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藥公司
舊金山這地方，最不值錢的就是窮人。
大蕭條剛過幾年，碼頭邊、工廠外，滿街都是等著找活的人。白人、黑人、墨西哥人，一群群蹲在街角，像被風吹到一處的廢紙。他們有力氣，有命，卻沒人要。我不敢說我要救他們。我只說，我給他們一口飯，一份錢，他們幫我試藥。你情我願。在這地方，命本來就不值什麼。我給他們的，已經比外頭多了。
菸草那邊的錢，像條極粗的水管子，一頭扎進這棟九層樓里。我每年把白鶴商行七成的利潤都撥過來。舊金山的煙廠、碼頭、鋪子，成了我的血庫。這邊要買設備，幾萬美元的離心機，眼睛不眨。要修動物房，要買顯微鏡，要請德國來的技師，要進最純的試劑，簽。全簽。
斯特恩有回拿著採購單子來找我，說：「老闆，這套設備全美只有三家藥廠有。」我掃了一眼，說：「那就買第四套。」他張了張嘴，走了。後來便也不問了。他知道，這中國人不缺錢。缺的是時間。
我從哈佛和霍普金斯又挖來三個極年輕的研究員。他們有的專做血液，有的專做細胞，有的做組織病理。我給他們高薪，給住房，甚至幫他們家裡人安排活。錢撒出去，像撒穀子。可我不心疼。我知道，這些穀子，總有一天會打回來。
可光有儀器和人還不夠。我要的是人。
不是要死人。是要活人。那些藥，那些提取液，最後總得用到活人身上。我先在自己身上試。有些藥性太烈，吃下去當天便發燒。我仗著身子底子厚，硬扛。可我不能總用自己的命去試。公司里那幾個研究員也漸漸覺出不對。他們問我，這些藥何時能上臨床。我說再等等。等動物數據穩些。
可我等不了。
於是，我讓人去碼頭、去救濟站、去貧民窟外頭放風。說聯合醫學研究公司招「志願者」，只要身體康健，能住兩月，管吃管住，每月給八十美元。八十美元，在舊金山碼頭要扛貨扛到吐血才掙得來。消息一放，來了幾百人。
我讓顧衡帶著兩個醫生挑人。不要有病的，不要有家的，不要鬧事的。最好是從外州來的，沒根沒腳，死了也沒人問。他們一個個進來，脫了衣服量血壓，抽血，問幾句，簽字。他們不大識字。我們念，他們點頭。有個人問：「會不會死人？」顧衡看我。我道：「不會。我們是研究藥的，又不是殺人的。」那人便簽了。
錢得先轉起來。公司不能只進不出，若一味砸錢，外頭遲早要生疑。於是我把那些已經相對穩當的提取液，先朝著幾個來錢快的方向推。肺病血清，肝病血清，還有所謂的「貧血強化液」。
貧血那個，最容易。我讓斯特恩他們把一味補血的方子，用極溫和的工藝，做成針劑。給那些從礦上退下來的老工人打。打了三針，人臉上就見了血色。碼頭上的苦力得了消息，也來打。一針兩美元，不貴。可人極多。舊金山灣的工廠主也來問，說給工人打這個，能不能多出活。我讓顧衡去談。一人一個療程，收工廠二十五美元。他們樂意。工人見了效，幹活更有勁。皆大歡喜。
肝病那個，也賺。這地方酗酒的人多，肝壞的比餓死的還多。我手裡有幾個專治肝積的老方子，一直沒拿出來。如今用西法提了，做成藥片。病極重的，吃它吊命。病輕的，吃它恢復。華人街的老頭們信我，先吃了。有活下來的。洋人醫院聽說了，派人來打聽。我讓幾個醫生寫了篇極正經的臨床報告，登在本地醫學小報上。不多，但足夠。一下子來了許多肝病病人家屬。他們排著隊買藥。藥價不低，可比手術便宜太多。
一時間，聯合醫學研究公司有了個名頭：這地方的窮人，生了治不起的病，都往這兒跑。樓下的門診一天到晚都有人。樓上的實驗室也開足了燈。白鶴商行的帳房，月底數錢，總說煙錢進來，藥錢出去，卻不知這藥，竟也自己生了財。
我坐在九樓，看帳。幾項藥品的月利，已能抵掉整棟樓大半開銷。再這麼下去，明年興許便能自己走路了。
可那些賺來的錢，我轉手又投了回去。
因為我知道，這些貧血的、肝病的、止咳的，都只是皮。真正要的東西，還在更深的地方。細胞老化怎麼止？傷口為什麼隨著年紀，長合得越來越慢？人老了，血是不是就變了？我讓華萊士他們做了一項極秘密的實驗。把從小鼠身上取出的年輕血清，打進老狗身上。三次之後，那狗的毛色竟亮了許多，走路也不再打晃。
華萊士極興奮，說這若做成，必是神藥。我讓他別聲張。對外，只說研究「術後恢復血清」。
夜裡，我站在灰樓外頭，看樓里燈火通明。那些白袍子們正拿我那些從古方里摸出來的線頭，一針一針，縫一件現代科學的袍子。這袍子現在還是白的，可總有一天，我能讓它變成我想要的樣子。
那一天，或許還很遠。可我的錢，我的命，我的時間，都還撐得住。只要能撐，我就要把這條西方的長生路，也一寸一寸地鑿出來。
