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1章：躁動的華沙
至於上一場宴會上，切爾托夫當眾冷落自己的那點小場面，早就隨著舊總督的離職煙消雲散。反正現如今瓦爾特是臉皮特別厚，除了完成任務，以及人身安全外，其他的一切似乎都不太重要。
另一方面，新官上任，馬克西莫維奇要見的是各國使節的正職，他一個武官助理兼名譽副領事去了，通常會被安排在某個牆角邊站樁。與其把一晚上耗在各種虛偽中，不如待在使領館後樓，做一點實際的事情。
聽完瓦爾特的歪理學說，世襲外交貴族出身的路德維希也不再多說什麼，換好禮服就獨自出發了。這位總領事先生在華沙耕耘多年，無數次出現在各種社交場合，總能把分寸拿捏得極好。
總領事回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瓦爾特在二樓窗邊看見他下了車，過了大約10分鐘，陶德曼敲門進來，說總領事請他過去一趟。
見到瓦爾特進來，路德維希總領事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坐吧。」
瓦爾特坐下，沒有先開口。
此時，老人已將領帶拉松，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不得不說，那位馬克西莫維奇總督，比我預想的還要理想化一些。最起碼，俄國紳士的底子還留著，說話做事都不像上一任那麼僵硬死板。整場宴會之上，他一直都是面帶微笑，站著與眾多賓客聊天，自己反倒是沒怎么喝酒。」
「不過，您覺得他能在華沙待多久，3個月夠嗎？」瓦爾特笑呵呵的問了一句。
聽到這裡，路德維希忍不住在心中，給自己面前的麻煩精，豎起了一根大拇指。當然，總領事並不打算去表揚瓦爾特。
「這個人的確是有自己想法，不是在冬宮溫室里長大的貴族，聽說他已經向聖彼得堡遞了報告，說華沙的問題不在于波蘭人率先製造了麻煩，而在於俄國自己派來的中下級官僚太貪太笨，把本來願意妥協的波蘭人推到了對立面去。他建議恢復部分波蘭籍文官的職位，先把市政運轉穩住了再說。」
「呵呵，這話要是傳到聖彼得堡那邊，可不好聽。」瓦爾特輕笑道。 路德維希輕哼了一聲，說：「所以他的位置並不牢固，尼古拉二世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是服服帖帖的波蘭人，而不是聽一個騎兵中將給他講什麼行政管理課。馬克西莫維奇以為靠微笑與理性可以壓住華沙的反抗，但當下真正壓得住街頭抗議和集會的，就是強橫的武力。
事實上，這位新總督越是跟波蘭的上層客客氣氣，革命黨就越覺得他軟弱。所以革命黨越是鬧騰，聖彼得堡就越覺得他沒用。結果就是一根筋變成兩頭堵，兩邊都討好不了，我看他最多就是撐到秋天。」
瓦爾特沒有接話，他知道路德維希很少把話說死，能說到這個程度，說明今晚的總督府里，這位老練的外交官已經看出來不少東西。
接下來的兩周時間裡，瓦爾特很少參加華沙外交界的社交活動。他把自己縮在總領館後樓，過一種極有規律的灰色生活。
每天早上六點一刻起床，六點半下樓，繞著後樓和院子裡的小徑快跑五圈，再去使館食堂里吃早餐。飯後，開始整理柏林寄來的信件摘要和陶德曼帶回的報紙，把華沙城裡的罷工、集會，以及警察報告分門別類。
到中午，他下樓和館內人員一起用享用午餐，但他吃得很快，也不愛說話。飯後小睡半個鐘頭，下午繼續看資料，有時在檔案室里一坐就是三、四個小時。
每天，瓦爾特選擇外出打卡兩次，一次是在上午十點前後，另一次是在傍晚六點左右，其行動路線基本就是圈定在總領館附近的三條街內。
