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90章 聯軍收到的情報2
東大的同志把指揮棒移到東面通道的位置上: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東面的通道還開著。
從城裡逃出來的老百姓每天都在增加。
如果我們現在突入,戰火會封住通道,那些想跑的老百姓就跑不出來了。
我們圍三闕一,就是為了讓平民能出來。
這個口子不能因為一個內訌就堵上。」
說完,他把指揮棒放下,看著在座的人:
「所以我的意見是——不趁亂突入。
但也不等。
前線部隊保持壓力,炮擊繼續,每天定時打日軍外圍陣地。
同時,偵察兵抵近監視,看清楚日軍內訌的範圍和走向。
日共的地下組織加緊在城內活動,告訴老百姓——聯軍還在城外,通道還開著,想跑就快跑。
等平民撤得差不多了,等日軍內訌分出勝負了,我們再動手。
時間在我們這邊。多圍一天,城裡的糧食就少一天。
多圍一天,日軍的軍心就散一分。
不用急著打,讓他們自己先爛。」
庫茲涅佐夫聽了,沉默了一會兒。
他把菸斗在桌角又磕了磕,然後點了一下頭:
「我保留我的意見。
但我同意你的部署。
不貿然突入,保持壓力,繼續放平民出來。
等到時機成熟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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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義大利聯絡官也點了頭。
德田補充了一句:
「我會讓地下組織把聯軍的新部署傳進城裡。
告訴老百姓——通道還開著,聯軍還在城外等著。
想出來的快出來。」
東大同志最後說了一句話,聲音不高,但堂屋裡每個人都聽得清楚:
「這場仗打到現在,我們每一步都要想清楚——我們打的是軍部,不是日本老百姓。
軍部內訌是軍部的事。
我們要做的,是把老百姓從軍部手裡搶出來。
搶得越多,戰後日本的新社會就越穩固。
會議散了。
參會的人陸續走出堂屋。
彭將軍留在最後,站在地圖前面又看了一會兒。
市谷方向的槍聲已經停了,東邊的天空開始發白。
他拿起細木棍,在皇宮的位置上輕輕點了一下,然後轉身出去了。
堂屋外面,晨光已經漫過了院子,照在停在路邊的坦克和吉普車上,把車身上的露水照得發亮。
遠處有炮聲,是前線的例行炮擊,不緊不慢的,一下一下的,像某種永遠不會停的東西。
二月三日,東京西郊。
命令在天亮之前傳達到了每一個前沿連隊。
文件上寫得很清楚——「保持接觸,壓縮陣地,精確打擊,不貿然突入。」
各部隊按此執行,動作不大,但很密。
前線沒有發動大規模衝鋒,但也沒有停下來。
每天都往前挪一兩百米,把日軍的外圍據點一個接一個地拔掉,像一根慢慢收緊的絞索。
陳二柱趴在東京西郊一片廢棄的農田邊上,臉上蓋著偽裝網,只露出一截槍管和半個望遠鏡。
他是東大第一師的偵察班長,黑龍江人,獵戶出身,槍法在全營排第一。
過去三天,他帶著兩個戰士輪番抵近日軍陣地前沿,最近的時候離日軍哨兵不到兩百米。
他們趴在三壟地的溝里,從早趴到晚,不吃不喝,不敢動,連咳嗽都忍著。
陳二柱的膝蓋凍得發麻,手指頭僵了,只能把兩隻手交替插進懷裡暖一會兒。
但他沒有撤。
他在數——數日軍的巡邏頻次,數火力點的換崗時間,數哪一段鐵絲網後面有地雷,哪一段沒有。
他把這些數字用鉛筆記在一小片紙上,每天天黑之後帶回去交給營部。
營部據此調整第二天的炮擊標尺,一發一發地往准里打。
二月三日凌晨,陳二柱在觀察中發現了一個異常——日軍的前沿陣地上,有兩個射擊孔已經三天沒有開過火。
他連續觀察了兩個夜晚,確認那兩個射擊孔後面沒有人。
他摸上去,用刺刀挑開鐵絲網,鑽過防步兵樁,在射擊孔里摸到了一根斷掉的電話線。
他順著電話線往回摸,摸到了一段被炸塌的交通壕,裡面有三具屍體,都是被炮彈直接命中的,看上去似乎是已經凍硬了。