大蕭條剛過幾年，碼頭邊、工廠外，滿街都是等著找活的人。白人、黑人、墨西哥人，一群群蹲在街角，像被風吹到一處的廢紙。他們有力氣，有命，卻沒人要。我不敢說我要救他們。我只說，我給他們一口飯，一份錢，他們幫我試藥。你情我願。在這地方，命本來就不值什麼。我給他們的，已經比外頭多了。
菸草那邊的錢，像條極粗的水管子，一頭扎進這棟九層樓里。我每年把白鶴商行七成的利潤都撥過來。舊金山的煙廠、碼頭、鋪子，成了我的血庫。這邊要買設備，幾萬美元的離心機，眼睛不眨。要修動物房，要買顯微鏡，要請德國來的技師，要進最純的試劑，簽。全簽。
斯特恩有回拿著採購單子來找我，說：「老闆，這套設備全美只有三家藥廠有。」我掃了一眼，說：「那就買第四套。」他張了張嘴，走了。後來便也不問了。他知道，這中國人不缺錢。缺的是時間。
我從哈佛和霍普金斯又挖來三個極年輕的研究員。他們有的專做血液，有的專做細胞，有的做組織病理。我給他們高薪，給住房，甚至幫他們家裡人安排活。錢撒出去，像撒穀子。可我不心疼。我知道，這些穀子，總有一天會打回來。
可光有儀器和人還不夠。我要的是人。
不是要死人。是要活人。那些藥，那些提取液，最後總得用到活人身上。我先在自己身上試。有些藥性太烈，吃下去當天便發燒。我仗著身子底子厚，硬扛。可我不能總用自己的命去試。公司里那幾個研究員也漸漸覺出不對。他們問我，這些藥何時能上臨床。我說再等等。等動物數據穩些。
可我等不了。
於是，我讓人去碼頭、去救濟站、去貧民窟外頭放風。說聯合醫學研究公司招「志願者」，只要身體康健，能住兩月，管吃管住，每月給八十美元。八十美元，在舊金山碼頭要扛貨扛到吐血才掙得來。消息一放，來了幾百人。
我讓顧衡帶著兩個醫生挑人。不要有病的，不要有家的，不要鬧事的。最好是從外州來的，沒根沒腳，死了也沒人問。他們一個個進來，脫了衣服量血壓，抽血，問幾句，簽字。他們不大識字。我們念，他們點頭。有個人問：「會不會死人？」顧衡看我。我道：「不會。我們是研究藥的，又不是殺人的。」那人便簽了。
錢得先轉起來。公司不能只進不出，若一味砸錢，外頭遲早要生疑。於是我把那些已經相對穩當的提取液，先朝著幾個來錢快的方向推。肺病血清，肝病血清，還有所謂的「貧血強化液」。
貧血那個，最容易。我讓斯特恩他們把一味補血的方子，用極溫和的工藝，做成針劑。給那些從礦上退下來的老工人打。打了三針，人臉上就見了血色。碼頭上的苦力得了消息，也來打。一針兩美元，不貴。可人極多。舊金山灣的工廠主也來問，說給工人打這個，能不能多出活。我讓顧衡去談。一人一個療程，收工廠二十五美元。他們樂意。工人見了效，幹活更有勁。皆大歡喜。
肝病那個，也賺。這地方酗酒的人多，肝壞的比餓死的還多。我手裡有幾個專治肝積的老方子，一直沒拿出來。如今用西法提了，做成藥片。病極重的，吃它吊命。病輕的，吃它恢復。華人街的老頭們信我，先吃了。有活下來的。洋人醫院聽說了，派人來打聽。我讓幾個醫生寫了篇極正經的臨床報告，登在本地醫學小報上。不多，但足夠。一下子來了許多肝病病人家屬。他們排著隊買藥。藥價不低，可比手術便宜太多。
一時間，聯合醫學研究公司有了個名頭：這地方的窮人，生了治不起的病，都往這兒跑。樓下的門診一天到晚都有人。樓上的實驗室也開足了燈。白鶴商行的帳房，月底數錢，總說煙錢進來，藥錢出去，卻不知這藥，竟也自己生了財。
我坐在九樓，看帳。幾項藥品的月利，已能抵掉整棟樓大半開銷。再這麼下去，明年興許便能自己走路了。
可那些賺來的錢，我轉手又投了回去。
因為我知道，這些貧血的、肝病的、止咳的，都只是皮。真正要的東西，還在更深的地方。細胞老化怎麼止？傷口為什麼隨著年紀，長合得越來越慢？人老了，血是不是就變了？我讓華萊士他們做了一項極秘密的實驗。把從小鼠身上取出的年輕血清，打進老狗身上。三次之後，那狗的毛色竟亮了許多，走路也不再打晃。
華萊士極興奮，說這若做成，必是神藥。我讓他別聲張。對外，只說研究「術後恢復血清」。
夜裡，我站在灰樓外頭，看樓里燈火通明。那些白袍子們正拿我那些從古方里摸出來的線頭，一針一針，縫一件現代科學的袍子。這袍子現在還是白的，可總有一天，我能讓它變成我想要的樣子。
那一天，或許還很遠。可我的錢，我的命，我的時間，都還撐得住。只要能撐，我就要把這條西方的長生路，也一寸一寸地鑿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