石達開離開天京，「太平天國」頹勢已無可挽回。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他率部西進，進入湘、桂二省，由此騷動了二省大批兵練。其中，還有一隻猛虎，一路尾隨石達開入桂。
這隻猛虎就是劉長佑。
劉長佑(1818-1887)，湖南新寧人，家境富裕，很早就開始組建團練，是楚勇（湘軍前身）早期的創始人之一，一位不折不扣的武將型文人。對於他的評價，筆者不願用過多筆墨，古往今來，無私為國（為主）盡忠的人物往往倍受後人尊崇，其實質就是其擁有忠誠的品質。正所謂各為其主，既然入朝為官，自當竭力平定匪亂，維護國家的穩定。試問：那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倡導官員忠誠於自己？劉長佑入桂後，戰功赫赫，先後任廣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等職，成為晚清重臣之一。
劉長佑為官親民務實，清正廉潔，通過整頓吏治、整頓賦稅、倡導文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穩定了人心。這種類型的官吏，放在哪個朝代都會受到百姓歡迎的。
劉長佑帶給廣西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組建和駕馭團練的豐富經驗。
初到廣西，劉長佑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圍剿太平軍石達開餘部以及「大成國」武裝，無暇顧及桂西。
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十一月，劉長佑收到了太平府城陷落的消息；不過，直到次年三月，他才完全了解太平府城及養利州城陷落的詳情（此時他並不知道二個月前吳凌雲已經宣布建國稱王了）並上奏朝廷。從他的奏摺中可以看出，此時的劉長佑所面臨的窘境：左江道吳德征防堵在賓州、武緣及南寧一帶活動的石達開之驍將賴裕新；與此同時，駐紮在上思州督剿賊匪的「左江鎮色克精阿因經費、兵力未集，尚稽進剿」。
色克精阿見識過「清平團」如何圍攻「長毛」固守的遷隆，轟斃凌國金的戰鬥，十分了解當地團練的戰鬥力。因此，根據當前廣西兵餉皆缺的實際情況，他認為解決桂西匪患只能依靠團練。為此，他向劉長佑提出「擬密調兵練，先搗隴羅，破其巢穴，再行相機進攻，規復郡城」的建議。此意與劉長佑的想法不謀而合。
很快，隨著「太平天國」、「大成國」勢力的消退，劉長佑檄令吳德征適時籌剿「延陵國」事宜。
自道光季年以來，桂西十餘年紛亂不止的匪亂，加上「兵餉兩窮」的現實窘境，基層官員面對「匪患」常常是束手無策，在任內被撤職查辦甚至性命不保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劉長佑駕馭湖南團練的經驗，如果直接用在桂西，則有水土不服之感。
究其原因，湖南團練主要由文人士大夫牽頭組建，練勇素質、待遇較高，士氣旺盛。
桂西團練的情況則相當特殊，其原因就是成因較複雜。如陸平瑞的「隆安團」由土匪變身強團，陸紹孫、陸良瑞的「永康團」由「聚勝堂」變身強團；宣化「忠信團」則慣於放縱劫掠；新寧「砥柱團」、「康良團」、「安良團」、上龍「皞如團」是由大村、大族之村勇為班底組成；上思磨現瓊的「清平團」是由鄉紳出資組建；寧明「清安團」則以上思人黃澤宏率領的黃姓丁壯為班底結夥而成。
由於桂西地廣民稀，財力遠遜湖南，練勇素質低，待遇較低（高時日均餉百文，但平時不過二十文，米一斤左右，這算是較好的)，士氣不高。由於這些練勇的基本訴求只是獲取糧餉以維持生計，其戰鬥力的強弱往往與「懸紅」的多少有關，根本無法用所謂的「忠君、愛國」之類的思想來激發他們的鬥志。
桂西團練與官府若近若離，身份反覆無常。為了生存，他們往往「陽為團，陰為賊，官兵強則附官兵，弱則跋扈不聽徵調，其所為有更甚於賊者」。此即所謂的「團匪」，令地方官員既頭疼又無可奈何。
桂西團練的勢力範圍雖無交集，但相互關係複雜。比如「清平團」與新寧州各團屬同盟關係，「清安團」則與「清平團」勢同水火，「隆安團」與「皞如團」、「皞如團」與「清安團」也會相互挑釁。