陳二柱把情況報回去。
第二天,炮兵的標尺就移到了那兩個射擊孔後面的區域,一頓炮彈砸下去,整段陣地被翻了一遍。
張德柱是東大某團的班長,河北人,二十七歲,打過漢城戰役和大阪巷戰。
二月三日下午,他所在的連隊接到命令——把正前方的日軍一個排據點拿下來。
據點在一棟二層磚石結構的小樓里,樓前的空地上埋了地雷,樓後有一條淺溝,通向一個防炮洞。
張德柱把全班分成三組——正面佯攻,側翼爆破,後面堵口。
正面組用曳光彈把日軍的火力引到二樓窗戶,爆破組從側面的斷牆後面摸上去,把兩個炸藥包塞進了樓底的承重牆。
樓塌了一半,裡面的機槍啞了。
張德柱帶著人衝進去,在廢墟里搜出了三個活著的日本兵,其中一個拿著手榴彈想拉弦,被張德柱一槍托砸在手腕上,手榴彈掉在地上滾了兩圈,沒拉弦。
張德柱把三個俘虜押出來,交給後面的日共翻譯。俘虜蹲在路邊,抱著頭,渾身發抖。
張德柱看了他們一眼,沒有說話,轉頭帶著人繼續往前推進。
前方的下一棟樓還需要清剿。
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是蘇聯近衛步兵第六師的炮兵觀測員,二十八歲,列寧格勒人。
他的觀測所設在一棟倒塌的工廠煙囪頂部,用沙袋壘了一圈,從外面看像一個鳥巢。
他每天在煙囪里待十幾個小時,用一台德制光學測距儀和一台野戰電話,把日軍陣地的位置一組一組報給後方炮群。
他的嗓子已經啞了,說話只能壓著嗓子一個字一個字往外擠。
但他的報告很準,炮兵們信他。
二月三日傍晚,安德烈在觀測中發現日軍在陣地後方的一條巷子裡集結了一個中隊的兵力,大約一百多人,看樣子是準備趁夜色向聯軍側翼發動反擊。
他抓起電話,報了一組坐標,然後說了一句:
「全體效力射。」
後方的德制重型榴彈炮在三十秒內開了火。
炮彈從煙囪頂上飛過去,曳光彈在暮色中畫出一道道橘紅色的弧線,落在那條巷子裡。
爆炸的火光把整條巷子照得雪亮,混凝土碎塊和鐵皮被拋到半空,落下來砸在周圍的屋頂上。
安德烈從測距儀里看到,巷子裡的日軍散了,有人往兩邊跑,有人撲倒在地。
第二輪炮擊緊跟著落下來,把那些跑出去的人也覆蓋了。
炮擊持續了四分鐘,巷子裡安靜了。
安德烈鬆開握著電話的手,從沙袋垛上滑下來,坐在煙囪底部的石階上。
他的耳朵嗡嗡響,手指頭還在抖。
他從口袋裡摸出一根煙,點著,抽了兩口。
煙是東大的,味道沖,但能讓他定下來。
他在石階上坐了一會兒,然後重新爬上去,繼續觀察。
聯軍的炮兵在整個二月上旬沒有停過。
每天清晨和傍晚各一次集中射擊,目標是日軍的外圍據點和補給線。
炮彈的數量沒有減少,但精度越來越高。
前沿的觀測員們像一群眼睛,把日軍的每一個動作都盯得死死的。
只要日軍開槍,炮兵就在幾秒鐘內還擊。
只要日軍集結,炮彈就在一分鐘內落下。
這種打法不給日軍任何「發揚精神」的機會。
他們躲在掩體裡,炮彈砸在掩體上;他們往外沖,機槍掃在衝出來的路上。
他們沒有近身的機會,沒有拼刺刀的機會,沒有「以命換命」的機會。
他們的精神在鋼鐵和火藥面前,像一塊被反覆捶打的鐵皮,越來越薄,越來越軟。
二月四日,陳二柱帶著偵察組又摸到了日軍前沿。這一次他發現了一個更大的變化——日軍前線的陣地上,有好幾處掩體已經空了。
不是被炸毀的,是撤走的。
掩體裡的被褥、水壺、彈藥箱都不見了,地上只有一些踩碎的紙片和幾個空罐頭。他把情況報回去。
營部命令他繼續深入偵察。他帶著人往前摸了兩百米,摸到了日軍原來的第二道防線。
防線還在,但陣地上沒有人。掩體的射孔都封著,交通壕里的積雪還沒化,雪地上除了他們自己的腳印,沒有別的痕跡。
整條防線似乎是一夜之間就被清空了。
陳二柱蹲在空掩體裡,掏出紙筆,畫了一張簡圖。
然後他把紙疊好,塞進內衣口袋裡,對兩個戰士說了一句:
「撤。把情況報上去。」
三個人沿著來時的路往回走,腳步很快,但沒有跑。
後面那片空蕩蕩的陣地里,只有風在吹。
