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42章 日本人民的看法
從昭和六年到昭和十二年初，日本民眾是被戰爭餵飽了的。
這不是一句空話。滿洲的煤、大豆、鋼鐵，朝鮮的稻米和礦石，華北的棉花和勞工，源源不斷地運回本土，變成工廠的原料、軍隊的補給、民眾餐桌上的廉價配給。
東京、大阪、名古屋的百貨公司里，殖民地產的糖和水果擺滿了貨架；電影院裡放著前線「皇軍大捷」的紀錄片，觀眾鼓掌歡呼；學校里的小孩被教唱軍歌，歌詞裡寫著「為了天皇，為了國家」。
戰爭像一台巨大的機器，吐出來的東西里，有一部分確實變成了普通日本人碗裡的米飯。
但機器是需要餵的。
餵它的燃料是人。
昭和十二年初，九州沿海傳來的消息開始變味了。
先是釜山丟了，然後是朝鮮南岸全線崩潰。
朝鮮丟了，對馬海峽就變成了前線。九州不再是後方了。
空襲警報從二月開始響起來，起初是偶爾一次，到了三月，變成了一周兩三次。
東京的防空演習從每月一次改成每周一次，街上到處貼著「燈火管制」的標語，窗戶上貼滿了防碎紙條。
配給本上的米和煤油被一再削減，米從每人每天三百克減到二百五十克，再減到二百克。
黑市上，一升米的價格漲到了公定價格的八倍，而且還在漲。
最讓民眾感到恐懼的不是飢餓本身，而是他們開始發現自己被騙了。
反戰影片裡的那些畫面——朝鮮的實驗所、慰安所里的女人、被刺刀挑死的農民——這些東西在民間偷偷傳開之後，像一顆種子掉進了裂縫裡。
裂縫本來就存在的。糧食不夠吃、兒子被徵召、丈夫一去不回，這些事每天都在發生。
以前政府說這些都是「為了勝利」，所以忍一忍，忍到打贏就好了。
但現在打了快七年，不但沒打贏，戰火反而燒到了家門口。
信任是一種消耗品。
用一點少一點。從滿洲到九州，從九州到本州，每一次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每一次配給本上又劃掉一樣東西的時候，每一次收到「戰死」通知的時候，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就被刮掉一層。
刮到昭和十三年秋天的時候，已經颳得差不多了。
千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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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總半島中部。一個叫大多喜的小鎮。
三浦武夫坐在自家玄關的門檻上，看著對面的山坡。
山坡上原本有一片松樹林，上個月被空襲炸掉了一半，剩下的樹也歪歪斜斜的，松針枯黃，像一群站不直的傷兵。
他的右手攥著一塊干硬的麥餅，那是今天早上鄰居佐藤婆婆送來的。
他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麥餅里摻了樹皮粉和野菜，麵粉只占了兩成，口感粗得像砂紙。
但他還是吃完了，一點碎屑都沒掉。
三浦武夫，六十三歲，千葉縣大多喜町人，世代務農。
昭和十二年，他的次子被徵召入伍，派往朝鮮。
昭和十三年春，次子從朝鮮寄回最後一封信，信上說「部隊在撤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到釜山」。
之後再也沒有消息。三個月後，千葉縣役所送來一個白布包裹，裡面是一個方木盒，盒子裡裝著一塊石頭。
石頭上貼了一張紙條，寫著「英靈遺骨」。
