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61章 韋格納的判斷
韋格納繼續說：
「還有第二條。『不承認戰敗』。
他們打到這個份上了，本州丟了大半，聯合艦隊爛在港里，軍隊死傷幾十萬，老百姓在挨餓，日共在東京門口等著接管——他們說不承認戰敗。」
「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輸了，」
施密特說，
「他們覺得自己只是暫時被打退了。
他們覺得只要保住本土，保住天皇，過幾年還能再起來。」
「你還記得一九三七年赫爾來柏林的時候跟我說的話嗎？」
韋格納問。
施密特點了點頭：
「他說日本永遠不會投降，除非你打到東京，把天皇從皇宮裡拖出來。」
「我當時覺得他說得太絕對了。」
韋格納說，
「現在我信了。日本跟德國不一樣。
德國的容克和將軍們在打到柏林之前就知道自己輸了，所以他們會投降。
日本不會。
日本的天皇制把所有人綁在一根繩子上，繩子不斷，他們就不認輸。
所以我們要把這根繩子必須斬斷。」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椴樹被風吹得輕輕搖晃，枝頭上的雪簌簌落下來。
他把雙手背在身後，站了一會兒，然後轉過身來。
「施密特，我的答覆是——不接受。
無條件投降，沒有談判，沒有討價還價。
這是第一點。」
施密特把菸斗從嘴裡拿下來，吐了一口煙，等他說下去。
「第二點。
天皇制必須廢除。
不是保留，不是架空，是廢除。
TW 看書網藏書全，𝘀𝗵𝘂.𝘁𝘄隨時讀
戰後日本不能有一個天皇坐在皇宮裡，讓所有日本人每天早上朝著東京的方向鞠躬。
這個制度本身就是軍國主義的根。
根不拔掉，過二十年又會冒出來。
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日本，由日本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是由一個『萬世一系』的家族替他們做主。」
韋格納說，
「但這件事沒有商量餘地。
日本的天皇制是軍國主義的核心制度，不廢除它，戰後日本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和平國家。
我們要的不是一個親聯軍的日本，我們要的是一個不會再發動侵略的日本。
這個目標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
資本主義的日本不管誰上台，最終都會變成下一個軍國主義日本。
這是制度決定的。」
他走回桌前，把那杯涼茶端起來喝了一口，放下。
「第三點。所有戰犯必須審判。
東條英機、參謀本部的那些人、憲兵隊的那些人、在朝鮮和滿洲搞生化實驗的那些人、管理慰安所的那些人——一個一個審，一個一個判。
不搞政治交易，不搞『為了穩定』而放過誰。
德國革命之後我們審判了舊政權的罪犯，法國、義大利、英國也一樣。日本人也不能例外。」
施密特把菸斗放下，雙手擱在桌上。
「第四點呢？」
「第四點，」
韋格納說，
「賠償。對所有被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進行賠償。
不是『有限度』的賠償，是按實際損失算。
日本政府在幾十年的侵略中從朝鮮、中國、東南亞掠奪了多少糧食、礦產、勞工，全部要算清楚。
算清楚之後，日本要賠。
賠不出錢就賠實物，一直賠到對方的人民覺得夠了為止。」
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桌上的電報紙上。
「還有第五點。
正本清源。
軍國主義不是東條英機一個人發明的，也不是天皇一個人推行的。
它是滲透在日本社會每一個角落裡的東西——學校里的教育、報紙上的宣傳、神社裡的參拜、鄰里之間的告密。
這些都要清除。
不是殺幾個人就能解決的。
要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教育制度、宣傳制度、社會制度。
讓日本人民知道，他們被欺騙了，被利用了。
讓他們自己思考，自己判斷。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兩代人。
但我們不能因為慢就不做。」