桂西團練負責轄域範圍內的治安防範，其活動範圍也僅限於本鄉里，「不得遠行徵調」。而且離開自己的地盤，外調作戰，又擔心其他武裝趁虛而入。此外，外出費用不菲，而且因此鄉紳、百姓並不願意為此出資出力。
礙於史料的闕如，我們無從知曉劉長佑交給吳德征什麼樣的「錦囊妙計」，在基本沒有官軍的參與下，竟然能夠完成佂剿「延陵國」這一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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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爭的現實情況是，吳德征統剿「延陵國」後，原本桀驁不馴的各個團練武裝忽然變得異常團結，聽從官府的統一指揮調度，聯手對戰「延陵國」。其中「永康團」之陸紹孫赴左江道請兵不成，情願自備糧餉，募勇參戰。吳德征委其統領永康、隆安兩地團練，負責府城以東陸路通道的清剿任務。
對此，劉長佑只用了「就地激勵官紳，廣為號召」寥寥十字略過。
事情的進展顯然要比劉長佑反應要快的多，吳德征這粒棋子的重要性，得以充分顯現。
下面介紹兩個團總簡歷：
周平瑞，隆安縣橋建人。早在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他就投靠由盧七（盧義剛）率領的隆安實力最強的客人武裝，占據隆安橋建、小林二墟。
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七月，盧七、袁晚（袁國祥）強入永康州城，自立為團。在隨後幾年裡，由於盧、袁手下各頭目為爭奪地盤相互殘殺，實力大減。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周平瑞率「合安堂」武裝將盤踞隆安縣城的盧七驅逐，取而代之，完全控制隆安。從此以後，他以強團身份，勒派縣內百姓按月交納規費。幾任知縣不僅無可奈何，甚至還與之結為金蘭之好，將其武裝轉正為隆安團練。周平瑞也樂得接受，並捐了個候選吏目的銜。
平心而論，此時的周平瑞可謂亦團亦匪。比如，其手下驅逐盧七後，曾大肆劫掠財物、姦污婦女，他到後，即刻嚴令禁止。
在周平瑞團控隆安時期，附近州縣的土匪不敢雷池一步，基本保障了縣內百姓不受外來匪患之禍。
另一方面，由於保持自身實力的需要，他向隆安轄境內各村收取的月規錢（「保護費」），加劇了本已不堪重負的百姓負擔。
同治中，周平瑞陸續剿撫數支進入隆安的武裝組織（包括陸四大、小張三武裝）。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周平瑞前往雲南，捐了個補用知府加鹽運使銜，署鎮沅直隸州同知。
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隆安）知縣劉應禎與土豪三人勾串丈田，每畝收錢五貫。先至橋建舉行，夜宿於墟中北帝廟。是時周平瑞致仕家居，竭力反對，眾圍其廟，劉出謝過，事遂罷。」
可見，土匪出身的周平瑞多少還為當地百姓做了一點實事。此是後話。
陸紹孫，字念堂，永康州人。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陸紹孫「拔萃貢成均」（即被選拔入國子監），後因「廷試不售」留京繼續學習。時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公慨然有投筆志」，前往津門為「幕府」事。中外「議和」後，陸紹孫返回永康。
咸豐三、四年間，「聚勝堂」觸手一度遠至鎮安府天保縣。後來，隆安知縣蘇在中（兼永康知州）招撫「聚勝堂」（陸良惶戰死，其弟陸良瑞接替），將其身份轉變為永康州團練。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因剿匪有功，陸紹孫「赴部謁選」。當時吏部有老鄉官員以「滇缺亂而鄂缺肥」，建議他選擇鄂（湖北）缺，陸紹孫不為所動，主動選擇亂地雲南之缺。這在當時，此舉實屬罕見。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九月至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陸紹孫授雲南嵩明州（今昆明市嵩明縣）知州。「同治十二年，知州陸紹孫倡合州修理（文廟）正殿、明倫堂，（文廟）稍具規模。」此是後話。
