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投勇（下）
劉永福的「投軍」並不順利。六人來到遷隆後，壓根兒就沒有團練打算招勇。「居數日，曾、凌、鄧三人他去，永福乃與李保哥及哥利三人往謁鄭三」。
至於「投軍」失敗的原因，無據可查。或許他認為被拒絕是一件「糗事」，不願提及。
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原因是有可能的：一是遷隆土官未發路票；二是「清平團」主要由「土練」構成，並不招募劉永福這類「客人」；三是拒絕將體弱多病的李保哥一併招募；四是「咸豐八年，現瓊收隊回局」，此時暫未募勇。
此時的劉二兄弟及哥利三人，已沒有什麼退路可走。急需找一個落腳點安頓下來，其它的再作打算。
進退維谷之際，劉二想起了一位人物。
此人俗稱鄭三，欽州那良人，那良與古森峒僅一山之隔，算是劉二老鄉。
十幾年前，鄭三一位姑姑嫁福祿村一黃姓人家為妻。福祿村位於遷隆州署北七里，以黃姓人家為主，其祖先遷自十幾里外的那錢村，經過百餘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一個百來人的小村。
鄭三一家因姑姑的嫁入得以遷居福祿村，傍村而居。在他之下，還有鄭四、鄭五、鄭晚三位弟弟，個個身強體壯。
劉二以前在明江水路行船往來時，就熟識了這位欽州老鄉。
鄭三表哥黃大（在《劉永福歷史草》中，稱之為「黃升奇」，但後來在李健兒的《劉永福傳》中改稱「黃大升」，由於兩書皆源於劉永福，當系同一人，名升奇，家中長子，故俗稱黃大或者「大升」），是遷隆土練下轄之福祿村勇頭目（所謂「旗頭」），意即團正。
筆者認為：所謂「旗頭」，並非什么正規職位，而是一村團練之頭目（團正）的俗稱。因為「團練組織是以『旗』為單位，通常寫有『義民』和某一村莊的名字。後者是很重要的，因為每一支團練就代表著某一個人自己的村莊。鄉勇們喜歡在本村的旗幟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單位的旗幟下前進或後退」。黃大是以黃姓族人為主的福祿村團練之「旗頭」，鄭三隻是附居福祿村少數「客人」群體中的「老大」，並非該村旗頭（《劉永福傳》並未稱其為「旗頭」，是正確的）。
作為村民，鄭三、劉永福等人是村團團勇，外匪入侵時有守護本村之責；作為「客人」，也隨吳二的「客團」成員一起參與堵御外匪行動，對於生活困難卻精於武藝的劉永福來說，這類行動雖然有風險，卻是合法獲取錢糧的有效方式。
從組織結構來看，清代桂西一帶各類地方武裝（團練、匪黨）的組織結構比較簡單：一位總頭目（或團總、或稱為「某大」的大哥），下轄數支（旗）武裝，旗內人員多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員組成，如有血緣關係的村屯丁壯、同為客居的老鄉。各旗內人員只聽從旗頭的號令，而鄭三所謂的「先鋒」一說，並非現在我們想像中的「高大上」，它只是在匪盜侵犯村屯時，作為防守第一線的村勇而已，也就是最早受傷並死亡的那些人，如同低級別的工蟻一樣。
劉二等人前來投靠，鄭三十分開心，一則不用自己養，二則自己旗內又添加幾位丁壯，樂於為他們在福祿村的定居作保。
從此，劉二三人住在村邊偏僻一角，平日裡或幫村里人養牛放馬、或做些短工，以換取一點口糧為生。
嚴格來說，劉二走出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並非夢想中的「投軍」，也非「投勇」，只是從桂曉村遷居福祿村而已。