施密特聽完，沉默了一會兒。他把菸斗重新點著，抽了兩口，然後說：
「你說的這些，我都同意。
但我提醒你一件事——日本社會被打爛了，老百姓正在挨餓。
如果我們廢除天皇制、審判戰犯、要求賠償，日本民眾可能會把這一切當成新的屈辱。
他們會覺得聯軍是來羞辱他們的，而不是來解放他們的。」
韋格納點了點頭。
「你說得對。所以我們要做兩件事。
第一，把軍部和天皇制切割開——讓日本老百姓知道，軍部才是罪魁禍首，天皇制是軍部用來控制他們的工具。
第二，先給後取。
賠款要算，但糧食和藥品要先到。日本老百姓餓肚子的時候，我們先把飯給他們吃。
讓他們看到，社會主義的聯軍不是來羞辱他們的，是來幫他們從軍國主義的枷鎖里掙脫出來的。
舊政權拿他們當耗材，我們拿他們當人。
他們遲早會明白的。」
他從桌上拿起那張電報紙，折好，放進抽屜里。
然後他坐下來，拿起鋼筆，在一張空白信紙上寫下了幾行字。寫完之後他把信紙推給施密特。
施密特低頭看了一遍。
那幾行字很短——無條件投降；廢除天皇制，建立社會主義日本；審判全部戰犯；對被侵略國家和地區進行全面賠償；徹底清除軍國主義思想。
落款是卡爾·韋格納。
施密特看完，從口袋裡摸出鋼筆，在下面簽了自己的名字。
然後他站起來，把信紙拿在手裡，說：
「我去讓外務委員會起草正式回復。
措辭要硬，但要把道理講清楚。」
他走到門口，停了一步，回頭看了一眼韋格納。
韋格納坐在桌前，雙手交叉擱在桌面上，目光落在窗外。
施密特沒有再說什麼，推門出去了。
門關上之後，韋格納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
窗外的椴樹還在搖晃，雪還在落。他拿起那杯涼茶又喝了一口，然後放下。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西線三百零四高地的那個早晨。
那時候他剛穿越到這個時代，趴在一個泥濘的戰壕里，周圍全是屍體和傷員。他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然後改變這一切。
二十年過去了。
他今年四十四歲，頭髮開始白了，眼角有了皺紋。
但他知道自己沒有白活。
他建了一個新德國，讓歐洲大陸的工人和農民吃上了飯。
他把門踹開了一條縫，現在有更多的人正在把門推得更開。
日本和美國是最後一道門。這道門後面，是那些被關了幾十年的人。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天的黃昏里暗下來，街燈還沒有亮，但遠處有工廠的燈光在灰濛濛的天幕下閃閃發光。
他把手按在窗玻璃上，玻璃是涼的，但掌心很快就把那塊玻璃焐溫了。
他站了一會兒，然後收回手，回到桌前，拿起筆，繼續寫下一份文件。
「還有第二條。『不承認戰敗』。
他們打到這個份上了，本州丟了大半，聯合艦隊爛在港里，軍隊死傷幾十萬，老百姓在挨餓，日共在東京門口等著接管——他們說不承認戰敗。」
「因為他們不覺得自己輸了，」
施密特說，
「他們覺得自己只是暫時被打退了。
他們覺得只要保住本土，保住天皇，過幾年還能再起來。」
「你還記得一九三七年赫爾來柏林的時候跟我說的話嗎？」
韋格納問。
施密特點了點頭：
「他說日本永遠不會投降，除非你打到東京，把天皇從皇宮裡拖出來。」
「我當時覺得他說得太絕對了。」
韋格納說，
「現在我信了。日本跟德國不一樣。
德國的容克和將軍們在打到柏林之前就知道自己輸了，所以他們會投降。
日本不會。
日本的天皇制把所有人綁在一根繩子上，繩子不斷，他們就不認輸。
所以我們要把這根繩子必須斬斷。」
他從椅子上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椴樹被風吹得輕輕搖晃，枝頭上的雪簌簌落下來。
他把雙手背在身後，站了一會兒，然後轉過身來。
「施密特，我的答覆是——不接受。
無條件投降，沒有談判，沒有討價還價。
這是第一點。」
施密特把菸斗從嘴裡拿下來，吐了一口煙，等他說下去。
「第二點。
天皇制必須廢除。
不是保留，不是架空，是廢除。
TW 看書網藏書全，𝘀𝗵𝘂.𝘁𝘄隨時讀
戰後日本不能有一個天皇坐在皇宮裡，讓所有日本人每天早上朝著東京的方向鞠躬。
這個制度本身就是軍國主義的根。
根不拔掉，過二十年又會冒出來。
我們要建立的是一個社會主義的新日本，由日本人民自己管理自己，不是由一個『萬世一系』的家族替他們做主。」