對於吳二來說，一場短短數月的「鬧劇」結束了。自己從「團總」變成了四處逃竄的「長毛」。不僅多年苦心經營的地盤落入他人之手，家財盡失，恐怕性命都難保。
面對急轉直下的形勢，他已經開始後悔自己當初的「扶王」選擇了。為什麼依附如日中天的「延陵國」，反而會讓自己迅速地一敗塗地呢？
吳二想不通，恐怕連「延陵國王」吳凌雲也不明白。
正如前面所述，吳凌雲的「冒險主義」存在的五個問題已經足以使其必敗無疑。不過，出手捅破「延陵國」這個膨脹氣球的的人物，多少與「太平天國」的「翼王」石達開有些關聯。
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為了免受殺身之禍，「翼王」石達開離開天京，「太平天國」頹勢已無可挽回。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他率部西進，進入湘、桂二省，由此騷動了二省大批兵練。其中，還有一隻猛虎，一路尾隨石達開入桂。
這隻猛虎就是劉長佑。
劉長佑(1818-1887)，湖南新寧人，家境富裕，很早就開始組建團練，是楚勇（湘軍前身）早期的創始人之一，一位不折不扣的武將型文人。對於他的評價，筆者不願用過多筆墨，古往今來，無私為國（為主）盡忠的人物往往倍受後人尊崇，其實質就是其擁有忠誠的品質。正所謂各為其主，既然入朝為官，自當竭力平定匪亂，維護國家的穩定。試問：那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不倡導官員忠誠於自己？劉長佑入桂後，戰功赫赫，先後任廣西按察使、布政使、巡撫等職，成為晚清重臣之一。
劉長佑為官親民務實，清正廉潔，通過整頓吏治、整頓賦稅、倡導文教的方式，一定程度上穩定了人心。這種類型的官吏，放在哪個朝代都會受到百姓歡迎的。
劉長佑帶給廣西的最重要的東西就是組建和駕馭團練的豐富經驗。
初到廣西，劉長佑主要精力還是放在圍剿太平軍石達開餘部以及「大成國」武裝，無暇顧及桂西。
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十一月，劉長佑收到了太平府城陷落的消息；不過，直到次年三月，他才完全了解太平府城及養利州城陷落的詳情（此時他並不知道二個月前吳凌雲已經宣布建國稱王了）並上奏朝廷。從他的奏摺中可以看出，此時的劉長佑所面臨的窘境：左江道吳德征防堵在賓州、武緣及南寧一帶活動的石達開之驍將賴裕新；與此同時，駐紮在上思州督剿賊匪的「左江鎮色克精阿因經費、兵力未集，尚稽進剿」。
色克精阿見識過「清平團」如何圍攻「長毛」固守的遷隆，轟斃凌國金的戰鬥，十分了解當地團練的戰鬥力。因此，根據當前廣西兵餉皆缺的實際情況，他認為解決桂西匪患只能依靠團練。為此，他向劉長佑提出「擬密調兵練，先搗隴羅，破其巢穴，再行相機進攻，規復郡城」的建議。此意與劉長佑的想法不謀而合。
很快，隨著「太平天國」、「大成國」勢力的消退，劉長佑檄令吳德征適時籌剿「延陵國」事宜。
自道光季年以來，桂西十餘年紛亂不止的匪亂，加上「兵餉兩窮」的現實窘境，基層官員面對「匪患」常常是束手無策，在任內被撤職查辦甚至性命不保也是常有的事。
但是，劉長佑駕馭湖南團練的經驗，如果直接用在桂西，則有水土不服之感。
究其原因，湖南團練主要由文人士大夫牽頭組建，練勇素質、待遇較高，士氣旺盛。
桂西團練的情況則相當特殊，其原因就是成因較複雜。如陸平瑞的「隆安團」由土匪變身強團，陸紹孫、陸良瑞的「永康團」由「聚勝堂」變身強團；宣化「忠信團」則慣於放縱劫掠；新寧「砥柱團」、「康良團」、「安良團」、上龍「皞如團」是由大村、大族之村勇為班底組成；上思磨現瓊的「清平團」是由鄉紳出資組建；寧明「清安團」則以上思人黃澤宏率領的黃姓丁壯為班底結夥而成。
由於桂西地廣民稀，財力遠遜湖南，練勇素質低，待遇較低（高時日均餉百文，但平時不過二十文，米一斤左右，這算是較好的)，士氣不高。由於這些練勇的基本訴求只是獲取糧餉以維持生計，其戰鬥力的強弱往往與「懸紅」的多少有關，根本無法用所謂的「忠君、愛國」之類的思想來激發他們的鬥志。
桂西團練與官府若近若離，身份反覆無常。為了生存，他們往往「陽為團，陰為賊，官兵強則附官兵，弱則跋扈不聽徵調，其所為有更甚於賊者」。此即所謂的「團匪」，令地方官員既頭疼又無可奈何。