三浦武夫把木盒放在佛龕旁邊，沒有打開過。
那天下午，三浦武夫第一次看到了聯軍的兵。
他們是從東邊來的。
沿著鎮子外面的那條碎石路，一排灰色的身影走進了大多喜的街口。三浦武夫坐在門檻上，從遠處看到他們走近——一共大概三十幾個人，穿著灰綠色的軍裝，戴鋼盔，槍橫在胸前。
他們走得不快，隊形散得很開，但沒有一個人踩到路邊的田地。
三浦武夫注意到了一個細節：
鎮口有一棵柿子樹，樹上還掛著一些沒摘的果子，已經熟透了，紅彤彤的。
那些兵從樹下面走過去，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
小鎮上的人都躲在家裡，從窗戶縫裡往外看。
沒有人跑，也沒有人迎接。
三浦武夫也沒有動。
他手裡攥著吃完麥餅後剩下的那一點碎屑，掌心全是汗。
聯軍的兵在鎮子的廣場上停下來。
一個看起來像軍官的年輕人——個子不高，肩膀很寬，臉上有一道新結痂的口子——跟旁邊的人說了幾句什麼。
然後有一個穿普通百姓衣服的日本人從隊伍後面走出來，左臂上綁著一截紅布條。
三浦武夫認得他——那是鎮上開雜貨鋪的老闆的兒子，叫中村健二，以前在東京念過大學，後來被徵召入伍，聽說在朝鮮被俘了，幾個月前才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瘦得脫了相，但精神還好，說話也正常。
警察來問過一次話，之後就沒人管他了。
中村健二走到廣場中央，用日語喊了一聲：
「鎮上的人聽著，我們是聯軍部隊，從九州過來的。
日軍已經撤走了，這附近沒有戰鬥了。你們不用怕，不要躲在家裡，出來吧。」
沒有人出來。
中村健二又喊了一遍。然後他走到三浦武夫的家門口，彎下腰，低聲說：
「三浦叔，出來吧。
他們是德國的兵，還有東大的人。
不會傷害我們的。」
三浦武夫抬起頭，看著中村健二。
他張了張嘴，問了一句：
「他們說……他們說要殺光我們。」
中村健二搖了搖頭：
「那是軍部說的。你看他們做了什麼沒有？
他們從鎮口走進來，一路沒碰任何東西。柿子樹上的柿子還在呢。」
三浦武夫往鎮口方向看了一眼。柿子樹上的果子確實還在，紅彤彤的一片。
他扶著門框慢慢站起來，膝蓋咔嗒響了一聲。
他走出玄關，站在門口的空地上，看著廣場上的那些兵。
他們正在卸裝備，動作很安靜，有幾個人在跟中村健二用德語說話，中村健二用日語回答。
幾個年輕點的兵從背囊里拿出一個鐵皮箱子，打開來，裡面是壓縮餅乾和罐頭。
他們坐在廣場邊的石階上吃，沒有人去敲任何一家的門。
三浦武夫不知道的是，這支聯軍部隊在進入大多喜之前，已經在鎮外的稻田裡宿營了一夜。
他們從門司港登陸，一路向東推進，走了將近三十公里。
沿途經過的村莊不止一個，每一個村莊，他們都沒有進過一間民房。
他們吃的糧食是從朝鮮運來的補給，睡的是野外帳篷。
政治委員在出發前念過作戰紀律——不拿百姓一針一線，不擾民，不傷害俘虜和平民。
這條紀律是從韋格納同志的電報里摘出來的，每一個傘兵和步兵都背過。
三浦武夫看到中村健二跟那個軍官說了幾句話，軍官點了點頭，然後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折好的紙，遞給中村健二。
中村健二看了看，轉身對三浦武夫說：
「三浦叔，他們說鎮上的糧食不夠吃。他們帶著一些補給，想分給家裡有老人和小孩的。
你能不能告訴鎮上的各家各戶，願意來的到廣場上來，每人領一份。」
三浦武夫愣了一下。
他活了六十三年，經歷過日俄戰爭、關東大地震、滿洲事變、支那事變，見過各式各樣的兵。
日本的兵，朝鮮的兵，滿洲的兵，他都見過。