遠處的東京市區方向,偶爾有零星的槍聲傳過來,不密集,也不近。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東面的通道還開著。
從城裡逃出來的老百姓每天都在增加。
如果我們現在突入,戰火會封住通道,那些想跑的老百姓就跑不出來了。
我們圍三闕一,就是為了讓平民能出來。
這個口子不能因為一個內訌就堵上。」
說完,他把指揮棒放下,看著在座的人:
「所以我的意見是——不趁亂突入。
但也不等。
前線部隊保持壓力,炮擊繼續,每天定時打日軍外圍陣地。
同時,偵察兵抵近監視,看清楚日軍內訌的範圍和走向。
日共的地下組織加緊在城內活動,告訴老百姓——聯軍還在城外,通道還開著,想跑就快跑。
等平民撤得差不多了,等日軍內訌分出勝負了,我們再動手。
時間在我們這邊。多圍一天,城裡的糧食就少一天。
多圍一天,日軍的軍心就散一分。
不用急著打,讓他們自己先爛。」
庫茲涅佐夫聽了,沉默了一會兒。
他把菸斗在桌角又磕了磕,然後點了一下頭:
「我保留我的意見。
但我同意你的部署。
不貿然突入,保持壓力,繼續放平民出來。
等到時機成熟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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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和義大利聯絡官也點了頭。
德田補充了一句:
「我會讓地下組織把聯軍的新部署傳進城裡。
告訴老百姓——通道還開著,聯軍還在城外等著。
想出來的快出來。」
東大同志最後說了一句話,聲音不高,但堂屋裡每個人都聽得清楚:
「這場仗打到現在,我們每一步都要想清楚——我們打的是軍部,不是日本老百姓。
軍部內訌是軍部的事。
我們要做的,是把老百姓從軍部手裡搶出來。
搶得越多,戰後日本的新社會就越穩固。
會議散了。
參會的人陸續走出堂屋。
彭將軍留在最後,站在地圖前面又看了一會兒。
市谷方向的槍聲已經停了,東邊的天空開始發白。
他拿起細木棍,在皇宮的位置上輕輕點了一下,然後轉身出去了。
堂屋外面,晨光已經漫過了院子,照在停在路邊的坦克和吉普車上,把車身上的露水照得發亮。
遠處有炮聲,是前線的例行炮擊,不緊不慢的,一下一下的,像某種永遠不會停的東西。
二月三日,東京西郊。
命令在天亮之前傳達到了每一個前沿連隊。
文件上寫得很清楚——「保持接觸,壓縮陣地,精確打擊,不貿然突入。」
各部隊按此執行,動作不大,但很密。
前線沒有發動大規模衝鋒,但也沒有停下來。
每天都往前挪一兩百米,把日軍的外圍據點一個接一個地拔掉,像一根慢慢收緊的絞索。
陳二柱趴在東京西郊一片廢棄的農田邊上,臉上蓋著偽裝網,只露出一截槍管和半個望遠鏡。
他是東大第一師的偵察班長,黑龍江人,獵戶出身,槍法在全營排第一。
過去三天,他帶著兩個戰士輪番抵近日軍陣地前沿,最近的時候離日軍哨兵不到兩百米。
他們趴在三壟地的溝里,從早趴到晚,不吃不喝,不敢動,連咳嗽都忍著。
陳二柱的膝蓋凍得發麻,手指頭僵了,只能把兩隻手交替插進懷裡暖一會兒。
但他沒有撤。
他在數——數日軍的巡邏頻次,數火力點的換崗時間,數哪一段鐵絲網後面有地雷,哪一段沒有。
他把這些數字用鉛筆記在一小片紙上,每天天黑之後帶回去交給營部。
營部據此調整第二天的炮擊標尺,一發一發地往准里打。
二月三日凌晨,陳二柱在觀察中發現了一個異常——日軍的前沿陣地上,有兩個射擊孔已經三天沒有開過火。
他連續觀察了兩個夜晚,確認那兩個射擊孔後面沒有人。
他摸上去,用刺刀挑開鐵絲網,鑽過防步兵樁,在射擊孔里摸到了一根斷掉的電話線。
他順著電話線往回摸,摸到了一段被炸塌的交通壕,裡面有三具屍體,都是被炮彈直接命中的,看上去似乎是已經凍硬了。
陳二柱把情況報回去。
第二天,炮兵的標尺就移到了那兩個射擊孔後面的區域,一頓炮彈砸下去,整段陣地被翻了一遍。