桂西團練的勢力範圍雖無交集，但相互關係複雜。比如「清平團」與新寧州各團屬同盟關係，「清安團」則與「清平團」勢同水火，「隆安團」與「皞如團」、「皞如團」與「清安團」也會相互挑釁。
桂西團練負責轄域範圍內的治安防範，其活動範圍也僅限於本鄉里，「不得遠行徵調」。而且離開自己的地盤，外調作戰，又擔心其他武裝趁虛而入。此外，外出費用不菲，而且因此鄉紳、百姓並不願意為此出資出力。
礙於史料的闕如，我們無從知曉劉長佑交給吳德征什麼樣的「錦囊妙計」，在基本沒有官軍的參與下，竟然能夠完成佂剿「延陵國」這一艱巨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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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不爭的現實情況是，吳德征統剿「延陵國」後，原本桀驁不馴的各個團練武裝忽然變得異常團結，聽從官府的統一指揮調度，聯手對戰「延陵國」。其中「永康團」之陸紹孫赴左江道請兵不成，情願自備糧餉，募勇參戰。吳德征委其統領永康、隆安兩地團練，負責府城以東陸路通道的清剿任務。
對此，劉長佑只用了「就地激勵官紳，廣為號召」寥寥十字略過。
事情的進展顯然要比劉長佑反應要快的多，吳德征這粒棋子的重要性，得以充分顯現。
下面介紹兩個團總簡歷：
周平瑞，隆安縣橋建人。早在咸豐三年（公元1853年），他就投靠由盧七（盧義剛）率領的隆安實力最強的客人武裝，占據隆安橋建、小林二墟。
咸豐四年（公元1854年）七月，盧七、袁晚（袁國祥）強入永康州城，自立為團。在隨後幾年裡，由於盧、袁手下各頭目為爭奪地盤相互殘殺，實力大減。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周平瑞率「合安堂」武裝將盤踞隆安縣城的盧七驅逐，取而代之，完全控制隆安。從此以後，他以強團身份，勒派縣內百姓按月交納規費。幾任知縣不僅無可奈何，甚至還與之結為金蘭之好，將其武裝轉正為隆安團練。周平瑞也樂得接受，並捐了個候選吏目的銜。
平心而論，此時的周平瑞可謂亦團亦匪。比如，其手下驅逐盧七後，曾大肆劫掠財物、姦污婦女，他到後，即刻嚴令禁止。
在周平瑞團控隆安時期，附近州縣的土匪不敢雷池一步，基本保障了縣內百姓不受外來匪患之禍。
另一方面，由於保持自身實力的需要，他向隆安轄境內各村收取的月規錢（「保護費」），加劇了本已不堪重負的百姓負擔。
同治中，周平瑞陸續剿撫數支進入隆安的武裝組織（包括陸四大、小張三武裝）。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周平瑞前往雲南，捐了個補用知府加鹽運使銜，署鎮沅直隸州同知。
光緒十二年（公元1886年），「（隆安）知縣劉應禎與土豪三人勾串丈田，每畝收錢五貫。先至橋建舉行，夜宿於墟中北帝廟。是時周平瑞致仕家居，竭力反對，眾圍其廟，劉出謝過，事遂罷。」
可見，土匪出身的周平瑞多少還為當地百姓做了一點實事。此是後話。
陸紹孫，字念堂，永康州人。道光十七年（公元1837年），陸紹孫「拔萃貢成均」（即被選拔入國子監），後因「廷試不售」留京繼續學習。時值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公慨然有投筆志」，前往津門為「幕府」事。中外「議和」後，陸紹孫返回永康。
咸豐三、四年間，「聚勝堂」觸手一度遠至鎮安府天保縣。後來，隆安知縣蘇在中（兼永康知州）招撫「聚勝堂」（陸良惶戰死，其弟陸良瑞接替），將其身份轉變為永康州團練。
同治六年（公元1867年），因剿匪有功，陸紹孫「赴部謁選」。當時吏部有老鄉官員以「滇缺亂而鄂缺肥」，建議他選擇鄂（湖北）缺，陸紹孫不為所動，主動選擇亂地雲南之缺。這在當時，此舉實屬罕見。
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九月至光緒二年（公元1876年），陸紹孫授雲南嵩明州（今昆明市嵩明縣）知州。「同治十二年，知州陸紹孫倡合州修理（文廟）正殿、明倫堂，（文廟）稍具規模。」此是後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