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9章 元明清思想越來越封閉的真正原因！
第219章 元明清思想越來越封閉的真正原因！
晚膳後，馬淳與徐妙雲並肩自醫館返回府邸。
兩名身著尋常布衣、卻步履沉穩的錦衣衛隔著十餘步距離，悄無聲息地隨行護衛。
這是自新法之議後，朱標特意加強的安排。
秦淮河畔，晚風習習，帶著水汽與岸邊草木的清新。
夜市初上，燈火漸起，販夫走卒的吆喝聲、食肆飄出的香氣、畫舫隱約的絲竹聲，交織成應天府獨有的繁華夜景。
徐妙雲輕輕挽著馬淳的手臂，看似隨意地開口，「夫君，妾身近日讀了些邸報舊抄，見陛下自洪武初年便屢頒海禁令，且愈往後愈嚴。妾身愚鈍，有一事始終不解。」
她側首望向馬淳，「海禁之策，於社稷安危，究竟利大還是弊大？」
這話語聲量恰到好處，既能傳入身後護衛耳中，又不顯刻意。
以徐妙雲的玲瓏心竅，自然知曉這些護衛會將沿途見聞、尤其是國舅爺夫婦的重要言論，摘要呈報東宮乃至御前。
她正是要借這看似隨意的夫妻閒談，讓陛下與太子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夫君那超越一般人的見識與格局。
馬淳腳步未停，微微一笑：「娘子為什麼忽然問這些？」
徐妙雲依著事先思量好的脈絡，娓娓道來：「妾身只是想起，聽聞沿海不少百姓，祖輩以漁為生，或賴販海補貼家用。」
「自海禁嚴格執行後，漁船不得出遠海，私販絕跡，生計不免困頓。浙閩一帶，甚至有『片板不許下海』之嚴令，想來民間必有怨言。」
「妾身亦讀《實錄》，知陛下行海禁，實有深慮。」她話鋒一轉，「其一，為靖海防。」
「元末張士誠、方國珍餘部盤踞海上，屢剿不淨，且常勾連倭寇，侵擾蘇、松、台、溫諸府，殺掠極慘。」
「洪武二年，太倉衛奏報『倭寇出入海島，乘間竊發』，沿海不寧。」
「陛下遂於洪武四年首頒海禁令，意在斷絕海寇補給與內應，此乃安民保境之必需。」
「其二，為防內患。」徐妙雲續道，「海貿利厚，易使沿海豪強坐大，蓄養私兵，交通外番，若成勢力，恐再現唐末藩鎮割據之禍。」
「陛下開國之初，首要之務便是強幹弱枝，收攏兵權，海禁正可釜底抽薪。」
「其三，便是重本抑末之國策。」
「陛下嘗言：『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農為天下本，商為末業，海貿更屬末中之末，且易導致白銀外流，動搖本朝寶鈔法度。」
「禁之，可使民力歸于田畝，穩固國本。」
她頓了頓，輕嘆一聲：「陛下行海禁，於當時情勢，確有不得已之苦衷，亦是鞏固新生王朝之必要手段。」
「但從長遠來看，全然禁絕，似又窒礙民間生機，且令朝廷歲失一大稅源。箇中利弊權衡，實難簡單論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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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番剖析，既有史實依據，又兼顧情理，層次分明，顯是下過功夫研讀思考。
身後跟隨的錦衣衛雖面色不變，心中卻暗贊這位國舅夫人見識不凡，不愧是將門虎女，又久居宮闈，耳濡目染。
馬淳聽罷，頷首微笑：「娘子所見，已觸及海禁政策之表里。所列諸端，皆是陛下與朝堂諸公明面上考量之要因，亦屬時勢使然。」
「但，」他話鋒微轉，攜徐妙雲緩步至一株古柳下，憑欄望河，「海禁能成國策，且漸趨嚴厲，直至『片板不得下海』，背後有更深層之力在推動。」
「這力關乎百年思想變遷，亦關乎天道氣候周期，二者交織，方鑄成今日之局。」
徐妙雲眸光一亮，「思想？氣候？竟能影響國策？」