他常去的地方比較集中，幾家波蘭人經營的雜貨鋪，一家猶太人開辦的蛋糕店，一家俄國人開辦的咖啡館，還有售賣當日報紙的街頭小亭子。
瓦爾特買的東西並不多，通常就是一包俄國捲菸，幾盒火柴，有時是儲存的陳蘋果或野生藍莓，有時只買幾份當天的《華沙信使報》、《華沙報》和《每日信使》。
《華沙信使報》是華沙發行量最大的主流大報，屬於溫和的自由主義，受審查約束代表城市中產、商人階層，不鼓吹暴力革命，但會委婉批評當局的「俄化政策」。在政治立場上，更傾向於德莫夫斯基和國家民主黨。
而《華沙報》，屬於老牌的保守大報，偏向那些徹底投靠俄國人的波蘭貴族，立場謹慎，反對任何形式的革命。 至於《每日信使》，當下已經被畢蘇斯基和他的波蘭社會黨秘密收購，並加以改造，目前成為了社會黨人半合法的公開喉舌。
毫無疑問的，瓦爾特每次出門，身後總會跟著「尾巴」。
有時是一個穿深色大衣的中年人，有時是兩頂「便帽密探」，一左一右的相互輪換。偶爾的，瓦爾特會停下腳步，回頭確認過這些跟蹤者是否為熟人，那是他知道俄國憲兵隊和秘密警察，會在自己的日常線路上安上眼睛。
所以，瓦爾特故意要把這些「眼睛」吊著玩。每次進了雜貨鋪，他都會和店主多聊幾句。當然內容都是全無意義的，不外乎今天的天氣好不好，麵粉價格是漲了還是跌了，以及但澤港來的鯡魚罐頭是不是還那麼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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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個戴黑框眼鏡的老店主已經習慣了這個無理取鬧的德國人，見他進門就點頭，儘管他很想拒絕對方進門，但秘密警察們壓根就不允許他這樣做。
瓦爾特也知道，等到自己離開之後沒多久，俄國人就會再來敲店門，再度得把這老頭拖去問話。儘管他心下覺得過意不去，但該做的戲一樣不少。
有幾個早上，他會走得更遠，繞到老城邊的新教教堂待上一會兒，然後再折回來。那位牧師對瓦爾特依然很是友好，沒有責怪這個「迷途的羔羊」。
陶德曼後來告訴他，教堂附近現在每天都有便衣，牧師已經寫信向柏林教區訴苦，說俄國人總在門口晃，嚇得信眾都不來了，希望能換個好教堂。
瓦爾特聽完後當即愣了，這年頭，在波蘭當個新教牧師也是夠狡猾的。轉頭一想，也對，愛哭的孩子有奶喝。
不久，他把自己與俄國密探「一同散步」的行為，取了一個補充的好名字，叫「磨鞋底」。每天，瓦爾特把自己當成一塊誘餌，把俄國人的注意力牢牢粘在自己身上，讓那些真正執行任務的五人行動組，依然在外面活動。
……
從1905年3月到5月，華沙像被人架在炭火上慢慢烤。 新總督的「新思維」開始展露出來，上任之初，馬克西莫維奇將軍先撤了幾個特別貪婪的俄國稅務官，又接見了波蘭商界和貴族代表，一時讓人以為局面會緩和。然而，華沙與羅茲的工人們並不會買帳。
鐵路修理廠、紡織廠、機械廠輪番罷工，有的工廠從早晨起就拉響汽笛，工人們把機器一關，集體堵在廠門口。
於是憲兵來了，用馬刀背抽，用騎警沖，剛驅散一堆，另一條街又冒出新的一批喊口號的人。城裡一度連有軌電車都停擺了，那是鐵軌上時不時的被人堆上了磚頭和木箱。
馬克西莫維奇並沒有像前任那樣，一上來就宣布全城戒嚴。他下令軍警採取分區布控包圍的策略，重點搜捕與抓捕鬧事的領頭者，寄希望於以懷柔手段平息風波，暫時不願大開殺戒，試圖以安撫的方式化解矛盾。
可這種點到為止的管控，無異於抱薪救火，矛盾並未真正消解，只是被暫時壓在了水面之下。矛盾沒有消失，在暗中繼續累積。
