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75章 羅斯福的糾結和思考2
可是德國人比羅斯福更早地看懂了美國。
華爾街崩盤的時候,柏林的反應比華盛頓更快。
一九三一年,當美國銀行一家接一家倒閉、工廠一座接一座關門的時候,德國人民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悄悄在暗中推進了關於美國的經濟處置決議。
這項操作在暗中持續了將近五年,低調,分散,通過瑞士和瑞典的中介機構以及美國本土的皮包公司分批進行。
與此同時,另一條線在暗處鋪開。
從經濟危機開始之後不久,德國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共地下組織提供了第一批資金。
金額不大,但持續不斷。
這些錢沒有用來買槍——買槍太顯眼,容易被FBI察覺。
這些錢用來買工廠,買農場,買土地。
底特律的一家汽車零件廠被美共的地下組織以私人名義收購了,堪薩斯的一家麵粉廠同樣被收購,俄亥俄河邊的一片農場被一個「農業合作社」買了下來。
這些資產被登記在不起眼的名字下面,經營正常,納稅正常,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的真正主人是誰。
到一九三五年底,美共地下網絡名下已經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產業。
這些產業在美共起兵之後立刻變成了軍事資產。底特律的零件廠轉產步槍零件和彈藥箱,堪薩斯的麵粉廠變成了軍糧加工中心,俄亥俄的農場為游擊隊提供糧食和牲口,鐵路支線和倉庫成了武器運輸的樞紐。
聯邦政府反應過來的時候,美共已經不再是他們以為的一群拿著獵槍的叛亂分子了。
他們有後勤,有基地,有穩定的資金來源。
而這些,大部分是德國人提前埋下的種子。
羅斯福不是沒有察覺到這些。
一九三六年春天,FBI局長胡佛曾經送過一份報告到橢圓辦公室,題目叫《關於底特律地區可疑資產轉移的初步調查》。
報告裡列舉了十幾家企業,說這些企業在過去三年裡被不明背景的買家收購,資金鍊複雜,最終來源指向歐洲。
羅斯福當時看了,在報告上批了一行字——「繼續調查,勿打草驚蛇。」
可後來調查並沒有按照聯邦調查局的期望所推進下去。
再後來,那份報告被淹沒在越來越多的壞消息里,再也沒有人提起。
美國的經濟一直沒有真正恢復。
新政確實止住了大出血,銀行重新開門了,失業率從百分之二十五降到了百分之十五,工廠的煙囪又開始冒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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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個曾經支撐起美國夢的引擎——大規模的工業擴張、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持續上漲的工資——沒有回來。
大蕭條留下的傷口太深,癒合得太慢。
工人的工資比一九二九年低了將近三成,農場主的收入更低。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在街頭遊蕩。
退伍老兵在華盛頓的營地被麥克阿瑟用坦克碾過之後,再沒有人相信政府會幫他們。
右翼在分裂,左翼在膨脹。
休伊·朗在南方鼓吹「分享財富」,庫格林神父在廣播裡煽動反猶情緒,各種極端的組織像蘑菇一樣從暗處冒出來。
羅斯福花了兩年的時間把這些勢力一個一個壓下去,用聯邦調查局,用法院,用政治手腕。
他暫時穩住了局面。
但穩定是表面的,裂縫沒有填上,只是被蓋住了。
蓋住裂縫的那塊布越來越薄。
美共就是在這些裂縫裡長出來的。
他們的綱領簡單直接——把工廠還給工人,把土地還給農民,把銀行收歸國有,把大資本家的財產分給老百姓。
這些話說到了底特律失業工人的心坎里,說到了俄亥俄破產農場主的心坎里,說到了那些在救濟站門口排隊的母親的心坎里。
美共的幹部在工廠門口發傳單,在工會的集會上演講,在農民的市場裡組織合作社。
他們的活動是公開的,合法的,受憲法保護的。
羅斯福不能取締他們——取締會引發更大的反彈。
他只能看著他們一點一點長大。
到了幾年後的冬天,美共已經不再是那個需要德國人暗中資助的地下組織了。