「絕非虛言。」馬淳目光悠遠，「娘子可還記得，我平日與你講述的物候農時之理？」
徐妙雲點頭：「記得！夫君的物候理念發人深省，常想常新！」
馬淳微微一笑：「氣候冷暖乾濕，不僅影響莊稼收成、水旱災害，更會間接驅動北虜南侵、流民起義，乃至影響朝廷財稅、邊防策略。此乃『天時』之力。」
「而『人和』之思，即朝野主流思想之演變，則決定了朝廷面對天時人事變化時，會選擇哪種應對之道。」
他頓了頓，梳理思緒，「自宋至元，再至我明，思想界有一明顯趨勢——愈發內斂、保守、重秩序而輕開拓。」
「此趨勢形成，非一日之功，乃三重因素迭加所致。」
徐妙雲聞言，很是詫異，「夫君，快說來我聽。」
「第一重，乃近世政治亂局的深刻教訓。」馬淳語氣轉肅，「自唐玄宗天寶末，藩鎮割據勢成，中央權威日削。至唐亡後五代，短短五十三年間（907—960），中原歷梁、唐、晉、漢、周五代，八姓十四君，多數不得善終。武夫跋扈，君臣易位如同兒戲。」
「彼時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綱常倫理，掃地殆盡。此等慘痛亂世，給予士大夫階層極深的心理創傷。他們畏懼武人擅權，畏懼地方坐大，畏懼秩序崩塌。」
「故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行強幹弱枝之策，將兵權、財權、司法權盡收中央，並以『與士大夫治天下』為圭臬，極大抬高文臣地位，形成文尊武卑之格局。」
「此乃對五代亂局之直接反動，意在杜絕武人割據之患。」
徐妙雲若有所思：「所以，宋人格外強調忠君、綱常、秩序，實是心有餘悸？」
「對。然僅有制度約束與政治口號，仍不足以徹底穩固人心秩序。於是，第二重因素應運而生——儒學自身的轉型。」馬淳繼續剖析。
「傳統漢唐儒學，重章句訓詁與禮儀典制，面對佛教精深心性論的挑戰，漸顯乏力。至北宋，二程（程顥、程頤）肇始，南宋朱熹集大成，理學興起。」
「理學提出『天理』為宇宙最高法則，將『三綱五常』論證為天理在人世的展現，永恆不變。又倡『存天理，滅人慾』，強調個人須克己復禮，嚴守本分。」
「此學說，恰好完美呼應了宋代加強中央集權、穩固等級秩序的政治需求。」
「在朝，它要求臣子絕對忠君，武將謹守本分；」
「在野，它要求士農工商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經元至我明，程朱理學已被奉為官學，科舉以朱注《四書》為準繩，其『嚴華夷之辨』、『重義輕利』、『重農抑商』等觀念，深深植入士人骨髓，進而影響國策制定。」
徐妙雲漸明其理：「所以，海禁不僅出於實際防寇、抑商之需，亦契合了理學『重本抑末』、『嚴防內外』的思想傾向？」
「然也。」馬淳讚許點頭，「然則，尚有第三重因素，常為人忽視，卻與第二重交織互動——那便是自中唐以降，中國氣候總體轉寒的大勢所趨。」
「據我研讀歷代物候記錄、災異志，並觀察近年天時，可推斷自唐後期，尤其北宋以降，中原乃至周遭氣候進入相對寒冷乾燥時期。」
「氣候轉寒，北方草原生存環境惡化，遊牧民族南侵壓力增大，遼、金、元之興，皆與此有關；中原農區亦常遭霜旱早寒，糧食產量波動，流民問題凸顯。」
「此等天時壓力下，朝廷首要之務是保境內安穩、賑災恤民、防禦北虜，而非開拓海外。」
「理學『重內輕外』、『守成為主』之思想，恰與這種『應對壓力、穩固根本』的現實需求相契合，故而更易被君主與士大夫接納、強化。」
「三者相疊——五代亂局之教訓催生強化中央集權之制度；理學興起為此制度提供思想依據；氣候轉寒的現實壓力則使朝廷傾向於保守內斂。」
「數百年積澱，至我朝開國，海禁成為自然而然的國策選擇，因其看似最能『防內憂、御外侮、安百姓、固根本』，全然符合這套思想與經驗鑄就的認知框架。」