不過，雖然沒有達到最初「投軍」的目的，但也算是自己向外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只是這樣的村勇，在官方看來，是游離在「土賊」與「勇」之間的人群，出劫時為「土賊」、「土匪」，護村時為「村勇」，而平時則以務農為業。
筆者按：
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劉永福一開始就是奔著鄭三去的。
但是，如此一來，一班人抵達遷隆時會直接前往近在咫尺（距遷隆六里）的福祿村。從他們在遷隆盤桓數日才投鄭三這一點來看，劉永福等人出投的初始目標並非鄭三。
且說劉二三人定居福祿村不久，平素就體弱多病的李保一病不起，劉二守候在身邊照顧，只是無錢請醫，加上營養不良，病情日益嚴重，形如枯枝，苦熬二月，竟而亡故。
經歷了喪失父母、叔父之痛的劉二，此時此刻，心中一片空白，欲哭無淚。可憐天下雖大，身邊卻已無親人可牽掛。
李保哥之死，冥冥中應驗了父親墓穴餓虎食人之兆，那麼，作為家中僅剩的獨苗，能否「出將」不敢想像。
對於劉二來說，眼下，活著，才是根本。
李保哥死後不久，劉二第一次參加能夠領取餉糧的練勇「工作」。
原來，自從咸豐六年兵練克復上思州城後，士氣旺盛的「清平團」轉戰周邊各地。退踞忠州的周二、梁大坐立不安，為了安全，兩人率所部百來號人，退卻到太平府屬思州（又作「下思州」，今寧明縣海淵鎮思州村）一帶遊蕩。後來，更是占據海淵（《劉永福歷史草》作「海灣」）作為據點。
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二月十八日，周、梁武裝僅圍了三天就拿下思州。需要說明的是，無需為周二的武裝實力驚嘆，清代廣西西部一帶的州縣規模小，人口少，其所謂的州城（署地），其規模甚至不到百戶，基本沒有什麼守兵，多以勞役類的村勇做象徵性的守護，一觸即潰。一般規模的武裝團伙，都很容易就入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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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武裝的到來，思州其他地方百姓感到不安，防止其竄入本地，各村集資合邀外地團練以保護地方。
遷隆客練團總吳二，十分樂於接受思州百姓之邀，這樣一來，既可在當地派征月規養練，又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此，吳二在遷隆周邊村屯招募丁勇，以壯大自己的實力。
對於生活艱辛的鄭三、劉二之類的村壯來說，應募外出作戰是最便捷地「合法」獲取糧餉一種謀生方式。一般來說，普通百姓是不願意從事這類有風險的行當的，畢竟有家有室有牽掛。對於劉二來說，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生存才是第一的，自然樂於應募前往。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初夏，吳二率團前往明江北岸防堵，鄭三兄弟及劉二等亦隨之前往。經過近百里的行程，一班人馬駐紮在明江北岸的尾墟（即後來的北江墟，思州屬地，今寧明縣北江鄉）。
雙方雖然隔江相望，近在咫尺，內心裡卻不願意交戰，畢竟鄉里鄉親的。不過，為了顯示實力，雙方不時地隔江放炮，如此這般，以明江為界，守住各自的地盤。
無謂的對峙持續了一年有餘，雖然有吃有喝，但也無錢可撈。