他們控制著從五大湖到俄亥俄河的大片區域,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稅收系統,自己的行政機構。
他們發行報紙,開辦學校,組織工會,管理農場。
他們在控制區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發放失業救濟,組織兒童免費午餐。
這些政策比聯邦政府做得更實在,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
聯邦政府的救濟金經常被地方官員剋扣,美共的糧食卻實實在在地發到了每個人手裡。
這就是最有效的宣傳。
羅斯福坐在白宮的窗前,看著外面的雨。
他知道這些。
他知道得比他表現出來的更多。
他知道德國人埋下的種子,知道美共的工廠和農場,知道那些資產轉移的渠道。
他甚至知道底特律那家零件廠的原始資金來自哪裡。但他沒有辦法。
他不能對德國宣戰——國會不會同意,軍方沒有準備好,而他不能對美共發動全面進攻。
如今東線被洪水拖住了,西線在丟聖路易斯,聯邦軍隊的士氣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他唯一能做的,是守住華盛頓,守住東海岸剩下的那些州,然後等。
等一個奇蹟,或者等一個談判的機會。
他把煙抽完,摁滅在菸灰缸里。
菸灰缸上的裂紋對著他,像一道舊傷疤。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夏天,美共起兵之後不久,他收到過一封匿名信。
信是用德語寫的,措辭很客氣,內容很簡單——「羅斯福先生,我們不想與您為敵。
我們希望您能理解,美國人民正在選擇他們的未來。
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坐下來談。
條件不會比您想像的更差。」
信的末尾沒有署名,只有一個用鉛筆畫的符號——一把錘子和一把鐮刀交叉在一起。
他把那封信燒了。
當時他認為這是挑釁,是侮辱,是共產黨人慣用的心理戰。
現在他有點不確定了。
羅斯福看著霍普金斯,說了一句話:
「告訴巴頓,西線的事,讓他自己判斷。
如果守不住聖路易斯,就往後退。
退到能守的地方。
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我們現在要保的不是聖路易斯,是聯邦政府的存續。
只要政府還在,就還有談判的餘地。」
霍普金斯點了點頭,在本子上記了一筆。
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羅斯福又叫住了他:
「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回頭。
羅斯福坐在輪椅上,雙手交叉擱在膝蓋上。
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下來,帶著一種之前沒有過的疲倦:
「你說,韋格納會給我們什麼條件?」
霍普金斯愣了一下。
他想了想,說:
「按照他們對日本的條件——可能是無條件投降。審判戰犯,改組政府。」
羅斯福沒有接話。
他把目光從霍普金斯臉上移開,落在桌面上那堆日本戰報上。
戰報最上面那份,標題寫著——「東京被圍,聯軍勸降」。
他把那份戰報拿起來,看了幾秒鐘,然後放下。
「我知道了。你去吧。」
他說。
霍普金斯推門出去了。橢圓辦公室重新安靜下來。
羅斯福一個人坐在輪椅上,面前是一桌子的戰報、電報、地圖和文件夾。
窗外的雨還在下,打在玻璃上,發出細密的沙沙聲。
他把手伸進口袋,摸出煙盒,抽出一根煙,點著了。煙霧升起來,在他的臉前面盤旋了一下,然後散開了。
他抽了一口,把煙從嘴裡吐出來,看著它消失在昏暗的光線里。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久以前,他在海軍部當助理部長的時候,參加過一次海軍演習。
那次演習的假想敵是日本。
演習結束後,一個海軍上將對他說了一句話——「總統先生,日本的海軍很強大,但他們的國家很脆弱。
他們沒有資源,沒有縱深,沒有朋友。一旦被封鎖,他們撐不了多久。」
他當時記住了這句話。三十年後,這句話應驗了。
日本確實撐不了多久。但應驗的方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樣。