一番長篇析論，引史鑑今，貫通天人，不僅徐妙雲聽得心神震動，連身後那兩名訓練有素、慣見風雨的錦衣衛，亦不覺屏息凝神，暗自心驚。
國舅爺這番見識，哪裡僅是醫國聖手？
分明是洞徹古今興衰之變的經綸之才！
徐妙雲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波瀾，輕聲追問：「依夫君之見，海禁長遠來看，真無弊端麼？全然禁絕，是否……亦是一種畫地為牢？」
馬淳沉默片刻，望向東面漆黑天際，那裡本該是浩瀚大洋。
「此事，我姑妄言之，娘子姑妄聽之。」
「海禁固於一時一地，有其不得已。然天地生意，貴在流通。海禁若長持不化，猶如築高牆以自固，久之，牆內之人不知牆外天地之廣，技藝之新，物產之豐。」
「前元鼎盛時，泉州梯航萬國，市舶之利甚厚。雖末年衰亂，然其通海之見識、船舶之技藝、海圖之積累，本可為我朝所用。今盡數棄置，實為可惜。」
「且，禁愈嚴，則私販之利愈厚，鋌而走險者愈眾。如今日二牛之案，走私團伙勾結胥吏，遺毒地方，反成治安之患。」
「再者，倭寇之起，根源在於其國內戰亂，浪人求生無路，而非全因我朝海商引狼入室。一味禁海，未必能絕倭患，反可能使沿海貧民失生計，或投身海盜，或依附豪強，滋生新亂。」
「世間萬事，過猶不及。或許未來，待北虜平定，國內大治，海疆靖寧之時，朝廷可漸開海禁，設官統管，抽分徵稅，既杜私販，又增國帑，更通天下貨殖，揚我國威於遠域。」
「然此乃後話，需天時、地利、人和俱備，更需君主有超越時代之遠見，與足以駕馭開放後新局面之手腕。」
「眼下，新政方興，百廢待舉，海禁仍是必持之國策。我等所能為者，便是循法而行，除奸安良，待根基穩固，再圖漸變。」
徐妙雲的眼神里滿是震驚，「原來……理學不止是修身齊家的學問，竟還有這般穩固江山社稷的作用。」
「理學自然有好的一面。」馬淳挽著妻子的手，腳步放緩，「它重塑了士人氣節，講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雖嚴苛，卻也鑄就了一批如文天祥、陸秀夫般脊樑不彎的忠臣。」
「它將家族倫理、社會等級與『天理』掛鉤，使尊卑有序、長幼有別，在動盪之後，確能快速穩定鄉里，安頓人心。」
他話鋒微轉，「但其弊亦隨之而來。自二程倡其端，朱子集大成，儒學氣象為之一變。」
「先秦孔孟荀之學，重經世致用，漢唐儒者亦不乏開拓之氣魄。」
「如漢武時董仲舒雖倡『大一統』，其學亦雜糅陰陽，頗具格局；唐時儒者與釋道論辯爭鋒，氣象開闊。」
「至宋明理學，則日趨內向、嚴整，乃至僵化。其將『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置於極高地位。」
「士人皓首窮經，往往只為參悟內心天理，於外界實務、經濟兵革，反漸輕視，斥為『末技』。」
「昔年南宋，朱熹與陳亮有『王霸義利之辯』，朱子嚴義利之防，貶抑事功，其流風所及，遂使後世儒生多以空談性理為高，以躬身實務為卑。」
徐妙雲若有所思：「如此說來，理學雖導人向善、穩固秩序，卻也像給思想套上了無形的枷鎖？」
馬淳頷首：「正是。且理學於『華夷之辨』上，較前代更為嚴苛。春秋時，孔子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其辨主要在禮樂文化。」
「韓愈《原道》亦強調『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本有以文化論歸屬的開放胸懷。」
「然至理學，尤重『內華夏而外夷狄』，漸將文化之別，推向種族、道德之絕對畛域。」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於《春秋》大義發揮尤嚴，其弟子及後學更強化此說。」
「這般觀念，於國勢強盛時或可凝聚人心，然於國力不振或面臨新變時，則易滋生盲目排外、固步自封之心。」