畢蘇斯基和他的波蘭社會黨，在這幾個月里活躍得非常厲害。他們不停的散發傳單，搞罷工串聯，號召工人別信馬克西莫維奇的「有限讓步」。他們中的激進派甚至提出要搞武裝行動，打擊俄國軍警和波蘭告密者。
每到周末，維斯瓦河岸邊的工人聚居區里，總能看到一兩個年輕學生模樣的人站在木箱上演講，聲音高亢，手勢激烈，圍觀的工人們一邊聽一邊不安地朝街口張望。巡警和哥薩克總在最後一刻才衝出來，人群隨即一鬨而散。
可等到了第二天，集會又會在另一個街角聚起來。
與社會黨的反俄情緒不同，國家民主黨人根本不相信街上的那套。身為領袖的德莫夫斯基，以及他的追隨者，頻繁的出現在教堂、印刷所和中等商人的客廳里，他們會使用理性且克制的語氣分析局勢，主張先穩住波蘭社會和宗教根基，再通過議會和外交途徑爭取自治。
「理智派」不贊成無休止的罷工，認為那樣會讓俄國人更有理由加強軍事管制。他們甚至暗中放話，說社會黨人在替奧匈帝國火中取栗，把波蘭工人逼進俄軍槍口下。
毫無疑問，鬥志高昂的社會黨人當然不吃這套，反過來罵國家民主黨是俄國人的「溫和走狗」，說他們只會跟在神父和工廠主身後，充當應聲蟲。
社會黨與國家民主黨，畢蘇斯基與德莫夫斯基，兩派在波蘭地下世界裡的明爭暗鬥越來越烈。 起初還只是互相寫文章對罵，後來發展到搶印刷機，燒對方據點，甚至向警察遞匿名信。一些工廠里，社會黨的工人和國家民主黨的工頭當眾動起手來，罷工還沒結果，反倒是自己人先見了血。
「喜好和平」的馬克西莫維奇總督，對於眼下的亂局感覺束手無策。他能找波蘭貴族喝茶，卻無法調停那些擠在工人區裡的派系鬥爭。
每天，瓦爾特都將華沙街頭出現的變化，一條條的詳細記在自己的本子上。有時候在傍晚時分，吃過飯，瓦爾特與陶德曼一起在總領館的後院散步，下屬會問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瓦爾特說：「眼下，馬克西莫維奇還能暫時壓住局面。不過，社會黨要借聖彼得堡的內亂奮起抗擊，但國家民主黨想著繼續拖下去。兩派現在互相撕咬的還不劇烈，必須等他們真撕破臉，才是我們動手的時候。」
……
另一方面，新官上任，馬克西莫維奇要見的是各國使節的正職，他一個武官助理兼名譽副領事去了，通常會被安排在某個牆角邊站樁。與其把一晚上耗在各種虛偽中，不如待在使領館後樓，做一點實際的事情。
聽完瓦爾特的歪理學說，世襲外交貴族出身的路德維希也不再多說什麼，換好禮服就獨自出發了。這位總領事先生在華沙耕耘多年，無數次出現在各種社交場合，總能把分寸拿捏得極好。
總領事回來的時候，已經過了午夜。瓦爾特在二樓窗邊看見他下了車，過了大約10分鐘，陶德曼敲門進來，說總領事請他過去一趟。
見到瓦爾特進來，路德維希總領事指了指對面的椅子。
「坐吧。」
瓦爾特坐下，沒有先開口。
此時，老人已將領帶拉松，他沉默了一會兒，說道：「不得不說，那位馬克西莫維奇總督，比我預想的還要理想化一些。最起碼，俄國紳士的底子還留著，說話做事都不像上一任那麼僵硬死板。整場宴會之上，他一直都是面帶微笑，站著與眾多賓客聊天，自己反倒是沒怎么喝酒。」
「不過，您覺得他能在華沙待多久，3個月夠嗎？」瓦爾特笑呵呵的問了一句。
聽到這裡，路德維希忍不住在心中，給自己面前的麻煩精，豎起了一根大拇指。當然，總領事並不打算去表揚瓦爾特。
「這個人的確是有自己想法，不是在冬宮溫室里長大的貴族，聽說他已經向聖彼得堡遞了報告，說華沙的問題不在于波蘭人率先製造了麻煩，而在於俄國自己派來的中下級官僚太貪太笨，把本來願意妥協的波蘭人推到了對立面去。他建議恢復部分波蘭籍文官的職位，先把市政運轉穩住了再說。」
「呵呵，這話要是傳到聖彼得堡那邊，可不好聽。」瓦爾特輕笑道。 路德維希輕哼了一聲，說：「所以他的位置並不牢固，尼古拉二世需要的是立竿見影的效果，是服服帖帖的波蘭人，而不是聽一個騎兵中將給他講什麼行政管理課。馬克西莫維奇以為靠微笑與理性可以壓住華沙的反抗，但當下真正壓得住街頭抗議和集會的，就是強橫的武力。