他以為日本會在跟美國的戰爭中撐不住。
實際上,日本是在跟德國的戰爭中撐不住的。
而他——羅斯福——正在看著日本垮台的同時,自己也在垮台。
他把煙抽完,摁滅在菸灰缸里,然後他按了一下輪椅扶手上的鈴,叫秘書進來。
秘書推門的時候,他已經把桌面上那些戰報疊好了,整整齊齊地摞在一起,放在桌角。
他對秘書說:
「把這些歸檔。另外,通知國務院——準備好跟美共接觸的渠道。
非正式的。
先探探口風。」
秘書應聲出去了。
羅斯福把輪椅轉到窗前,重新拉開窗簾。
雨還在下,華盛頓的街道在雨幕里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影子。
他坐在窗前,看著那片模糊,一動不動
華爾街崩盤的時候,柏林的反應比華盛頓更快。
一九三一年,當美國銀行一家接一家倒閉、工廠一座接一座關門的時候,德國人民委員會經濟委員會悄悄在暗中推進了關於美國的經濟處置決議。
這項操作在暗中持續了將近五年,低調,分散,通過瑞士和瑞典的中介機構以及美國本土的皮包公司分批進行。
與此同時,另一條線在暗處鋪開。
從經濟危機開始之後不久,德國通過各種渠道,向美共地下組織提供了第一批資金。
金額不大,但持續不斷。
這些錢沒有用來買槍——買槍太顯眼,容易被FBI察覺。
這些錢用來買工廠,買農場,買土地。
底特律的一家汽車零件廠被美共的地下組織以私人名義收購了,堪薩斯的一家麵粉廠同樣被收購,俄亥俄河邊的一片農場被一個「農業合作社」買了下來。
這些資產被登記在不起眼的名字下面,經營正常,納稅正常,沒有人注意到它們的真正主人是誰。
到一九三五年底,美共地下網絡名下已經積累了相當規模的產業。
這些產業在美共起兵之後立刻變成了軍事資產。底特律的零件廠轉產步槍零件和彈藥箱,堪薩斯的麵粉廠變成了軍糧加工中心,俄亥俄的農場為游擊隊提供糧食和牲口,鐵路支線和倉庫成了武器運輸的樞紐。
聯邦政府反應過來的時候,美共已經不再是他們以為的一群拿著獵槍的叛亂分子了。
他們有後勤,有基地,有穩定的資金來源。
而這些,大部分是德國人提前埋下的種子。
羅斯福不是沒有察覺到這些。
一九三六年春天,FBI局長胡佛曾經送過一份報告到橢圓辦公室,題目叫《關於底特律地區可疑資產轉移的初步調查》。
報告裡列舉了十幾家企業,說這些企業在過去三年裡被不明背景的買家收購,資金鍊複雜,最終來源指向歐洲。
羅斯福當時看了,在報告上批了一行字——「繼續調查,勿打草驚蛇。」
可後來調查並沒有按照聯邦調查局的期望所推進下去。
再後來,那份報告被淹沒在越來越多的壞消息里,再也沒有人提起。
美國的經濟一直沒有真正恢復。
新政確實止住了大出血,銀行重新開門了,失業率從百分之二十五降到了百分之十五,工廠的煙囪又開始冒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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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那個曾經支撐起美國夢的引擎——大規模的工業擴張、不斷擴大的中產階級、持續上漲的工資——沒有回來。
大蕭條留下的傷口太深,癒合得太慢。
工人的工資比一九二九年低了將近三成,農場主的收入更低。
年輕人找不到工作,在街頭遊蕩。
退伍老兵在華盛頓的營地被麥克阿瑟用坦克碾過之後,再沒有人相信政府會幫他們。
右翼在分裂,左翼在膨脹。
休伊·朗在南方鼓吹「分享財富」,庫格林神父在廣播裡煽動反猶情緒,各種極端的組織像蘑菇一樣從暗處冒出來。
羅斯福花了兩年的時間把這些勢力一個一個壓下去,用聯邦調查局,用法院,用政治手腕。
他暫時穩住了局面。
但穩定是表面的,裂縫沒有填上,只是被蓋住了。
蓋住裂縫的那塊布越來越薄。
美共就是在這些裂縫裡長出來的。
他們的綱領簡單直接——把工廠還給工人,把土地還給農民,把銀行收歸國有,把大資本家的財產分給老百姓。
這些話說到了底特律失業工人的心坎里,說到了俄亥俄破產農場主的心坎里,說到了那些在救濟站門口排隊的母親的心坎里。
美共的幹部在工廠門口發傳單,在工會的集會上演講,在農民的市場裡組織合作社。
他們的活動是公開的,合法的,受憲法保護的。
羅斯福不能取締他們——取締會引發更大的反彈。
他只能看著他們一點一點長大。
到了幾年後的冬天,美共已經不再是那個需要德國人暗中資助的地下組織了。