他繼續道：「更關鍵者，自元仁宗延祐年間復科舉，定《四書》以朱注為宗，理學已與仕途功名牢牢綁定。」
「我朝陛下開科取士，沿襲此制，且更為嚴格。這便意味著，思想有了『標準答案』。」
「讀書人慾求進身，非沉浸於朱注不可，任何背離或新解，輕則落第，重則獲罪。思想一旦被朝廷定為『一尊』，便如活水入渠，雖規整，卻失了奔涌創新的活力。」
徐妙雲輕輕吸了口微涼的夜氣，「這般看來，理學雖助太祖穩固了江山，卻也讓我大明思想，從此趨於……封閉？」
……
晚膳後，馬淳與徐妙雲並肩自醫館返回府邸。
兩名身著尋常布衣、卻步履沉穩的錦衣衛隔著十餘步距離，悄無聲息地隨行護衛。
這是自新法之議後，朱標特意加強的安排。
秦淮河畔，晚風習習，帶著水汽與岸邊草木的清新。
夜市初上，燈火漸起，販夫走卒的吆喝聲、食肆飄出的香氣、畫舫隱約的絲竹聲，交織成應天府獨有的繁華夜景。
徐妙雲輕輕挽著馬淳的手臂，看似隨意地開口，「夫君，妾身近日讀了些邸報舊抄，見陛下自洪武初年便屢頒海禁令，且愈往後愈嚴。妾身愚鈍，有一事始終不解。」
她側首望向馬淳，「海禁之策，於社稷安危，究竟利大還是弊大？」
這話語聲量恰到好處，既能傳入身後護衛耳中，又不顯刻意。
以徐妙雲的玲瓏心竅，自然知曉這些護衛會將沿途見聞、尤其是國舅爺夫婦的重要言論，摘要呈報東宮乃至御前。
她正是要借這看似隨意的夫妻閒談，讓陛下與太子更深入地了解自己夫君那超越一般人的見識與格局。
馬淳腳步未停，微微一笑：「娘子為什麼忽然問這些？」
徐妙雲依著事先思量好的脈絡，娓娓道來：「妾身只是想起，聽聞沿海不少百姓，祖輩以漁為生，或賴販海補貼家用。」
「自海禁嚴格執行後，漁船不得出遠海，私販絕跡，生計不免困頓。浙閩一帶，甚至有『片板不許下海』之嚴令，想來民間必有怨言。」
「妾身亦讀《實錄》，知陛下行海禁，實有深慮。」她話鋒一轉，「其一，為靖海防。」
「元末張士誠、方國珍餘部盤踞海上，屢剿不淨，且常勾連倭寇，侵擾蘇、松、台、溫諸府，殺掠極慘。」
「洪武二年，太倉衛奏報『倭寇出入海島，乘間竊發』，沿海不寧。」
「陛下遂於洪武四年首頒海禁令，意在斷絕海寇補給與內應，此乃安民保境之必需。」
「其二，為防內患。」徐妙雲續道，「海貿利厚，易使沿海豪強坐大，蓄養私兵，交通外番，若成勢力，恐再現唐末藩鎮割據之禍。」
「陛下開國之初，首要之務便是強幹弱枝，收攏兵權，海禁正可釜底抽薪。」
「其三，便是重本抑末之國策。」
「陛下嘗言：『足食在于禁末作，足衣在于禁華靡』。農為天下本，商為末業，海貿更屬末中之末，且易導致白銀外流，動搖本朝寶鈔法度。」
「禁之，可使民力歸于田畝，穩固國本。」
她頓了頓，輕嘆一聲：「陛下行海禁，於當時情勢，確有不得已之苦衷，亦是鞏固新生王朝之必要手段。」
「但從長遠來看，全然禁絕，似又窒礙民間生機，且令朝廷歲失一大稅源。箇中利弊權衡，實難簡單論斷。」
本書首發 海量小說在 TW 看書網，𝙨𝙝𝙪.𝙩𝙬等你尋 ,提供給你無錯章節，無亂序章節的閱讀體驗
這番剖析，既有史實依據，又兼顧情理，層次分明，顯是下過功夫研讀思考。
身後跟隨的錦衣衛雖面色不變，心中卻暗贊這位國舅夫人見識不凡，不愧是將門虎女，又久居宮闈，耳濡目染。
馬淳聽罷，頷首微笑：「娘子所見，已觸及海禁政策之表里。所列諸端，皆是陛下與朝堂諸公明面上考量之要因，亦屬時勢使然。」
「但，」他話鋒微轉，攜徐妙雲緩步至一株古柳下，憑欄望河，「海禁能成國策，且漸趨嚴厲，直至『片板不得下海』，背後有更深層之力在推動。」
「這力關乎百年思想變遷，亦關乎天道氣候周期，二者交織，方鑄成今日之局。」
徐妙雲眸光一亮，「思想？氣候？竟能影響國策？」
「絕非虛言。」馬淳目光悠遠，「娘子可還記得，我平日與你講述的物候農時之理？」