事實上，這位新總督越是跟波蘭的上層客客氣氣，革命黨就越覺得他軟弱。所以革命黨越是鬧騰，聖彼得堡就越覺得他沒用。結果就是一根筋變成兩頭堵，兩邊都討好不了，我看他最多就是撐到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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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來的兩周時間裡，瓦爾特很少參加華沙外交界的社交活動。他把自己縮在總領館後樓，過一種極有規律的灰色生活。
每天早上六點一刻起床，六點半下樓，繞著後樓和院子裡的小徑快跑五圈，再去使館食堂里吃早餐。飯後，開始整理柏林寄來的信件摘要和陶德曼帶回的報紙，把華沙城裡的罷工、集會，以及警察報告分門別類。
到中午，他下樓和館內人員一起用享用午餐，但他吃得很快，也不愛說話。飯後小睡半個鐘頭，下午繼續看資料，有時在檔案室里一坐就是三、四個小時。
每天，瓦爾特選擇外出打卡兩次，一次是在上午十點前後，另一次是在傍晚六點左右，其行動路線基本就是圈定在總領館附近的三條街內。
他常去的地方比較集中，幾家波蘭人經營的雜貨鋪，一家猶太人開辦的蛋糕店，一家俄國人開辦的咖啡館，還有售賣當日報紙的街頭小亭子。
瓦爾特買的東西並不多，通常就是一包俄國捲菸，幾盒火柴，有時是儲存的陳蘋果或野生藍莓，有時只買幾份當天的《華沙信使報》、《華沙報》和《每日信使》。
《華沙信使報》是華沙發行量最大的主流大報，屬於溫和的自由主義，受審查約束代表城市中產、商人階層，不鼓吹暴力革命，但會委婉批評當局的「俄化政策」。在政治立場上，更傾向於德莫夫斯基和國家民主黨。
而《華沙報》，屬於老牌的保守大報，偏向那些徹底投靠俄國人的波蘭貴族，立場謹慎，反對任何形式的革命。 至於《每日信使》，當下已經被畢蘇斯基和他的波蘭社會黨秘密收購，並加以改造，目前成為了社會黨人半合法的公開喉舌。
毫無疑問的，瓦爾特每次出門，身後總會跟著「尾巴」。
有時是一個穿深色大衣的中年人，有時是兩頂「便帽密探」，一左一右的相互輪換。偶爾的，瓦爾特會停下腳步，回頭確認過這些跟蹤者是否為熟人，那是他知道俄國憲兵隊和秘密警察，會在自己的日常線路上安上眼睛。
所以，瓦爾特故意要把這些「眼睛」吊著玩。每次進了雜貨鋪，他都會和店主多聊幾句。當然內容都是全無意義的，不外乎今天的天氣好不好，麵粉價格是漲了還是跌了，以及但澤港來的鯡魚罐頭是不是還那麼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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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爾特也知道，等到自己離開之後沒多久，俄國人就會再來敲店門，再度得把這老頭拖去問話。儘管他心下覺得過意不去，但該做的戲一樣不少。
有幾個早上，他會走得更遠，繞到老城邊的新教教堂待上一會兒，然後再折回來。那位牧師對瓦爾特依然很是友好，沒有責怪這個「迷途的羔羊」。
陶德曼後來告訴他，教堂附近現在每天都有便衣，牧師已經寫信向柏林教區訴苦，說俄國人總在門口晃，嚇得信眾都不來了，希望能換個好教堂。
瓦爾特聽完後當即愣了，這年頭，在波蘭當個新教牧師也是夠狡猾的。轉頭一想，也對，愛哭的孩子有奶喝。