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底，堪堪將近年節，鄭三思家情切，畢竟老婆孩子還在福祿村，想回家過年。不久，鄭三便逕自率本旗十餘人，包括劉二，一同回到福祿村，繼續過著平淡的小日子。
筆者按：
顯然，吳二（鄭三）等所謂武裝的性質已不言而喻：團練。對此，下一章將更為確鑿說明。
在「以仁善垂為家訓」的環境下長大的劉永福，不是那種為了自己的生存就無視律法，肆意妄為的「懦夫」。因此，當他遇到「歲荒農歉，貧困不能自存，乃謀遷地」，這是普通百姓本能的一種求生方式。
劉永福血氣方剛，精通武藝，外出「投軍（練）」是一個既能為百姓謀平安，又符合自身條件的「合法」生存方式。這是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如劉永福「位卑未敢忘國憂」的一種寫照。
至於「投軍」失敗的原因，無據可查。或許他認為被拒絕是一件「糗事」，不願提及。
筆者認為，以下幾個原因是有可能的：一是遷隆土官未發路票；二是「清平團」主要由「土練」構成，並不招募劉永福這類「客人」；三是拒絕將體弱多病的李保哥一併招募；四是「咸豐八年，現瓊收隊回局」，此時暫未募勇。
此時的劉二兄弟及哥利三人，已沒有什麼退路可走。急需找一個落腳點安頓下來，其它的再作打算。
進退維谷之際，劉二想起了一位人物。
此人俗稱鄭三，欽州那良人，那良與古森峒僅一山之隔，算是劉二老鄉。
十幾年前，鄭三一位姑姑嫁福祿村一黃姓人家為妻。福祿村位於遷隆州署北七里，以黃姓人家為主，其祖先遷自十幾里外的那錢村，經過百餘年的繁衍生息，形成了一個百來人的小村。
鄭三一家因姑姑的嫁入得以遷居福祿村，傍村而居。在他之下，還有鄭四、鄭五、鄭晚三位弟弟，個個身強體壯。
劉二以前在明江水路行船往來時，就熟識了這位欽州老鄉。
鄭三表哥黃大（在《劉永福歷史草》中，稱之為「黃升奇」，但後來在李健兒的《劉永福傳》中改稱「黃大升」，由於兩書皆源於劉永福，當系同一人，名升奇，家中長子，故俗稱黃大或者「大升」），是遷隆土練下轄之福祿村勇頭目（所謂「旗頭」），意即團正。
筆者認為：所謂「旗頭」，並非什么正規職位，而是一村團練之頭目（團正）的俗稱。因為「團練組織是以『旗』為單位，通常寫有『義民』和某一村莊的名字。後者是很重要的，因為每一支團練就代表著某一個人自己的村莊。鄉勇們喜歡在本村的旗幟下，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單位的旗幟下前進或後退」。黃大是以黃姓族人為主的福祿村團練之「旗頭」，鄭三隻是附居福祿村少數「客人」群體中的「老大」，並非該村旗頭（《劉永福傳》並未稱其為「旗頭」，是正確的）。
作為村民，鄭三、劉永福等人是村團團勇，外匪入侵時有守護本村之責；作為「客人」，也隨吳二的「客團」成員一起參與堵御外匪行動，對於生活困難卻精於武藝的劉永福來說，這類行動雖然有風險，卻是合法獲取錢糧的有效方式。
從組織結構來看，清代桂西一帶各類地方武裝（團練、匪黨）的組織結構比較簡單：一位總頭目（或團總、或稱為「某大」的大哥），下轄數支（旗）武裝，旗內人員多由具有共同利益的人員組成，如有血緣關係的村屯丁壯、同為客居的老鄉。各旗內人員只聽從旗頭的號令，而鄭三所謂的「先鋒」一說，並非現在我們想像中的「高大上」，它只是在匪盜侵犯村屯時，作為防守第一線的村勇而已，也就是最早受傷並死亡的那些人，如同低級別的工蟻一樣。
劉二等人前來投靠，鄭三十分開心，一則不用自己養，二則自己旗內又添加幾位丁壯，樂於為他們在福祿村的定居作保。
從此，劉二三人住在村邊偏僻一角，平日裡或幫村里人養牛放馬、或做些短工，以換取一點口糧為生。
嚴格來說，劉二走出人生中重要的第一步並非夢想中的「投軍」，也非「投勇」，只是從桂曉村遷居福祿村而已。