徐妙雲點頭：「記得！夫君的物候理念發人深省，常想常新！」
馬淳微微一笑：「氣候冷暖乾濕，不僅影響莊稼收成、水旱災害，更會間接驅動北虜南侵、流民起義，乃至影響朝廷財稅、邊防策略。此乃『天時』之力。」
「而『人和』之思，即朝野主流思想之演變，則決定了朝廷面對天時人事變化時，會選擇哪種應對之道。」
他頓了頓，梳理思緒，「自宋至元，再至我明，思想界有一明顯趨勢——愈發內斂、保守、重秩序而輕開拓。」
「此趨勢形成，非一日之功，乃三重因素迭加所致。」
徐妙雲聞言，很是詫異，「夫君，快說來我聽。」
「第一重，乃近世政治亂局的深刻教訓。」馬淳語氣轉肅，「自唐玄宗天寶末，藩鎮割據勢成，中央權威日削。至唐亡後五代，短短五十三年間（907—960），中原歷梁、唐、晉、漢、周五代，八姓十四君，多數不得善終。武夫跋扈，君臣易位如同兒戲。」
「彼時名言：『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綱常倫理，掃地殆盡。此等慘痛亂世，給予士大夫階層極深的心理創傷。他們畏懼武人擅權，畏懼地方坐大，畏懼秩序崩塌。」
「故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行強幹弱枝之策，將兵權、財權、司法權盡收中央，並以『與士大夫治天下』為圭臬，極大抬高文臣地位，形成文尊武卑之格局。」
「此乃對五代亂局之直接反動，意在杜絕武人割據之患。」
徐妙雲若有所思：「所以，宋人格外強調忠君、綱常、秩序，實是心有餘悸？」
「對。然僅有制度約束與政治口號，仍不足以徹底穩固人心秩序。於是，第二重因素應運而生——儒學自身的轉型。」馬淳繼續剖析。
「傳統漢唐儒學，重章句訓詁與禮儀典制，面對佛教精深心性論的挑戰，漸顯乏力。至北宋，二程（程顥、程頤）肇始，南宋朱熹集大成，理學興起。」
「理學提出『天理』為宇宙最高法則，將『三綱五常』論證為天理在人世的展現，永恆不變。又倡『存天理，滅人慾』，強調個人須克己復禮，嚴守本分。」
「此學說，恰好完美呼應了宋代加強中央集權、穩固等級秩序的政治需求。」
「在朝，它要求臣子絕對忠君，武將謹守本分；」
「在野，它要求士農工商各安其位，不得僭越。」
「經元至我明，程朱理學已被奉為官學，科舉以朱注《四書》為準繩，其『嚴華夷之辨』、『重義輕利』、『重農抑商』等觀念，深深植入士人骨髓，進而影響國策制定。」
徐妙雲漸明其理：「所以，海禁不僅出於實際防寇、抑商之需，亦契合了理學『重本抑末』、『嚴防內外』的思想傾向？」
「然也。」馬淳讚許點頭，「然則，尚有第三重因素，常為人忽視，卻與第二重交織互動——那便是自中唐以降，中國氣候總體轉寒的大勢所趨。」
「據我研讀歷代物候記錄、災異志，並觀察近年天時，可推斷自唐後期，尤其北宋以降，中原乃至周遭氣候進入相對寒冷乾燥時期。」
「氣候轉寒，北方草原生存環境惡化，遊牧民族南侵壓力增大，遼、金、元之興，皆與此有關；中原農區亦常遭霜旱早寒，糧食產量波動，流民問題凸顯。」
「此等天時壓力下，朝廷首要之務是保境內安穩、賑災恤民、防禦北虜，而非開拓海外。」
「理學『重內輕外』、『守成為主』之思想，恰與這種『應對壓力、穩固根本』的現實需求相契合，故而更易被君主與士大夫接納、強化。」
「三者相疊——五代亂局之教訓催生強化中央集權之制度；理學興起為此制度提供思想依據；氣候轉寒的現實壓力則使朝廷傾向於保守內斂。」
「數百年積澱，至我朝開國，海禁成為自然而然的國策選擇，因其看似最能『防內憂、御外侮、安百姓、固根本』，全然符合這套思想與經驗鑄就的認知框架。」
一番長篇析論，引史鑑今，貫通天人，不僅徐妙雲聽得心神震動，連身後那兩名訓練有素、慣見風雨的錦衣衛，亦不覺屏息凝神，暗自心驚。
國舅爺這番見識，哪裡僅是醫國聖手？
分明是洞徹古今興衰之變的經綸之才！