不久，他把自己與俄國密探「一同散步」的行為，取了一個補充的好名字，叫「磨鞋底」。每天，瓦爾特把自己當成一塊誘餌，把俄國人的注意力牢牢粘在自己身上，讓那些真正執行任務的五人行動組，依然在外面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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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905年3月到5月，華沙像被人架在炭火上慢慢烤。 新總督的「新思維」開始展露出來，上任之初，馬克西莫維奇將軍先撤了幾個特別貪婪的俄國稅務官，又接見了波蘭商界和貴族代表，一時讓人以為局面會緩和。然而，華沙與羅茲的工人們並不會買帳。
鐵路修理廠、紡織廠、機械廠輪番罷工，有的工廠從早晨起就拉響汽笛，工人們把機器一關，集體堵在廠門口。
於是憲兵來了，用馬刀背抽，用騎警沖，剛驅散一堆，另一條街又冒出新的一批喊口號的人。城裡一度連有軌電車都停擺了，那是鐵軌上時不時的被人堆上了磚頭和木箱。
馬克西莫維奇並沒有像前任那樣，一上來就宣布全城戒嚴。他下令軍警採取分區布控包圍的策略，重點搜捕與抓捕鬧事的領頭者，寄希望於以懷柔手段平息風波，暫時不願大開殺戒，試圖以安撫的方式化解矛盾。
可這種點到為止的管控，無異於抱薪救火，矛盾並未真正消解，只是被暫時壓在了水面之下。矛盾沒有消失，在暗中繼續累積。
畢蘇斯基和他的波蘭社會黨，在這幾個月里活躍得非常厲害。他們不停的散發傳單，搞罷工串聯，號召工人別信馬克西莫維奇的「有限讓步」。他們中的激進派甚至提出要搞武裝行動，打擊俄國軍警和波蘭告密者。
每到周末，維斯瓦河岸邊的工人聚居區里，總能看到一兩個年輕學生模樣的人站在木箱上演講，聲音高亢，手勢激烈，圍觀的工人們一邊聽一邊不安地朝街口張望。巡警和哥薩克總在最後一刻才衝出來，人群隨即一鬨而散。
可等到了第二天，集會又會在另一個街角聚起來。
與社會黨的反俄情緒不同，國家民主黨人根本不相信街上的那套。身為領袖的德莫夫斯基，以及他的追隨者，頻繁的出現在教堂、印刷所和中等商人的客廳里，他們會使用理性且克制的語氣分析局勢，主張先穩住波蘭社會和宗教根基，再通過議會和外交途徑爭取自治。
「理智派」不贊成無休止的罷工，認為那樣會讓俄國人更有理由加強軍事管制。他們甚至暗中放話，說社會黨人在替奧匈帝國火中取栗，把波蘭工人逼進俄軍槍口下。
毫無疑問，鬥志高昂的社會黨人當然不吃這套，反過來罵國家民主黨是俄國人的「溫和走狗」，說他們只會跟在神父和工廠主身後，充當應聲蟲。
社會黨與國家民主黨，畢蘇斯基與德莫夫斯基，兩派在波蘭地下世界裡的明爭暗鬥越來越烈。 起初還只是互相寫文章對罵，後來發展到搶印刷機，燒對方據點，甚至向警察遞匿名信。一些工廠里，社會黨的工人和國家民主黨的工頭當眾動起手來，罷工還沒結果，反倒是自己人先見了血。
「喜好和平」的馬克西莫維奇總督，對於眼下的亂局感覺束手無策。他能找波蘭貴族喝茶，卻無法調停那些擠在工人區裡的派系鬥爭。
每天，瓦爾特都將華沙街頭出現的變化，一條條的詳細記在自己的本子上。有時候在傍晚時分，吃過飯，瓦爾特與陶德曼一起在總領館的後院散步，下屬會問什麼時候開始行動。
瓦爾特說：「眼下，馬克西莫維奇還能暫時壓住局面。不過，社會黨要借聖彼得堡的內亂奮起抗擊，但國家民主黨想著繼續拖下去。兩派現在互相撕咬的還不劇烈，必須等他們真撕破臉，才是我們動手的時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