他們控制著從五大湖到俄亥俄河的大片區域,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自己的稅收系統,自己的行政機構。
他們發行報紙,開辦學校,組織工會,管理農場。
他們在控制區里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發放失業救濟,組織兒童免費午餐。
這些政策比聯邦政府做得更實在,老百姓看得見摸得著。
聯邦政府的救濟金經常被地方官員剋扣,美共的糧食卻實實在在地發到了每個人手裡。
這就是最有效的宣傳。
羅斯福坐在白宮的窗前,看著外面的雨。
他知道這些。
他知道得比他表現出來的更多。
他知道德國人埋下的種子,知道美共的工廠和農場,知道那些資產轉移的渠道。
他甚至知道底特律那家零件廠的原始資金來自哪裡。但他沒有辦法。
他不能對德國宣戰——國會不會同意,軍方沒有準備好,而他不能對美共發動全面進攻。
如今東線被洪水拖住了,西線在丟聖路易斯,聯邦軍隊的士氣已經到了崩潰的邊緣。
他唯一能做的,是守住華盛頓,守住東海岸剩下的那些州,然後等。
等一個奇蹟,或者等一個談判的機會。
他把煙抽完,摁滅在菸灰缸里。
菸灰缸上的裂紋對著他,像一道舊傷疤。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一九三六年夏天,美共起兵之後不久,他收到過一封匿名信。
信是用德語寫的,措辭很客氣,內容很簡單——「羅斯福先生,我們不想與您為敵。
我們希望您能理解,美國人民正在選擇他們的未來。
如果您願意,我們可以坐下來談。
條件不會比您想像的更差。」
信的末尾沒有署名,只有一個用鉛筆畫的符號——一把錘子和一把鐮刀交叉在一起。
他把那封信燒了。
當時他認為這是挑釁,是侮辱,是共產黨人慣用的心理戰。
現在他有點不確定了。
羅斯福看著霍普金斯,說了一句話:
「告訴巴頓,西線的事,讓他自己判斷。
如果守不住聖路易斯,就往後退。
退到能守的地方。
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
我們現在要保的不是聖路易斯,是聯邦政府的存續。
只要政府還在,就還有談判的餘地。」
霍普金斯點了點頭,在本子上記了一筆。
他走到門口的時候,羅斯福又叫住了他:
「霍普金斯。」
霍普金斯回頭。
羅斯福坐在輪椅上,雙手交叉擱在膝蓋上。
他的聲音忽然低了下來,帶著一種之前沒有過的疲倦:
「你說,韋格納會給我們什麼條件?」
霍普金斯愣了一下。
他想了想,說:
「按照他們對日本的條件——可能是無條件投降。審判戰犯,改組政府。」
羅斯福沒有接話。
他把目光從霍普金斯臉上移開,落在桌面上那堆日本戰報上。
戰報最上面那份,標題寫著——「東京被圍,聯軍勸降」。
他把那份戰報拿起來,看了幾秒鐘,然後放下。
「我知道了。你去吧。」
他說。
霍普金斯推門出去了。橢圓辦公室重新安靜下來。
羅斯福一個人坐在輪椅上,面前是一桌子的戰報、電報、地圖和文件夾。
窗外的雨還在下,打在玻璃上,發出細密的沙沙聲。
他把手伸進口袋,摸出煙盒,抽出一根煙,點著了。煙霧升起來,在他的臉前面盤旋了一下,然後散開了。
他抽了一口,把煙從嘴裡吐出來,看著它消失在昏暗的光線里。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很久以前,他在海軍部當助理部長的時候,參加過一次海軍演習。
那次演習的假想敵是日本。
演習結束後,一個海軍上將對他說了一句話——「總統先生,日本的海軍很強大,但他們的國家很脆弱。
他們沒有資源,沒有縱深,沒有朋友。一旦被封鎖,他們撐不了多久。」
他當時記住了這句話。三十年後,這句話應驗了。
日本確實撐不了多久。但應驗的方式跟他想的完全不一樣。
他以為日本會在跟美國的戰爭中撐不住。
實際上,日本是在跟德國的戰爭中撐不住的。
而他——羅斯福——正在看著日本垮台的同時,自己也在垮台。
他把煙抽完,摁滅在菸灰缸里,然後他按了一下輪椅扶手上的鈴,叫秘書進來。
秘書推門的時候,他已經把桌面上那些戰報疊好了,整整齊齊地摞在一起,放在桌角。
他對秘書說:
「把這些歸檔。另外,通知國務院——準備好跟美共接觸的渠道。
非正式的。
先探探口風。」
秘書應聲出去了。
羅斯福把輪椅轉到窗前,重新拉開窗簾。
雨還在下,華盛頓的街道在雨幕里模糊成一片灰白色的影子。
他坐在窗前,看著那片模糊,一動不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