徐妙雲深吸一口氣，壓下心中波瀾，輕聲追問：「依夫君之見，海禁長遠來看，真無弊端麼？全然禁絕，是否……亦是一種畫地為牢？」
馬淳沉默片刻，望向東面漆黑天際，那裡本該是浩瀚大洋。
「此事，我姑妄言之，娘子姑妄聽之。」
「海禁固於一時一地，有其不得已。然天地生意，貴在流通。海禁若長持不化，猶如築高牆以自固，久之，牆內之人不知牆外天地之廣，技藝之新，物產之豐。」
「前元鼎盛時，泉州梯航萬國，市舶之利甚厚。雖末年衰亂，然其通海之見識、船舶之技藝、海圖之積累，本可為我朝所用。今盡數棄置，實為可惜。」
「且，禁愈嚴，則私販之利愈厚，鋌而走險者愈眾。如今日二牛之案，走私團伙勾結胥吏，遺毒地方，反成治安之患。」
「再者，倭寇之起，根源在於其國內戰亂，浪人求生無路，而非全因我朝海商引狼入室。一味禁海，未必能絕倭患，反可能使沿海貧民失生計，或投身海盜，或依附豪強，滋生新亂。」
「世間萬事，過猶不及。或許未來，待北虜平定，國內大治，海疆靖寧之時，朝廷可漸開海禁，設官統管，抽分徵稅，既杜私販，又增國帑，更通天下貨殖，揚我國威於遠域。」
「然此乃後話，需天時、地利、人和俱備，更需君主有超越時代之遠見，與足以駕馭開放後新局面之手腕。」
「眼下，新政方興，百廢待舉，海禁仍是必持之國策。我等所能為者，便是循法而行，除奸安良，待根基穩固，再圖漸變。」
徐妙雲的眼神里滿是震驚，「原來……理學不止是修身齊家的學問，竟還有這般穩固江山社稷的作用。」
「理學自然有好的一面。」馬淳挽著妻子的手，腳步放緩，「它重塑了士人氣節，講究『餓死事小，失節事大』，雖嚴苛，卻也鑄就了一批如文天祥、陸秀夫般脊樑不彎的忠臣。」
「它將家族倫理、社會等級與『天理』掛鉤，使尊卑有序、長幼有別，在動盪之後，確能快速穩定鄉里，安頓人心。」
他話鋒微轉，「但其弊亦隨之而來。自二程倡其端，朱子集大成，儒學氣象為之一變。」
「先秦孔孟荀之學，重經世致用，漢唐儒者亦不乏開拓之氣魄。」
「如漢武時董仲舒雖倡『大一統』，其學亦雜糅陰陽，頗具格局；唐時儒者與釋道論辯爭鋒，氣象開闊。」
「至宋明理學，則日趨內向、嚴整，乃至僵化。其將『格物致知』、『正心誠意』置於極高地位。」
「士人皓首窮經，往往只為參悟內心天理，於外界實務、經濟兵革，反漸輕視，斥為『末技』。」
「昔年南宋，朱熹與陳亮有『王霸義利之辯』，朱子嚴義利之防，貶抑事功，其流風所及，遂使後世儒生多以空談性理為高，以躬身實務為卑。」
徐妙雲若有所思：「如此說來，理學雖導人向善、穩固秩序，卻也像給思想套上了無形的枷鎖？」
馬淳頷首：「正是。且理學於『華夷之辨』上，較前代更為嚴苛。春秋時，孔子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其辨主要在禮樂文化。」
「韓愈《原道》亦強調『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本有以文化論歸屬的開放胸懷。」
「然至理學，尤重『內華夏而外夷狄』，漸將文化之別，推向種族、道德之絕對畛域。」
「朱熹在《四書章句集注》中，於《春秋》大義發揮尤嚴，其弟子及後學更強化此說。」
「這般觀念，於國勢強盛時或可凝聚人心，然於國力不振或面臨新變時，則易滋生盲目排外、固步自封之心。」
他繼續道：「更關鍵者，自元仁宗延祐年間復科舉，定《四書》以朱注為宗，理學已與仕途功名牢牢綁定。」
「我朝陛下開科取士，沿襲此制，且更為嚴格。這便意味著，思想有了『標準答案』。」
「讀書人慾求進身，非沉浸於朱注不可，任何背離或新解，輕則落第，重則獲罪。思想一旦被朝廷定為『一尊』，便如活水入渠，雖規整，卻失了奔涌創新的活力。」
徐妙雲輕輕吸了口微涼的夜氣，「這般看來，理學雖助太祖穩固了江山，卻也讓我大明思想，從此趨於……封閉？」
……