張德柱是東大某團的班長,河北人,二十七歲,打過漢城戰役和大阪巷戰。
二月三日下午,他所在的連隊接到命令——把正前方的日軍一個排據點拿下來。
據點在一棟二層磚石結構的小樓里,樓前的空地上埋了地雷,樓後有一條淺溝,通向一個防炮洞。
張德柱把全班分成三組——正面佯攻,側翼爆破,後面堵口。
正面組用曳光彈把日軍的火力引到二樓窗戶,爆破組從側面的斷牆後面摸上去,把兩個炸藥包塞進了樓底的承重牆。
樓塌了一半,裡面的機槍啞了。
張德柱帶著人衝進去,在廢墟里搜出了三個活著的日本兵,其中一個拿著手榴彈想拉弦,被張德柱一槍托砸在手腕上,手榴彈掉在地上滾了兩圈,沒拉弦。
張德柱把三個俘虜押出來,交給後面的日共翻譯。俘虜蹲在路邊,抱著頭,渾身發抖。
張德柱看了他們一眼,沒有說話,轉頭帶著人繼續往前推進。
前方的下一棟樓還需要清剿。
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是蘇聯近衛步兵第六師的炮兵觀測員,二十八歲,列寧格勒人。
他的觀測所設在一棟倒塌的工廠煙囪頂部,用沙袋壘了一圈,從外面看像一個鳥巢。
他每天在煙囪里待十幾個小時,用一台德制光學測距儀和一台野戰電話,把日軍陣地的位置一組一組報給後方炮群。
他的嗓子已經啞了,說話只能壓著嗓子一個字一個字往外擠。
但他的報告很準,炮兵們信他。
二月三日傍晚,安德烈在觀測中發現日軍在陣地後方的一條巷子裡集結了一個中隊的兵力,大約一百多人,看樣子是準備趁夜色向聯軍側翼發動反擊。
他抓起電話,報了一組坐標,然後說了一句:
「全體效力射。」
後方的德制重型榴彈炮在三十秒內開了火。
炮彈從煙囪頂上飛過去,曳光彈在暮色中畫出一道道橘紅色的弧線,落在那條巷子裡。
爆炸的火光把整條巷子照得雪亮,混凝土碎塊和鐵皮被拋到半空,落下來砸在周圍的屋頂上。
安德烈從測距儀里看到,巷子裡的日軍散了,有人往兩邊跑,有人撲倒在地。
第二輪炮擊緊跟著落下來,把那些跑出去的人也覆蓋了。
炮擊持續了四分鐘,巷子裡安靜了。
安德烈鬆開握著電話的手,從沙袋垛上滑下來,坐在煙囪底部的石階上。
他的耳朵嗡嗡響,手指頭還在抖。
他從口袋裡摸出一根煙,點著,抽了兩口。
煙是東大的,味道沖,但能讓他定下來。
他在石階上坐了一會兒,然後重新爬上去,繼續觀察。
聯軍的炮兵在整個二月上旬沒有停過。
每天清晨和傍晚各一次集中射擊,目標是日軍的外圍據點和補給線。
炮彈的數量沒有減少,但精度越來越高。
前沿的觀測員們像一群眼睛,把日軍的每一個動作都盯得死死的。
只要日軍開槍,炮兵就在幾秒鐘內還擊。
只要日軍集結,炮彈就在一分鐘內落下。
這種打法不給日軍任何「發揚精神」的機會。
他們躲在掩體裡,炮彈砸在掩體上;他們往外沖,機槍掃在衝出來的路上。
他們沒有近身的機會,沒有拼刺刀的機會,沒有「以命換命」的機會。
他們的精神在鋼鐵和火藥面前,像一塊被反覆捶打的鐵皮,越來越薄,越來越軟。
二月四日,陳二柱帶著偵察組又摸到了日軍前沿。這一次他發現了一個更大的變化——日軍前線的陣地上,有好幾處掩體已經空了。
不是被炸毀的,是撤走的。
掩體裡的被褥、水壺、彈藥箱都不見了,地上只有一些踩碎的紙片和幾個空罐頭。他把情況報回去。
營部命令他繼續深入偵察。他帶著人往前摸了兩百米,摸到了日軍原來的第二道防線。
防線還在,但陣地上沒有人。掩體的射孔都封著,交通壕里的積雪還沒化,雪地上除了他們自己的腳印,沒有別的痕跡。
整條防線似乎是一夜之間就被清空了。
陳二柱蹲在空掩體裡,掏出紙筆,畫了一張簡圖。
然後他把紙疊好,塞進內衣口袋裡,對兩個戰士說了一句:
「撤。把情況報上去。」
三個人沿著來時的路往回走,腳步很快,但沒有跑。
後面那片空蕩蕩的陣地里,只有風在吹。
遠處的東京市區方向,偶爾有零星的槍聲傳過來,不密集,也不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