韋格納說，
「但這件事沒有商量餘地。
日本的天皇制是軍國主義的核心制度，不廢除它，戰後日本就永遠不可能成為真正的和平國家。
我們要的不是一個親聯軍的日本，我們要的是一個不會再發動侵略的日本。
這個目標只有社會主義制度才能實現。
資本主義的日本不管誰上台，最終都會變成下一個軍國主義日本。
這是制度決定的。」
他走回桌前，把那杯涼茶端起來喝了一口，放下。
「第三點。所有戰犯必須審判。
東條英機、參謀本部的那些人、憲兵隊的那些人、在朝鮮和滿洲搞生化實驗的那些人、管理慰安所的那些人——一個一個審，一個一個判。
不搞政治交易，不搞『為了穩定』而放過誰。
德國革命之後我們審判了舊政權的罪犯，法國、義大利、英國也一樣。日本人也不能例外。」
施密特把菸斗放下，雙手擱在桌上。
「第四點呢？」
「第四點，」
韋格納說，
「賠償。對所有被侵略的國家和地區的人民進行賠償。
不是『有限度』的賠償，是按實際損失算。
日本政府在幾十年的侵略中從朝鮮、中國、東南亞掠奪了多少糧食、礦產、勞工，全部要算清楚。
算清楚之後，日本要賠。
賠不出錢就賠實物，一直賠到對方的人民覺得夠了為止。」
他停了一下，目光落在桌上的電報紙上。
「還有第五點。
正本清源。
軍國主義不是東條英機一個人發明的，也不是天皇一個人推行的。
它是滲透在日本社會每一個角落裡的東西——學校里的教育、報紙上的宣傳、神社裡的參拜、鄰里之間的告密。
這些都要清除。
不是殺幾個人就能解決的。
要從根本上改變日本的教育制度、宣傳制度、社會制度。
讓日本人民知道，他們被欺騙了，被利用了。
讓他們自己思考，自己判斷。這個過程可能需要一代人，甚至兩代人。
但我們不能因為慢就不做。」
施密特聽完，沉默了一會兒。他把菸斗重新點著，抽了兩口，然後說：
「你說的這些，我都同意。
但我提醒你一件事——日本社會被打爛了，老百姓正在挨餓。
如果我們廢除天皇制、審判戰犯、要求賠償，日本民眾可能會把這一切當成新的屈辱。
他們會覺得聯軍是來羞辱他們的，而不是來解放他們的。」
韋格納點了點頭。
「你說得對。所以我們要做兩件事。
第一，把軍部和天皇制切割開——讓日本老百姓知道，軍部才是罪魁禍首，天皇制是軍部用來控制他們的工具。
第二，先給後取。
賠款要算，但糧食和藥品要先到。日本老百姓餓肚子的時候，我們先把飯給他們吃。
讓他們看到，社會主義的聯軍不是來羞辱他們的，是來幫他們從軍國主義的枷鎖里掙脫出來的。
舊政權拿他們當耗材，我們拿他們當人。
他們遲早會明白的。」
他從桌上拿起那張電報紙，折好，放進抽屜里。
然後他坐下來，拿起鋼筆，在一張空白信紙上寫下了幾行字。寫完之後他把信紙推給施密特。
施密特低頭看了一遍。
那幾行字很短——無條件投降；廢除天皇制，建立社會主義日本；審判全部戰犯；對被侵略國家和地區進行全面賠償；徹底清除軍國主義思想。
落款是卡爾·韋格納。
施密特看完，從口袋裡摸出鋼筆，在下面簽了自己的名字。
然後他站起來，把信紙拿在手裡，說：
「我去讓外務委員會起草正式回復。
措辭要硬，但要把道理講清楚。」
他走到門口，停了一步，回頭看了一眼韋格納。
韋格納坐在桌前，雙手交叉擱在桌面上，目光落在窗外。
施密特沒有再說什麼，推門出去了。
門關上之後，韋格納一個人坐在辦公室里。
窗外的椴樹還在搖晃，雪還在落。他拿起那杯涼茶又喝了一口，然後放下。
他想起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一日，西線三百零四高地的那個早晨。
那時候他剛穿越到這個時代，趴在一個泥濘的戰壕里，周圍全是屍體和傷員。他當時只有一個念頭——活下去，然後改變這一切。
二十年過去了。
他今年四十四歲，頭髮開始白了，眼角有了皺紋。
但他知道自己沒有白活。
他建了一個新德國，讓歐洲大陸的工人和農民吃上了飯。
他把門踹開了一條縫，現在有更多的人正在把門推得更開。
日本和美國是最後一道門。這道門後面，是那些被關了幾十年的人。
他站起來，走到窗前。
窗外的柏林在冬天的黃昏里暗下來，街燈還沒有亮，但遠處有工廠的燈光在灰濛濛的天幕下閃閃發光。
他把手按在窗玻璃上，玻璃是涼的，但掌心很快就把那塊玻璃焐溫了。
他站了一會兒，然後收回手，回到桌前，拿起筆，繼續寫下一份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