不過，雖然沒有達到最初「投軍」的目的，但也算是自己向外界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只是這樣的村勇，在官方看來，是游離在「土賊」與「勇」之間的人群，出劫時為「土賊」、「土匪」，護村時為「村勇」，而平時則以務農為業。
筆者按：
幾乎所有的人都認為劉永福一開始就是奔著鄭三去的。
但是，如此一來，一班人抵達遷隆時會直接前往近在咫尺（距遷隆六里）的福祿村。從他們在遷隆盤桓數日才投鄭三這一點來看，劉永福等人出投的初始目標並非鄭三。
且說劉二三人定居福祿村不久，平素就體弱多病的李保一病不起，劉二守候在身邊照顧，只是無錢請醫，加上營養不良，病情日益嚴重，形如枯枝，苦熬二月，竟而亡故。
經歷了喪失父母、叔父之痛的劉二，此時此刻，心中一片空白，欲哭無淚。可憐天下雖大，身邊卻已無親人可牽掛。
李保哥之死，冥冥中應驗了父親墓穴餓虎食人之兆，那麼，作為家中僅剩的獨苗，能否「出將」不敢想像。
對於劉二來說，眼下，活著，才是根本。
李保哥死後不久，劉二第一次參加能夠領取餉糧的練勇「工作」。
原來，自從咸豐六年兵練克復上思州城後，士氣旺盛的「清平團」轉戰周邊各地。退踞忠州的周二、梁大坐立不安，為了安全，兩人率所部百來號人，退卻到太平府屬思州（又作「下思州」，今寧明縣海淵鎮思州村）一帶遊蕩。後來，更是占據海淵（《劉永福歷史草》作「海灣」）作為據點。
咸豐七年（公元1857年）二月十八日，周、梁武裝僅圍了三天就拿下思州。需要說明的是，無需為周二的武裝實力驚嘆，清代廣西西部一帶的州縣規模小，人口少，其所謂的州城（署地），其規模甚至不到百戶，基本沒有什麼守兵，多以勞役類的村勇做象徵性的守護，一觸即潰。一般規模的武裝團伙，都很容易就入據。
全網首發更新𝘛𝘞看書📕𝘴𝘩𝘶.𝘵𝘸
周二武裝的到來，思州其他地方百姓感到不安，防止其竄入本地，各村集資合邀外地團練以保護地方。
遷隆客練團總吳二，十分樂於接受思州百姓之邀，這樣一來，既可在當地派征月規養練，又擴大了自己的勢力範圍。為此，吳二在遷隆周邊村屯招募丁勇，以壯大自己的實力。
對於生活艱辛的鄭三、劉二之類的村壯來說，應募外出作戰是最便捷地「合法」獲取糧餉一種謀生方式。一般來說，普通百姓是不願意從事這類有風險的行當的，畢竟有家有室有牽掛。對於劉二來說，孑然一身，無牽無掛，生存才是第一的，自然樂於應募前往。
咸豐八年（公元1858年）初夏，吳二率團前往明江北岸防堵，鄭三兄弟及劉二等亦隨之前往。經過近百里的行程，一班人馬駐紮在明江北岸的尾墟（即後來的北江墟，思州屬地，今寧明縣北江鄉）。
雙方雖然隔江相望，近在咫尺，內心裡卻不願意交戰，畢竟鄉里鄉親的。不過，為了顯示實力，雙方不時地隔江放炮，如此這般，以明江為界，守住各自的地盤。
無謂的對峙持續了一年有餘，雖然有吃有喝，但也無錢可撈。
咸豐九年（公元1859年）底，堪堪將近年節，鄭三思家情切，畢竟老婆孩子還在福祿村，想回家過年。不久，鄭三便逕自率本旗十餘人，包括劉二，一同回到福祿村，繼續過著平淡的小日子。
筆者按：
顯然，吳二（鄭三）等所謂武裝的性質已不言而喻：團練。對此，下一章將更為確鑿說明。
在「以仁善垂為家訓」的環境下長大的劉永福，不是那種為了自己的生存就無視律法，肆意妄為的「懦夫」。因此，當他遇到「歲荒農歉，貧困不能自存，乃謀遷地」，這是普通百姓本能的一種求生方式。
劉永福血氣方剛，精通武藝，外出「投軍（練）」是一個既能為百姓謀平安，又符合自身條件的「合法」生存方式。這是生活在底層的百姓，如劉永福「位卑未敢忘國憂」的一種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