沒有一支兵到了地方之後會主動把糧食分給老百姓。
從來沒有。
他轉身回到屋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蜷縮在裡屋的老伴。
老伴不信。他又跑出去，走到隔壁的佐藤婆婆家，敲了敲門，隔著門板把話喊了一遍。
佐藤婆婆也不信。
這不是一句空話。滿洲的煤、大豆、鋼鐵，朝鮮的稻米和礦石，華北的棉花和勞工，源源不斷地運回本土，變成工廠的原料、軍隊的補給、民眾餐桌上的廉價配給。
東京、大阪、名古屋的百貨公司里，殖民地產的糖和水果擺滿了貨架；電影院裡放著前線「皇軍大捷」的紀錄片，觀眾鼓掌歡呼；學校里的小孩被教唱軍歌，歌詞裡寫著「為了天皇，為了國家」。
戰爭像一台巨大的機器，吐出來的東西里，有一部分確實變成了普通日本人碗裡的米飯。
但機器是需要餵的。
餵它的燃料是人。
昭和十二年初，九州沿海傳來的消息開始變味了。
先是釜山丟了，然後是朝鮮南岸全線崩潰。
朝鮮丟了，對馬海峽就變成了前線。九州不再是後方了。
空襲警報從二月開始響起來，起初是偶爾一次，到了三月，變成了一周兩三次。
東京的防空演習從每月一次改成每周一次，街上到處貼著「燈火管制」的標語，窗戶上貼滿了防碎紙條。
配給本上的米和煤油被一再削減，米從每人每天三百克減到二百五十克，再減到二百克。
黑市上，一升米的價格漲到了公定價格的八倍，而且還在漲。
最讓民眾感到恐懼的不是飢餓本身，而是他們開始發現自己被騙了。
反戰影片裡的那些畫面——朝鮮的實驗所、慰安所里的女人、被刺刀挑死的農民——這些東西在民間偷偷傳開之後，像一顆種子掉進了裂縫裡。
裂縫本來就存在的。糧食不夠吃、兒子被徵召、丈夫一去不回，這些事每天都在發生。
以前政府說這些都是「為了勝利」，所以忍一忍，忍到打贏就好了。
但現在打了快七年，不但沒打贏，戰火反而燒到了家門口。
信任是一種消耗品。
用一點少一點。從滿洲到九州，從九州到本州，每一次空襲警報響起的時候，每一次配給本上又劃掉一樣東西的時候，每一次收到「戰死」通知的時候，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就被刮掉一層。
刮到昭和十三年秋天的時候，已經颳得差不多了。
千葉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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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總半島中部。一個叫大多喜的小鎮。
三浦武夫坐在自家玄關的門檻上，看著對面的山坡。
山坡上原本有一片松樹林，上個月被空襲炸掉了一半，剩下的樹也歪歪斜斜的，松針枯黃，像一群站不直的傷兵。
他的右手攥著一塊干硬的麥餅，那是今天早上鄰居佐藤婆婆送來的。
他咬了一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麥餅里摻了樹皮粉和野菜，麵粉只占了兩成，口感粗得像砂紙。
但他還是吃完了，一點碎屑都沒掉。
三浦武夫，六十三歲，千葉縣大多喜町人，世代務農。
昭和十二年，他的次子被徵召入伍，派往朝鮮。
昭和十三年春，次子從朝鮮寄回最後一封信，信上說「部隊在撤退，不知道能不能退到釜山」。
之後再也沒有消息。三個月後，千葉縣役所送來一個白布包裹，裡面是一個方木盒，盒子裡裝著一塊石頭。
石頭上貼了一張紙條，寫著「英靈遺骨」。
三浦武夫把木盒放在佛龕旁邊，沒有打開過。
那天下午，三浦武夫第一次看到了聯軍的兵。
他們是從東邊來的。
沿著鎮子外面的那條碎石路，一排灰色的身影走進了大多喜的街口。三浦武夫坐在門檻上，從遠處看到他們走近——一共大概三十幾個人，穿著灰綠色的軍裝，戴鋼盔，槍橫在胸前。
他們走得不快，隊形散得很開，但沒有一個人踩到路邊的田地。
三浦武夫注意到了一個細節：
鎮口有一棵柿子樹，樹上還掛著一些沒摘的果子，已經熟透了，紅彤彤的。
那些兵從樹下面走過去，沒有一個人伸手去摘。
小鎮上的人都躲在家裡，從窗戶縫裡往外看。
沒有人跑，也沒有人迎接。
三浦武夫也沒有動。
他手裡攥著吃完麥餅後剩下的那一點碎屑，掌心全是汗。
聯軍的兵在鎮子的廣場上停下來。
一個看起來像軍官的年輕人——個子不高，肩膀很寬，臉上有一道新結痂的口子——跟旁邊的人說了幾句什麼。
然後有一個穿普通百姓衣服的日本人從隊伍後面走出來，左臂上綁著一截紅布條。
三浦武夫認得他——那是鎮上開雜貨鋪的老闆的兒子，叫中村健二，以前在東京念過大學，後來被徵召入伍，聽說在朝鮮被俘了，幾個月前才回來。
他回來的時候瘦得脫了相，但精神還好，說話也正常。
警察來問過一次話，之後就沒人管他了。
中村健二走到廣場中央，用日語喊了一聲：
「鎮上的人聽著，我們是聯軍部隊，從九州過來的。
日軍已經撤走了，這附近沒有戰鬥了。你們不用怕，不要躲在家裡，出來吧。」
沒有人出來。
中村健二又喊了一遍。然後他走到三浦武夫的家門口，彎下腰，低聲說：
「三浦叔，出來吧。
他們是德國的兵，還有東大的人。
不會傷害我們的。」
三浦武夫抬起頭，看著中村健二。
他張了張嘴，問了一句：
「他們說……他們說要殺光我們。」
中村健二搖了搖頭：
「那是軍部說的。你看他們做了什麼沒有？
他們從鎮口走進來，一路沒碰任何東西。柿子樹上的柿子還在呢。」
三浦武夫往鎮口方向看了一眼。柿子樹上的果子確實還在，紅彤彤的一片。
他扶著門框慢慢站起來，膝蓋咔嗒響了一聲。
他走出玄關，站在門口的空地上，看著廣場上的那些兵。
他們正在卸裝備，動作很安靜，有幾個人在跟中村健二用德語說話，中村健二用日語回答。
幾個年輕點的兵從背囊里拿出一個鐵皮箱子，打開來，裡面是壓縮餅乾和罐頭。
他們坐在廣場邊的石階上吃，沒有人去敲任何一家的門。
三浦武夫不知道的是，這支聯軍部隊在進入大多喜之前，已經在鎮外的稻田裡宿營了一夜。
他們從門司港登陸，一路向東推進，走了將近三十公里。
沿途經過的村莊不止一個，每一個村莊，他們都沒有進過一間民房。
他們吃的糧食是從朝鮮運來的補給，睡的是野外帳篷。
政治委員在出發前念過作戰紀律——不拿百姓一針一線，不擾民，不傷害俘虜和平民。
這條紀律是從韋格納同志的電報里摘出來的，每一個傘兵和步兵都背過。
三浦武夫看到中村健二跟那個軍官說了幾句話，軍官點了點頭，然後從口袋裡摸出一張折好的紙，遞給中村健二。
中村健二看了看，轉身對三浦武夫說：
「三浦叔，他們說鎮上的糧食不夠吃。他們帶著一些補給，想分給家裡有老人和小孩的。
你能不能告訴鎮上的各家各戶，願意來的到廣場上來，每人領一份。」
三浦武夫愣了一下。
他活了六十三年，經歷過日俄戰爭、關東大地震、滿洲事變、支那事變，見過各式各樣的兵。
日本的兵，朝鮮的兵，滿洲的兵，他都見過。
沒有一支兵到了地方之後會主動把糧食分給老百姓。
從來沒有。
他轉身回到屋裡，把這個消息告訴了蜷縮在裡屋的老伴。
老伴不信。他又跑出去，走到隔壁的佐藤婆婆家，敲了敲門，隔著門板把話喊了一遍。
佐藤婆婆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